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过几个月的兵运，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党在南昌的一个接头机关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底，王超奉调回上海，途经南昌，误将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交给了敌人。这两份文件，分别写了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怎样开展宣传和发展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资料》第七辑(1981年12月)，宁都县政协文史组、宁都县博物馆稿，原标题《宁都起义始末》

经过几个月的兵运，二十六路军起义的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党在南昌的一个接头机关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底，王超奉调回上海，途经南昌，误将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交给了敌人。这两份文件，分别写了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怎样开展宣传和发展组织并有特支领导人的姓名。十二月五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令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严辑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三名共产党员，星夜送南昌行营惩处。”罗亚平一收到这个电报，即交刘振亚，刘又马上告知袁汉澄。两人立即到指挥部找赵博生共商应变办法。赵博生认为情势危急，应提前组织起义。并因此，准备立即召开特支会议，讨论提前起义的准备事项。

刘振亚、袁汉澄从总指挥部出来，在路上，刘振亚从内衣里掏出一张纸条对袁汉澄说：“这是王超临走时留下的，上面写的是我们来二十六路军时，在烟蓬船上遇着冯玉祥派的代表所谈的那个‘机密’：冯要季振同必要时借道红区与陈济棠取得联系，相机回北方。现在到了我们利用他的时候了。”季振同早在西北国民军中，就深得冯玉祥的器重，担任过冯的卫队手枪旅旅长。

中原混战下来，冯部被蒋介石收编，季振同极力保全实力，是二十六路军实力最雄厚的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驻在城内担任城防。若能争取他一道起义，对实现全军起义就有把握。但他是一位骄傲将军，必须好好商量。

在特支（赵博生也参加）会上，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对广大官兵应以“联合红军抗击日寇”作为政治鼓励的口号，下级军官及士兵党员中的鼓励与组织工作，由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为了达到全军起义的目的，还决定团结董振堂，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旅、团长一道行动，并由赵博生负责做好他们的团结与争取工作，以及妥善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并决定派袁汉澄、郭如岳去苏区与红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以便得到红军的直接援助。

会议结束后，马上分头进行。赵博生坚定、沉着，立即给南昌拍去“遵令即办”的电报，应付蒋介石。又由罗亚平假造一份南昌行营的来电，说什么“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用以找董振堂商定机宜。又在总指挥部执法队弄来一张证明给袁汉澄，让他顺利通过二十六路军的警戒线。这些事办妥后，他带着那份“假行营来电”去找董振堂。

董振堂，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人，一八九五年生于一富裕农家，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西北国民军连、营、团、师长，素以正直军人著称。赵博生到江西，特别是入党之后，利用与董同乡、同学等关系，建立了比较密切的私人关系。曾经有过这样一回事：孙连仲本已料到提升李松崑当师长，在二十五师内部师旅长之间难免发生矛盾，一直心怀戒备。当他接到董振堂“因母病暂难返防”的电报后，正好趁机抑董，即以“前方防务重要，主官不可久离”为借口，决定暂免董振堂的旅长职，并告前方指挥部赵博生。赵接电后，秘不发表，等到董振堂返回宁都，才交给他。董一看，联想到入赣后，曾因不想同红军作战，虚报军情，受到蒋介石发来“若不改过自新，将功补过，定按军法议处”的电报责骂，顿时怒不可遏。赵博生趁机打气说：“有什么事，我们要团结一起，才不被人吃掉。”董对此深信勿疑，彼此关系更加亲密。这次，赵博生带着假造的电文找他，又正好他为他的七十三旅南昌留守处，被行营查抄一事非常愤怒。当他看了赵博生递交的电文，便认为蒋介石对二十六路军要下新的毒手了。商谈中，赵博生向他提出：以七十三旅为主，举兵起义加入红军，并争取七十四旅一道行动。当即坚决表示赞成。但对争取七十四旅季振同则颇感忧虑，怕坏了事。经过赵博生加以分析，说明利害，董即表示拥护，并和赵一起去和季振同交谈。

季振同，字异之，河北沧县人，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大地主家庭（仍有两千多亩地），为人精悍、爽直、好胜、有魄力。他交际面广，花钱大手大脚，一般军官发了饷要养家糊口，他却不够用，有时还向家里找补给。他与赵博生是邻县同乡，佩服赵的德才；与董振堂虽同在一个师，相识已久，由于性格不同，较少来往，但对董的品德和才干是钦佩的。他对蒋介石积有旧怨，对孙连仲提拔李松崑当师长亦不满。孙召集二十五师的团以上主官开会，宣布蒋介石关于任命李松崑当师长的命令那天，他气得脸色发青，散会出来走不多远，便跳脚大骂：“我枪毙不了这个狗日的！我服从他？让他见鬼去吧！”后来李松崑设宴请客，他也拒不参加。自从部队开到宁都城，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他也在寻找返回北方的途径。当他看完那封假电文时，毫不迟疑地表示：“妈的，什么进剿不进剿，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未知二位志兄有何见教？”赵、董立即表示赞同他的想法。董振堂还提出黄中岳问他意下怎样？他即说：“我同中岳，正如你同博生一样，用不着多费唇舌。”于是，三人又商定由季振同负责做他这个旅的主力团长黄中岳等人的团结工作。

黄中岳，又名本初、培三，河南省罗山县人。家庭背景商人。性格豪爽，说话痛快，但不多言，平时喜读《水浒》，好讲梁山故事，曾在南苑学兵团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二十六路军开到宁都后，眼见疟疾猖獗，死了很多人，又听说上面发来的奎宁丸，好多假药，气忿地说：“要按老子的性子，把那些买假药、喝兵血的家伙一个个宰了，拿他们的脑袋祭这些弟兄的亡灵！”“九一八”事变后，他从收听电台的新闻广播中，听到蒋介石叫嚷“攘外必先安内”，“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使大片国土沦于侵略者之手，激忿地说：“妈的！与其困倒这里，不如战死抗日沙场！”后来，有人说蒋介石借口“九一八”事变，要在二十六路军中原百分之六十五经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他怒气冲冲地说：“妈的！搞不好老子把部队拉到山上当土匪去！”因他与季振同是“把兄弟”，很尊重季，季也很信任他。所以，由季振同一找他，就很顺利谈妥了。

十二月七日，一架印有青天白日标志的巨型飞机在宁都上空嗡嗡嚎叫，并与二十六路军总部电台通话，说有“委座”手令，事关机密要见赵总参谋长。飞机降落后，机舱里下来一名要员，赵博生以礼相迎，接过要员交下的“机密”拆开一看，原来是落在敌人手中的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组织的那两份重要文件和蒋介石要彻底清查二十六路军内共产党的“手令”。赵博生镇定自若，借孙连仲远离宁都，自己主持军务的合法身份，在党的特支领导下，再次妥善地应付了这接踵而来的突然事变，又继续做团结、争取高中级军官等方面的工作。

其他同志的工作，也紧张而卓有成效地进行着。如李青云在学兵连，找到王际坦、为了保证把学兵连拉到红军去，商定每个共产党员至少团结学兵三人。大家认为只要团结起三十个人，带动一个连就有把握。并且立即进行鼓动。董振堂与季振同也分别集合全旅讲话，晓以国破家亡，守士有责大义，揭发蒋介石安内攘外的卖国政策，赞扬红军抗日救国的正义主张，并且列举全军士兵离乡背井，缺衣少食，弃尸异乡的苦难，启发他们的觉悟。

在季振同集合士兵讲话时，赵博生也参加并讲了话，他说：“这个旅好比一只大船，旅长就是舵手，舵往哪里摆，大家就往哪里走，要绝对服从旅长的指挥。”经过赵博生从中工作，七十三旅和七十四旅象两只航船，牢牢地联结在一起，并排搏击着风浪前进。

袁汉澄肩负着地下党组织特支委员会的重托，顺利地通过了二十六路军的警戒线，进入了苏区。

他在进入苏区宁都的固厚圩时，放哨的少先队员向他要路条，他没有，便把他捆绑起来，说他是敌探，他一时急得满头大开，忽然计上心来，张口唱着《国际歌》，少先队员才松了绑，把他扭送到彭湃县委办公室，见了县苏维埃的柯主席，说明他是“朱瑞叫来的”，柯便给他一匹马，还派人送他到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

与袁汉澄准备出发去苏区的同一天，董振堂把旅部参谋郭如岳叫到他的办公室，以充满革命热情的神情对他说：“情势紧迫了，我们要举行暴动，在敌我生死搏斗中，我不杀敌，敌必杀我，犹豫迟疑，只有死亡。今天要你起草一封给红军总司令部的信，并决定派袁汉澄和你去红军总司令部报告、联系、请示，要求接应我们暴动。”他说着，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块红绸，叫他把信抄在上面。郭如岳拟好稿，经过修改，工整地把信抄完，董振堂又签上名，叫他缝在衬衣内，化好装，翌日拂晓动身。说完，给了他一张侦探证，以便对付步哨线上的检查。

郭如岳从旅部出来，正沉思走着时，李青云走来低声告诉他：“我们的口号是‘朱瑞叫来的’。”还连说几遍，让他记住了为止。

因为，郭如岳事先没有在地图上研究路线，走了许多弯路，进入苏区后也遇到了与袁汉澄一样被岗哨儿童绑起来的情况，因此比袁汉澄晚一天才到达瑞金叶坪。

袁汉澄骑着马，离开彭湃县，在送他的那位响导的陪同下，当天下午赶到了红军总司令部。朱总司令接见了他。亲切地问他二十六路军有多少人，说暴动过来加入红军好得很，表示欢迎，欢迎一道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他还说：军委要开个会，听听你们是怎样准备暴动的。这是大事，还要报告毛主席。

第二天早饭后，朱总司令主持召开军委会。到会听汇报的有左权、刘伯坚、王稼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以及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叶总参谋长还亲手作记录。袁汉澄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准备暴动的情况，大家进行了讨论，分析暴动成功的主客观条件，也讨论了万一暴动失败应采取的措施。

会后王稼祥、刘伯坚、左权同志把袁汉澄带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说“军委讨论了宁都暴动的方针，很好”。还间袁：“你考虑一下有把握吗？有多大的把握？”然后指示说：“暴动是一件大事，将给蒋介石一个很大的打击。能争取全部暴动最好，全部暴动的条件是存在的。这全靠我们党过细的组织工作，行动要坚决，要注意保密。万一不能全部暴动，局部暴动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脏上捅上一刀也是好的。”

然后，由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作了大致如下的具体答复。

一、尽最大的力量争取全部暴动，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如七十四旅万一争取不过来，则以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的部队及其它党员能够掌握的部队，以“进剿”为名，在适当的地点，解决反动军官，实行局部起义开到苏区。

三、暴动如不成功，暴露了的同志，如赵博生等人，同起义部队到苏区来。没有暴露的同志继续隐蔽在二十六路军中开展工作。

四、解决反动军官时要坚决，行动要快，行动前要注意保密。暴动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三日夜十二点。

五、暴动以后改为红军第十六军，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互推领导人。

六、如有可能，暴动时把地主武装的头子严维绅、黄才梯（按即黄镇中）等逮捕起来。

七、决定派红四军在会同方向相机予以协助。并派王稼样、刘伯坚、左权诸同志携带电台到彭湃县政府联络。叶剑英参谋长还给了袁一张苏区地图。地图上标明了暴动后，各军的行进路线与驻地分布。总指挥部和十五军住瑞金的九堡一带；十三军驻石城的龙冈、秋溪一带，十四军住沿坝一带。

袁汉澄用裤带子把地图捆在腰里。当夜离开瑞金回宁都。这天郭如岳也到了叶坪，袁汉澄带他到了红军总司令部，他把用红绸写的信，恭敬地交给了朱总司令。第二天，袁、郭两人便回到了宁都。

袁汉澄返回宁都后，即向特支（赵博生也参加）汇报了去瑞金联系的情况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作的几条指示。同志们一致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是正确的，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并马上投入起义的直接部署。但是，刚刚把这些指示传达到特支以外的有关人时，突然获悉，二十六路军的两万套冬衣、十一月份的薪饷已经到了广昌，不久即可运到宁都。如果按原定计划起义，这些冬衣和薪饷就无法得到。季振同坚决主张把起义的日子推迟一天，争取给大家发了衣服，关了饷，再起义。这是一项重要的变化，关系到起义成败的大问题。特支和赵博生等同志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一面由七十四旅和特支各派一名代表，赶往固村（彭湃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向中央革委的代表报告、请示；一面派七十四旅副官李达星夜赶到广昌，催促骡马大队将冬衣和薪饷兼程运回宁都。同时，为了达到全部起义的目的，赵博生则继续做团结季振同的工作。他坚决拥护季做起义和起义后的领导人，并且搬到七十四旅旅部去住宿，以坚定季参加领导起义的决心。

七十四旅派出的代表是卢寿椿，特支派出的仍是袁汉澄。他们立即秘密出城赶到固村。王稼祥、刘伯坚、左权等同志听了报告后，经请示中央革委批准把起义的时间推迟一天，并重新决定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把番号和由毛泽东、朱德同志签名的委任状，交给他们带了回来。

两位代表回来后，特支在七十三旅旅部召开了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李青云等参加的举行暴动的行动会议。就举行全部暴动作了认真、周密的部署。决定：十四日黄昏，全城换岗哨，戒严；赵博生以宴请（袁汉澄同志回忆说：党内决定是赵博生以执行南昌行营“进剿”命令为名，召开“剿匪”会议，为了应付环境，也搞了一点酒菜）的名义，在总部解决团以上的主官问题。其他人的分工、如：李肃去病房，公开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慰劳伤病员；王铭五负责写暴动的标语；孙步霞在总指挥部协助解决反动军官，当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负责鸣枪作信号，示意全城其它各部开始行动；董振堂率特务连扼守总部与七十四旅的中间地带，以取得多方面的联络与配合；李青云带学兵莲的一部分做董振堂的机动兵力；刘振亚率他的特务排扼制宁都城开往苏区的交通线；王振铎和袁汉澄在街上巡逻，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赵博生、董振堂报告；郭如岳率学兵连的另一部分控制总指挥部电台；总指挥部上尉执法队员刘向三带总部特务营的一部分去控制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季振同指挥全旅分别负责解决二十五师师部、守城与警戒总指挥部等。对各要害部门，都分配了可靠人员和足够的力量去控制。

十四日下午两点，季振同在七十四旅旅部他住的房子里开会。参加会议的有黄中岳、苏进和一团的三个营长，新到职的副旅长临时兼代二团长曹金声、中校团副吴子罕和他们的三个营长。季振同宣布开会后，激动地说：“各位，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窥伺华北，我们祖国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都是军人？我们要求抗日，打回北方，蒋介石却热衷于打内战，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我们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蒋介石不准我们抗日，我们就绕道广东，再打回北方去。”与会者听了就会心地相视一笑；“行！没有别的出路，就照旅长讲的办吧！”接着，季振同下达具体任务：第二团负责守城，部队由吴团副指挥，下午四点以前，派部分武装把一在各城门的岗哨统统换下来；一团通往各城门的电话网不要撤敢，暂交二团使用，六点稍前，切断由城内通往城外的电话线，全城戒严，关闭城门，任何人不准随便进出。第一团的部队由团副苏进指挥，六点之前集合在县衙的院子里待命，下午四点，由三营派出部分部队去接替总指挥部特务营的警戒。

与此同时，赵博生和董振堂以私人关系争取了边章五负责掌握第二十七师八十旅，袁汉澄以师生关系争取了王鸿章负责掌握第七十九旅。

起义的这天（十四日）下午五点半前，七十四旅一团的官兵都穿上大衣，全副武装，以看赛球为名，集合在县衙门内球场上等待命令。五点五十分左右，除第二营及团直各连作予备队，仍在原地待命外，其余便按照预先下达的命令，分头去执行自己的任务。进入了各自负责的岗位。

总指挥部驻在城东原耶稣教的二层楼房里。六时许，对总指挥部的安排亦已就绪。事先，赵博生通知特务营长，要他于下午四时把总指挥部的警戒交给七十四旅一团，特务营另有任务，在驻地待命，该团三营很顺利地接替了那里的警戒；丰盛的酒菜也摆好在席上等候着。楼上是团以上的主官席，楼下是他们的卫兵席。为使宴请达到预定的目的，事前大放空气，说参谋长准备了南京运来的白兰地酒、炮台烟、还有美国水果，宴会后还要打麻将。因此，除二十五师师长李松崑外，所有留在宁都的团、旅长们，身后跟着卫兵，或骑马、或步行，一个个神气十足地来到了总指挥部参加“盛宴”。总指挥部的警戒虽早已撤换，因哨兵人数仍旧，装束又和总指挥部特务营一模一样，加上外间天已暗，谁也没有发现换了人，营长严图阁见他们都走进了总指挥部的大门，即率他三营的其余部队（缺机炮连）秘密而又迅速地包围了总指挥部。在此以前，七十四旅一团副官柴登榜化妆成传令兵，带着团特务排跟着季振同、黄中岳来到总指挥部。当那些赴宴的军官一到，赵博生便招呼他们到楼上喝酒，柴副官和特务排的人员就在楼下招待那些随从护兵们，入座时，柴副官等有意插花就座，两个对一个，把护从兵们夹在中间。八时许，赵博生在席间，以简明的语言先向军官们讲明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与生路，正宣布起义加入红军时，楼下负责指挥特务排解除护兵武装的柴副官，掏出一块雪白的手绢揩嘴（这是动手的信号），护兵们便在“不许动”的低沉有力喝令声下，被夺下了武器。这时，九连的焦连长带了二十多个负责第一层（共有三层）警戒的战士往里冲。一个战士由于过分紧张，不小心手里的冲锋枪走了火，一梭子子弹飞向空中。这一阵枪声，使楼上的军官一征。两个团长（李锦亭、王天顺）“哗啦”一声，拉开门从楼上走廊跳下去了。不等他纵身撒腿，即被第二层警戒的战士逮住了。这时，楼上少数几名反对起义的军官，亦被九连的战士捉住，把他禁锢起来，缴下图章，以他们的名义下令所管辖部队在指定的时间、地点集合。总指挥部的问题解决后，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旋即返回七十四旅旅部或原定的指挥位置去指挥整个部队的起义。事态开展很顺利，仅在夺取苏家祠堂二十五师师部捉拿李松崑时，发生了枪击。

这天，李松崑推说身体不好，没有参加“宴会”。可能是听到了总指挥部的枪声后，师部大门口临时又加了双岗，门里也添了两个哨兵，他们子弹上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七十四旅一团第一营营长卢寿椿带着队伍跑步赶到门口，二话没说，按照原定战斗方案，上去几个人，把门外两个哨兵抱住，其余的人正要往里冲，门里的哨兵突然一扣板机，“突突突”，前面的五人应声倒下，其中刘伟洲、刘文魁阵亡。后面的人稍一迟疑，那两个哨兵连忙把两扇大门关死，卢寿椿等人冲不进去，叫不开门，双方僵侍着，谁也不打枪。里面不打枪是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干什么的；外面不打枪是怕惊动了城外的部队，影响整个起义计划的实现，只在围墙外面叫嚷：“把枪交出来，把李松崑交出来，其他人统统没事！”并威胁道：“再不开门就要放火！”忽然，赵志奇（少将副官长）从西边的副官处出来，见是二十六路军自己的部队发生冲突，便说：“好了，不要打了，我替你们说说去！”卢寿椿对此不敢擅自作主，经过请示同意后，才对赵说：“行，只要缴枪，交出李松崑，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大约一小时后，赵从门里出来，说：“里面不愿缴枪，说太丢人，不过有个变通办法，缴枪上的撞针。”卢寿椿心里想，枪卸去了撞针，等于烧火棍？遂表示同意。至于李松，赵回答说：“你们进去自己找吧！”为了不延误时间，卢寿椿也点头同意。不久，大门敞开了，里面派人送出一百多根撞针表。卢寿椿赶紧带着一些人进去。李松崑已翻墙逃走了。二十五师师部的问题解决以后，到凌晨二时许，七十四旅一团团副苏进派两个传令兵带着名片，把伪县县长“请”来。其余各部，有的还抓了些依仗二十六路军在宁都县城苟延残喘的豪绅地主。

这次，除李松崑逃到离城四十里外的石上，带走了驻在那里的一个团外，二十六路军全军各部计一万七千多官兵都参加了起义。

起义成功了！赵博生挥笔写了“解放”两个字，接着，全城换口令为“解放——自由”。

这晚，董振堂通宵用电话、写信和派人等方法，向他的同乡、同学、朋友、部下作号召，说：“你们还不相信我董振堂吗，我只能带大家走向光明，不会带大家跳火坑。即使前面有火坑，我先跳，来吧！到城外东南角高塔下集合！”

拂晓，全城到处响着“解放”、“自由”的口令声。街道行走的人们，在朦胧的晨光中可以看见新贴在墙壁上的标语：“打倒阻止我军北上抗日的蒋介石！”“到红军中去，红军与我们是弟兄！”……插在总指挥部屋顶上与城门楼上的几面鲜艳红旗，在安祥的宁都古城上空，欢快地随风飘扬。

十五日清晨，部队整齐地集合在南门外河滩上。赵博生、董振堂来到队列前，分别讲话宣布起义之后，即带头扯下国民党帽徽、撕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然后，挥手率部跨过梅江河上的木桥，迎着朝阳向苏区开去。

资料来源：

《江西文史资料》第七辑(1981年12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