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一文是我读博士期间和刘云刚老师一起撰写的理论性论文。当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义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我深深被福柯博大的视野和精妙的论断所震撼，萌生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想法。但是，当时我博士论文已经选题到幸福感方向

《空间生产再考：从哈维到福柯》一文是我读博士期间和刘云刚老师一起撰写的理论性论文。当时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系列讲义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我深深被福柯博大的视野和精妙的论断所震撼，萌生了从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向的想法。但是，当时我博士论文已经选题到幸福感方向，几乎没有精力展开更多的理论文献阅读。因此，这篇论文一方面是对结构主义视角下空间生产理论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另一方面是将福柯式后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引进中国地理学、从偏城市地理视角向偏政治地理视角推进空间问题研究的探索性尝试。在此背景下，这篇论文可能较我们2011年的《空间的生产研究综述与展望》一文更为深入，但是远谈不上严谨，如能对读者有一些启发就算是没浪费诸位的时间。

该论文选取了西方对人文地理学有深刻影响的两位思想家——戴维·哈维和米歇尔·福柯作为切入点，一方面尝试将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旗手的思想融合，拓展空间的生产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也想对当时偏重实证研究、忽视理论批判的空间生产研究进行一些反思。如文中所述，两位思想家虽然视角迥异，但是存在很多可比性和关联。哈维更多基于马克思的理论，强调资本流动及其结构性矛盾，并以此论述空间修复和国家的领土逻辑等地理过程；而福柯更多基于权力关系的角度，分析空间装置对权力运作的工具性作用（如环形敞视监狱等）以及权力关系的合法性构建（这是一个“地理性”相对较弱但是对于理解权力关系十分重要的问题）。这篇论文也催生了我们后来对于福柯的治理术理论、异端空间的生产和生命政治等议题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哈维和福柯的理论视角在当代仍然有非常强大的解释力和启发性。不过，与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相比，福柯的理论在中国地理学（尤其是政治地理学）中被忽视和低估了。因此，十分期待更多对福柯理论感兴趣的读者未来围绕“空间-权力”关系议题展开更深入的思辨和对话。

王丰龙

2020年6月1日

摘 要

针对目前空间生产的研究中存在的2个潜在问题——对理论运用的简单化和理解的宽泛化，在国内外现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哈维和福柯关于空间生产的理论或思想重新进行了梳理。本文认为，哈维和福柯都对空间给予了长期关注，并发展了2种互补的、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总体上，资本、阶级和上层建筑是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的3个要素，而工具性空间、生产性空间和空间合理性则构成了福柯的空间研究的三大视角。尽管这2个视角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都强调空间生产背后的不平衡逻辑并追求主体性的解放，从而为未来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方向；最后，结合福柯对知识-权力的讨论，本文呼吁建立一个更为求真、自省的学术体系。

01回归经典——从哈维到福柯

在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背景下，“看得见的手”的干预程度远远强于资本主义社会，有必要在自由主义视角和市场经济框架之外重新审视中国的“空间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不少海外学者将中国的体制界定为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但是鲜有研究对“中国特色”的“资本”或是“阶级”进行了清晰界定，使得大部分研究主要在实证西方的概念而难以触及背后的深层机制。回归到最初的经典文献——一方面可以跳出“特色”之争而关注其基本事实和具体过程，另一方面还可能通过理论的批判与重构完成理论“越界”，为世界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选取哈维和福柯的著作主要基于三方面考量。首先，两者都是著作等身、涉足广泛的学者，且都对地理/空间有深厚的兴趣；其次，尽管两者的视角和观点有很大不同，但是二者的密切联系和哲学导向为彼此的对比和整合提供了可能。最后，两者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存在很好的互补性。如果哈维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关注资本积累和国家权力的目的性（why），福柯对规训和治理术的分析则试图解释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的方式（how）；如果说哈维采取的是“重读经典”的研究思路，福柯则主要采取“解剖麻雀”式的微观研究方法。因此，构建马克思主义和福柯主义间的对话不仅必要，而且能够为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提供2个典范和重要方向。

02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概览

哈维对资本的解读

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和哈维最得意的作品，《资本的限制》代表了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拓展和空间生产理论的整合，资本循环的模型和空间修复的概念也在这里被深化和发展。随后哈维也始终把“资本的逻辑”及其背后的矛盾作为理论的核心，并在对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管治方式转变的分析中不断强调和细化。可以说，对资本积累过程及其内在矛盾的关注是哈维对空间生产和城市过程研究中的一条重要主线。中国学者在对国内土地市场和城市过程的研究中也已经对哈维的资本循环模型开始进行探索性应用。

哈维对阶级的分析

作为哈维马克思主义转向后的第一部著作和地理学“从空间科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社会正义与城市》开启了地理学对社会关系和阶级结构的重视和对历史地理辩证法的应用。哈维随后通过对垄断地租的分析实现了对城市权利的审视和新自由主义本质的探索——前者成为其学生Neil Smith从地租缺口（rent gap）角度研究阶层空间重构（尤其是绅士化）中的城市政治的前导；后者则通过将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界定为“阶级回复”（class restoration）拓展延伸了阶级的解释力。因此，阶级分析是哈维对空间生产和城市过程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视角。国内目前对新自由主义及绅士化的很多研究也基本沿袭了对阶层演替和空间重构的关注。

哈维对上层建筑的分析

上层建筑主要论及国家和表征两个方面。哈维早在1978年的《对极》上就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归纳了马克思关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的论述；在2003年对“新帝国主义”的分析可以看作是他对国家理论的扩展；他对管治与国家重组的讨论同样扩展了空间生产理论在国家分析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哈维对“想象”和“表述”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哈维在对后现代的时空体验、城市体验、康德及海德格尔的美学判断等话题的研究中同样扩展了表征性对城市过程乃至空间生产的重要意义。

03福柯的权力—空间视角

工具性空间生产

福柯认为权力关系是推动历史和转化（客体化）主体的宰制性力量，权力安排和创造了空间——空间既是权力运作所建构的工具，也是其运作得以可能的条件。他归纳了3种主要的权力关系形式——君权（sovereignty）、规训（discipline）和治理或安全（security），每种权力关系背后都有服务于统治技术的特定工具性空间。

生产性空间的形成

尽管福柯对规训的分析把权力机制及其所主导的工具性空间作为一种可以自动运作的设计，其理论探讨始终难以跳过权力的目的性问题。面对这一问题，福柯再次转向马克思，提出国家权力从战争—外交转化到公共管理进而到自我规训、以及统治技术从从司法到规训到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发展。在这种逻辑背后，权力实践不只是压迫性的更是生产性的——国家在其中追求一种无上权力与过剩的生产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生产性的空间视角。

空间合理性的争夺

尽管福柯在对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的分析中始终强调权力的普遍性，他同样看到了权力背后的矛盾性和变化性力量。福柯对空间合理性的相关论述主要集中在对“异托邦”（heterotopias）及“外边思维”的分析和在治理术中对合理性的反思中，这也部分地超出了哈维关于福柯对空间持工具性理解的批判。一方面，纵然福柯的空间观点存在一定的“呆滞性”，他所采取的尼采式视角却赋予了其空间思想的生成论内核和谱系学的流变本质，能够反对目的论及本质论而提倡“差异”、反抗整体历史而提出（非线性的）“空间化的历史观”。另一方面，福柯对空间的考察始终伴随着对知识霸权和合理性的拷问。这些努力促成了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空间正义和表征遥相对应的、对空间性背后的“真理政治”的研究，从而将空间扩展到了空间性、将治理术的空间面向从实体空间扩展到了空间的因果关系（causal logics）。

04对比与讨论

两个视角的关联

第一，两者都将当代归结为空间的时代并将经济（或资本）、人口（或阶级）以及表征（或知识）作为其空间思想的重要核心或线索。第二，不平衡性（或不对称性）都位于两者空间生产逻辑的核心。第三，两者都对空间正义和人的异化有深切关怀——无论是对商品化的对抗还是对权力客体化（“人已死”）的消解。第四，两者对空间生产的讨论都有尺度内涵——尽管哈维的研究更侧重于城市而福柯则关注各种微观的权力过程，但二者都有一种试图推及到更大尺度的理论诉求。

理论扩展与应用

目前，国内地理学界已经开始了对空间生产的研究，并以借鉴哈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方法为主，而对其他重要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本文认为，对福柯研究的引荐不仅有助于改善和拓展当前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深厚性、国家权力的主导性和城乡社会-空间的复杂性十分有利于引入福柯的权力关系视角，还能大大拓展甚至修正福柯的研究。目前英语圈地理学界逐渐兴起的“福柯热”，伴随着新近对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十余年讲座讲稿及大量访谈资料的翻译出版，使得福柯的学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能够“常读常新”，因而值得国内地理学者的持续关注。

中国地理学者的责任

福柯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和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的学者，保持了对弱者的关注和对主流的拷问、对真理的探索和对自身理论的不断更新、对理性的自省和对主体的关照，其毕生的学术追求乃至传奇的人格魅力都值得我们学习。作为知识分子，地理学者有必要保持求真的底线，并倡导一种持续的反身性批判。福柯把对启蒙后理性的批判和主体性的回归作为其摆脱结构压迫和权力主导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增强国内人文地理学人的问题意识、激活人文地理学界的理论辩论和促进主体性的回归有所启发。

来源：思想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