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祝勇的写作启蒙，始于初中语文老师苏丽菊的悉心引导。她在课堂上对祝勇的作文《春游北陵》的公开表扬，让一个少年初次尝到文字被认可的喜悦。这篇描写沈阳著名景点清昭陵的文章，没有宏大的叙事架构，也没有刻意拔高的主题立意，只是将春游所见所感——古陵的巍峨、松柏的苍翠、游
五月过半，高考的气氛渐浓。此刻或许有不少高三学子正对着作文冥思苦想：怎样才能写出主题明确又打动人心的作文？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篇《作文与作文》（节选），选自故宫学者祝勇的童年回忆散文集《从故乡到故宫》，他的写作经历也许能为同学们提供一些启发。
祝勇的写作启蒙，始于初中语文老师苏丽菊的悉心引导。她在课堂上对祝勇的作文《春游北陵》的公开表扬，让一个少年初次尝到文字被认可的喜悦。这篇描写沈阳著名景点清昭陵的文章，没有宏大的叙事架构，也没有刻意拔高的主题立意，只是将春游所见所感——古陵的巍峨、松柏的苍翠、游人的欢声笑语一一记录在作文本的绿色方格里，这种对细节的忠实记录，反而让文章充满了生命力。祝勇也自认为这篇文章是他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起始。
祝勇的写作观念也随时间的推移不断进步。学生时代，"一件有意义的事"这类命题让他感到束手束脚，他认为“宏大的意义，并不是一个中学生的文字所能承载的，只能生拉硬拽”。直到读到《红楼梦》里那些"没意义的日常"，他才顿悟：写作并不是要书写什么宏大的意义，而是要书写琐碎的日常，在那些 “没意义的事”中探索生命的真谛。这种写作逻辑，与高考作文的评审标准不谋而合——那些获得高分的文章，往往胜在真实可感的细节，而非空洞浮夸的辞藻堆砌。
祝勇的散文《作文与作文》里藏着写作的底层逻辑：观察生活、忠实表达。当同学们为高考作文焦虑时，不妨回溯写作的初心——写作不是迎合命题人的思维游戏，而是用文字搭建一座通向阅读者心灵的桥梁，无论对面是阅卷的老师，还是普通的读者。
作文与作文（节选）
作者：祝勇
1980年，我在沈阳市一二六中学读初中。一二六中学也是部队学校，原来叫东北军区子弟学校，成立于1953年，与我读过的八一学校小学部在一个大院里。一二六中学主教学楼也是一座老建筑，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是一座精致的砖混结构三层楼。二十多年后重返母校，看到教学楼前立着的一块铜牌，才知道这也是一座历史建筑——奉天税务监督署旧址。这个奉天税务监督署，是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建立的税务管理机构，负责监督指导奉天、锦州、安东、通化、兴安五省的“国税”征收。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大楼又成为东北局税务局的办公楼。抗美援朝胜利那一年，东北局税务把办公楼腾出来，作东北军区第一小学，成为沈阳市绝无仅有的一所全日制寄宿学校，1957年，校名改为沈阳军区八一学校，不仅有小学，还增设了初中。大楼里有宽敞的大厅，有漂亮的“回”字形楼梯，上下课我们经常在这大理石镶嵌的楼梯上上蹿下跳。
我在初一（2）班，班主任是苏丽菊老师，对我有着慈母般的关爱。她非常慈祥、耐心，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老师。隔壁（1）班的班主任是李芙蓉，教政治，也很喜欢我。毕业以后，我还常去看望她们。2023年我回沈阳看望苏老师，才从苏老师口中得知，李芙蓉老师两年前去世了，去世前一直念叨，能见上我一面就好了。那时正在疫情中，我无法回到沈阳。听苏老师这么说，心里愈发难受。
苏老师教语文，所有课程中，我最喜爱的就是语文，语文课中，我最喜爱的是作文课。把一个个的汉字填写在作文本的绿色方格里，能激发出我的无限热情。
我还记得我当年一个作文的题目叫《春游北陵》。北陵（清昭陵）是清朝第一个皇帝皇太极的陵墓，是清朝“关外三陵”（即福陵、昭陵、永陵）规模最大、气势最宏伟的一座皇帝陵，在沈阳的北郊，那一带呈现出鲜明的乡村景象，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北陵的外围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公园，是我们春游的去处。《春游北陵》这篇作文让我很得意，说得邪乎一点，可以说是我写历史文化散文的起始吧，也果然得到了苏老师的表扬，作为范文在班上朗读。人们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一点在我的身上得到了验证。既然老师叫好那就接着干，或许正是苏老师的这些鼓励，培养了我对写作的最初兴趣。
除了《春游北陵》，我还写过一篇《千山揽胜》。千山在鞍山东南，是长白山余脉，相传有九百九十九座山峰，遥望若青莲接天，故又称千朵莲花山，简称千山。千山山脉是在“地质时期”的褶皱运动中，历经多次剧烈的冲撞形成的，它形式上的美，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于几次偶然的定型。但在那数亿年前的几次偶然之后，它同时拥有了仙人台、五佛顶等这些形态不同的山峰，一线天这样悠长的石隙夹道以及无数的流泉飞瀑。在历经时光流转之后，岩石间，除了日益旺盛的花树之外，又增添了许多文人墨迹。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夏天，被流放辽宁的一代鸿儒、《古今图书集成》编纂者陈梦雷，在吴全阳道人和铁氏弟子的陪同下，游览了距沈阳一百余公里的千山，归来后写下了三千多字的长文《游千山记》，“自寺门中立南望，则前此诸峰皆在平地，拱者，伏者，起者，卧者；如龙蟠者，如虎跃者，如鸟翔者，如潮涌者，千态万状，毕现目前。一望苍茫无际，惟黑山九峰微露。远天一碧，盖至此而极千山之巨观矣”。此文收在他的《松鹤山房文集》中，1934年，金毓黻等人编撰《奉天通志》，特将此文收入。
学校组织去千山，出发前夜，我竟激动得失眠，天刚亮就跑到学校门口集合。《千山揽胜》这篇作文也得到了苏老师的表扬，自我感觉颇为良好，只可惜当年的作文本，早已片纸不存。后来读马秋芬老师《老沈阳：盛京流云》一书，竟看到她也是在初中的暑假里第一次到千山游览，老师也给她布置了一篇作文，她还特意在兜里揣了一个记事本，回来写了一篇作文叫《无量观游记》，老师给了很高的分数，“尽管点评课之后，就再没谁记得作文的事了，可我还老是觉得余兴未尽，无法按捺那份自鸣得意”。东北的山形地貌，唤醒了多少文人表达的欲望，而中学的作文课，也真的可以成为一个写作者的起点。
但我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老师布置的作文。老师总是让我们写“一件有意义的事”，问题是平日两点一线，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呢？况且衡量意义的标准也大相径庭。在老师看来，爱国家、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意义，其他意义都算不上什么意义。这固然不错，然而如此宏大的意义，并不是一个中学生的文字所能承载的，只能生拉硬拽，变成杨振华相声里的“假大空”，从小养成了不好的习惯，与写作的本质背道而驰。后来读《红楼梦》，从头到尾也没发现什么“有意义的事”，倒是充斥着“没意义的事”，怪不得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呢。到那时我才发现，写作并不是要书写什么宏大的意义，而是要书写琐碎的日常，在那些“没意义的事”中探索生命的真谛。我后来的写作，很多时候都在与学校里形成的思维定式周旋。
我开始自主“作文”，就是自己命题作文章（我读高中时，王大中老师要求我们要“自能成文”）。由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十分浅薄，所以这些“作文”大多与读书有关。看得上眼的，就尝试给报纸投稿。我最初的投稿对象是《沈阳日报》。自我的孩提时代，我家就订《沈阳日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四百万人口（当时统计的数字）的沈阳，只出版一份报纸，那就是《沈阳日报》，因此，《沈阳日报》是当时我能见到的最主流的媒体，堪比今天中央电视台。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有一份报纸已属奢侈，我爸爸戴着老花镜，对着报纸可以一看半天。梭罗在一百多年前就写下这样的话：“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我关注时事，《沈阳日报》就在为我“放哨”，打探来自世界的消息。读报，让我确认自己是世界的一员。几天不读报，就仿佛被扔到了世界之外。
在《沈阳日报》上，我读到了当时在辽宁活跃的作家的作品，除李宏林外，还有马加、王充闾、谢挺宇、金河、单复、鲁野、刘黑枷、杨大群、刘兆林、胡世宗等。除了前面提到的革命文艺，《沈阳日报》几乎承载了一个初中生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认知。其中许多作家，在全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马加、谢挺宇属于东北作家群，与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罗烽并肩奋斗；金河先生那时还是中年作家，几乎以每年一个短篇的速度慢悠悠地写，但他只要一出手，就必夺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军旅作家刘兆林先生，一部中篇小说《啊，索伦河谷的枪声》震动全国，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85年拍成电影；王充闾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担任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史学、文学学养如山如海，散文集《春宽梦窄》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有二十卷《充闾文集》出版。王充闾、刘兆林先生后来成为我的忘年交，几乎每次回沈阳都要相见叙谈。
王充闾先生在1999年3月3日给我的信中说：“我回首前尘，觉得耽误得太多，悟道太迟。所以，朝乾夕惕，不敢稍稍放纵时日。”“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除了下功夫研习一些西学名著，就是有意识地、确实感情投入地同青年学者、作家交朋友，读他们的作品，以疗残救弊。您的作品，包括您编选的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学者的作品，都是我从心里喜爱的、感佩的。”以王充闾先生的学力笔力，尚自醒若此，吾辈才疏学浅，就更没有理由怠惰了。
我就是在他们的作品的“怂恿”下有了写稿、投稿的冲动。我把稿子写在三百格的稿纸上，两千字的文章，折叠、装进信封，已是厚厚的一叠。第一次投稿，靠近邮筒时，心扑扑直跳，扔进邮筒，头也不抬，撒腿就跑，好像不是在寄信，而是在偷信。其实沈阳日报社离我家不远，徒步走过去，甚至比走到邮局还要近。但在我当时的眼中，那个有着民国建筑的朴素院落，低调而神秘，出出进进的人，都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儿，表情严肃，令我望而生畏。
如今的沈阳日报社有了簇新的办公大楼，玻璃幕墙，高耸入云。但在我心里，这样的大楼不应该属于《沈阳日报》，在我心里，《沈阳日报》就应该驻扎在那个神秘的院落、那座朴素的民国建筑里，带着那个年代的庄重感。当然，那些建筑还在，还是报社的一部分，像一块基石，沉甸甸地立在那里。
母亲依旧每天到楼下的报箱里取报纸，但她不知我的心底事。自我把稿子寄出去，每天见到报纸，都会迫不及待地翻看，随时准备着自己的名字从密密麻麻的铅字里闪跳出来。然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份报纸却固执地没有与我发生任何联系。终于有一天，那份寄出的稿件被退回了。
那时，普通邮资是八分钱。由于年少无知，我根本不知道邮寄还有超重一说，以为八分钱足以独闯天涯，直到我从退回的信封上，看到邮局盖上的一个红章，上写：“邮资不足”。
这是最初投稿时的笑话，不足与外人道，但这样的狼狈，想必许多初写者都经历过。今天回忆起来，依旧是美好的。
此后的十多年中，至少在我拥有自己的第一台386台式电脑、可以发送电子邮件以前，把稿件投进邮筒这个动作，一直伴随着我最初的写作岁月。这个微小的动作，维系着我对于文学的梦想，维系着我与文学界的“联系”，尽管这个“界”在什么地方我一无所知，既无详细地址，也无接头暗号，但它模模糊糊地存在着，吸引我，呼唤我，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一步步向心中的圣地靠拢。
当然这些稿件都会如数飞回来，就像我投出去的回旋镖，有去路，有来路。运气好的，还附有退稿意见，都是钢笔书写，看得出编辑的认真。余华回忆他被退稿的经历颇为传神，说是邮递员连门都不进，骑车路过他家门口时往院子里一甩，退稿邮件就像空投物资一样准确地落在院子当中。如今回想起来，我不禁惊叹于当时的编辑部要承担多大的退稿量，而且这些稿件，都要编辑看过之后才决定是否退回，因为当时许多刊发的稿件，都是从自然来稿中挑选出来的。
我当时的人生经历、知识体系都不足以使我写出好的作品，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是热爱和坚持不懈的努力。
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山东菏泽，1968年出生于辽宁沈阳。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青联委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驻校艺术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宝》《血朝廷》，艺术史散文《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等数十部著作。十二卷“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获郭沫若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当代》文学拉力赛2017年度散文总冠军、2019年度长篇作品总冠军等多种奖项。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来源：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