摘要：＂你吃得真好，小伙子！再来两个油饼？要是有你这胃口，我闺女嫁给你，家里也不担心你养不起她！＂东家眯着眼睛看我，笑得慈祥又古怪。

四个油饼的约定

＂你吃得真好，小伙子！再来两个油饼？要是有你这胃口，我闺女嫁给你，家里也不担心你养不起她！＂东家眯着眼睛看我，笑得慈祥又古怪。

那是1989年的夏天，我刚从技校毕业，随乡亲们去邻村帮忙挖蒜。

青春年少，正是能吃能干的年纪，谁知一顿饭的缘分，却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我是北方小县城里的孩子，家里四口人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十几平米的宿舍里，墙角摆着父亲从厂里淘汰下来的木质收音机，每天早晨六点准时播放《东方红》。

父亲在机械厂当钳工，是厂里的技术能手，母亲在食堂帮工，每天回来身上都带着食堂特有的油烟味。

我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就去了县技校学电工，那时候能学门手艺已经很不错了，全村人都羡慕我家有出息。

技校毕业那年，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父亲所在的机械厂像许多国企一样陷入困境，开始发白条，发不出工资，家里顿时捉襟见肘。

一天，我骑着父亲那辆老凤凰牌自行车去邮局取信，听见村口的大喇叭在播报：＂张家大队的蒜地要收获了，需要人手帮忙挖蒜，一天八块钱。＂

八块钱，那时候可是不少了，县城一碗牛肉面才五毛钱，足够一家人吃顿好的了。

＂娘，我明天去张家村挖蒜去。＂回到家，我跟母亲说道，母亲正在用搪瓷盆淘米，闻言抬头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

＂你爹以前多风光啊，如今连儿子都要出去干活了。＂她眼圈有些发红，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有啥的，挣钱又不丢人，再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技校毕业都一年多了。＂我嬉皮笑脸地安慰她。

第二天一早，我便跟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起去了张家村。

那天天气闷热，太阳毒辣辣地烤着大地，连吹过来的风都是热的。

我弓着腰，一蒜一蒜地挖，汗水浸透了衣背，犹如刚从水里捞出来一般。

中午时分，张家大娘喊大家吃饭，灶台上摆着一大盘刚出锅的油饼，金黄酥脆，香气四溢，上面还有几粒明晃晃的芝麻。

村里的大婶们都笑着招呼我们：＂快吃快吃，别客气，干活的人就得多吃点。＂

我饿极了，也顾不上形象，抓起一个油饼就往嘴里塞，那酥脆的外皮，柔软的内里，还有那股子独特的香味，让我忍不住连吃了四个。

＂哟，小伙子胃口真好！＂一位年长的妇女笑着说。

就在这时，一个清脆的笑声传来：＂爹，这位大哥真能吃！＂

我抬头一看，只见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站在不远处，眼睛弯成了月牙，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她约莫十八九岁，穿着一件蓝色的碎花布衣裙，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塑料凉鞋，手里端着一盆刚洗好的青菜。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斑斑驳驳地洒在她身上，如同镀了一层金边，干净又明亮。

＂英子，再去拿些油饼来，别让客人饿着。＂一位头发花白的男人笑呵呵地说，想必是她父亲。

正是这时，这位老人家看着我说出了那句话：＂你吃得真好，小伙子！再来两个油饼？要是有你这胃口，我闺女嫁给你，家里也不担心你养不起她！＂

话音刚落，英子脸一红，像熟透的苹果，转身就跑开了。

我也不好意思起来，连忙摆手说不用了，心想：人家只是客气一下，别当真，自己一个穷小子，哪敢有这心思。

下午继续干活时，我总能感觉到英子时不时朝我这边看几眼。

每当我抬头，她就慌忙低下头去摘蒜，那模样像极了被抓到偷吃糖的小孩子，既紧张又可爱。

夕阳西下时，我们收工准备离开，英子突然跑过来，塞给我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

＂给你的，路上吃。＂她说完就跑了，那背影矫健又灵动，像只小鹿。

我打开一看，是两个油饼，纸上还印着一段毛主席语录，有些油渍渗了出来，闻着还有余温。

心里不禁暖暖的，也觉得有些好笑，这姑娘，真是单纯。

回到家，我把挣的八块钱交给了母亲。

她接过钱，眼眶湿润了：＂儿子，你长大了。＂一句简单的话，却让我鼻子发酸。

对面墙上挂着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仿佛在见证这个家庭中的微妙变化——我，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吃饭睡觉的孩子了。

那年月，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了十年，沿海地区如上海、深圳已经开始繁荣起来，但在我们这样的内陆小县城，生活依然艰难。

父亲的工厂开始放长假，家里的经济来源几乎断了。

每天晚上，父亲都坐在饭桌前，对着工厂发的白条发呆，那条皱巴巴的纸片上写着：＂欠条，欠XXX工资300元整，厂里好转后立即发放。＂

我这个刚毕业的电工苦于找不到工作，只好四处打零工。

过了几天，村里又组织去张家干活。

我犹豫了一下，想起那金黄酥脆的油饼和那个害羞的姑娘，还是去了。

这一次，英子见到我，笑得更灿烂了，就像六月的向日葵一样明媚。

她穿着一件淡黄色的短袖上衣，比上次更加精神。

午饭时，她专门为我多准备了几个油饼，比其他人的块头都大。

张大爷看在眼里，又开起了玩笑：＂小伙子，看来你有口福啊！我家英子做的油饼，村里可是出了名的好吃。＂

英子在一旁低着头，耳根红得像熟透的柿子。

就这样，我开始频繁去张家帮工。

时间一长，我发现张大爷并非只是开玩笑。

他有意无意地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工作打算，甚至问我会不会修收音机和电视，毕竟我学的是电工嘛。

英子也经常借故和我说话，有时还会特意做些小点心给我带回家。

有一次，她给我包了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是两块山楂糕，上面还压着一朵不知名的小野花。

一次，干完活回家的路上，张大爷把我叫到一旁：＂小伙子，我看你老实肯干，挺有眼力见。＂

他掏出一包＂大前门＂香烟，抽出一支递给我。

我不会抽烟，但也不好拒绝，接过来笨拙地点上，呛得直咳嗽。

张大爷笑了：＂果然是个实诚孩子，连烟都不会抽。＂

他顿了顿，又说：＂我家英子对你也有意思，你要不要考虑...＂

我心里一惊，烟灰不小心掉在了衣服上。

张家在村里条件不错，种了十几亩地，还有一间砖瓦房，英子又漂亮能干，的确是个好姑娘。

可我呢？一个连正经工作都没有的穷小子，何德何能？

＂张叔，我...我现在什么都没有，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配不上英子。＂我支吾着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傻小子，年轻人有志气、肯吃苦，就是最大的本钱。＂张大爷拍拍我的肩膀，＂我和你婶子年轻时也是白手起家，当年我连自行车都买不起，还不是把她娶回家了。＂

他吐了口烟圈，继续说道：＂再说了，我家英子要是不喜欢你，我能这么说吗？＂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乱糟糟的，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一边是对英子的好感，一边是对自己处境的担忧。

那时的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融合。

我深知张家要是把英子嫁给我，在村里会被人戳脊梁骨：＂看看，张家闺女找了个什么女婿，连工作都没有，穷光蛋一个。＂

那段时间，我魂不守舍，头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第二天起来眼圈都是黑的。

母亲看出了端倪，一天晚上洗完衣服后，她坐在我身边，问我怎么了。

那时候家里没有洗衣机，母亲每天都要用搪瓷盆手洗衣服，手上全是洗衣粉泡出来的白印子。

我把心事和盘托出，本以为她会反对，毕竟张家条件那么好，英子那么优秀，而我家什么都没有。

没想到母亲却说：＂儿子，张家姑娘不嫌咱家穷，是她有眼光。＂

她捏了捏我的手，接着说：＂可你得想清楚，娶了人家，就得负起责任来。＂

就在这时，父亲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包粉饼干。

那是他最近在街上卖冰棍挣的钱买的，专门给母亲的小零嘴。

一向沉默的他罕见地开口：＂儿子，男子汉大丈夫，要靠自己的双手打拼。＂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揉皱的香烟盒，里面装着几枚硬币，递给我：＂这是我省下来的烟钱，不多，你拿着买点东西给姑娘，别人家闺女对你好，你得懂得珍惜。＂

他们的话让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第二天，我又去了张家，路上特意在供销社买了一小盒牛轧糖，是两块钱一盒的那种，包装精美，里面的糖果裹着彩色的糖纸，很是好看。

英子见到我，眼睛一亮，嘴角的笑容怎么都藏不住。

午饭后，我鼓起勇气约英子单独聊聊。

村头有棵大槐树，树龄至少有百年了，枝繁叶茂，是村里人纳凉聊天的好去处。

我们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初夏的风带着泥土的芬芳，英子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绕着衣角，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英子，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现在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房子，就连给你买个戒指的钱都没有...＂我艰难地开口，每个字都像是从胸口挤出来的。

英子抬起头，眼神坚定：＂我不在乎这些，李大哥。＂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衬得她越发清秀动人。

＂我爹说得对，你肯吃苦，有干劲，这就够了。再说，我也不是等着别人养的人。＂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手绢，上面绣着几朵不太熟练的小花，递给我：＂这是我自己绣的，送给你。＂

＂可是...＂我还想说什么，英子却打断了我。

＂没什么可是的。＂她坚定地说，＂这几个月我看到你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找活干，晚上还学习电工知识，我知道你是个有志气的人。＂

英子的声音温柔却坚定，＂我相信你，也相信我们一起的未来。＂

就在这时，从村子里传来了广播声，是村里的大喇叭在放歌，那首《山里人》唱得情真意切：＂山里的人心眼实，一句承诺重千金...＂

英子的信任如同一道阳光，照进了我阴霾的心房。

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一个值得她托付终身的男人。

然而，生活总是不如人意。

那年年底，随着国企改革深入，父亲的厂子正式宣告倒闭，被私人老板买断，工人遣散费少得可怜，父亲整整一辈子的心血，就换来了五千块钱的补偿。

我四处奔波找工作，往县城下面的几个乡镇工厂投简历，却总是碰壁，那时候，整个县城到处都是下岗工人，年轻人找工作难上加难。

英子的家人开始有了微词，尤其是她母亲，每次见到我都是冷冰冰的脸，像是在看一个骗子。

村里也有闲言碎语传来，那些话像是带刺的铁丝，每一句都扎在心上。

＂听说张英子看上了隔壁村那个没工作的穷小子？＂

＂都二十出头了，工作都找不到，以后可咋养家啊？＂

＂张家条件那么好，怎么会同意这门亲事？怕不是傻了吧？＂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犹如刀割。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坐在院子里的石头上，望着满天繁星发呆，思索自己的出路。

我曾想过退缩，告诉英子我们不合适，让她找个条件更好的人家。

但每当看到她期待的眼神，想起她手绢上那几朵笨拙的小花，我又狠不下心来。

转机出现在1990年初。

县城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一家电器修理厂在招工。

这家厂子是从广东来的老板开的，听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回乡投资办厂。

凭借技校学的电工知识和这段时间自学的维修技术，我被录取了，每月有八十元固定工资。

虽然不多，但总算有了稳定收入，不用再东奔西跑找零活了。

我兴冲冲地去张家报喜，英子高兴得直拍手，脸上的笑容比六月的骄阳还灿烂。

张大爷抽着烟，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随即又叹了口气：＂小伙子，有份工作是好事，但要成家立业，这远远不够啊。＂

我明白他的意思。

在那个年代，男方要娶媳妇，没有房子怎么行？

更别说彩礼、家具等一系列花销，八十块钱的工资确实杯水车薪。

我默默地点点头，心里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英子过上好日子，决不能让她受委屈。

电器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很辛苦，但我从不叫苦。

为了学更多技术，我主动去资深师傅那里请教，下班后还留在厂里加班，有时候直到凌晨才回家。

业余时间，我就自学家电维修技术，看了不少从广东带回来的技术资料，希望能多一份收入。

我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直到熟悉每一个零件的作用。

每个月，我都会省下工资的大部分，只留够基本生活费。

存钱罐是用可乐瓶改装的，每当往里面塞入一张崭新的十元钞票，我就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英子知道后，心疼地说：＂你别太累了，我们不着急，慢慢来。＂

可张家人却不这么想。

眼看英子到了适婚年龄，村里已经有其他条件不错的小伙子来提亲。

英子的母亲开始明里暗里地对我有意见，认为我拖英子的后腿。

＂英子都二十出头了，再不嫁人，村里人该说闲话了。＂每次我去张家，都能听到这样的话。

英子总是低着头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她的为难。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1年春节前。

那时我已经在电器厂工作了一年多，因为肯学肯干，工资涨到了一百二十元，比刚进厂时多了不少。

我积攒了一千多元钱，终于鼓起勇气去张家正式提亲。

按照当地习俗，我带了两条＂中华＂香烟，一瓶＂西凤＂白酒，还有自己精心准备的一封情书和一个小玩偶——那是从县城百货大楼花了十五块钱买的，是英子曾经说喜欢的。

张大爷看到我的礼物，脸色有些难看。

在农村，提亲是要讲排场的，按当时的行情，没有两三千的彩礼根本说不上话。

但我带的东西，加起来也就一百多块钱，实在显得寒酸。

他看在英子的面子上，没有当场拒绝，只说：＂小伙子，我们考虑考虑，这事不着急。＂

英子偷偷跑出来送我，她拉着我的手，就像拉着一根救命稻草。

她看出了我的失落，安慰道：＂别担心，我爹就是嘴硬心软，再说了，我们又不是为了彩礼结婚。＂

＂英子，我答应你，不管多难，我一定会娶你，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我握着她的手，郑重承诺。

那时候没有手机，最流行的通讯方式是写信或者在村口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

为了能和英子保持联系，我专门在离厂子最近的邮局租了个邮箱，每周都会给英子写信，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学习心得和对她的思念都写在信里。

英子的回信也很准时，她的字迹清秀工整，会在信的角落画上一朵小花或者一个笑脸，让我在疲惫的工作后能够心生暖意。

然而，好日子并没有那么快到来。

1992年，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全国掀起了新一轮创业热潮。

乡镇企业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我所在的电器厂老板决定转型做外贸，工厂面临重组。

一批工人被裁员，我因为是最后进厂的，资历浅，不幸在列。

我再次失业了。

这个打击来得猝不及防，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我拿着仅有的一千多块钱积蓄，在县城里转了整整一天，像是丢了魂一样。

更糟的是，张家的态度越来越明显了——他们希望英子另觅良缘。

英子的母亲在街上遇到村里的老姐妹，总会听到各种议论：＂你们家英子还没嫁人哪？多可惜啊，条件那么好的姑娘。＂

面对这样的话，做母亲的心里自然着急。

她直截了当地对英子说：＂闺女，你都二十二了，再不嫁人，村里人该说闲话了。＂

她掰着手指头给英子算：＂李家小子又没工作了，哪有本事养家？李家会计的儿子条件多好，家里有两间瓦房，在乡政府当会计，多有出息啊！＂

李家会计是村里的红人，家里条件好，儿子又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村里姑娘们的理想对象。

英子却固执地说：＂我等小李，我相信他能行。＂

我知道情况后，心如刀绞。

一天晚上，我拖着沉重的步伐去张家，想告诉英子，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不该耽误她的青春。

到了张家门口，却听到院子里传来争吵声。

＂你们别逼我！我认定他了，别人我不嫁！＂是英子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这傻丫头，他连个稳定工作都没有，拿什么给你幸福？＂张大娘气急败坏地说。

＂可你们当初不是说他能吃苦、有志气吗？怎么现在又嫌弃他了？＂

＂那时是那时，现在是现在。＂张大娘的声音带着不容辩驳的坚决，＂你看看村里谁家闺女嫁给没工作的？况且现在城里那些国企工人都下岗了，他一个农村小伙子，以后怎么办？靠天吃饭啊？＂

＂我不管，我就要等他！＂英子哭得更厉害了，＂当初是爹说的，有他这胃口，不担心养不起我，我相信他！＂

听到这里，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了一下。

是啊，当初那句玩笑话，那四个油饼，却成了我和英子之间最深的牵绊。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

我没有进去，而是悄悄地离开了张家的院子。

夜色如墨，只有远处村口的一盏路灯孤零零地亮着，像极了此刻我内心唯一的希望。

那一晚，我辗转反侧，想了很多。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很多下岗工人都南下广东、江浙一带打工，那里的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需要大量劳动力。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去深圳闯一闯。

南方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据说深圳遍地是机会，农民工可以月入数百元。

村里已经有几个年轻人先后去了那边，寄回来的信里满是对大城市繁华的描述，让我们这些留在县城的人心驰神往。

我把想法告诉了父母，他们虽然担心，但也支持我。

父亲已经在街上摆摊卖冰棍，母亲则在街边的小饭馆洗碗，每天能挣个三五块钱贴补家用。

听说我要去深圳，他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母亲起身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是她积攒的三百元钱。

＂儿子，路上用吧，南方物价高。＂她的手有些颤抖。

临行前，我去见了英子，告诉她我的决定。

我们约在村口的小溪边，那是我们经常约会的地方，溪水清澈见底，能看到小鱼游来游去。

英子先是惊讶，随后眼中泛起泪光：＂这么远，你要去多久？＂

她扯着衣角，声音带着颤抖，就像秋天的落叶一样脆弱。

＂不会太久，最多一年，我一定会回来娶你。＂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你能等我吗？＂

英子擦干眼泪，坚定地点头：＂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她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是我攒的钱，你带着路上用。＂

那是一个绣着喜鹊的小荷包，针脚细密整齐，明显是她亲手所做。

我不忍心接，但看到她执着的眼神，最终还是收下了。

打开一看，是五百元整，一沓崭新的五十元人民币。

我知道，这是她这些年做零工积攒的全部积蓄，可能还有她的嫁妆钱在里面。

＂这么多钱，我不能要。＂我想把钱还给她。

英子却摇摇头：＂你带着吧，到了深圳安顿下来再还我。＂

她从脖子上取下一个小吊坠，是一个简单的银质平安锁，塞到我手里：＂这是我奶奶给我的，你带着保平安。＂

1992年夏天，我只身一人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

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和我一样南下打工的年轻人，有的是农民工，有的是下岗工人，大家都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

车窗外，英子的身影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视野中。

我紧握着那个小小的平安锁，暗自发誓：一定要闯出一番天地，不让她失望。

深圳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火车到站后，我跟着一群人走出深圳火车站，顿时被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景象震撼了——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阔的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匆匆忙忙，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陌生。

人生地不熟，方言不通，找工作处处碰壁。

很多工厂要求普通话标准，我那带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常常让面试官皱眉。

起初几天，我住在火车站附近的简易旅店里，一晚十五块钱，只有一张床和一个简陋的洗手间，屋顶还漏水。

后来为了省钱，我搬到了城中村最便宜的出租屋里，和六个来自不同省份的打工者合住一个十几平米的小房间，每人每月只需七十元。

我们睡上下铺，半夜经常被别人的鼾声吵醒，但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住处了。

每天省吃俭用，一日三餐都在街边小摊解决，一碗炒米粉两块钱，一个馒头五毛，能省则省。

我四处投简历，从罗湖到福田，从南山到宝安，几乎跑遍了深圳的每一个角落。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挤公交车去工业区找工作，常常到晚上八九点才回到出租屋，累得连话都不想说。

周末，我就去图书馆看书，一方面充电提升自己，一方面图书馆有空调，可以避暑。

最终，一家电子厂愿意录用我，从最基础的流水线工人做起。

这家工厂是台资企业，主要生产收音机和小型家电，工作环境还算不错，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太在意我的普通话。

工资虽然比老家高，每月有四百五十元，但扣除房租和伙食费，能省下的并不多。

我不甘心就这样碌碌无为，利用休息时间去附近的修理店兼职，修电视、收音机、电风扇，什么活都接。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手上总是油乎乎的，指甲缝里塞满了黑色的污垢，怎么也洗不干净。

但我不在乎，因为每多赚一分钱，就离我和英子的未来更近一步。

每个月，我都会给英子写信，详细讲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起初是一周一封，后来工作忙了，变成半月一封，再后来，有时候一个月才写一封。

不是我不想念她，而是实在抽不出时间，每天回到出租屋已经精疲力竭，只想倒头就睡。

英子的回信总是充满鼓励和期待，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未来的憧憬。

＂昨天村里通电视了，我们家也买了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以后你学会修电视就更好了。＂＂村口的小卖部新进了一种叫＇大白兔＇的奶糖，特别好吃，等你回来我给你买。＂

有时，她会在信中夹一片干花或一张她和村里景色的照片，让远在他乡的我倍感温暖。

转机出现在1993年底。

电子厂的一台重要设备出了故障，是从日本进口的自动化生产线，厂里的技术人员束手无策。

我自告奋勇，凭借技校学到的知识和在修理店积累的经验，研究了一整天，终于找出了问题所在——一个小小的电阻丝断了。

我用随身携带的工具箱里的备用零件，成功修好了设备，为厂里挽回了一笔不小的损失。

台湾厂长大为赞赏，当场奖励我两百元，还将我调到了技术部门，工资一下翻了一倍，达到九百元。

更重要的是，我开始接触到更多的电子技术，学习的机会也多了。

有了这份收入，我终于可以给家里和英子寄钱了。

每个月我会固定寄两百元给父母，一百元给英子，剩下的继续存起来，为将来娶英子做准备。

1994年初，我终于攒够了钱，准备回老家娶英子。

工作一年多，加上平时修家电的收入，我已经存了近五千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厂里同事都说我是＂月光族＂的反面教材，别人赚钱是为了花，我赚钱却只为了存。

临行前，我特意在深圳的罗湖商业城买了一枚金戒指，还有各种南方特产，准备好了五千元彩礼钱。

我想给英子一个惊喜，便没有提前通知她确切的回来日期，只在上一封信中说自己＂很快会回去＂。

其实，我最后一次给英子写信已经是三个月前了，这期间我一直忙着配合厂里调试新设备，经常加班到深夜，根本没时间写信。

春节前夕，我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乡。

一路上我都在想象英子见到我时惊喜的表情，想象我们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想象我们以后的生活。

隆冬的北方寒风刺骨，但我的心却是热的。

家里的变化不大，只是父亲的头发白了许多，母亲的腰似乎更弯了。

他们见到我，又惊又喜，父亲竟然红了眼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换上带回来的新衣服——一套深色的西装，是在深圳花了三百多元买的，村里年轻人很少有人穿这种＂城里人＂的衣服。

我迫不及待地奔向张家，想给英子一个惊喜。

一路上遇到几个村民，他们看到我都有些惊讶，眼神古怪，似乎欲言又止。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脚步不由自主地加快了。

等到了张家，我的心跳几乎停止了——院子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大门上贴着大红的＂囍＂字，门前还放着几挂没拆封的鞭炮。

张大爷正在院子里和几个男人布置什么，看到我，脸色一变：＂小李，你...你回来了啊。＂

他的声音干涩，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我。

＂张叔，这是怎么回事？英子呢？＂我声音发颤地问道，心跳如鼓，手心冒汗。

张大爷欲言又止，这时张大娘从屋里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件红色的嫁衣，看到我后，脸色也变了：＂哎呀，你怎么现在才回来？英子都等不及了...＂

我感觉天旋地转，眼前发黑，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屋子。

只见英子穿着大红的嫁衣，正坐在炕上，新媳妇的装扮让她更加美丽动人。

看到我后，她惊讶得站了起来，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惊讶、愧疚、还有一丝难以言说的痛苦。

＂英子，这是...这是怎么回事？＂我声音哽咽，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

英子红着眼圈站起来：＂小李，对不起...＂她的声音里满是歉意，＂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正在这时，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束红色的塑料花。

他看到我后愣了一下，然后走到英子身边，一脸疑惑地问：＂这位是？＂

我认出他是李家会计的儿子，原先在乡政府工作，听说最近被提拔到县里了，是村里出了名的＂香饽饽＂。

英子低着头，不敢看我，只是轻声说：＂他是...一个老朋友。＂

空气凝固了，屋子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墙上挂钟滴答的声响。

原来，在我离开的这一年多里，英子的确一直等着我。

最初几个月，我的信很勤，几乎每周一封，英子每天都盼着邮递员的到来。

但我的信渐渐少了，有时一个月才有一封，内容也越来越简单，只是寥寥数语说自己很好，让她再等等。

英子家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村里的闲言碎语也越来越多。

＂人家肯定在深圳找了城里姑娘，不会回来了。＂

＂这年头，出去打工的男人哪有不变心的。＂

＂等什么等，眼看就二十三了，再不嫁就晚了。＂

最终，在我整整三个月没有音信的日子里，英子同意了李家的提亲。

李家小伙子家境殷实，人也老实本分，对英子一片痴心，村里人都说英子嫁给他是＂高攀＂了。

＂婚期定在明天...＂英子低声说，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滴在大红的嫁衣上，留下深色的印记。

我的心像是被撕裂了一般，头脑嗡嗡作响。

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努力，在这一刻都成了泡影。

我颤抖着拿出准备好的戒指盒，放在桌上，转身踉跄地走出了张家的院子。

身后传来英子的哭声，但我没有回头，只是一步一步，像个机器人一样僵硬地走着。

天空开始飘雪，细小的雪花落在我脸上，融化成水，和眼泪混在一起，冰凉刺骨。

接下来的日子，我如同行尸走肉。

父母担心地看着我，不知如何安慰。

我整日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见人，只是呆呆地坐着，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

过了几天，英子的弟弟小强找到了我。

他已经长高了不少，从当年的毛头小子变成了一个结实的小伙子。

他递给我一封信：＂姐让我把这个给你，她...她对不起你。＂

我打开信，上面只有简单的几行字：

＂小李，对不起。我本想等你，但最终还是没有等到。这一年多，我每天都盼着你的信，盼着你回来。但日子一天天过去，你的音信越来越少，我开始怀疑你是否还记得我，是否还会回来。

爹娘一直催我嫁人，村里人的闲话也越来越多。我本想再坚持一阵子，但你三个月都没有消息，我以为你在深圳找到了更好的姑娘，忘了我这个乡下丫头。

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好，也谢谢你为我们的未来所做的努力。希望你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幸福。英子＂

信的末尾，还附了一张照片，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我在张家院子里狼吞虎咽地吃油饼的样子。

照片背面写着：＂记得那个吃了四个油饼的小伙子吗？我永远记得。＂

看着照片，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那个夏日午后，那四个金黄酥脆的油饼，那个天真烂漫的约定...一切都恍如昨日，却又远在天边。

小强站在一旁，看着我发呆，犹豫了一下，说：＂姐姐结婚那天哭了一整天，妆都花了，娘骂她不知好歹。＂

他顿了顿，又说：＂姐姐说，要是你早回来一个月，哪怕半个月，结果都不一样了...＂

我沉默不语，只是紧紧攥着那张照片，直到手心被汗水浸湿。

小强临走时，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姐姐让我把这个还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那五百块钱，一分未少，只是钞票已经不再崭新，边缘有些磨损，想必是英子一直带在身边的。

纸包里还有一样东西，是她曾经送给我的那块绣着小花的手绢，已经洗得有些发白，但依然整洁干净。

这些年的等待，这些年的期盼，就这样化为了一场空。

我想起那句古话：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时间，是最无情的东西，它带走了我们的爱情，带走了所有的可能性。

春节过后，我没有回深圳。

我把买回来的戒指和彩礼钱都给了父母，让他们改善生活。

父亲劝我：＂儿子，年轻人嘛，情场失意并不是什么大事，深圳那边工作条件好，你还是回去吧。＂

我摇摇头：＂爹，我不想回去了，那边的一切都提醒我...＂

我没有说完，但父亲明白我的意思。

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去了省城，在一家电子产品维修中心找到了工作。

老家的记忆太痛苦，我需要一个新的环境来治愈自己。

在省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

电子技术日新月异，我紧跟时代步伐，从修收音机、电视机，到后来的电脑、手机，样样精通。

1996年，我被推荐去一家合资电子企业当技术主管，收入可观。

到了1998年，我攒够了钱，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小两居室，给父母养老。

他们搬进新房子的那天，母亲激动得直掉眼泪：＂儿子有出息了，我和你爹总算熬出头了。＂

2000年，我在省城遇到了现在的妻子，她是一位幼儿园老师，温柔善良，对我的过去从不过问，只关心我的现在和未来。

我很感激她的理解和包容，渐渐地，心里的伤痛也在她的陪伴下愈合了。

我们育有一子一女，家庭和睦幸福。

儿子现在在大城市读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可能是受我的影响；女儿则更像她妈妈，性格温柔，喜欢文学和艺术。

今年是2025年，我已经在电子行业工作了三十多年，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家电子公司的技术总监。

公司业务遍布全国，我经常需要出差，去各地考察和谈判。

三个月前，工作需要，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老家。

县城变了许多，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街道宽阔整洁，到处是新开的商场和餐厅，已经看不出当年那个破败小县城的影子。

父母都已经老了，但在新房子里住得很舒适，生活也有保障。

处理完工作后，我鬼使神差地想去看看张家村。

村子变了很多，新修了水泥路，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

张家的老宅已经改建成了小洋楼，门口停着一辆轿车，院子里种着各种花草，显得生机勃勃。

我没有进去，只是远远地望了一眼。

正准备离开时，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屋里走出来——是英子，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依然能看出当年那个清秀姑娘的影子。

她似乎也看到了我，愣在原地，然后慢慢地走到院门口。

我们相隔几十米，谁都没有上前，只是静静地看着对方。

最终，她微微点了点头，我也回以一笑，然后转身离开。

不知道英子过得怎样，是否幸福，但我心中已无遗憾。

那四个油饼的约定，虽然没有兑现，却成了我奋斗的动力，让我有了今天的成就。

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错过了一段缘分，却收获了另一种幸福。

那个吃了四个油饼的毛头小子，终究是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回到省城，我特意去了一家老字号饼店，买了四个油饼。

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城市霓虹，我慢慢地品尝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咬下第一口，香脆可口，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许是那个夏日的阳光，也许是那份纯真的情感，又或者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年代。

妻子走过来，看着我出神的样子，好奇地问：＂想什么呢？这么入迷。＂

我笑了笑：＂没什么，就是想起了年轻时的一件事。＂

她没有多问，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道：＂无论过去发生了什么，都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拥有的幸福。＂

我点点头，心中满是感慨和温暖。

或许，生活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你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为了梦想，你付出了多少，又从中收获了什么。

那四个油饼的故事，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时常提醒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怀揣希望，勇往直前。

夜深了，城市的霓虹依然闪烁，如同那些逝去的记忆，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我关上窗，回到卧室，妻子已经睡了，女儿的房间里传来轻柔的音乐声，儿子在电话里和同学讨论着什么项目。

这就是我的生活，平凡而幸福。

窗外，又开始飘雪了，洁白的雪花在路灯下翩翩起舞，像极了青春时那些纯洁的梦想。

我轻轻关上灯，心里想着：英子，希望你也同样幸福。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