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写作是思想呈现的主要方式，在研究型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具有枢纽性地位。史学论文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史学论文写作即史学的专业训练，包括选题、资料搜集与整理、结构框架的布局、史料的分析解读等环节，史学论文写作是其终端，狭义的史学论文写作着重点在写作上，似乎

学术写作是思想呈现的主要方式，在研究型大学的学习过程中具有枢纽性地位。史学论文写作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史学论文写作即史学的专业训练，包括选题、资料搜集与整理、结构框架的布局、史料的分析解读等环节，史学论文写作是其终端，狭义的史学论文写作着重点在写作上，似乎更关注文字和表达的问题，实则形式与内容、事实与表现二者不可分离[1]。

史学论文的写作，基本功夫在平时的阅读思考与抄录，但平时的阅读和思考如果最后不能通过写作来呈现，则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者。严耕望先生曾特别提到，“写作事实上不但是为了向外发表，贡献社会，同时也是研究工作的最后阶段，而且是最重要最严肃的研究阶段；不写作为文，根本就未完成研究功夫，学问也未成熟。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搜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的写作出来，始能成为真知识真学问。因为平时找材料用思考，都是零碎的，未必严密，也无系统。要到写作时，各种矛盾，各种缺隙，各种问题，可能都钻出来了，须得经过更精细的复读，更严密的思考，一一解决，理出一条线索，把论断显豁出来，这条论断才站得住；否则只能算是个人看法而已，不足称为成熟的学问。所以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最后阶段，非写作成文，不能视为研究终结。”[2]

只有进入学术研究论文写作的阶段，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训练。阅读和思考只是前期的准备，而唯有写作才能真正确立研究者的主体性。写作是一种文字表达的方式和媒介，就像柏拉图意识到的那样，书面文字对于表达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尼尔·波兹曼也曾提出，“在学术界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样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3]无论是相对于传统的口头表述传统，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化时代的挑战，文字形式的书面写作仍然是学术研究的主要表达方式。

史学论文不是作文，写得好看不是最重要的。在史学论文写作中，选题是首要环节，居于核心的地位，正如前人所言，“好的选题等于成功了一半”。从学术训练的角度而言，能否提出好的选题是衡量一个史学研究者是否合格的最重要的标准。

▲严海建教授

能够不断提出好的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是最基本的要求，当然也是其面临的挑战。研究的英文是“research”，“search”是探寻的意思，前面加一个“re”的前缀，意为“重新探寻”，而重新探寻的主体就是研究者这个“I”。研究工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困难就在于“言前人所未言”，就像陈寅恪先生常说的“发前人未发之覆”。学术研究探寻的过程固然曲折，然其成就也源于探寻所得之新发现。季羡林评价陈寅恪先生，“他喜欢用的一句话是发前人未发之覆。在他的文章中，不管多长多短，他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没有新义的文章，他是从来不写的。”[4]

既然是“research”，那就意味着不能重复，但不重复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有价值。很多时候学生的选题论证，大多会强调自身的研究是填补了某项空白。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空白都值得填补。正如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所言，“真正的空白不是还未有人书写其历史的漏网之鱼，而是历史学家还未做出解答的问题。当问题被更新了，空白有时候不用填就消失了。”[5]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该是能提出新的有价值的问题。在此，就我理解的好的选题的三个方面稍作论述，基本不涉及技术性的问题，主要突出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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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十二讲》

安托万·普罗斯特 著，王春华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第一，好的选题必然是综合新材料与习见史料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前瞻性的问题。

学术研究的新问题的提出，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1930年，陈寅恪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6]陈寅恪先生以是否能运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判断学者是否入流的标准。

试举一例说明之，即蒋宝麟对于金陵大学的新研究。此前，学术界对金大校史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张宪文主编的《金陵大学史》是此前唯一一部专门以金大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英语学界的中国教会大学个案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启动，但尚无以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为研究主题的英文论文。研究金大校史，有两种最主要的档案史料。一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金陵大学档案”；二是“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第四系列“中国教会大学资料”（Series IVChina College Files）中的“金陵大学档案”，该档原藏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亚联董的档案绝大部分为英文文件，包括各种会议记录、各学院文件、教职员论著、各方函电、财务资料与学校期刊。以上两种档案中英文并举，除小部分内容交叉重叠，余者可参照互补。不过，由于档案开放以及语言等问题，这两种档案未得到充分利用。金大内部诸多史实重建有赖于英文档案，特别是对英文会议档案的条理贯通，若只靠中文档案及报刊、回忆录等，往往使许多史实模糊不清、似是而非。蒋宝麟的研究在利用档案及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尤其是此前较少使用的英文档案资料，全面考察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两次立案的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权力结构改组。蒋宝麟的研究认为，在1927年以前，金陵大学的顶层治理由托事部和理事会构成“内外”结构。托事部由各合作差会合作设于美国，对金陵大学的经济与人事负全责，是校产的所有者。在南京的理事会也是金陵大学的决策机构，更是托事部的代表与执行机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金陵大学逐渐完成内部改组与“立案”，其顶层治理转变为“创始人委员会—校董会—校方”的“中西”结构。创始人委员会代表“西”，校董会同时包含“中”“西”因素，代表校方“中”。与托事部相比较，创始人委员会对金陵大学的直接管控减弱，校董会并非只是创始人的执行机构。校董会中本地教会和校友力量上升，代表了金陵大学的本土化方向。“校方”是校长及校内由中国籍教师组成的行政层，代表着中国籍教职员在校内的话语权，这是一股新的力量，加强了金陵大学的自主性和本土化[7]。上述问题在习见的中文资料中是很难被发现并得以解决的，此例可谓取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之典范。

时人对陈寅恪先生的“预流”说也有所辩证，学术研究的新趋向主要在于学术思考的入流与不入流，而不在于材料的新旧。1936年，贺昌群在《历史学的新途径》一文中提出，“我想入流与不入流，有时亦不在以能获得新材料为目的。近来学术界因为争取发表新材料的优先权，往往令人有玩物丧志之感。所以尤在要明了学术研究的新趋向，然后才知所努力，在思辨上有深澈的眼光，文字上有严密的组织，从习见的材料中提出大家所不注意的问题。所以学术的思考上也有入流与不入流之别。”[8]陈寅恪先生自身的学术研究实践也主要是注重对史料的解读与运用，并不特别强调史料的新旧。正如季羡林所言，“寅恪先生从来不以僻书来吓人。他引的书都是最习见的，他却能在最习见中，在一般人习而不察中，提出新解，令人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感。”[9]可见，材料的新旧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能不能提出新问题才是决定性的标准，大部分有创见的研究对于新材料的解读也都是在习见史料运用的基础上进行的。

对于新史料发现的意义能否有恰当的把握，能否基于新材料研求新问题，也取决于学者对于学术史了解是否深入，是否具备独到的眼光。并非有了新史料就能发现新问题，如果没有相当的积累，即使有新史料寓目，也会无感。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言，“一份文献如同一个见证人，正像大多数见证人那样，只有面对提问，他们才会予以说明。”[10]史学研究者的眼光与材料的运用结合，才能写出好的论文。

第二，好的选题应该是能够关照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能够揭示历史变迁深层动力和复杂机制的研究。

在前期阅读史料及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如何有意识地培养对于原始材料中“好题目”的敏感性？取决于研究者对于经验研究在历史抽象整体中价值的把握。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书写人类历史的全部，但每个人的研究都应该与整体历史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任何的个案和局部的研究都应该成为认识整体历史的切入点。史学与社会科学不同，不寻求所谓普遍规律。梁启超就曾特别提示历史的特性，“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所以史家的工作“专务求‘不共相’”[11]。但务求“不共相”的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正如桑兵先生所提示的，“史学着重见异”，“不过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要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探寻个别的普遍联系”[12]。

以赛亚·伯林曾精准地表达了历史学家联系的能力的重要性，“他们所需要的能力是联系的能力，而不是区分的能力，是察觉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的能力，察觉具体声音或颜色与它们可能形成的各种可能曲调或图画之间关系的能力，察觉个体作为个人被观察与欣赏，而非主要作为某类型或法则的实例而被观察与欣赏这两者之间关系的能力”[13]。何以历史学家需要的是“联系的能力”而不是“区分的能力”，就我个人的理解，因为研究是由未知到已知的探寻之路，由部分而推测整体，据不完整的材料重建史事，需要的是联系（或可谓抽象的想象）的能力。陈寅恪先生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14]

好的研究选题一定是切入整体历史的具体研究，其与整体历史、既有研究联系越多，给予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更多启发与共鸣，则其价值越大。正如贺萧（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一书的序言中提到的，“我所说的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发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15]思想史研究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金纳认为：“我的研究方法当然就具有这样的蕴涵：我们的注意力不应放在个别作者身上，而应放在更具普遍性的他们那个时代的话语之上。”[16]这样的研究方法展现的思想家的思想建构和表达方式，就不会是超越时空的，而是渊源有自。即便是对思想家个案的研究，也因为有同时代语境的参照而更加具有说服力，反过来，单个思想家也为我们更加了解特定时代思想气候的具体状况和变迁提供了例证[17]。

试举一例说明之，即梁晨对于近代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的研究。梁晨通过梳理民国大学院校有关招生方法及考务安排的相关史料发现，虽然理论上教育部统管各地各类大学院校，但在招生工作中院校却拥有较强的自主权。民国大学的招生在富有灵活、多样甚至杂乱等特点的同时，在看似开放、客观的表面下也暗含了诸如地域、知识和经济等多方面的要求或门槛。从教育本身的角度看，这些门槛体现了不同院校之间的境况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国考生的特定择校模式；从教育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看，这些门槛又造成了不同地域和家庭来源的学生教育获得的差异，使得大学招生在体现教育选拔功能的同时，更凸显阶层流动意义上的教育分层功能，教育权利有成为教育特权之趋势[18]。可见，“如何选拔学生”和“如何组织选拔”不仅是大学招生中的技术问题，更可能是深入认识民国社会的关键所在。梁晨通过对民国大学生量化数据库的学生群体地理信息的分析发现，清代科举体制下较均衡的全国性统一人才供给机制在民国时期被彻底打破，大学生的地理来源高度集中于东南地区和中心城市，人才供给规模省际差异显著。同时，在校大学生明显向中心城市集中，这一趋势伴随求学历程不断强化。民国不同地区人口接受新式教育的广度和层次差别甚大，这对国家近代化的进程与特征具有重要影响[19]。梁晨在另一篇论文通过对民国上海高校生源地理分布的量化分析发现，以“从什么地方来”“从什么家庭来”和“从什么系统来”三个角度衡量，上海高校学生这一群体的家庭背景较为同质化，地理来源比较集中。理论上面向全国和全社会开放的各类公私立大学，学生主要来自于具有文化或财富优势的本地家庭和与各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本地中学[20]。上述研究虽然处理的大学招生及学生地理来源等具体的问题，但其背后涉及的实际上长时段整体性的社会变迁的大问题，通过上述研究可以揭示历史变迁更深层的复杂机制。如果回归对于前近代社会流动的经典研究，比如何炳棣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一书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之关系，余英时先生的《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一文从“人才的地区分布”和“科举如何适应社会流动”两个方面理解科举的统合功能，梁晨的研究无疑为我们理解近代以后精英教育与社会流动及社会变迁提供了纵深的视角。

第三，好的选题应该是超越简单的史实重建或经验性解释的新解，能够充分体现历史学家特殊技艺的作品。

好的选题应该是能够给读者惊喜的，读者读过以后会有学术认识上的更新或方法论的启发。季羡林评价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他有时立一新义，骤视之有如石破天惊，但细按之则又入情入理，令人不禁叫绝。”[21]严耕望曾提到，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22]。史学研究不能论证常识，不应该出现论证分析的结果不出所料，如此从阅读体验而言亦索然无味。优秀的研究作品往往就是那些能“征成新解”或“立一新义”的研究。

试举一例说明之，即茅海建先生对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的研究。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康有为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向光绪皇帝提出的各类建策，看起来也是非常西方化的。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茅海建先生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发现，康梁变法思想形似西学而主体仍为中学的本色，他们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说是不知情、不了解的。他们用中国传统的思想去解读、去理解西方政治学说的核心观念，如“议院”“民主”等等。据此推论，戊戌变法表象上是西方化的政治改革，内核中却缺乏必要的思想与理论的准备。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与日本明治维新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23]。在政治思想梳理的基础上，茅海建先生还对康、梁的政治主张和政策设计做了细致的分析，康的核心思想是建立一个能与光绪帝相对平等对话的，参预高层政治决策的，以康本人为核心的机构，来主导改革运动，同时也说明了康、梁对科举、学校、译书方面的内容比较熟悉，其改革建策亦被清政府所采纳；他们设立政府经济部门、专利法等项建策，清政府交给职业官僚；而关于财政与外交，康、梁没有相应的知识，建策多为不妥甚至失误，清政府也没有采纳。康、梁是优秀的变法倡导者，却不是合适的新政策略家。由此，茅海建先生得出结论：“戊戌变法是以西方化为方向、以强国为目标的改革运动；而康有为不是能将中国政治带上轨道的人，戊戌变法若真要获得成功，仍会有许多磨难。”[24]上述论证和结论几乎颠覆了传统对于康、梁及戊戌变法研究的认识，然其分析入微，与历史本相严丝合缝，令人叫绝。

史学论文选题的论证通常在以下几个层面进行，一是研究的主题或对象的界定，二是确定了研究主题后，要交代清楚其研究的价值。对于学术价值的论证，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于学术史的回顾与检讨，说明该问题存在哪些可以拓展的空间，二是讨论这一问题到底有何意义，如对于更新我们在某方面的认识具有何种价值。实际上这三方面分别对应的是历史认识的不同层面，大部分学生只能完成据史料以重建史事，但常常止步于此，从而陷在史料中而不能经由史料真正进入历史现场或历史过程，也未能在史事重建的基础上展开论述，阐明历史现象或过程背后的复杂机制，从而获致整体性的深刻认识。

史学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史学论文选题论证的主要方向，既然研究是“发前人未发之覆”，故而要全面切实掌握先行研究，避免重复劳动，才能真正在学术共同体的整体水准上作出贡献。在拓展学术空间的基础上，还需要恰当把握研究对象的学术价值，确定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在确认选题研究价值的基础上，可行性的论证则取决于是否掌握充分的史料，再好的选题如果没有足以支撑的史料也枉然。归根结底，选题并非孤立的技术性问题，具备对于经验材料的敏感性，能够不断提出有价值的议题，无疑是对研究者基本素养的考验。这一切都不是无源之水，需要经过经过积累和养成的阶段。读书治学都不能靠“金针度人”，正如萧公权先生所言，初学者在真正开始研究之前都需要经过一个放眼读书的阶段，如此才能走出自己的路[25]。

在指导学生专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如果指导老师基于自身的学术积累和学术眼光，帮助学生确定一个选题，并提示搜集材料和分析论证的大致方向，最终学生有可能会写出一篇合格甚至优秀的史学论文，但是这样的训练过程并不能代表学生真实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一旦脱离指导老师的协助，有可能仍然无法独立进行研究和写作。独立进行选题论证，提出一个有价值并具有可行性的选题是从事研究工作至关重要的能力，所以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学生主体性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和指导，万不可越俎代庖，从而削弱学术训练的效果。章学诚曾有言：“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26]史学研究这样创造性的工作，需要发挥一代代不同的研究者的创造性，故而使学生能各就其性之所近，发挥各自的特长，则学术事业可日见增进。史学论文写作的教与学，不只关乎历史学家的技艺，更关乎不可言说的人文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其中的奥妙，既要有教者的言传身教，又要有学生的意会和实作。

来源：近现代史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