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2年11月的那个星期天，在团部干部食堂用中餐时，部分首长和战友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于是首长断言：“今晚为你庆生，我有好酒！”首长翻出珍藏箱底的五粮液酒，我们饮了又饮，醉了又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以酒浇愁愁更愁”。
1982年11月的那个星期天，在团部干部食堂用中餐时，部分首长和战友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于是首长断言：“今晚为你庆生，我有好酒！”首长翻出珍藏箱底的五粮液酒，我们饮了又饮，醉了又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作“以酒浇愁愁更愁”。
那一夜，没有职务高低。
那一夜，只有军旅情结。
那一夜，无人不醉。
“生是铁道兵的人，死亦铁道兵的鬼！”对铁道兵部队的撤销，凭借酒意，感慨激昂。
1982年12月9日，我的老团长季明贵因为身体原因离职。上午十时，团指挥所会议室，全团排以上干部出席。师长刘敏、师政委张景喜在主席台上就座。
老团长情绪激动：“……同志们，感谢三十九团的全体同志对我工作的支持……”抑或是因为对铁道兵的情结，他两眼饱含泪水，没能再说下去……
会场里响起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老部下对老首长的肯定，也是对老首长的报答，更是为了那份氤氲在天地间的那一份对铁道兵的眷恋。
因为部队撤销的原因，我们度过了焦虑不安的1982年，迎来了前途迷茫的1983年。
1982年度，我又一次荣立三等功，这是我军旅生涯中所获得的第四枚军功章。同时，被天津市引滦入津工程指挥部评为先进个人，又被天津市引滦入津工程指挥部荣记三等功一次，颁发奖状和奖章一枚。这是我在军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获得地方授予的奖章。是年年终，又被评为为数不多的“铁道兵精神文明积极分子暨铁道兵优秀文化干部”称号，获奖章一枚。战友们为我祝贺，但是，向来在乎荣誉的我却兴味索然。
1983年3月30日，团部宣传股倪金元股长告诉我，师干部科为调我去师部之事征求团政委赵树春意见。赵政委回答的很干脆：“不同意，像他这样的人才我们很需要。”
当日中午，赵政委笑眯眯地来到我房间问道：“师部想调你去，你自己知道吗？你要老实对我讲。”
“之前师部有人找过我，但是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如实回答。
“你自己的意见怎么样？”没等我回应，赵政委紧接着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的意见，请你不要走，我重新给你安排职务。”我依然没有反应，心里在想，我何去何从，“下级服从上级”。赵政委见我没有进一步表态，大概认为我是“默认”，便起身跨出门外，然又回过头来向我使了个“鬼脸”后便匆匆离去了。
1983年6月16日，我第八次休假归队。
官登辉干事第一时间告诉我：“你调往师部，任副营职秘书，暂时在师文化科工作。”
当晚，团政治处主任正式向我宣布上级这一决定。
次日，铁道兵文工团来我团演出，我与师文化科张关鑫科长共同接待，他告诉我，我的调任命令是6月9日下达的。
不久，我便接到师干部科科长电话通知，要求我“6月25日前师部到职”。 自1981年6月25日由连队调任团部报到至此整整两周年。
但是，又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及时去报到。
1983年7月13日，倾盘大雨。今天又是一个别离的日子，我将我所负责的三十九团工作移交给团宣传股副股长吴正林。
团政治处发给我60元“特别奖金”，并设午宴为我饯行。赵政委、政治处主任、各股长以及我所在部门的干部和战士出席。
次日，师文化科设宴为我接风。张科长主持，在迁西师指挥所文化科全体干部战士出席。
不久，又有传闻，我将调往北京铁道兵兵部。
张关鑫科长，浙江绍兴老乡，英俊美男，行事沉稳，文质彬彬，很有才气。他已确定转业，但是对我的去向一直很关心，他很希望我“更上一层楼”——进北京。那一天，我与张科长和师政治部任仕高主任下部队，张科长有意向主任提起：“据说兵部要调我们胡干事进北京。”
“不行，不行！”政治部主任对此很敏感，而且态度很坚决。
“是北京一定要他。”张科长强调。
“谁也别打这个主意！”主任说这话时头也不回，好像有点生气似的，且语气很坚定。
我在后排座一言不发。铁道兵已是“大江东去”，能否调走，我亦无意深淡……
(未完待读)
作者简介：
胡建文，1972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曾任铁道兵第十四师六十七团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正排职电影组长、副指导员、铁道兵第八师三十九团正连职文化干事兼电影组长、八师师部副营职秘书。
在部队期间荣立三等功四次、被评为铁道兵精神文明积极分子、铁道兵优秀文化干部。
1985年1月部队转业，从事地方文化旅游工作。担任浙江省建德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建德市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宣传科长、团委书记等职。
全国首批高级导游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浙江省文化旅游学会会员
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68万字著作《行走天下》(上下部》
来源：铁道兵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