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伴儿，我跟你说，咱以后在村里吃肉啊，得关上门，最好再拉上窗帘。＂我放下漆花的搪瓷碗筷，小声对王桂芝说。
＂老伴儿，我跟你说，咱以后在村里吃肉啊，得关上门，最好再拉上窗帘。＂我放下漆花的搪瓷碗筷，小声对王桂芝说。
她愣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皱起了那双因操劳而布满细纹的眉头，＂这是为啥？咱做贼了？＂
＂比做贼还难受呢。＂我叹了口气，想起刚才在小卖部听到的话，心里发堵。
我和王桂芝退休已经五年了。
我是县里国棉四厂的中层干部，她是县一中的语文教师，两人退休金加起来每月有八千多。
在县城住了大半辈子，孩子成家立业，眼看自己一天天老去，我们决定回到老家石坝村颐养天年。
可谁知道，这回乡的路，比想象中难走许多，就像当年的泥泞小道，看似平坦，却暗藏坎坷。
1978年夏天，我考上了地区师范。
那时的农村，还是＂苦＂字当头，全村就我一个大学生。
当我背着铺盖卷走出村口那天，生产队长拍着我肩膀说：＂小杨啊，你可是石坝村的骄傲，以后可不能忘了乡亲们啊！＂
乡亲们望着我的眼神里，满是羡慕和期待。
村里的孩子们跟在我身后一直送到村口的槐树下，他们眼中，我是＂飞＂出去的金凤凰。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和桂芝商量着回村养老。
儿子在省城忙于工作，孙子上学，城市生活节奏太快，我们这把老骨头有些跟不上了。
村里老屋那一方三进的小天地还在，周围山清水秀，空气好，比县城那满是汽车尾气和喇叭声的环境不知强多少。
乡村振兴这几年，村里通了水泥路，装了自来水，家家通了有线电视，比起当年住的土坯房，条件好太多了。
＂回乡养老多惬意，种点菜，养几只鸡，听听收音机，跟村里人唠唠嗑，多舒坦！＂我一边翻晚报，一边对桂芝说。
桂芝搁下织了一半的毛衣，笑着说：＂就你会享福，行，你早盘算着回去呢，那就回吧，反正县城到村里也就四十分钟车程，城里农村两头跑也行。＂
就这样，我们在儿子的帮助下，把老屋重新修整一番，准备回乡过起了神仙日子。
搬回来前，我和桂芝还琢磨着，凭我们俩的退休金，在村里可算富裕人家了。
不仅自己能过上好日子，遇到乡亲们有个红白喜事，也能大方地随份子。
每逢赶集，还能买些肉啊鱼啊的，改善生活，偶尔还能请乡亲们来家里喝个小酒，热闹热闹。
搬回村里的第一个月，我们确实过得惬意。
老房子重新粉刷了墙，换了新门窗，屋里添置了新家具，虽说不是啥名牌，却也干净整洁。
院子里种上了各种蔬菜，有大白菜、青菜、萝卜，还有几株辣椒和茄子。
桂芝还养了十几只鸡，这是她从小的爱好，县城里没条件养，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让村里老刘家送了一窝小鸡来。
我则把院子的东角收拾出来，摆了张石桌，平时喝茶看报，偶尔和来串门的老伙计下盘象棋。
早上起来，喂喂鸡，浇浇菜，然后和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在村头的老槐树下乘凉聊天，说说国家大事，谈谈家常里短。
每天看着日出日落，听着鸟叫虫鸣，比县城里那点退休老人活动室里踩缝纫机踏板似的广场舞强多了，心里比蜜还甜。
可好景不长，就像八十年代初那场特大冰雹，打得满地青苹果，来得又急又猛。
一次村里的李大爷来我家串门，刚好踩点到了饭点，我热情地留他吃饭，他本来推辞，后来见桂芝端出一盘红烧排骨，眼睛一亮：＂哟，老杨家吃这么好呢！＂
他走后没多久，村里就传开了：＂老杨家真阔气，天天吃肉！＂
＂退休金有八千多呢，吃点肉算啥？人家城里人讲究营养，不像咱们乡下人，能吃饱就不错了！＂
＂咱们种地一年到头才挣几个钱啊！我家二亩三分地，去年才挣了一千多，哪像人家每月都有固定收入！＂
我和桂芝愣住了。
在县城时，一家四口吃顿红烧肉再平常不过，回到村里，却成了＂阔气＂的标志。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随后村里找我借钱的人多了起来。
＂老杨，我家娃娃要上大学了，差点学费，能不能先借我五千？等秋收了还你！＂
＂老杨哥，我媳妇病了，医药费紧张，能借我三千不？年底一定还！＂
＂杨叔，我想去县城开个小吃店，你看能不能...＂
借钱的理由五花八门，有情有理，搅得我心烦意乱。
村里人大多朴实，借钱也是真有难处，但我们的退休金虽然不少，却也是有开支的。
除了日常生活，我们还要存点钱以备不时之需，老年人谁知道哪天会有大病花销？
还要给远在省城的孙子攒点教育费，如今谁家不为孩子打算？
我不好直接拒绝，只能委婉地说手头紧，下个月发退休金再说。
可这样一来，村里有了闲话：老杨家那么有钱，却这么小气，回来干啥呢？
难不成是为了显摆？
李大爷是村里的＂活广播站＂，他每天拿着个收音机，从这家走到那家，听到的看到的，都会一五一十地传播开来。
一天，我去村口小卖部买烟，听见几个妇女在那里闲聊：＂老杨家真是抠门，有那么多退休金，连个猪肉都舍不得多吃。＂
＂就是，听说桂芝天不亮就去地里摘野菜呢，还在地里种了一大片菜，真是守财奴！＂
＂人家退休金全攒着给省城的儿子买房子呢，哪顾得上村里人死活？咱农村人哪有人家养尊处优惯了的金贵？＂
我站在门口，被这酸溜溜的话扎得心头一阵发苦。
我们节约惯了，虽然退休金不少，但也没有挥霍的习惯。
那些年，为了供儿子上大学，我们一双布鞋穿到开胶，一件衣服穿到褪色。
平日里吃得虽然简单，但也讲究营养均衡，桂芝摘野菜，是因为她觉得野菜鲜美无污染，而不是为了省钱。
回到家，我把听到的闲言碎语告诉了桂芝。
她放下手中的针线活，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咱们还是别理他们，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你那老同学不是还说要来家里坐坐，天热了，咱也该熬点绿豆汤。＂
可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像当年＂大食堂＂解散后，那些没了着落的锅碗瓢盆一样乱糟糟。
村里一位老人家生病住院，村长来我家＂筹款＂，说是村里传统，有能力的要多出点。
我二话没说捐了三千元，心想能帮就帮，毕竟是乡里乡亲。
可没过几天，又有人生病，又来筹款。
紧接着是修路、修桥、建文化站...几乎每个月都有各种名目的筹款，到我家的次数，比其他人家多了一倍不止。
＂老杨，你们是吃公家饭的，每月有稳定收入，应该多支持村里建设！＂村长笑呵呵地说，仿佛我的退休金就该是村集体的提款机。
有一次，我不在家，村长直接来找桂芝，说要筹款修祠堂。
桂芝犹豫了，说要等我回来商量。
村长走后，有人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说：＂老杨家的婆娘也学会抠门了，连修祠堂的钱都不肯出，早知道当年就不该让老杨考大学，白浪费了村里的资源！＂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心里一阵难受。
当年上山下乡，我担了村里的会计，平时还给乡亲们义务写信，读报，因为成绩好又肯吃苦，村里才把仅有的一个上师范的名额给了我。
我没忘恩负义，这些年春节回乡，都会给村里老人送些礼物，资助过几个贫困学生。
我和桂芝都感到莫名的压力，像是背着一座无形的大山。
回村后，我们本想多参与村里事务，跟大家和睦相处，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乡亲。
但现在，我们反而不敢太过张扬，生怕招来更多的闲言碎语。
吃肉得关门，买东西也得趁人少的时候去，怕被人盯上。
＂我们好像成了别人眼中的＇提款机＇。＂桂芝坐在院子里的老柳编躺椅上，看着院墙外飘过的炊烟，苦笑着说。
院子里养的鸡不见了几只，桂芝起初以为是黄鼠狼偷的，后来才知道，是村里几个孩子偷着抓走了。
村里人知道后，不仅没人批评那些孩子，反而说：＂老杨家那么有钱，少几只鸡算啥？那可是国家的退休金，又不是他自己挣的！＂
好像我们的一切都是不该得的，而他们的拿走是理所应当。
矛盾在一次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上达到了顶点。
村长提议我担任理事会会长，因为＂有文化、懂政策＂。
我委婉拒绝，说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怕误事。
＂老杨，你这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吧？当年你能飞出去，还不是村里供你读的书？现在舒舒服服回来养老，连点力都不肯出？＂村长的话里带着责备，像是一把刀子插在我心口。
我一时语塞，看着眼前这张曾经熟悉的脸，却感到无比陌生。
是啊，当年确实是集体出钱让我读了高中，考上了大学，这份情我一直记在心里。
在外面工作时，每逢过年过节，我都会寄钱回村，给贫困户添点年货。
村里修路时，我也捐过钱，甚至比村长要求的数额还多一些。
那天晚上，我和桂芝彻夜未眠。
桂芝握着我的手，轻声问：＂我们是不是回来太早了？等再老些，腿脚不便了再回来不好吗？＂
我摇摇头，看着窗外明亮的月光洒在老屋的青砖黛瓦上，心里五味杂陈：＂也许我们期望太高了，四十年过去，村里和城里的差距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观念上的。＂
我们躺在小时候睡过的老木床上，听着院子里的蛙鸣虫叫，竟感到一丝陌生。
房梁上挂着的是爷爷用过的老式煤油灯，那是我们搬回来时特意找出来挂上的，想借此寻找些儿时的记忆。
现在看来，那灯下的温馨记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就在我们考虑是否要搬回县城时，一件事改变了我们的看法。
村里老刘家的儿子刘强从深圳回来过年，带着一身的时髦和满嘴的普通话，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大家都说刘强有出息，在外面混得好。
有天晚上，我去小卖部买东西，碰到刘强在那里喝啤酒，他看见我，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杨伯，听说你回村子养老了？＂刘强给我倒了杯茶，＂这年头，有几个人愿意回农村啊，城里多好，什么都方便。＂
我笑了笑，没吭声。
刘强喝了口啤酒，继续说：＂我妈整天劝我回来，说什么故土难离，可村里有啥？就那几亩地，种了也挣不了几个钱，不如在城里打工，一个月好几千呢！＂
我看着这个曾经跟在我屁股后面喊我＂杨叔叔＂的娃娃，如今已是而立之年，心里不是滋味：＂老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城里是好，但家乡有家乡的好处，咱常回家看看总是应该的。＂
刘强摇摇头：＂杨伯，你是不了解啊，现在农村什么状况？年轻人都出去了，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没啥活力，我每次回来都觉得闷得慌。＂
我沉思片刻，说：＂那你有没有想过，正因为大家都这么想，农村才会变成现在这样？如果年轻人都留下来，或者像你这样有能力的人回来发展，村子也许会不一样。＂
刘强被我这话问住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杨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想在村里开个农家乐，带动村里发展旅游，但就怕没人支持。＂
我眼前一亮：＂这是好事啊！我支持你！＂
刘强摇摇头：＂村里人不理解，觉得我是异想天开，村长更是直接泼冷水，说村里穷，哪来的游客？＂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村里人对我和桂芝的态度，与其说是嫉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和失落。
他们看到我们衣食无忧，而自己却为生计发愁；看到我们悠闲自在，而自己却要起早贪黑地干活。
这不仅仅是贫富差距，更是生活方式和未来希望的差距。
回到家，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桂芝，她若有所思地说：＂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总不能躲着过日子吧？＂
我想了想，说：＂也许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为了真正融入这个村子，为它的发展贡献一点力量。＂
第二天一早，我主动去找村长谈心。
我没有责备他，而是坦诚地说出了我们的困扰，并表示愿意适当参与村里事务，但需要有个度。
＂村长，我和老伴的退休金虽然在村里看着不少，但也不是取之不尽的，我们有自己的开销，还要留些应急，偶尔也要资助一下孩子，这点您得理解。＂我真诚地说，把家里的实际情况和盘托出。
村长听完，挠了挠头：＂老杨啊，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村里人对你们有些误解，觉得你们回来是＇显摆＇，你们住的房子刚翻新过，生活条件确实比大多数村民都好，难免引起一些非议。＂
我苦笑道：＂村长，我们回来是真心想过农村生活，找回儿时的记忆，可没想到变成了这样。＂
村长叹了口气：＂这么多年了，你毕竟在城里待久了，跟村里的生活差距确实大。你说那个刘强想开农家乐的事，我其实不是反对，是真的担心没人来，到时候赔了钱不说，人家笑话咱们村穷。＂
听他这么说，我眼前一亮：＂村长，我倒有个想法，咱们村背靠青山，面临清水，风景不错，为什么不能发展乡村旅游呢？＂
村长狐疑地看着我：＂你是说像那些大城市旁边的＇农家乐＇？咱这穷山沟，谁来啊？＂
我笑了：＂正因为是＇穷山沟＇，才有原生态的魅力！现在城里人都喜欢＇返璞归真＇，找寻儿时的记忆，咱们村的老房子、老水井、老石磨，这些都是宝贝！再说了，刘强在外面这么多年，肯定有自己的门路。＂
村长半信半疑，但还是答应了考虑这个建议。
从村长家出来，我觉得心里轻松了不少，好像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桂芝开始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与村民的相处之道。
我们不再刻意回避在村里消费，但也不过分张扬。
桂芝主动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东西，和妇女们拉家常，分享一些城里的见闻和生活小窍门。
我则参加了村里的老年协会，每天晚上在村委会的广场上跟大家一起跳广场舞，虽然动作不太协调，却也乐在其中。
桂芝在村小学开起了义务书法班，每周三下午教孩子们写毛笔字。
没想到这一举动，竟然得到了村里人的一致好评。
＂桂芝老师教得真好，我家小丫头字写得越来越漂亮了！＂
＂杨老师跳舞的样子真逗，一点架子都没有，一点也不像城里人！＂
村里人的态度开始微妙地转变。
一天，村长带着刘强来找我，说是想听听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建议。
我很高兴，拿出了我这些天画的村子规划图：＂咱们村有三大优势：一是自然风光好，二是有历史文化底蕴，三是交通便利。我觉得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比如利用现有的农家院落，改造成接待点，让游客体验农家生活。＂
刘强眼前一亮：＂杨伯，这正合我意！我在深圳认识不少城里人，他们都想找个清静地方度假，如果咱们村能有几家像样的农家乐，我有信心能带客人来。＂
村长也被我们的热情感染了：＂那...具体怎么操作？总不能让村民白白付出吧？＂
我笑道：＂当然不是！这是互利共赢的事。村民提供场地和服务，获得收入；游客得到休闲体验；村集体可以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于村里公共设施建设。时间长了，村里的整体面貌改善了，自然会吸引更多游客。＂
就这样，在我的建议下，村里开始了小规模的乡村旅游试点。
刘强的家成了第一个＂农家乐＂，他把自家的老院子收拾一新，保留了传统风貌，却也添加了现代设施。
村长看到效果不错，也带头把自家的闲置房子改造成了接待点。
我和桂芝则负责对接县里的旅游部门，争取政策支持和宣传推广。
慢慢地，村里人对我们的看法开始改变。
他们发现我们并非他们想象中的＂守财奴＂，也不是来＂显摆＂的。
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老人，想在熟悉的地方安度晚年，同时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
一个周日，我请村里几位老人到家里喝茶。
酒足饭饱后，李大爷笑着说：＂老杨啊，刚开始我们还以为你们看不起我们这些种地的呢！没想到你们是真心实意要帮村里发展。＂
我摇摇头：＂我怎么会看不起自己的根呢？我这辈子走过的每一步，都离不开这片土地的滋养。＂
桂芝在一旁递上茶水，补充道：＂我们回来，就是想落叶归根，只是城里乡下的生活习惯不同，需要时间磨合。＂
李大爷啜了口茶，感慨道：＂是啊，现在的年轻人都往外跑，像你们这样回来的不多了。有你们在，村里有了生气，也有了希望。＂
屋子里的老式挂钟＂当当＂地响了两下，那是我爷爷传下来的老物件，走了六十多年都没坏。
听着这熟悉的钟声，看着眼前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我感到一阵暖流涌上心头。
随着交流的增多，我们和村民之间的隔阂逐渐消融。
有时候，桂芝会教村里的妇女一些简单的厨艺和家庭保健知识；而村里的老人则教我们种菜的诀窍和农村的生活智慧。
生活中的点滴分享，让我们之间建立起了真诚的友谊。
村里的乡村旅游也渐渐有了起色。
在刘强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进来，有的开起了农家乐，有的出售自家的农产品，还有的带游客体验农活。
村里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村民自发地清理了村头的垃圾堆，在河边种上了花草，连破旧的院墙都粉刷一新。
这一年冬天，村里组织去县城体检，我和桂芝主动提出可以用我们的医保卡帮助一些经济困难的老人。
这件事在村里传开后，人们对我们的态度更加友善了。
一天晚上，我们家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开门一看，是村长和几位村民，手里还提着东西。
＂老杨，今天是你们回村一周年，我们来给你们庆祝一下！＂村长笑呵呵地说，脸上的皱纹挤成了一朵花。
他们带来了自家种的蔬菜、自家养的鸡和自酿的米酒，还有村里妇女做的手工艺品。
那一晚，我们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农村，那种淳朴与热情，那种亲近与温暖，是城市生活中难以体会到的。
席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前对乡村生活的想象太过理想化了。
我们以为回到村里，就能立刻融入其中，就像当年离开时那样。
但实际上，四十年的城乡分割，已经在我们之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
打破这堵墙，需要的不仅是时间，还有彼此的理解和包容，以及共同的奋斗与期许。
＂老杨，其实村里人对你们有意见，也是因为羡慕。＂村长喝了口酒，坦诚地说，眼睛里闪烁着微醺的光，＂你们有稳定的退休金，不用担心天旱地涝，也不用为孩子上学、看病发愁。大家看你们回来，心里多少有些不平衡。＂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能理解，但我们这一生也不容易，年轻时在外打拼，省吃俭用，才有今天的小日子，哪有像电视里演的那样轻松？＂
＂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与乐。＂李大爷抚摸着贴在墙上已经发黄的全家福，感慨道，＂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能坐在一起，像亲人一样说说心里话。＂
桂芝倒了一圈茶，微笑着说：＂回村这一年，我和老杨学到了很多，我们以为自己了解乡村，其实并不然，感谢大家的包容和接纳。＂
那一晚过后，我和桂芝终于真正融入了村庄的生活。
村长、李大爷、刘强，还有那些曾经对我们有意见的村民，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
村里的乡村旅游越做越好，不仅带动了村民增收，也改善了村容村貌。
有一次，县电视台来采访，村长指着焕然一新的村子，骄傲地说：＂这都是老杨他们的功劳，他们不仅带回来了知识和经验，更带回来了希望和活力！＂
现在，我们在村里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每天早上，我和村里的老人们一起在村头的广场打太极；晚上，桂芝带着村里的妇女跳广场舞。
我们的院子成了村里孩子们放学后的＂图书馆＂，桂芝拿出珍藏多年的书籍，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写字。
至于那个＂关门吃肉＂的尴尬事，早已烟消云散。
有时候我们会大摆宴席，邀请全村人来吃饭，桂芝的红烧肉成了村里有名的＂招牌菜＂；有时候我们则被邀请到村民家里，品尝地道的农家菜。
村里人也会时不时给我们送些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或者自家养的鸡蛋，就像对待自家人一样自然而亲切。
这种互相往来，不是施舍，也不是索取，而是发自内心的情谊，是浓浓的乡情乡谊。
我明白了，真正的回归，不是简单地从城市搬回乡村，而是心灵的回归，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并与周围的人和环境和谐相处。
就像我们院子里那棵老槐树，虽然经历了风霜雪雨，却依然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枝繁叶茂。
前几天，我在院子里栽种了几棵果树。
村长路过看见了，笑着说：＂老杨，种树者必栽子孙，看来你是真的打算在村里长住了。＂
我望着那些刚栽下的小树苗，心中满是期待：＂是啊，希望明年能结果，到时候请大家一起来摘。＂
桂芝站在一旁，理了理被风吹乱的白发，笑着补充：＂到那时，我们得开着门吃果子，让大家都尝尝鲜！＂
村长哈哈大笑起来：＂那是自然！咱们村的果子，就该敞开门吃！＂
我们一起笑了，笑声在村庄的上空回荡，飘过青砖房顶，飘过金黄的稻田，飘向远处的青山。
阳光洒在老屋的青砖黛瓦上，温暖而明亮。
那一刻，我知道我们终于找到了归属，找到了真正的家。
退休金的数字不再是隔阂，而吃一顿排骨也不必关上门。
因为我们明白，真正的富足不在钱财，而在于心灵的安宁和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
在这个我生长的土地上，我们重新扎下了根，不再是飞出去的金凤凰，而是回归的游子。
带着城市的见识和经验，融入乡村的温情和朴实，成为联结城乡的桥梁。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承载着我的记忆和情感，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晚年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回家。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