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纽约时报》的“观点（Opinion）”版块是其独立于新闻编辑部的评论部门，旨在提供多元化的观点、分析和评论。当代思想家、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博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5月《纽约时报》的“观点（Opinion）”版块，原标题“Har

《纽约时报》的“观点（Opinion）”版块是其独立于新闻编辑部的评论部门，旨在提供多元化的观点、分析和评论。当代思想家、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博士的这篇文章发表在5月《纽约时报》的“观点（Opinion）”版块，原标题“Harvard Derangement Syndrome”

正文

在我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22年里，我从不畏惧“咬伤喂养我的手”。2014年，我在《与哈佛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Harvard”）一文中呼吁，以透明、公平的择优录取政策取代现行那种“蝾螈之眼、蝙蝠之翼的神秘主义”，因为它“隐藏着未知的险恶”。2023年，我提出了“拯救哈佛的五点计划”，敦促大学承诺维护言论自由、制度中立、非暴力、观点多元化，并削弱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的专断势力。去年秋天，值2023年10月7日事件周年之际，我撰文阐述“我希望哈佛如何教学生谈论以色列”，呼吁校方教导学生直面道德与历史的复杂性。两年前，我与他人共同创立了哈佛学术自由委员会（Council on Academic Freedom at Harvard），自那时起，该委员会便不断挑战校方政策并推动改革。

因此，当我说，如今针对哈佛的口诛笔伐已经彻底失去理智时，我绝无替我的雇主打无脑辩护之意。批评者将哈佛斥为“国家耻辱”、“觉醒式伊斯兰神学院”、“愚人船”、“猖獗反犹仇恨与骚扰的堡垒”、“极端主义骚乱的沼泽”，甚至称其为“伊斯兰主义前哨”，并声称校园的“主流观点”竟是“先摧毁犹太人，才算摧毁西方文明的根基”。

这还不算特朗普总统的评价：他称哈佛是“一所反犹的极左机构”“自由派乱局”，乃至“对民主的威胁”，并说它“几乎只雇佣觉醒的、激进左翼的白痴和‘鸟脑’，他们只会把‘失败’这门课教给学生和所谓的未来领导者”。

这不仅仅是口水战。在对全美研究经费进行大幅削减的同时，特朗普政府还特别针对哈佛，宣布不再向其拨发任何联邦资助。不满足于此，政府又着手阻止哈佛招收外国学生，并威胁将其捐赠基金税率最高提高十五倍，甚至取消其免税非营利地位。

可称之为“哈佛错乱综合症”。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资金最雄厚、名声最响的大学，哈佛一直备受瞩目：在公众想象中，它既是高等学府的典范，又是针对精英不满情绪的天然汇集地。

心理学家将一种称为“分裂”（splitting）的症状定义为非黑即白思维，在这种模式下，患者只能把生活中的某个人当作至高无上的天使或可憎的恶人，别无他种可能。他们通常会接受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建议内容大致是：大多数人兼具优点与缺陷；若将他们视为全然丑恶，从长远看无益；当他人让你失望时，虽不舒服，却不必让那份不悦定义你对他们的整体看法——你能否在不让不舒服侵占全部视角的同时，为它留出一席之地？

国家在对待教育与文化机构时，迫切需要这种比例感。正如我率先指出的，哈佛确实存在严重问题。对校况的广泛担忧也助长了对特朗普全面攻势的同情，甚至幸灾乐祸。但哈佛是一个经过数百年演进的复杂体系，不断面临多重且出乎意料的挑战。合适的“治疗”——正如对待其他不完美机构一样——应是诊断各部分所需的具体“良方”，而非割断颈动脉，坐视其血流不止。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哈佛大学校园。

哈佛为何成为热门靶心？这是其自身属性所致。

哈佛规模庞大：拥有25,000名学生、2,400名教员，分布于13所学院（包括商学院和牙科学院）。人数越多，怪人和麻烦制造者越容易出现，而他们的怪异行径在当今这个能迅速“走红”的时代，更易让人高估其普遍性。

此外，大学承诺维护言论自由，这包括我们不喜欢的言论。企业可以解雇直言不讳的员工，大学却不能，也不该如此。

哈佛同样并非孤立的修道院，而是全球学术网络的一部分。我们的多数研究生和教员都曾在其他学府受训，参加相同的会议，阅读相同的期刊。尽管哈佛自诩非凡，但几乎所有在此发生的事，在其它研究型大学同样可见。

最后，学生并非白纸，可随意书写。年轻人更多受同龄人影响而非教授塑造。他们在高中、在哈佛，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中形成同伴文化。许多情况下，学生的政治观点与教授是否“洗脑”并无多大关联，就如他们绿色发色和鼻环一样。

然而，对哈佛某些敌意也并非全无根据。多年来，我和同僚为本校学术自由的侵蚀而忧心忡忡，一些知名的“迫害”事例尤其令人痛心：

2021年，生物学家卡萝尔·胡文（Carole Hooven）因在一次采访中解释生物学如何界定“男性”和“女性”，被妖魔化并遭排斥，最终被迫离校。她的“被取消”成为我们创建学术自由委员会的导火索，但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流行病学家泰勒·范德维尔（Tyler VanderWeele）在有人发现他曾联署2015年反对同性婚姻的最高法院案状后，被迫参加“恢复性司法”会议，低声下气地道歉。

生物工程师基特·帕克（Kit Parker）的一门评估犯罪预防项目的课程，因学生觉得“令人不安”而被叫停。

法学者罗纳德·沙利文（Ronald Sullivan）因代表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进行辩护，让学生“感到不安全”，被剥夺了宿舍院长职务。

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IRE）统计，在过去两年间，哈佛在约250所高校中言论自由排名倒数第一。

这些“取消”不仅对个体不公，也令学术探索畏首畏尾：研究者若稍有不合时宜之言，便可能面对人格抹黑；若保守观点被当作犯罪，则学术求真无从谈起。在沙利文事件中，校方沉迷迎合学生情绪，却未教他们第六修正案之权利，也未阐明法治与暴民正义的区别，实属放弃公民教育之责。

但把它称为“觉醒式神学院”？这无疑是典型的非黑即白思维，亟需通过行为疗法来矫正。仅凭几起轰动性的“取消”事件就把哈佛妖魔化，反而掩盖了更多时候异端观点能自由表达却无人过问的平静。尽管我对哈佛学术自由所遭受的冲击深感痛心，但将其言论自由排名列末，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我先从自己说起。我在哈佛数十载，讲授过许多富有争议的观点——包括性别差异的现实、智力的遗传程度以及暴力的进化根源——并邀请学生据理反驳，但从未引发抗议，反而屡获校方荣誉，与历任系主任、院长及校长关系融洽。

我的大多数同事也是如此：他们依据数据发表研究结论，无惧政治正确的压力。举几个例子：种族确实具有一定的生物学现实性；婚姻有助于降低犯罪；热点警务措施有效；种族主义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自然拼读法对阅读教学至关重要；触发警示（trigger warnings）弊大于利；非洲人曾参与过奴隶贸易；教育成就一定程度上受基因影响；严厉禁毒有益，而毒品合法化则有害；市场机制能让人们变得更公平、更慷慨……哈佛的日常，就是在无所畏惧地表达观点，而非害怕报复噤若寒蝉。

哈佛的另一个确实存在缺陷、但也不宜被全盘否定的领域，是观点的多样性。根据2023年《哈佛深红报》（The Harvard Crimson）的一项调查，文理学院的教师中有45%自我认定为“自由派”，32%为“非常自由派”，20%为“中间派”，只有3%认定自己是“保守派”或“非常保守派”（调查并未提供“觉醒激进左派白痴和鸟脑”这一选项）。个人权利与表达基金会（FIRE）估计的保守派比例略高，为6%。

大学无需成为小型民主政治，但过度的政治同质化会损害其使命。2015年，一组社会科学家指出，自由派的同温层文化导致他们在研究中犯下偏差：他们测试了对非裔与穆斯林的偏见，却未测试对福音派的偏见，从而匆促得出“自由派比保守派更不偏见”的结论。

我们学术自由委员会的多位同仁，也反映政治狭隘在各自专业中造成不良影响：气候政策一味妖魔化化石燃料企业，却忽略了普遍的能源需求；儿科领域对所有青少年的性别焦虑不加甄别地全盘接纳；公共卫生倡导最大化政府干预，却漠视成本效益；历史学强调殖民主义的危害，却忽视伊斯兰主义的暴行；社会科学将一切群体差距归咎于种族主义，却罕有文化因素的考量；女性研究聚焦性别歧视与刻板印象，却很少触及性选择、性学或荷尔蒙研究（这正是胡文的研究领域）。

尽管哈佛毋庸置疑需要更多政治与思想多元，但将其标为“极左机构”未免言过其实。若以《红报》调查为凭，绝大多数教师的立场都在“极为自由派”右侧；校内亦有阿德里安·韦梅尤尔（Adrian Vermeule）、格雷格·曼昆（Greg Mankiw）等知名保守派教授。多年热门本科课程，多由保守派或新自由主义者教授的主流经济学导论领先，而立足中立的概率论、计算机科学及生命科学入门课程亦广受欢迎。

当然，也有诸如“酷儿民族志”（Queer Ethnography）、“去殖民视角”（Decolonizing the Gaze）这样的课程，但它们往往为选修小众“精品课”，招生人数有限。我的一位学生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觉醒度量仪”（Woke-o-Meter），它扫描课程描述中诸如“异性恋霸权”“交叉性”“系统性种族主义”“晚期资本主义”“解构”等术语，据估算，这类课程在文理学院2025–26年目录中的5,000门课程中约占3%，通识教育课程中约占6%（但其中约三分之一带有左倾倾向）。更多典型课程包括《神经元功能的细胞基础》（Cellular Basis of Neuronal Function）、《德语入门（强化）》（Beginning German (Intensive））和《罗马帝国的衰亡》（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若论“哈佛教学生憎恨自由市场”，我们做得并不成功：最受欢迎的本科专业是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半数毕业生毕业后径赴金融、咨询与科技行业。

如何在大学中实现观点多元化，这确实是一道难题，也是我们委员会长期关注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观点都应得到同等重视——思想的宇宙浩瀚无垠，许多荒谬的理论，如占星术、地平说或大屠杀否认论，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特朗普政府要求审查哈佛的多元化项目，并强迫其确保持不同政见者达到政府认可的“关键人数”（critical mass），这不仅损害大学，也侵蚀民主本身：如果遵照这一标准，生物系就得聘请创世论者，医学院必须录取疫苗怀疑论者，历史系则要容纳否认2020年选举结果的人士。哈佛对此别无选择，只能坚决拒绝，却也意外地成为了一种民间英雄。

但大学不能继续视问题于不见。尽管它们热衷于关注“隐性种族主义”“隐性性别歧视”，却对最强大的认知扭曲——“我方偏见”（myside bias）——视若无睹：我们都倾向于轻信自身或所属文化的信念。大学应设定期望：教员进入教室前，先放下个人政治立场；并倡导认知谦逊（epistemic humility）与积极开放心态（active open-mindedness）。在此基础上，对保守派施以“小小”的多元化关怀，并无不妥。正如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所言：“意识形态如呼吸，你永远闻不到自己的那股味道。”

五月，哈佛校园里的学生。

对哈佛最令人痛心的指控莫过于“反犹主义”——这里指的并非历史上美国传统精英群体（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对犹太人的排斥情绪，而是一种反以色列热情的外溢效应。一份期待已久的报告详细列举了许多令人不安的事件：犹太学生感到反以色列的抗议活动带来了恐吓，课堂和校园典礼遭到干扰，而校方的反应却迟缓消极；一些教职员工毫无必要地将亲巴勒斯坦的政治立场融入教学或校园活动中；许多犹太学生，尤其是来自以色列的学生，反映自己在校园中遭受同学的孤立乃至妖魔化对待。

和其他问题一样，对于哈佛的反犹指控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分辨力。确实，这些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把哈佛描绘成一个“以摧毁犹太人为手段、进而摧毁西方文明”的堡垒，那就是彻头彻尾的非黑即白思维。

2023年10月7日事件发生后，34个学生组织发表声明，将那场屠杀的全部责任归咎于以色列；对此，超过400名哈佛教职员工联名签署公开信表示反对；一个新成立的“哈佛支持以色列教员联盟”（Harvard Faculty for Israel）也已经吸纳了450名成员。哈佛目前开设有60多门与犹太主题相关的课程，其中包括8门意第绪语（Yiddish）课程。而那份长达300页、梳理了过去一个世纪所有相关事件的反犹主义报告，详尽记录了每一起可查的墙上涂鸦和社交媒体帖子，却没有发现任何将“摧毁犹太人”作为目标的证据，更不用说这会是“校园主流观点”了。

就我个人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而言，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其他知名的犹太教员，都未曾真正遭遇过反犹主义的攻击。正如哈佛大四学生雅各布·米勒（Jacob Miller）在《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的一篇评论中所说：听到“每四名犹太学生中就有一人感到‘身体上不安全’”这样的说法，作为一个每天都自豪地戴着基帕（kippah）在校园里行走的人，难以信服。把所有针对以色列的批评都简单地归为“反犹主义”，实际上是屈服于那种“只有群体间的仇恨才值得谴责”的批判性社会正义逻辑。如果批评者不去直接反驳反以立场所包含的暴力倾向和历史盲区，反而热衷于贴上“反犹”标签，最终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语义争论而毫无实际意义。

哈佛的反犹报告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这正是关键：负责任的人在面对复杂机构的问题时，会先识别缺陷，再付诸补救。

已有举措：严格执行现行规定，防止抗议表达越过界限，避免从意见表达沦为骚扰、胁迫。

另一项显而易见的对策是更均衡地应用学术卓越标准。哈佛拥有近400个研究所、中心与项目，这些机构与学术部门不同。有少数被激进讲师所“劫持”，实质成了“反以研究中心”；与此同时，哈佛在以色列研究、中东冲突与反犹研究方面的专职教授却寥寥无几。报告建议加强对此类学科的教授与院系领导监督。

哈佛无法监管学生的私生活或匿名社交媒体发言（那些平台上出现了最恶毒的反犹言论），但学校可以执行其反对基于宗教、国籍和政治信仰的歧视规定，并对诸如助教取消课程让学生参加抗议等明显渎职行为施以惩戒。学校可将反犹与反种族歧视视为同等严重，并在学生踏入哈佛校园之初，明确他们应以尊重与开放心态对待彼此。

同样显而易见不会奏效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哈佛科研经费的惩罚性切断。联邦拨款并非对大学的施舍，也非行政部门的“恩赐”，而是对国家利益重大研究项目的一种酬金——在激烈竞争评审后授予研究者，用于支付项目所需的人力与设备，否则那些研究根本无法进行。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掐断，将比任何以往政府更严重地伤害犹太科研人员。许多活跃和怀抱科学梦想的犹太科学家，如今眼睁睁看着实验室关闭、被裁员，或科研生涯被迫暂停。相比之下，路过“全球化巴勒斯坦大起义”（Globalize the Intifada）标语的轻微刺激，要微不足道得多；更糟的后果是，比犹太人数量更多的非犹太科学家，也将被迫目睹他们的研究被掐断，这一事实被解读为“为了支持犹太人而停止研究”。同样遭受损害的还有那些依赖实验性疗法的患者，他们的治疗被迫中断，未来可能因此失去治愈希望。

如果政府真的关心犹太人，那还不如去关注它对大屠杀否认者和希特勒崇拜者所表现出的同情。政府的真正动机其实很明显——是要削弱那些不受行政权力直接控制的公民社会影响力中心。正如J.D.万斯（J.D. Vance）在2021年演讲的标题所说：“大学才是敌人”（“The Universities Are the Enemy”）。

若联邦政府不出手，谁来敦促哈佛自我改进？大学内部确实缺乏有效的反馈与自省机制。企业亏损可以更换CEO，球队连败可以更换教练；但大多数学科缺乏客观的成功指标，仅靠同行评议，容易沦为圈内相互授勋的把戏。

更糟的是，许多高校惩罚批评者，使变革之声无处存活。去年，一位哈佛院长竟公开为这一做法辩护，直到学术自由委员会强烈反对，他的上司才匆忙表态撤回。

然而，依然有办法让“光”照进来：大学可以赋予名义上负责审核各部门和项目的“访问委员会”（visiting committees）更大的实权，避免这些委员会只是被审查对象的摆设或陪审团。校方管理层也应该认真听取校友、捐赠者和媒体提出的合理批评，将其视为理性声音并加以借鉴。哈佛的管理委员会（Harvard Corporation）一直极为低调、鲜少公开露面——以至于2023年，两位成员与学术自由委员会共进晚餐的新闻，竟然成为了《纽约时报》的头条，这也反映出哈佛治理透明度的严重不足。

哈佛近两年来在公众视野中的风波，也许终于促成了一些改革：

* 学校采取了制度中立政策，不再对与自身职能无关的议题随意表态。

* 学校划定了抗议的底线，并将建立集中执法机构，避免不同部门各自为政。

* 文理学院废除了要求求职者提交“多元化声明”的做法，避免将“觉醒言论”当作录用标准；院长并已要求各项目主管定期汇报本单位的观点多元化状况。

* 那些被激进分子劫持、实质成为“反以研究中心”的机构，正在接受调查并更换负责人。

* 由校长Alan Garber庄重接纳的反犹专题报告，表明了学校对反犹问题的高度重视。

* 学校制定了新的“教室公约”，要求新生入学时即签署，承诺以尊重和开放心态参与课堂讨论。

坦率地说，许多改革恰与特朗普政府的要求时间上重叠；但如果你在暴雨中打起伞，却因那把伞是“特朗普的”就要摘下，那你将自食其果。出于正当理由的改进，才是大学重回正轨、赢回公众信任的正确之道。

大学的最高使命——发现与传承知识——不应因学生情绪、媒体舆论或政治压力而动摇。追求知识不是教授们的特权，而是人类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不同理念的争论应通过分析和论证来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或陷入受害者心态。抗议可以用来表达和传递共识，但不应成为压制异见或胁迫学校的手段。校园属于整个学术共同体，任何一方都无权将其据为己有。捐赠基金不是社论平台，而是学校肩负着为后代守护的信托资产。

哈佛的贡献与价值，不仅体现在其实用成就上，还体现在思想的奇观：

* 52位诺贝尔奖得主、超过5,800项专利；

* 发明了发酵粉、首例器官移植、可编程计算机、除颤器、梅毒检测以及拯救数千万生命的口服补液疗法；

* 提出核稳定性理论，助力避免核末日；

* 发明了高尔夫球座与捕手面罩；

* 诞生了《芝麻街》（Sesame Street）、《国家讽刺》（The National Lampoon）、《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微软（Microsoft）与脸书（Facebook）。

当下，哈佛的研究依然走在前沿：甲烷追踪卫星、机器人导管、下一代电池、中风康复可穿戴机器人；联邦资助的项目涵盖癌症转移、肿瘤抑制、儿童放疗与化疗、多重耐药感染、流行病预防、痴呆研究、麻醉技术、消防与军事毒性防护、太空飞行生理学与战地创伤护理；哈佛的科学家还在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纳米材料、生物力学、可折叠军事桥梁、防黑客网络和老年智能居住环境等领域不断创新；更有实验室或已研发出潜在的1型糖尿病治愈方案。

哈佛之价值，不仅在于实用成果，更在于思想的幻境花园：了解同僚的研究成果总令人欣喜；翻看课程目录，总让人羡慕当年18岁的求知热情。

* 从人类化石提取的DNA揭示印欧语系的起源；

* 格林童话中那些谋杀、杀婴、食人和乱伦，映照了人类对恐怖的永恒迷恋；

* 同一大脑网络既承载记忆，也支撑白日梦；

* 非暴力抗争往往比暴力手段更为成功；

* 怀孕并发症源于母体与胎儿之间的达尔文式博弈；

* 犹太祷文“谁能如你？”（“Who is like you?”）暗示古代以色列人对一神论的矛盾心态。

如果你仍然对“为什么要支持大学”感到疑惑，不妨问问自己：每年因癌症去世的儿童人数，真的是你所能接受的吗？你对自己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感到满意吗？你对政府哪些政策真正有效、哪些其实是浪费已经有了完全清晰的判断吗？在当前的能源技术下，你真的能对气候的未来感到放心吗？

正如物理学家大卫·德伊奇（David Deutsch）在《无限的起点》（“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中所写：“凡不违反自然法则的事，只要掌握正确的知识，皆可实现。”摧毁培养与传承知识的机构，是对未来世代的重大罪行。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