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12月，太谷抗日民主政府在东山郝家庄成立后，立即迅速着手建立所辖之区、村政权，发动人民为抗日募捐，实行合理负担。在征收工作上，开始时主要依靠政权力量强征地主的钱粮物资，并以抗日政府名义向有大批存粮存货的大商人或商店借用，实际上这些钱粮大部分收归了抗日
本文作者系太谷县韩廷建、周克完两同志，写作时间为1990年前后，由红税工税史学习小组略作补正，以下是原文：
太谷县地理位置与周边各县市关系
1937年12月，太谷抗日民主政府在东山郝家庄成立后，立即迅速着手建立所辖之区、村政权，发动人民为抗日募捐，实行合理负担。在征收工作上，开始时主要依靠政权力量强征地主的钱粮物资，并以抗日政府名义向有大批存粮存货的大商人或商店借用，实际上这些钱粮大部分收归了抗日政府，当时仅范村一镇就动员粮食100石以上。太谷成为太行区各级抗日政府和一二九师的主要后勤供应县之一，根据地开辟时期的征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主的大商人的经济实力。
集市
1939年初，在春耕播种之际，抗日政府为了救济和帮助贫雇农开展春种生产，搞了借粮运动，由政府出面，要求地主将余粮借给贫雇农，解决大多数贫雇农的生产和生活急需。
当时的具体做法，是由区村政权调查有粮户与无粮困难户，确定出借粮户数(主要是有屯粮的大地主)。然后出面与有粮户协商借粮，要求借粮不计息、不限时，但担保有借有还。
一开始，这些地主担心向外借粮后怕被别人知道家里底细，又怕借粮户还不起，通过政府的耐心动员消除了顾虑，使借粮工作顺利进行，保证了春耕生产和春荒中贫雇农的生活。
这一运动在整个根据地的普遍发展，提高了抗日政府在广大贫苦群众中的威信，为下一步在根据地内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准备了群众基础。
春耕
1939年4月，晋冀豫区委民运工作会议上，彭涛同志在《十七个月群众工作的基本总结》中指出:辽县以北晋中区各县(太谷……)的减租减息工作搞得比较早。肯定了这一工作的成就。
1940年春，十二月事变以后，太谷重新建起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但是长期以来地主依靠高利贷、出租土地和贪污霸产，压迫剥削农民，使广大农民生活异常困难。因此，民主政权建立后，减租减息成为发动群众的一个有效途径。为了早日解除广大贫雇农的生活困苦，县委审时度势决定实行减租减息。
首先由县委组织部长成建发、二区区委书记薛水源、县农会副主席杜子玺等同志，先在二区部分村搞试点。
他们首先选择安乐支部进行发动，主要原因是该支部比较坚强，支部成员素质好。运动开始后，首先组织党员们学习，支书李发昌每晚领导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学习党的有关农村政策，党员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其次，这一带土地集中，阶级关系分明，贫雇农占大多数。香林村有个大地主叫李贵琪，外号人称“三庆王”，他有土地十三顷，分布周围四十里，统治大小十四村，佃户、债户三四百。他剥削手段很恶劣，春荒放霉谷，一斗仅八升，秋天还好米，本利齐还一斗半还不答应，婚丧病残借债，利息十分之一，地房产抵押，还要现扣利息，到期若不清债，押产归他所有。他不仅有土地，又经营商业，依靠放粮租、放银租等高利贷剥削兼并土地，剥削面也比较广。在他压榨下的农民，终年不得温饱，生活悲惨至极，就连中农、富裕中农、甚至部分富农也是他的剥削对象。广大农民对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早已忍无可忍，一致要求起来斗争。
当工作队召开安乐支部会商量减租减息时，党员一致同意，并议定以安乐支部为中心，联合石堡寨、范家岭、韩家凹、蚍蜉，郝家庄支部的党员，共同领导这场斗争。
具体方法是:党员利用亲友关系访户查租，登门问债，户户发动，村村串联，很快将十四个村，几百名佃户、债户联络起来，商定按统一时间集中到香林村，到“三庆王”家中清算。薛恒永、韩玉明、程德玉会同成建发等为总领导，在斗争前，作了详细研究、周密部署。
斗争那天，三百多农民冒着春雨，打着雨伞，戴着草帽，披着布单相继来到“三庆王”的院内。杜子玺和薛永源等同志叫出“三庆王”，厉声对他说:“今天大伙儿跟你减租清债来了”。
一开始，“三庆王”不以为然，连声说“好，好，算吧!”当几十个佃户、债户争先恐后地讲述他们如何受压迫、受剥削，被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景况时，群众发出抽泣之声，程德玉高喊口号“打倒三庆王，逼死人要偿命……”，这时，“三庆王”不言不语低下了头。
此时群众中有人提出，要求民选区长郑吉贵同志为民做主，领导减租减息。郑当即表态说，减租减息是政府的法令，政府一定要认真执行，要求减租减息是群众的权利，政府一定要保障你们的权利。郑区长的话代表了群众的心愿，群众中自动喊出：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的口号。
最后，组织了减租清债委员会，经过一家一户地清算，一百二十余户债户抽回旧约几百件，二百多佃户收回土地四百多亩，清回粮食三百余石。
斗争“三庆王”的胜利，为全县减租减息开了个好头。县委总结试点工作的经验，培训了大批的运动骨干，在整个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三区塔寺村斗争地主王广发(三财主)，此人当村长20余年，原有土地74亩，后霸占为120余亩，还因高利贷逼死3人，是个恶霸地主，这次斗争彻底清算了他的霸产。一区西北岭斗争地主郝富英，地山坪斗争地主曹元昌，各村的斗争均不同程度地取得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生活，调动了抗日积极性。但是，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斗争不深入、不普遍，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广大农民没有把同地主的减租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认识，不愿同地主撕破面情“论真的”，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减租斗争包办代替和行政手段严重，结果形成了明减暗不减，有的则在敌人扫荡环境恶化时给地主作了赔退，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根据地板画
1942年，在反蚕食、反维持、反特务取得胜利后，根据地开展禁烟运动的同时，群众减租清债要求更为强烈了。县委根据专署指示精神，提出了“四一”减租，退租两年，清理旧债，抽回押地与文书的口号，在根据地全面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在日军“二月扫荡”前，太行二地委派宣有明、李济胜、贾玉俊、崔烈等同志来太谷进行减租减息的“双减”调查，当时选择温家庄为典型。经过几个月的土地关系、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即农村阶级关系的调查研究，为“双减”斗争提供丁依据。
根据地板画
1942年6月后，县委在全面整顿工作的同时，集中党政群主要干部到彭温庄，由县委亲自领导该村“双减”，以便突破一点，取得经验。
彭温庄是太行山区通向晋中平原骡马大道上的一个大村，买卖客商，三教九流，常来常往，川流不息，强马大店、小吃饭店、日用杂货,颇有声包，社会关系复杂，阶级关系尖锐，全村12户，有地主3户，富农3户，富裕中农2户，中农20户，贫农10户，雇农1户，游民3户，既有清朝没落地主，又有民国暴发户地主:既有滑头活脑的店掌柜，又有八而玲珑的村差役，既有苦大仇深的老個农，又有祖紧受苦的老雇农，支书吕仪杰老中农出身，支委程秋喜等忠诚老实，支部党员贫雇农占多数，阶级觉悟程度不够高，没能担负这一运动的领导工作。
根据这些特点，县区委干部亲自访贫问苦，深入十几个村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发现了苦大仇深的佃户郭庆元。他家有三虎一豹，即郭二虎.三虎、四虎，老大郭虎豹。四个精壮劳力，一个种田能手，租种几十亩地，交租比留粮多，债务比收入多，稀饭比干饭多，破衣比好衣多，四个儿子四条光棍，全家都是睁眼瞎子。十七、八岁的三虎穿半条腿的裤子，十五、六岁的四虎还露着屁股。人们问他为什么这样穷？老头儿总是说:“命穷，没福:”
经过启发教育，初步认识到赚的钱交了债主，打的粮送给地主，老头和儿子们认清了被剥削的道理，分清了该村的阶级阵线，用同样的方法，教育启发贫雇农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揭发了地主程孝贤，人称“山霸王”的种种劣迹。如使用高租金、大利息，盘剥穷人；贩卖鸦片毒害群众；依仗权势逼死人命；禁锢女奴变成“哑巴”等，使“双减”运动开了个好头。这个女奴原是一个外乡逃难人的女儿卖给了程家，小时候养鸡喂猪打杂活，长大后整天推米磨面，钻猪回，进碾棚，下磨坊，整日不得见人，不敢说话，饱受精神肉体折磨，二十多年如此生活，变成“白毛女”式的不说话的女奴。
县委将郭家父子和其他老佃户揭发的这些问题，摆在党员会上，使广大党员都受到深刻教育，一致表示愿意领导这场斗争，并积极行动，党员分头访问贫雇农，广泛串联群众，为“双减”运动组织了阶级队伍。
条件成熟后，县委组织召开了十几个村，近千人参加的联合斗争大会，受苦群众在民主政权的支持下，自觉联合起来，揭发控诉程孝贤的罪行，程原仅有土地18亩，靠掌握村政权，贪污置产120亩。
在群众诉苦揭发的事实面前，表面上低头认罪，但背后却指使手下程金马散布谣言，分化瓦解农会骨干，威胁运动积极分子，并关押了女奴。最可恶的是使用美人计，让落后分子李乘娃的母亲转告领导运动的县委组织部长，说程有四个姑娘，四小姐最好看，给你为妻，条件是不要再斗老头子了。
县委针对这一新情况，认为有必要在群众面前揭露地主的丑恶面目。紧接着召开了第二次群众大会，会上县委组织部长亲自揭发程孝贤妄图用“美人计”拉拢腐蚀的丑行，程金马也当众承认了是程孝贤授意他干的，参加大会的群众彻底看清了地主的真面日，看清了地主的阶级本质。
会后成立了清算小组，决定按四一减租的原则，有四斗租退一斗，共退出粮食40余石，土地百余亩。通过这场斗争，佃户减了租，债户清了债，受害人出了气，"哑巴”女说了话，人心大快。
春日待雨
彭温庄“双减”斗争示范的胜利，对参加运动的县区干部是一次深刻阶级教育课。12月，县委组织县区干部集训，进行学习动员，后又用半月时间，进行群众性的“双减”法令教育，大张旗鼓地宣传边区的土地暂行条令。
对照边区法令和彭温庄试点经验，制订了减租清债的具体办法。从二区到一、三区，减租减息运动迅速地展开。根据地三个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共进行全区性斗争14次，主村性斗争20次，有过斗争的村11个，占78%;自然村的斗争56次，有过斗争的村47个，占55.3%，根据地共斗争大地主6个，占100%，中小地主41个,占86%。根据三个区的统计.收回土地824.5亩，清债9918.8元(冀钞)，退还粮食714.8石，驴18头，牛9头，羊244只，抽回地押537张。从当时塔寺、念沟、范家岭三个村的统计看:三村共有540户，受益者241户，占44.6%，广大贫雇农通过“双减”斗争得到了应有的利益。
北方广袤的土地
1942年的减租减息运动，一方面打击了地主恶霸，扶持了贫苦农民，提高了贫雇农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减轻了农民对地主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这一运动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定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强调既要减租减息，又要保证交租交息，维护租佃双方的基本利益，即也保护了地主的合法利益，这样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但面对复杂的处于动态中的农村阶级关系，工作中难免发生错误。如在减租时新租额规定较低，执行中，干部观念上认为越低对群众越有利，因而尽量以最低标准算，例如每亩产量在五斗以下者租额不得超过5%一8%，而干部尽量以5%计算，降低了租额。退租是依四一减租原则来退，而执行中是以新的租额为标准来计算该迟租的部分，由于新的租额标准低，影响了农民的得益。
农人
进入1943年，县委针对前段“双减”中出现的问题，为全面执行专署关于租额标准新规定，巩固“双减”成果，于1月22日颁布了《减租办法中的几项补充规定》，并在南田受村举办贫雇农培训班，宣传学习边区有关土地法令。随后在根据地内认真执行补充规定，核对新的租额，纠正了1942年工作中的偏差。同时根据太谷的实际情况，对雇工工资实行二五增薪，即按1人养活1个半人的标准内，在原工资基础上增加25%。政府根据雇工本人不同的能力确定不同的工资，并尽量使主雇双方自愿订立合同，政府农会从中调处，使主雇双方均感到合理。由于当时粮价高，而羊毛等农副产品价格低，故所有雇工工资均改为实物工资，一般为三石米左右。
根据地的反维持、反特务斗争，相对地安定了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反毒化斗争整顿了农民阵营，减租减息运动改善了人民生活，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农会，民兵组织，巩固了根据地，全县“双减”运动后，三个区大部分村庄普遍组织了生产互助组，二区温家庄在岳万寿的带领下，办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据28个村的统计，原有牲口546头，新添341头，农村经济有了明显发展。
通过“双减”斗争，农民认识了自已的力量，自觉参加农会和民兵组织，根据地农会会员发展到1126人，占总人口的13.6%;民兵发展到485人，占总人口的5.7%。群众运动与武装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保卫斗争果实保卫生产，根据地呈现了一派新气象。“双减”运动的开展，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来源：红税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