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年我们都AA制，小丽，对不起，我妈现在生病了，你能不能去医院照顾几天？＂我丈夫张国强站在客厅，眼中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恳求。

＂这些年我们都AA制，小丽，对不起，我妈现在生病了，你能不能去医院照顾几天？＂我丈夫张国强站在客厅，眼中闪烁着我从未见过的恳求。

那是1993年初春的一个清晨，窗外杨絮飘飞，我手里正握着一张工资条，上面的数字刺痛了我的眼睛。

结婚十年，我和张国强的关系像是一笔精打细算的经济账，每一分钱都被清晰地划分着界限，像是两个合租的陌生人。

单位宿舍的墙壁上，贴着我们结婚时照的唯一一张彩色照片，照片已经有些泛黄，我穿着借来的红色旗袍，他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蓝色西装，脸上的笑容僵硬而拘谨。

我和张国强是在国棉七厂认识的，那时是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家的生活都很拮据。

那年我二十三岁，在纺织车间做普工，每天和呼啸的纺织机打交道，耳朵里灌满了机器的轰鸣声，手上的茧子厚得像另一层皮。

他比我大两岁，是厂里的电工，经常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来车间修理机器。

那时候的张国强，衬衫虽旧却很干净，工作认真，说话轻声细语，在一众大大咧咧的男工中显得特别不同。

我被他这种踏实吸引，总是偷偷地看他忙碌的身影，心想找这样一个男人过日子，一定能让生活稳稳当当。

那时候厂里的姑娘们都羡慕我，说我有眼光，找了个＂顾家的好男人＂，几个要好的女工还特意凑了钱，给我们买了一个搪瓷茶杯做结婚礼物。

记得我们结婚的那天，厂里的大喇叭专门播了一条＂喜讯＂，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新家庭＂，让人羡慕不已。

婚后不久，张国强的真面目便露了出来。

记得我们结婚第三个月，那是立秋后的一个傍晚，厂里食堂难得买了新鲜的带鱼，我多买了两条回家。

厨房的煤油炉上，一口沾满油烟的铁锅里，带鱼煎得焦黄喷香，我还特意放了两根从家乡带来的干辣椒，香味飘满了我们那间不到十五平米的宿舍。

饭桌上，张国强吃完碗里的饭，盯着锅里剩下的一条带鱼迟迟不动筷子。

＂怎么不吃了？＂我一边问，一边用公用筷子夹起那条带鱼就要放到他碗里。

他抬起头，眼睛眯成一条缝：＂我吃了一条，还有一条是你的。＂

我当时笑了：＂我们是夫妻，哪分你我啊，你想吃就吃吧。＂

张国强摇摇头，表情严肃得像是在处理什么重要事务：＂不行，得算清楚。＂

他小心翼翼地把带鱼推回锅里：＂我妈说过，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但钱财得算明白，不然日子久了会出问题。＂

我愣在那里，手里的筷子悬在半空中，不知该放到哪里。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像是堵了一块石头。

就这样，我们之间开始了严格的AA制。

家用电器、房租水电，甚至日常油盐酱醋，都一分不差地平摊。

张国强有个线装本笔记本，是他爷爷留下来的老物件，他把它当作账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每一笔开支。

＂今天买肉，三块二，各一块六。＂

＂修自行车，两块，各一块。＂

＂看电影，每人五毛，你请我的，记上。＂

月底算总账时，他的表情严肃得像在做一道复杂的算术题，用一支铅笔头在纸上划来划去，口中念念有词。

那个笔记本很快就成了我心里的一根刺，每次看到它被翻开，我就感到一阵莫名的心痛。

张国强的母亲李淑芬是个寡妇，住在城郊的一间砖瓦平房里。

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梨树，春天开白花，秋天结果实，是方圆几里最好认的房子。

李婆婆早年丈夫出事故去世，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靠给人缝缝补补、做手工活维持生计。

每次见我，她总是笑脸相迎，嘴上说着：＂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你们刚成家，钱都攒着给我抱孙子用。＂

可她的眼神却总在张国强带来的东西上停留许久，那种渴望和欣喜藏都藏不住。

结婚第五年，赶上单位分房，我和张国强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

两室一厅的楼房，瓷砖地面，还通了自来水，在当时算是厂区里的＂高干待遇＂了。

搬家那天，周围邻居都来帮忙，一位大婶看着我们新房子里的家具——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一张饭桌、两把椅子，摇摇头说：＂你们两口子工作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寒碜？＂

张国强笑着回答：＂过日子嘛，能用就行，没必要讲究。＂

我沉默不语，心里明白那是因为我们的钱都被他分成了两份，装在两个不同的信封里。

就在这时，张国强提出让他母亲搬来和我们同住。

＂妈一个人住，我不放心，＂他说，＂再说咱们房子也宽敞，够住了。＂

我没有反对，毕竟在那个年代，儿子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可搬来后的李婆婆却像变了个人，对我的挑剔与日俱增。

＂小丽做的菜太咸了。＂

＂小丽洗的衣服不干净，看这袖口，还有油渍呢。＂

＂小丽买菜太贵了，我去北门那个市场，能便宜三毛钱一斤呢。＂

而张国强呢，每次都是低着头装作没听见，有时还会偷偷对我使眼色，示意我别顶嘴。

我原以为这是暂时的，老人家刚搬来，不习惯新环境。

可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多，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直到有一天，李婆婆在饭桌上说：＂国强，你上个月的工资是不是涨了？听说厂里技术工人都加了十几块呢。＂

张国强点点头，咽下嘴里的饭：＂加了十二块。＂

李婆婆笑着说：＂那不错，该给家里添点钱了，那个收音机都听不清了，该换个新的了。＂

张国强放下筷子，语气平静：＂妈，我和小丽商量好了，各自的工资各自花，家里开支平摊。＂

李婆婆的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你这孩子，娶了媳妇忘了娘！我一个人把你养这么大容易吗？你小时候生病，我端着你跑了三条街找医生，你上学时没钱交学费，我大冬天的出去给人洗衣服，手都冻裂了！你现在有出息了，连妈的养老钱都不管了？＂

厨房的老式钟表嘀嗒作响，空气仿佛凝固了。

我没想到自己会脱口而出：＂婆婆，按您这逻辑，我爸妈养我这么大，我是不是也该给他们钱？可我们家一直是AA制啊，我连买双新布鞋都要算计半天呢。＂

饭桌上顿时鸦雀无声，只听见窗外知了的叫声，一声比一声急促。

那天晚上，李婆婆收拾东西回了自己的老房子，临走前拉着张国强的手说：＂儿啊，妈不是贪你的钱，是怕你被人骗了还帮着数钱。＂

我站在屋里，透过纱窗看着他们母子的背影，心里既痛快又难过。

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婆婆家，即使是过年过节。

张国强每次回去看他母亲，总是独自一人，带着精心准备的礼物和红包。

而我，则找各种理由推脱：＂厂里加班＂＂身体不舒服＂＂约了同学聚会＂……

有时候，看着张国强背着礼物独自离去的背影，我内心会有一丝愧疚，但很快就被多年积累的委屈淹没了。

工作上，我没有甘于平庸。

我从普工做到了车间组长，利用业余时间报了夜校，在厂办公室的钉子板上，我的优秀员工照片连续三年高高挂着。

1988年，我拿到了大专文凭，被调到了销售部做业务员。

每个月的工资从原来的四十多块涨到了近百元，加上提成，收入逐渐超过了张国强。

回想起当时的自己，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既有为自己努力获得回报的自豪，也有婚姻生活里无法填补的空虚。

有一天晚上，我刚算完当月的账目，张国强突然说：＂小丽，你现在挣得比我多了，是不是该多出点家用？＂

我放下手中的计算器，看着他，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蹿了上来。

＂不是说好AA制吗？＂我冷笑一声，＂怎么，规矩是你定的，现在又想变了？＂

张国强涨红了脸，再没提过这事。

就这样，我们的婚姻在这种奇怪的平衡中维持着，像是一张被精确裁剪的纸，边缘锋利，却能勉强维持形状。

记得有一次，单位组织去看露天电影，放的是《牧马人》，我和几个女同事坐在一起，看到男女主角相拥而泣的场景，不知怎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坐在我旁边的老王看见了，递给我一张纸巾：＂电影感人，但也不至于哭成这样吧？＂

我擦了擦眼泪，勉强笑了笑：＂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和张国强之间，连一个拥抱都变得如此奢侈？

直到那天清晨，张国强告诉我李婆婆生病住院了。

＂她不是有退休金吗？＂我问，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

＂医药费很贵，妈的退休金不够。＂张国强低声说，声音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颤抖，＂我已经拿了积蓄去交了住院费，但需要有人照顾。＂

＂你自己去照顾不就行了？＂我心里明明也着急，嘴上却不肯松口。

＂我请不了那么多假，厂里最近查得严，你知道的，自从前年开始推行经济责任制，每天都有人盯着出勤表。＂张国强的眼中闪过一丝焦急，＂小丽，求你了，就当帮我这一次。＂

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我心动的男人，如今却觉得无比陌生。

十年的婚姻，我们之间除了一张共同的床和一本记账的笔记本，还剩下什么？

＂张国强，过去这些年，家务是谁做的？衣服是谁洗的？生病时谁照顾谁？你算过吗？这些，都不值钱？＂我的声音在颤抖，心跳得厉害。

张国强沉默了，眼神躲闪，像犯了错的孩子。

＂再说，婆婆生病了，自然是儿子去照顾。我们不是一直AA制吗？这笔账，好像不应该算在我头上吧？＂

我转身走向卧室，重重地关上门，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解脱感，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片空虚。

接下来的几天，张国强白天上班，下班后直奔医院。

我从同事那里听说他托了不少关系，调整了工作时间，还借了不少钱支付医药费。

有一次我加班到很晚，回家时看到张国强坐在客厅里，疲惫地闭着眼睛，手里还紧握着一张医药费收据。

台灯的光线映在他脸上，我这才发现他鬓角已经有了几根白发，眼角的皱纹也比以前深了。

那一瞬间，我心里泛起一阵说不出的滋味，想伸手去摸摸他的脸，却又收了回来。

那是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家里看《人民日报》，门铃突然响了。

开门一看，是住在隔壁的王阿姨，手里提着一篮子刚摘的茄子，说是地里种多了，送我些。

寒暄几句后，王阿姨突然正色道：＂小丽啊，听说你婆婆住院了，你怎么不去照顾啊？＂

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你们年轻人现在想得太简单了。＂王阿姨摇摇头，＂老人养儿防老，不能光看钱啊。我听说你们平时连买菜钱都是各付各的？＂

看来我和张国强的＂AA制＂已经成了左邻右舍的谈资。

送走王阿姨，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了解张国强和他母亲的关系，知道他们相依为命的日子有多难熬。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年，他父亲在一次建筑事故中丧生，那时张国强才十岁，是李婆婆硬是一针一线地把他养大。

我也知道，在旁人眼里，我这个不去医院照顾婆婆的儿媳，有多么不近人情。

第二天，我决定去医院看看情况。

医院走廊上消毒水的气味刺鼻，病房门口贴着＂请勿大声喧哗＂的纸条，几个家属在过道里低声交谈。

推开病房门的那一刻，我愣住了——张国强正笨拙地给他母亲擦脸，动作轻柔，表情专注，像是在对待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

他用一块白毛巾，从老人的额头开始，慢慢擦到下巴，水温刚好，不烫也不凉。

李婆婆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看上去憔悴了许多，身上盖着一床蓝白相间的旧被子，那是她自己做的，被角已经磨得有些发白。

＂妈，您再忍一下，马上就好了。＂张国强的声音温柔得我几乎认不出来。

李婆婆微微睁开眼睛，看到我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

＂小丽，你来了。＂张国强转过头，眼中的惊喜和感激让我心头一颤。

我走到病床前，手里提着刚在楼下小卖部买的水果，轻声问候：＂婆婆，您好些了吗？＂

李婆婆虚弱地点点头，伸出皱巴己的手想要握住我的。

当我们的手触碰到一起时，我感觉到她的手是那么冰冷，那么单薄，像一片即将飘落的树叶。

她的掌心有厚厚的老茧，那是几十年操劳留下的印记。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生命有多么脆弱，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又有多么珍贵。

病房里小小的收音机正播放着午间新闻，窗外有鸽子飞过，影子一闪而过。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轮流和张国强去医院照顾李婆婆。

我帮她梳头、喂饭、翻身，做着那些我曾经想都不会想的事情。

李婆婆的病床边放着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她出门时匆忙带上的几件换洗衣物和一些老照片。

一天，当我帮她整理床铺时，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从皮箱里滑了出来。

照片上是年轻的李婆婆，怀里抱着大概三四岁的张国强，母子俩站在一棵大槐树下，笑得灿烂。

＂那是国强他爸去世前一年照的，＂李婆婆看着我手中的照片，眼里泛起泪光，＂那时候日子虽然苦，但我们都在一起，很幸福。＂

她轻轻摩挲着照片边缘，继续说道：＂国强从小就懂事，知道家里穷，从不乱花钱。有一次，他同学过生日，我硬是攒了两块钱给他买礼物，他愣是没花，把钱又还给了我，说同学不缺这个。＂

听着这些往事，我渐渐明白了张国强的＂守财＂从何而来——那不仅仅是吝啬，更是一种深深刻在骨子里的不安全感。

他害怕失去，害怕回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害怕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而李婆婆，也渐渐对我敞开了心扉，讲起了她和张国强的更多往事。

＂国强上初中那年，赶上闹饥荒，学校每天只给半个馒头，孩子饿得眼冒金星，我就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换成粮票，偷偷塞给他。＂李婆婆说着，眼里闪烁着泪光，＂那时候，我就想，只要孩子能好好的，我吃再多苦都值得。＂

听着这些，我心里五味杂陈，既为他们母子间的深情所动，又为张国强把这种节俭变成了钻牛角尖的＂AA制＂而惋惜。

住院半个月后，李婆婆的病情好转，可以出院了。

在收拾病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旧皮箱，里面放着一叠发黄的存折和一些老物件。

＂这是什么？＂我好奇地问张国强。

他接过皮箱，表情复杂：＂妈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希望我能有点积蓄。这些年她省吃俭用，竟然存了这么多。＂

我打开看了一眼，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五本存折，每本都有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存款，对于一个靠微薄退休金生活的老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更让我震惊的是，其中一本存折上写着我的名字，存款数目虽然不多，但从存入日期来看，竟然是从我和张国强结婚那天就开始的。

＂这...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李婆婆轻轻咳嗽了一声，虚弱但坚定地说：＂那是给你的，小丽。我知道国强这孩子太固执，我怕他亏待了你，就一点一点地给你攒着，想着等你们有了孩子，可以用来买些好东西。＂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手里的存折烫得像块烙铁。

回家路上，张国强一直沉默不语，手里提着李婆婆的皮箱，脚步沉重。

五月的风带着槐花的香气，路边的柳树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当我们到家，他突然拉住我的手：＂小丽，对不起。＂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面盛满了悔恨和羞愧。

＂这些年，我太计较了。＂他低下头，声音哽咽，＂我以为钱是最重要的，却忘了人心才最珍贵。＂

我没有立即回应，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感受着十年来第一次，他主动握住我的手的温度。

那天晚上，张国强拿出了他那本密密麻麻记录着我们婚姻账目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写下了几个字，然后递给我。

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那熟悉的字迹写着：＂家不是账本，婚姻不是买卖。＂

＂从今天起，我们不再AA制。＂张国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们是一家人。＂

窗外，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远处广播站的大喇叭正在播放着《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那熟悉的旋律在夜色中格外动人。

我深吸一口气，十年来积累的委屈和无奈在这一刻似乎有了出口：＂张国强，问题不在于AA不AA，而在于你把婚姻当成了一笔交易，把爱情简化成了一串数字。＂

张国强沉默许久，最后终于开口：＂我懂了。其实我一直都明白，只是不敢面对。从小到大，我被教导要算计、要节省，要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以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但现在我知道了，这样只会把真正重要的东西推得越来越远。＂

窗外，夜色渐深，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

我和张国强坐在沙发上，开始了婚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促膝长谈。

我们聊起了相识的点滴，聊起了各自的梦想和恐惧，聊起了对未来的期望。

张国强告诉我，他小时候家里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和母亲挤在一张小床上，盖着所有能找到的棉衣，还是冷得打颤。

＂那时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攒很多钱，让妈妈再也不受冻，再也不挨饿。＂他说着，眼里闪烁着泪光，＂可我没想到，这种执念会伤害到你，伤害到我们的婚姻。＂

我也向他倾诉了这些年来的委屈和无奈，那些被账本束缚的日子，那些被精确计算的爱情。

＂记得我们结婚第一年过春节吗？我想买一件新毛衣，你说太贵了，让我再穿旧的。＂我说，＂那时我偷偷哭了一晚上，不是因为没有新衣服，而是觉得你心里没有我。＂

张国强紧紧握住我的手，低声说：＂小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学着爱你，不再用金钱来衡量一切。＂

第二天一早，张国强提议我们一起去趟市场。

五月的早市熙熙攘攘，挑菜的大婶们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卖豆腐脑的小贩吆喝着＂香嘞香嘞，刚出锅的＂。

张国强买了鲜花和水果，还特意在百货商店挑了一条淡紫色的丝巾，那是李婆婆年轻时最喜欢的颜色。

＂妈喜欢热闹，我们接她来和我们一起住吧。＂张国强说，眼里充满期待，＂不过这次不一样了，我们是一家人，不分彼此。＂

我点点头，心中泛起一丝暖意。

当我们来到李婆婆家，院子里的老梨树已经结出了青涩的小果，屋檐下挂着的风铃在微风中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们告诉她这个决定时，老人家激动得落下泪来：＂你们终于想通了，钱是赚不完的，但亲情错过了就没了。＂

搬家那天，张国强发现了李婆婆珍藏多年的一个老铁盒。

那是一个早已停产的饼干盒，外面贴着红色的喜字，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打开一看，里面是我们结婚时的照片，还有这些年来我送给她但被她＂婉拒＂的每一件小礼物，全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

有我送的手帕、围巾、发卡，还有一些看起来不值钱的小物件，比如一盒胭脂、一瓶香水、一个小镜子。

＂妈，您不是说不要这些东西吗？＂张国强惊讶地问，手里拿着一条我三年前送的围巾。

李婆婆抚摸着那些礼物，微笑着说：＂傻孩子，那是客气话。这些都是小丽的心意，我怎么会不珍惜呢？＂

她转向我，眼中含泪：＂小丽，这些年委屈你了。我知道国强这孩子固执，是我没教好他。＂

我上前握住她的手：＂婆婆，都过去了。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不再计较那些有的没的。＂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里的数字，不是精打细算的账本，而是人与人之间那份难以计量的情感和信任。

我们三人的生活渐渐融合在一起，虽然偶尔也有磕磕绊绊，但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冰冷的界限。

我和李婆婆一起做饭，一起在楼下的小广场跳广场舞，一起看电视，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

而张国强，也不再是那个斤斤计较的守财奴，他学会了用心去经营这个家，而不是用账本。

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的生活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1995年春节前夕，单位分了年终奖，我拿到了五百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

我没有像以前那样藏起来，而是直接交给了张国强：＂给咱爸妈买些好东西吧，这些年他们也不容易。＂

张国强看着我的眼睛，久久不语，最后只说了一句：＂小丽，谢谢你。＂

有一天晚上，张国强从工厂回来，手里提着一个包装精美的盒子。

＂给你的。＂他有些腼腆地递给我，就像我们刚恋爱时那样。

我打开一看，是一条银项链，简单大方，正是我曾经在商店橱窗前驻足欣赏过的那一款。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我惊讶地问，心跳加速。

＂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吗？＂张国强笑了，眼睛亮亮的，＂那天路过百货商店，看见你站在橱窗前看了好久，我就记在心里了。这些年，我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

他帮我戴上项链，笨拙地系着扣子，手指有些颤抖。

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脖子上闪闪发光的银链，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怦然心动的瞬间。

＂好看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点点头，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李婆婆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才对嘛，夫妻之间，哪有什么你的我的。相濡以沫，才是过日子的真谛。＂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们的生活不再被金钱的尺度所衡量，而是充满了相互理解和体谅。

张国强依然节俭，但不再计较；我依然独立，但学会了分享。

而李婆婆，则像是这个家的调和剂，用她的智慧和经验，让我们的家更加和睦。

1996年，我和张国强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

张国强抱着孩子，眼里满是骄傲和感动：＂小丽，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好的礼物。＂

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孩子的样子，忽然明白，这个曾经斤斤计较的男人，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爱，而不是不懂爱。

某个周末的早晨，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我看着张国强熟睡的侧脸，手指轻轻抚过他额角的白发。

十多年的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但那份最初吸引我的踏实和认真，却从未改变。

我忽然意识到，婚姻就像是一本厚重的书，需要两个人一页一页地共同翻阅，才能读懂其中的深意。

而我们，终于翻过了那些充满计算的冰冷篇章，来到了相互温暖的新篇章。

这世间的情啊，原来就是在计较中放下计较，在得失间看透得失。

细水长流的日子里，真情总会胜过算计。

而我和张国强的故事，不过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一个缩影，平凡却值得细细品味，普通却蕴含着生活的智慧。

如今，当我看着我们家墙上那张已经泛黄的结婚照，总会想起那本早已被束之高阁的账本。

那上面记录的不仅仅是钱财的往来，更是我们婚姻的成长轨迹。

从计较到包容，从分离到融合，我们终于学会了爱的真谛——不是计算付出多少，而是愿意付出一切。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