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1年，第二个临时中央政府于上海组建，这是我党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而第一个临时中央政府则于1927年诞生。

这是一个影视剧都不敢改编的故事。

1931年，第二个临时中央政府于上海组建，这是我党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而第一个临时中央政府则于1927年诞生。

由于蒋介石对我党革命活动实施大规模镇压，故而两次组建了临时中央。

这个充满曲折离奇色彩的故事发生于1931年。

往昔于上海的临时中央，由于经费方面的难题，革命工作遭遇阻碍，机构难以正常运转。为了能够开展各类活动，只好与苏区政府取得联系以获取拨款。

尽管苏区政府自身也是处境艰难，自顾不暇，但还是向上海临时中央拨出了120两黄金，此事由当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林伯渠负责。

林伯渠收到了大量黄金首饰后，十分清楚苏区政府的艰难处境，就好似老人从手帕中拿出那些零零碎碎的钱。

青年林伯渠

数量如此之多的黄金饰品，要是从江西运往上海，一则容易遗失，二则携带起来不太便利。

林伯渠转念一想，打算把这120两黄金首饰都进行高温熔化，制成金条，每条10两，一共能做12条。

在将12根金条装入专门制定的盒子后，用金属锡封闭开口处。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后，却遭遇了更为棘手的难题。

因蒋介石派遣军队四处镇压，上海的每一处角落都弥漫着白色恐怖的氛围。

把这批经费安全送至上海，绝非易事。

不得不说林伯渠真厉害！他想出的办法，我到现在都惊叹不已，赞不绝口！

自江西启程，而后前往上海，依照林伯渠预先规划的路线，依次为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为此，我特意简单的制作了一张路线图，从地图上看路线，确实弯了些，但林伯渠是对这些地区做了对比的，相比于其他落脚点显然要安全许多。

鉴于这笔经费极为关键，处于安全方面的考量，林伯渠挑选了7名地下交通员负责运送。他把“快”字的每一笔拆开书写，接着将这些笔画分别与钥匙、锁寄给承担交接任务的7名地下交通员。并且，每名交通员都掌握了用于对接和识别身份的暗语。

第一名交通员自瑞金启程，到达南平之后，在南平负责接头的第二名交通员，确认身份无误后，用自己拿到的钥匙开锁。这时，第一名交通员把自己拿到的锁具交给第二名交通员，让其锁上，随后第二名交通员给第一名交通员一张凭证（“快”字的首笔）。

首位拿到“快”字首笔的交通员，要把相关凭证呈交上级，待这一环节结束，才算任务完成。

以此类推。

照理说，这般严密的交接，不太容易出问题，可实际情况是，上海的临时中央自始至终都没收到这笔经费。

自1931年11月6日启程，行程预计为期一个月，大约在12月6日前后应能收到。从这之后直至22日，历经半个多月，上海临时中央接连催促了5次，却始终未能收到。

另一边，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仅收到了“快”字的6个笔画，这表明在最后一个环节，即松江至上海这段出了状况。

邓发

在彼时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下，我党的物资、弹药、粮食、资金一旦有所损失，也只能默默承受，绝不敢大张旗鼓地展开调查。

然而这笔经费情况特殊，能够解决当下的紧迫难题，临时中央最终还是抉择冒险一试。

经由会议作出决定，安排潜伏于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冒着危险潜入白区。然而，鉴于每个交通员的身份皆为机密，不可轻易泄露，所以很难与这些人及其上级取得联系。

调查最终以无疾而终的方式结束了。

那么，这笔经费未能成功送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为何18年之后，毛主席仍然要对这件事展开彻查呢？

由于上海临时中央经费匮乏，诸多事务难以开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

一百二十两黄金无端消失不见，所引发的后果难以估量。

然而，由于彼时没有能力展开追查，只能就此放弃。

刹那间，时光到了1949年11月，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便下达指令：

提议对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的政府与军队在不同历史时期尚未侦破的案件展开调查。

在众多事件里，“120两黄金失踪案”被毛主席铭记了整整18年。这一天，毛主席专门把罗瑞卿找来，让他负责调查这桩悬而未决的案子，一定要查明其中缘由。

这起经费失踪事件，着实怪异，在这般严谨的交接流程之下，居然在收尾阶段出了状况，而且最后一名交通员还不见了踪影。要晓得，这些交通员都历经了严格审查，对党组织的纪律了如指掌，并且拥有比常人更为坚定的信念。

尽管他们都不清楚手中所运送的是黄金，即便知晓，也会不顾一切地把它送到规定的地点。

现如今，国家步入平稳，如果能调查出当年真相，也算解了困惑毛主席18年的心头结。

毛主席下达指示，罗瑞卿亲自主持办理，想不取得成功都不可能。

不久之后，指令便传达至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亲自挑选了4位资深侦查人员，他们分别是蒋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邬泓。

在其中，蒋文增担任组长一职，他手中握着当年这桩悬案的卷宗，打开之后瞬间就不知所措了。

这哪能称得上是卷宗，分明只是个简介，就跟上面文章所描述的情况一样。

四人迅速抓住了卷宗里的关键要点，“林伯渠”三个字进入了他们的视线，接着便决定赶赴北京，向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了解具体情况。

四人在和林伯渠交流时，获知了一条有价值的消息，首位从瑞金启程的交通员姓秦。林伯渠虽不清楚他的全名，不过晓得这人曾在高自立手下担任警卫员。

高自立是江西省萍乡人，曾出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等职务，于1950年1月因患病离世。

高自立

幸亏蒋文增等四人去得及时，要是再晚一些，就见不到高自立了。

高自立对自己的警卫员颇为熟悉，他清楚地告知蒋文增，自己常唤作小秦的那人，是自己的同乡，如今已在第十三兵团担任副师长。

曾经的地下交通员，如今成了广西南宁十三兵团的副师长，要寻觅这样的人，不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嘛！

四个人欢欢喜喜地前往南宁，见到副师长秦朴后，讲清了来意。

当被问到当年往南平运送物资一事时，秦朴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毕竟这是他仅有的一次承担此类任务。

直至蒋文增出现，他才晓得自己当年所送之物，居然是一百二十两黄金！

五个人交谈了很长时间后，秦朴开始讲述当年事情的来龙去脉。

秦朴当年对外宣称自己是“盛福饭店”的工作人员，饭店老板是他的顶头上司。不少人好奇共产党军队的经费从何而来，这便是来源之一。当年，共产党安排人员经营了众多饭店、住宿场所，这样做既能收集情报，又能赚取经费，可谓一箭双雕。

在那个时候，地下交通员大多许久才能接到一项任务，部分交通员直至建国之后都未曾领受任务。

任务下达后，秦朴打算即刻启程。然而，老板担忧他突然离去会引人猜疑，于是炮制出工伤假象，告知众人秦朴回家养伤去了。

秦朴接过箱子，感觉十分沉重，并不清楚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然而，他仍然顶着被查的风险，依照预先规划的路线，骑马行进了整整6天，方才到达南平。

依据上级传达的信息，负责接头的人乃是南门关帝庙的庙祝。

秦朴并不知晓前来接头之人的姓名，他仅需确认此人能够打开箱子，并交给他一张凭证。他也不清楚最终的送达地点是上海，自己仅负责将东西送到南平。因此，他曾以为此次任务已完美收官，却没料到，这不过是整个流程中的一个环节。

在关帝庙中，庙祝等到了秦朴。庙祝打开锁后，秦朴换上自己的锁。接着，庙祝递给秦朴一张凭证。秦朴打开瞧了瞧，上面是“快”字的第一笔，不过他当时并不知晓，心里琢磨着，这就是完成任务的凭证吗？

蒋文增向秦朴打听庙祝的年龄和长相。

然而秦朴仅知晓对方正值三十岁，眼睛较大，除此之外，便再也想不起其他信息了。

就算记不起来也无妨，彼时担任庙祝的人员都有相关记录，只是操作流程会繁琐一些。

蒋文增等人与秦朴道别后，前往了南平。说来也巧，他们收到了来自上海方面的消息，从中央留存的绝密档案里了解到，当年6名地下交通员的资料中，仅缺最后一名的资料。

很明显，这份机密档案是经毛主席指示调出，供上海方面查阅的。

蒋文增查阅了资料，既然已经明确了前六个人的姓名、身份以及住址，并且交接没有差错，仅仅是最后一个环节出了状况，最后一人还无故不见了踪影。那么，能够知晓最后一人情况的，唯有其上线，也就是负责杭州至松江的交通员了。

这份材料让工作量减少了许多，4个人能够跳过前面几位交通员，直接前往杭州寻人。

名叫刘志纯的交通员负责杭州到松江的交通工作，目前在一家竹行打工。

四个人相视而笑，此刻距离真相愈发接近。他们觉得后续事情的走向会依照自己的想法推进，可实际上却完全错误。

由于刘志纯同样记不起和他接头的人究竟是谁。

刘志纯回忆，当时自己是在指定的“汉源饭店”和下线接头。接头的人穿着黑色衣裤，那时自己正好下楼，就看到这个人正在打听从杭州来的人。

刘志纯便拉他去了房间，对方也准确地说出暗语，紧接着从包里拿出打开锁具的钥匙，他的操作和刘志纯自己从上线手里接到箱子时一模一样。

负责接头的交通员把凭证交到刘志纯手上后，迅速提起箱子，快步离开。从身份确认到取走箱子，整个过程仅仅花费了几分钟时间。

刘志纯表示，自己拿到凭证之后返回杭州，没过几天便有人找上门来，对了暗语，刘志纯心里清楚，这是来取凭证的人。

在把凭证提交上去之后，刘志纯的任务宣告完成。

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志纯依旧是一家竹行的工作人员，原因在于1931年他完成一项任务后，就再也没收到过新任务，很明显他的上级已经离世了。

此后历经多次战乱，刘志纯始终未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直至杭州解放，他才找到杭州军管会，讲述了当年的事情，军管会也做了记录。因此，蒋文增等人到来后，他们立刻就找到了刘志纯。

和刘志纯交流之后，没得到多少有用的线索。不过，得知两人交接的地点是“汉源饭店”，而且刘志纯还称，他曾在一个下线包里看到过一张居住凭条。

这完全能够证实，这最后一位交通员必定曾在此处居住过。

在中国，户籍与居住人口管理向来十分完善。就拿旅馆经营来说，每接待一位入住的客人，都必须进行登记。

蒋文增等一行人前往“汉源饭店”，向饭店老板打听1931年12月2日至3日期间在店内住宿的人员信息。

但是并没有找到。

之后，他们把视线聚焦到松江的所有旅馆上。依据汉源饭店老板的回忆可知，18年前，松江总共有5家旅馆。这意味着，除汉源饭店外，还有4家旅馆有待调查。

经过一番调查，一无所获，所有线索到这里都中断了。

然而蒋文增并未放弃，虽说这个人没住旅馆，但也有可能住在居民家里。

不过这工作的任务量确实大了一点，幸亏松江派出所很负责，他们逐户走访询问，虽然全都问到了，可没人记得家里曾有黑衣人借住过。

对于这类事情，记忆往往较为清晰，倘若有陌生人曾在家中借住，通常都会留有印象。

如此一来，仅有的一条线索也断了。

四位满心沮丧、意兴阑珊之人，打算返回家中。

然而胥德深挠着头，笑着讲道：“我有个来自山东的老乡，在司令部当参谋，我们好些年没碰面了，现在到了这儿，我打算去探望一下旧时的朋友。”

既然已经到这儿了，那就一块儿见个面吧。谁能料到，这次见面竟意外地得到了另一条线索。

有一位任职于松江军分区司令部的参谋，名为杜复明，他十分热情好客。见到胥德深等人到来，马上吩咐大厨为他们烹制菜肴、准备饭食。

一群人相互敬酒，喝了几杯白酒后，聊得十分畅快，特别是那些菜肴，棒极了。

杜复明称，这位厨师是他亲自邀请来的，厨艺精湛，和皇宫御膳房的主厨相比也毫不逊色。

随后，杜复明把这位大厨请了出来，让大厨介绍了菜品，还和大厨一起吃了饭。

在此期间，询问那四人到松江所为何事。

胥德深猛地一拍脑门，轻轻叹了口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杜复明不住地摇头，称此事可惜，大厨却听得兴致盎然，马上说道：“松江当年还有一处专门用于住宿的场所。”

早年，松江曾有一座富春楼，国民党军官们都热衷于去那儿纵情声色。这位大厨曾在富春楼担任主厨，由于厨艺精湛，不少军官招待客人时，都会请他掌勺做菜。而被邀请来的客人，通常会被安排在松江专为接待军官亲朋好友而设的招待所里住宿。

这家招待所拥有五十个床位，能容纳的人数比部分旅馆还要多。

仅有的一个条件是，要想住到这里，得有军官引荐才行。

四位食客尚未用完餐，便含蓄地提出告辞，随即朝着招待所的方向而去。

这招待所保存的住客资料，比旅馆都还清晰，就连每个人的身份都登记的一清二楚。

并且在那个地方居住的大多是军人，蒋文增等人只需寻找非军人居住的那几栏。

经查阅得知，在1931年12月1日至5日期间，仅有3人入住了这家招待所。

有两个人是夫妻，显然不会是交通员。还有一个名叫梁壁纯的人，他入住此地是由一位营长介绍的。营长介绍梁壁纯入住，是由于梁壁纯是他叔叔的雇员。

蒋文增猛地一拍双手，说道：“必定是这个人没错！”

诚然，这仅仅是揣测。身为组长的蒋文增，还是要谨慎行事，追求万无一失。于是，他打定主意先去找到营长叔叔郭北昌。要是梁壁纯是郭北昌手下的员工，郭北昌必定会有印象。

当年，郭北昌经营着一家名为“祥德源国药号”的药店。然而，当他们前往时才知晓，郭北昌早在1941年便已病逝。

没办法，只能在周边找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询问，这一打听还真有收获。

一位年届六十的老人提及，“祥德源国药号”过去有个姓梁的员工，他曾去过那里好几回。老人说梁药工专门负责依照药方抓取药材，速度快且精准，毫无差错，自己的药一直都是由他来抓。然而，后来老人再去时，梁药工却已不在那儿了。

后来，又从旁人那里了解到，梁壁纯做人极为正直，从不吝啬传授自己的技艺，“祥德源国药号”的众多药工，不少都是他悉心教导出来的徒弟。

针对这种情况，郭北昌对梁壁纯极为看重，由于梁壁纯对药物知识颇为熟知，有时候药品采购的事务都交由他负责。

蒋文增等人陆续找到了其他药工，其中一位药工直接拿出了当年和梁壁纯的合影，这张照片他一直留存着，毕竟他踏入这一行，全是梁壁纯引领的。

蒋文增等人手持照片，再度前往杭州，找到了刘志纯。

刘志纯一眼就认出来了，说当年和他对接的正是这个人！

随着与真相的距离不断拉近，蒋文增不仅没有丝毫放松，反而紧紧盯着每一处细微线索，绝不轻易放过。

事情发展到这个阶段，4个人心里都有了揣测，觉得极有可能是梁壁纯自行发现了黄金，然后据为己有。

从12月1日离开招待所，接头后便失踪了，很难让人不怀疑他是有意而为。

既然梁壁纯不见了踪影，目前唯一有可能找到他的，就只有他的亲属了。

四个人一道前往嘉定，期望能够寻得梁壁纯的故乡。这次他们变得机灵了，径直去找派出所，一方面查询梁壁纯的亲属，另一方面查找当地的药店经营者，毕竟梁壁纯原本是从事制药工作的。

这一调查，直接查出了梁壁纯的师傅。他所掌握的那门技艺，是跟“积福堂”老板陆积福学的。

经由陆积福了解到，梁壁纯有妻子，还育有三个子女，他们曾居住在南定门，后来他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迁走了。

到底是自己颇为欣赏的徒弟，况且那时梁壁纯十分知礼守节，总会让妻子在过年时给师傅送上些礼物，偶尔还会写信问候。

于是，陆积福表示：“尽管她们已经搬走了，不过梁壁纯妻子的娘家位于黄渡千秋桥堍。”

抵达黄渡镇后，先是去寻找派出所，随后直接调出了梁壁纯妻子的档案。

从梁壁纯妻子往昔和村里邻居的交谈中得知，梁壁纯把她们都接到了上海浦东洋泾镇。

既然已经搬到上海，这里的户籍管理极为严格，然而前往上海的蒋文增等人，很快就找到了梁壁纯的家。

彼时梁壁纯已更改姓名，名为申继谷，当下从事钟表匠这一职业。

梁壁纯被找到了，四人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专门上门询问情况，而是直接将梁壁纯传唤至上海市公安局。

同时，派人去梁壁纯家搜索，看看能否找到当年的黄金。

最终未能寻得黄金，却发现了一份曹家渡旅社给梁壁纯开具的证明书。

于审讯室中，梁壁纯道出了往昔的实际情况。

梁壁纯由于心思细致入微，做人刚正不阿、开朗大度，被我方党组织人员吸纳为党员。据他回忆，他在“祥德源国药号”暗中潜伏了很长时间后，才接到这项任务。

那时上级并未告知他具体是什么，仅仅传达了一道指令：“货物在人就得在，要是货物丢失，就要脑袋不保。”

由此可见，这笔拨给上海临时中央政府的经费意义非凡。

梁壁纯不敢有丝毫懈怠，为了保证货物能够顺利运抵上海，他请求自己的老板帮忙，介绍他到保安团的招待所入住。

这样一来，货物的安全性会提升不少。毕竟旅馆常常在半夜被惊扰，同时还有各类其他人员也会带来风险。而且，当时的国民党会时不时对各个旅馆和饭店展开盘查。

和其他交通员相比，梁壁纯更为出色，其言行举止更有经验丰富的隐蔽战士的风范。

实际上，在上线刘志纯前往松江之前，梁壁纯就已抵达此地。刘志纯刚从火车上下来，便立刻引起了梁壁纯的注意。

梁壁纯并非漫无目的地注视，主要是刘志纯的着装，无论是衣服还是帽子，都与彼时我党人士的穿着样式极为相似。

他一路尾随着刘志纯走进了“汉源饭店”，特意询问掌柜是否有从杭州来的人，还特意让刘志纯听到这番话。在他看来，接头得速战速决，免得节外生枝。

和刘志纯接上联系后，他一系列动作十分娴熟，仅仅几分钟就拎着箱子快步离开了。

刘志纯回忆称，当年要是梁壁纯晚个四五分钟离开，两人都得遭遇不测，因为在他离开后的四五分钟，国民党军官就来盘查了。

梁壁纯在审讯室供称，自己拿到货物时，第一反应是感觉很有分量，当下就推测里面装的或许是黄金这类贵重物品。

他说如果不是重要的物品，也不至于有如此繁琐的交接方式，再联想到当时上海临时中央政府的情况，显然是急需一笔费用的。

他依照上级规划的路线，选择了水路出行，购置了一张驶向上海的轮船船票。

乘船期间未遭遇特殊状况，上岸后，梁壁纯一心想尽快把物品送至指定地点，便叫了一辆黄包车。恰恰是这辆黄包车，让他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他刚刚上了车，车驶出没多久，就被一伙人弄晕了。

待自己苏醒过来，发觉正躺在一家旅馆的床上。

他赶忙四处搜寻小货箱，很明显它已不见踪影。

当下货物丢失了，性命难保，他曾考虑过报案，然而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有谁敢去报警呢？即便他向上级汇报情况，大概率也不会得到信任，弄不好还会被视作背叛者。

而且一大家子人都指望着自己生活，在权衡得失之后，就决定藏起来。

然而，梁壁纯觉得，此次任务未能完成，自己还处于失踪状态，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人发觉，届时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自证清白。

于是，他向“曹家渡大旅社”的老板索要了一份证明书，用以证明自己是如何来到这家旅社的。

旅社老板也不含糊，他确实知道梁壁纯是怎么进来的，而梁壁纯自己，也是看了证明书后，才知道自己是被两名青年男子，用黄包车送来的。

梁壁纯失踪以后，先是在洋泾镇的一座破庙中待了两年时间，随后做起了修理钟表的营生，改名为申继谷。

1942年，梁壁纯挣了些钱后，四处打听妻子和儿女的去向，最后把一家人接到了上海洋泾镇。

为了验证梁壁纯所说属实，蒋文增等人依照他的讲述，找到了“曹家渡大旅社”的负责人。经过一番打听，发现负责人和员工的说法与梁壁纯完全一致。

蒋文增把梁壁纯讲的这段话和自己调查所得情况放在一块做对比，觉得梁壁纯所说的具有可信度，原因是他妻子也是在9年后才被接到上海的。

倘若梁壁纯所言句句属实，这桩案子恐怕又一次走进了死胡同。

由于梁壁纯压根没看清将他弄晕的人，而旅社员工尽管见过两名年轻男子，不过记忆都已十分模糊。

悬案陷入困境之后，旅社有一名员工提供了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

这位员工的记忆力极为出色，他表示当年不经意间瞧了几眼黄包车的车牌号码，似乎是300169，还称这个数字容易记住，应当不会有误。

之所以选择信任员工，是由于当年车牌都有相关记录，其中30表示的是1930年，而0169代表的是第169块牌照。

在那个时期，上海的黄包车数量并不多，仅在部分高级饭店、旅社以及码头等地会有集中停放的情况。

经过调查，找到了该黄包车的主人，名叫曹胜林。

后来别人表示，在1931年的时候，他压根没把车借给过他人，自己也从不载人，毕竟这是他自己购置的私家车，并且他还雇了车夫。

蒋文增再次找到了那位车夫，车夫同样证实了曹胜林所说的内容。

既然线索断了，那就只能去联系上海当时的老刑警，询问他们是否掌握相关线索。

老刑警也不清楚，毕竟都过去18年了，谁还能记得这件事啊。蒋文增等四人索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既然是抢劫案，那作案的就是劫匪，劫匪肯定不会只犯一次案，说不定现在已经被警方抓获，关在监狱里了。

于是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通过广播向犯人们询问，是否有人知晓1931年曹家渡发生的抢劫黄金案。若有人能进行检举，将被视为有重大立功表现，可获得提前释放的机会。

还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犯人里面真的有人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叫冯安宝的犯人说的。

依据冯安宝的说法，1931年时，他年仅15岁，不过他有个表哥名叫吉家贵，比他大十岁上下，常常到他家玩耍。由于他父亲经营着一家机修厂，因此家里也有黄包车。

这辆人力车成了他跟表哥的玩意儿，吉家贵不光自己拉着玩耍，还把他的伙伴阿古和小克喊了过来。

之后，由于冯安宝要去读书，吉家贵便无法再在表弟家中玩耍。不过，他带着黄包车外出，还试着拉客。

令人诧异的是，此后表哥吉家贵很少来自己家串门了。后来从爸妈那里得知，他开了一家名为“吉家欢南货店”的商铺，生意十分红火，还在城隍庙附近开设了分店。

冯安宝期望获得减刑机会，他察觉到表哥在那段时期也曾参与黄包车相关活动，而且毫无缘由地不再来自己家中串门，他觉得这其中极有可能与那起悬案存在关联。

聆听完毕，蒋文增询问冯安宝是否还记得自家的牌照号码，冯安宝回应：“肯定记得呀，是300196。”

蒋文增听闻后，发现这和旅社那名员工所说的仅一个数字有别，原来是对方把96误记成69了。

紧接着，“吉家欢南货店”很快被调查，警察进行搜查时，发现了一个箱子，梁壁纯一瞧，和当年那个毫无二致。

经蒋文增反复询问，吉家贵供认另外两人为其同伙，分别是阿古与小克。

其作案的缘由是为了开店，原本打算多实施几次抢劫来凑齐资金，没料到首次作案就弄到了一百二十两黄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鉴于吉家贵仅仅是意图抢夺钱财，并无伤害他人的想法，于是安排阿古和小克把梁壁纯送往旅社。

有三个人，每人都分到了四十两黄金，随后分别去开展自己的事业。

蒋文增在吉家贵处并未搜到剩余的黄金，反倒从阿古和小克那里搜回了二十两黄金以及十几件黄金饰品。

值得一提的是，小克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国民党军队，最终在与日军作战时阵亡牺牲。

经过审判，在1950年11月18日，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处死刑，即刻执行。

梁壁纯同样被判处10年刑期，然而没过几日就获释了，最终在1959年因病离世。

那个进行检举的冯安宝，由于风流多情，被指控强奸罪而身陷囹圄，然而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自己实施了强奸行为。后来经过一番调查，才了解到那名女子被他骚扰得不堪其扰，便诬告冯安宝强奸，之后该女子也为他出庭作证，最终冯安宝被宣告无罪释放。

到这里，1931年发生的“120两黄金失踪案”终于侦破，毛主席心里的疙瘩也算是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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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黑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