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是1997年的春天,我从哈尔滨到南方一个小城当了上门女婿已经整整五年。
"丈母娘说得对,路费确实不少钱,但为什么我心里这么难受?"
那是1997年的春天,我从哈尔滨到南方一个小城当了上门女婿已经整整五年。
当年我只带着一个褪色的帆布行李包,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怀揣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到了这座陌生的城市。
我叫徐建国,东北人,那年刚满二十七岁,在哈尔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
九十年代初期,国企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厂子也开始推行"减员增效",裁员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
我记得那时厂里的大喇叭整天播放着"振兴国企,刻不容缓"之类的宣传口号,工友们却都愁眉不展。
那是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下岗"这个词第一次闯入我们的生活。
记得有一次,我在食堂打饭,看见平时总是大大咧咧的张师傅独自坐在墙角,两眼无神地望着窗外飘零的雪花。
"张师傅,怎么一个人坐这儿?"我端着饭盘在他对面坐下。
"还能咋地,下礼拜就回家待业了呗!"他苦笑一声,眼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湿润。
"厂里又裁员了?"我心里一沉。
"可不是嘛,这个月咱们车间就得走十个人。"张师傅叹了口气,"建国啊,你年轻,手艺又好,趁早想想后路吧。"
就在这段不安的日子里,我认识了李小芬。
小芬是南方人,来哈尔滨出差,在一次单位联谊会上我们相识相恋。
她比我小两岁,皮肤白皙,说话轻声细语,跟东北姑娘截然不同的气质。
小芬在南方一家乡镇企业工作,家境还算殷实。
她父亲李大山是当地建材厂的车间主任,母亲吴桂花在集市上卖布料,兼卖一些从广州批发来的服装。
我们恋爱不到半年,小芬就提出让我去南方发展。
"建国,你来我们那边吧,我爸有关系,能给你在建材厂安排个工作,比你现在好多了。"酒店的电话亭里,小芬眼里满是期待和真诚。
当时我犹豫再三。
离开家乡,意味着要与父母分离;去当上门女婿,在东北人看来总有些抹不开面子。
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家后,把这事告诉了父母。
母亲听完沉默不语,低头继续缝补着我已经洗得发白的衬衣。
父亲抽着"红塔山",那是他难得舍得买的牌子烟,通常只在过年或有贵客时才会点上几支。
"儿子,你自己拿主意吧。"父亲叹了口气,浓重的烟雾中看不清他的表情,"现在这厂子迟早要完,留在这儿能有啥出息?"
"可是爸,去南方当上门女婿,你们以后咋办?"我有些哽咽。
"咱徐家男儿,哪有儿靠老子养的道理?"父亲笑骂一声,拍着我的肩膀,"时代变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能过上好日子,哪里不是家?"
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想象着南方的温暖和可能的未来。
就这样,1992年初春,我背着行李,告别了东北的严寒,来到了这座气候湿润的南方小城。
下了火车,小芬和她父母已经在站台等候。
小芬穿着鲜艳的绿色风衣,在人群中格外醒目,看到我的那一刻,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刚到李家时,一切都很顺利。
丈母娘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有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特意做了酸菜白肉和东北大拉皮。
岳父也很热情,直接给我在厂里安排了技术员的职位,工资比哈尔滨高了三分之一。
"建国,听小芬说你技术好,咱们厂正缺你这样的人才。"岳父一边给我夹菜一边说。
婚礼很简单,在李家的院子里摆了十几桌,请了亲戚邻居和单位同事。
我的父母因为路途遥远加上经济困难,没能来参加。
那天我在喜庆的氛围中,却感到一丝莫名的孤独。
新婚之夜,小芬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
"这是我偷拍的,那天在哈尔滨,你在给那些小孩子讲东北的冰灯。"照片上的我正笑得开怀。
"我那时候就喜欢上你了,觉得你特别阳光,跟我们南方男人不一样。"小芬靠在我肩上轻声说。
我紧紧抱住她,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
刚开始那两年,我努力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工作。
南方的方言像天书,我听了半天也不知所云;当地的饮食清淡,缺少了东北的厚重和辛辣;就连晚上睡觉也不习惯潮湿的被褥,老是失眠。
但为了小芬,为了这个家,我都默默忍受着。
小芬很贴心,知道我想家,常常让我打电话回哈尔滨,偶尔还会做些东北菜给我解馋。
那时候电话还贵,一分钟好几块钱。
记得有一次,我听到父亲在电话那头咳嗽得厉害,心里揪得慌。
"爸,您是不是又抽烟了?医生不是说让您戒烟吗?"我急切地问。
"哎呀,小事!一天就抽两支解解闷。"父亲大大咧咧地说,语气却有些掩饰。
挂了电话,我整晚都睡不好,梦见父亲在雪地里艰难地赶路,我怎么也追不上。
日子就这样平淡却不平静地过着,直到第三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
我们给他取名徐小东,寓意着他父亲来自东方。
有了孩子后,家里的气氛明显变了。
丈母娘开始频繁地来我们家,从孩子的喂养到我的生活习惯,都要指手画脚。
"建国,你这个人就是太死板,孩子哭了就要抱抱,这是南方的育儿经验。"丈母娘每次都这样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优越感。
我心里暗暗腹诽,心说我们东北孩子哭了都让他哭,哭够了自然就不哭了,可嘴上却一声不吭。
毕竟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忍气吞声也是没办法的事。
岳父倒是常常在一旁打圆场:"桂花,你别总说建国,他一个大男人已经很不容易了,两地的习惯确实不一样。"
时间一晃,到了第五年。
这一年哈尔滨的父亲突发脑梗,在医院住了两个月。
母亲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厂里开会。
听到这个消息,我差点没站稳,连忙请假去邮电局打了长途电话回家。
"妈,爸到底怎么样了?严重吗?"我急切地问。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有点偏瘫,现在能说话了,就是右手右脚使不上劲。"母亲的声音强装镇定,却掩饰不住疲惫。
"我这就回去!"我脱口而出。
"别,别回来,你爸说了,你忙你的,这边有我照顾就行。"母亲急忙阻止。
我心急如焚,却因为工作和家庭脱不开身,只能每天打电话询问情况。
电话费成了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我顾不上那么多。
每次通话,我总能感受到母亲的疲惫和无助,却又故作坚强。
父亲不愿意来电话,大概是怕我听出他的虚弱吧。
等父亲病情稳定后,我实在忍不住想回家看看。
一个周末的晚上,小东已经睡了,我和小芬坐在一起看着中央台的《新闻联播》。
"小芬,我想回趟哈尔滨,看看我爸妈。"我关掉电视,认真地说,"这五年我一次都没回去过。"
小芬沉默了一会儿,摆弄着手中的茶杯。
"要不我先问问我妈的意见吧。"她最终说道。
第二天晚上,丈母娘来我们家吃饭。
饭桌上,小芬提起了这事。
"妈,建国想回趟哈尔滨看看他父母,这五年他一次都没回去。"小芬小心翼翼地说。
丈母娘放下筷子,扫了我一眼:"现在路费多贵啊,来回机票好几千呢。"
"坐火车去就行。"我赶紧说。
"那不也得小一千啊?再说,厂里不是还有重要的项目等着你吗?这时候请假合适吗?"丈母娘的话里透着算计。
我低头扒饭,不想让她看到我眼中的失望。
"要不这样吧,"丈母娘又开口了,"与其你花几千块钱回去,不如让你爸妈来看你。正好可以看看小东,我们也好一起热闹热闹。"
我放下筷子,抬起头看着丈母娘精明的眼睛,知道她是在算计。
她心里清楚,我父母那边更拮据,更不可能拿出路费来南方。
"妈,我爸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怎么可能坐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我控制着情绪说。
"那就再等等呗,等你爸身体好了再说。"丈母娘轻描淡写地说,然后转身对小芬说,"小芬,你那件旗袍做好了没?下个月你二舅家办寿宴,你得穿得体面点。"
话题就这样被她轻松转移了。
晚上,小芬看我一直闷闷不乐,试图安慰我:"建国,我妈也是为我们考虑,现在家里开支大,小东还要上幼儿园..."
我打断了她:"小芬,不是钱的问题。五年了,我一次都没回过家,我爸病成那样,我连面都没见着。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小芬沉默了,她大概能理解我的感受,但又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思绪飘回了哈尔滨。
想起父亲送我上火车时拍我肩膀的那双粗糙的手,想起母亲塞给我的一包冻饺子和眼中的不舍。
五年来,我只能通过那边寄来的几张褪色的照片,看着父母一天天变老,头发一天天变白。
我起身,轻轻打开抽屉,拿出父母的照片。
最新的一张是去年冬天寄来的,父亲坐在轮椅上,母亲站在旁边,两人站在飘雪的小区门口,勉强笑着。
父亲明显消瘦了许多,脸色蜡黄;母亲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也深了许多。
我的鼻子一酸,泪水模糊了视线。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个决定。
"小芬,我必须回哈尔滨看看。"我很坚决,"你放心,钱我自己想办法。这些年我一直有存钱,够买来回票了。"
小芬惊讶地看着我:"你竟然有私房钱?"
我苦笑:"不是私房钱,是我这五年来每个月省下的烟钱和午饭钱。厂里的盒饭虽然难吃,但省下的钱我都存起来了。我一直想着总有一天要回去看看。"
我从卧室的柜子底部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是我积攒的现金,一共四千三百二十元。
信封有些发黄,是母亲当年塞给我那包饺子用的牛皮纸信封,我一直留着,作为一种念想。
小芬拿过信封,看了看里面的钱,然后沉默了,眼圈有些发红。
"对不起,建国,我太自私了,"她握住我的手,"你是对的,应该回去看看。我支持你。"
但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顺利。
当我向厂里请假时,车间主任告诉我最近有个重要项目,请假必须经过厂长批准。
而厂长恰好是岳父的老友,他们经常一起喝酒打牌。
果然,很快岳父来电话了。
那天晚上我正在院子里给小东的三轮车修理链条,厂里的传呼机响了。
我赶紧到公用电话亭回电话,是岳父。
"建国啊,我听说你要回东北?"岳父的声音有些不悦。
"爸,我五年没回家了,就请半个月假。"我尽量保持平静。
"现在厂里这么忙,你这一走,谁来负责那个项目?我听厂长说,你们组最近的工作很重要,关系到下半年的订单。"
"我会安排好工作,确保不耽误进度。"我争辩道。
"再说,你爸不是已经出院了吗?电话里不是说没事了吗?"岳父继续说。
"是出院了,但还需要照顾。"我感到一丝无力。
"你现在是南方人了,小东还这么小,家里这边的事更重要。"岳父的语气缓和了些,"再忍忍吧,等过段时间厂里不忙了再说。"
我挂了电话,心里一阵苦涩。
在这个家,在这座城市,我永远是个外人,是被接纳的那个,而不是理所当然属于这里的人。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男人,要挺直腰杆做人。"
晚上回家,小芬告诉我,丈母娘中午特意来找她谈了话。
"我妈说,你要是现在回去,会影响厂里的工作,也会让爸爸在厂里没面子。"小芬坐在床边,手指不安地绞着衣角。
"她还说什么?"我听出了话外音。
"她说,东北人有个毛病,一旦回了老家,就可能不愿意再回来了。"小芬抬头看我,眼里有些忐忑,"建国,你不会......"
我没有立即回答,心里却泛起一阵苦涩。
丈母娘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不少像我这样的"南漂"最终还是选择回到故乡。
但这种不信任,这种将我视为随时可能叛逃的"异乡人"的态度,让我心里更不是滋味。
"小芬,我不会不回来的。"我最终说,"这里有你,有小东,也是我的家。"
小芬松了口气,但眼里依然有一丝忧虑。
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窗外下起了小雨,南方特有的那种绵绵细雨,打在青砖墙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我想起了家乡的雪,那种踩上去会发出"咯吱咯吱"声响的厚厚的积雪。
想起了那个永远不会再来的冬天,父亲在雪地里教我骑自行车的场景。
那时我摔倒了,膝盖磕在冰上,疼得直抽气。
父亲把我拉起来,拍掉我裤子上的雪,说:"摔倒了不要紧,爬起来接着骑,这就是咱们东北人,皮实!"
那种坚韧,那种不服输的劲头,是我血液里流淌的东西,是我这些年一直支撑着我的力量。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来到邮局,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了最近的情况,承诺一定会尽快回去看他们。
写完信,我在邮局的公用电话亭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好久才接通,是母亲的声音。
"妈,我爸呢?"我问。
"你爸在院子里晒太阳呢,我去叫他。"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像是在掩饰什么。
等了好一会儿,才听到父亲熟悉的声音,只是比以前沙哑了许多。
"爸,我可能这段时间回不去了,厂里有个重要项目..."我硬着头皮说。
"没事儿,儿子,"父亲的声音沙哑却坚定,"我和你妈都好着呢,你别惦记。男子汉在外打拼,就得以事业为重。咱们老徐家的男人,从来不拖后腿。"
我能想象父亲说这话时,那种倔强的表情。
"爸,您好好养病,等项目结束,我一定回去看您。"我的喉咙发紧。
"行,那我和你妈就等着你,到时候让你妈包顿饺子,咱爷俩好好喝一盅。"父亲说着,咳嗽了几声。
挂了电话,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父亲的宽容和理解,反而让我更加内疚。
回家的路上,我经过一家小饭馆,闻到了熟悉的东北菜的香味。
招牌上写着"东北风味",门口挂着红灯笼,很有家乡过年的感觉。
我走进去,点了一碗酸菜白肉炖粉条,那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老板,你是东北人?"我问正在收拾桌子的中年男人。
"对啊,我是黑龙江人,九五年来南方的。"老板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亲切得让我鼻子一酸。
"我也是哈尔滨的,97年来的。"我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哟,老乡啊!"老板热情地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来这多久了?还习惯吗?"
"五年了,说习惯也习惯了,说不习惯也不习惯。"我苦笑。
"我懂,我都来八年了,到现在还是想家。"老板从柜台下面拿出一瓶二锅头和两个小酒盅,"来,老乡,喝一个。"
酒过三巡,我们聊起了各自的经历。
老板叫张守义,比我大几岁,当年因为厂子倒闭下岗,听说南方发展好,就带着老婆孩子来了。
刚开始在工厂打工,后来攒了点钱开了这家小饭馆。
"老乡,说实话,我后悔过吗?后悔过。想回去吗?想过无数次。"张守义喝了口酒,眼神有些迷离,"可是人啊,总要往前看。我在这边虽然辛苦,但比起东北老家那些下岗工人,我算幸运的了。至少我的孩子能吃饱饭,能上学。"
"守义哥,你说得对。我有时候也挺纠结的,但想想现在的生活条件确实比老家好多了。"我点点头,心有戚戚焉。
"不过,"张守义突然正色道,"有一件事我一直坚持。每年过年,不管多忙,我都会带全家回老家看看,哪怕只待三五天。那是我们的根啊。"
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是啊,无论走得多远,我们总要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
回到家,我发现小芬正在收拾行李箱。
"你这是..."我愣住了。
"我们回哈尔滨。"小芬眼里闪着坚定的光,"我已经给你买了机票,后天的。我们带上小东一起去。"
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可是,厂里的项目..."
"我跟我爸说了,他虽然不高兴,但同意你请假半个月。"小芬把机票递给我,"至于我妈那边,我会去解释的。"
我接过机票,看了看,果然是后天的,一共三张。
"小芬,这太贵了..."我有些不安。
"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这几年我在市场卖布料,也存了些钱。"小芬微笑着说,"建国,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没考虑过你的感受。我忘了,你不仅是我的丈夫,小东的爸爸,你还是你父母的儿子。"
我眼眶湿润,一把抱住了小芬:"谢谢你,小芬。"
"别谢我,"小芬轻声说,"我今天去了你常说的那家东北饭馆,跟老板娘聊了很久。她告诉我,无论走到哪里,记得自己的根在哪里,才能走得更远。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家不应该成为一个人的牢笼,而应该是让人有归属感的地方。这些年,你为了我们,放弃了太多。现在,该我支持你了。"
我没想到老板娘会对小芬说这些话,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了丈母娘家。
我本以为会是一场硬仗,没想到丈母娘听了我们的决定后,只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出人意料地说:"去吧,带点南方的特产给你爸妈尝尝。这边有龙眼干和莲子,对身体好。"
看到我惊讶的眼神,丈母娘解释道:"建国,我不是不明白你的心情。只是...只是我担心你回去了就不回来了。"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些年看着你这么勤快,这么疼小芬,我其实挺感动的。你已经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就算回东北看看,也别忘了回来啊。"
这是丈母娘第一次向我敞开心扉,我感受到了她话语中的真诚。
那一刻,我对这个家,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
"妈,您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这里有我的妻子,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家。"我真诚地说。
丈母娘点点头,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
"这是我们这边的特产茶叶,你带给你爸妈尝尝。"她将礼盒递给我,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湿润。
临行前一晚,岳父特意来送行,带了两瓶南方产的米酒。
"建国,回去给你爸带上,这酒度数不高,对他身体恢复有好处。"岳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别忘了半个月后回来啊,厂里的项目可等着你呢。"
我点点头,心中感慨万千。
原来,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就像久旱逢甘霖,让人心生暖意。
次日清晨,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飞往哈尔滨的飞机。
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心情既紧张又兴奋。
小东趴在窗口,好奇地看着下面的云层。
"爸爸,我们真的要去看爷爷奶奶了吗?"小东兴奋地问。
"是啊,他们一直很想见你。"我摸摸儿子的头。
"他们会喜欢我吗?"
"当然,他们会非常非常喜欢你。不过,你要记住,在爷爷奶奶家,可能没有这么多好吃的和好玩的,但那里有爱你的爷爷奶奶。"我耐心地解释。
"我知道,爸爸。"小东认真地点点头,露出一个懂事的笑容。
小芬坐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我们父子,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
她握住我的手,轻声说:"建国,谢谢你这些年的坚持和付出。"
"应该是我谢谢你,小芬。"我紧握着她的手,"谢谢你理解我,支持我。"
飞机缓缓降落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
透过舷窗,我看到了久违的故乡。
虽然是春天,哈尔滨的早晨还是有些寒冷。
但那熟悉的寒意,反而让我感到一种久违的亲切。
走出机场,父母已经在等候区等着了。
父亲坐在轮椅上,戴着一顶旧毛线帽;母亲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保温壶,大概装着热茶。
他们看起来比照片上更瘦,更苍老,但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光彩。
"爸,妈!"我几乎是跑着到了他们面前,一把抱住了他们。
父亲拍拍我的背,母亲则抹着眼泪,嘴里念叨着:"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那一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心之所向;根,不是束缚,而是赋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回到父母的家,那个我长大的小院,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陌生。
院子里的老榆树更粗壮了,屋檐下母亲晾的咸菜坛子还是那么整齐,墙角的煤球堆比我记忆中小了些。
我环顾四周,感受着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心里满是复杂的情感。
小东很快和爷爷奶奶熟络起来,叽叽喳喳地讲起南方的事情。
母亲露出久违的笑容,不停地给小东夹菜;父亲则一直拉着我的手,问东问西。
小芬也很快融入了这个北方家庭,主动帮母亲择菜、洗碗,和她分享南方的生活点滴。
晚上,当小芬和小东已经入睡,我陪父亲在院子里乘凉。
初春的哈尔滨夜晚还有些寒意,但星空格外清澈。
"儿子,南方好吗?"父亲突然问道。
"挺好的,发展快,机会多。"我老实回答。
"那就好。"父亲点点头,"只要你过得好,我和你妈就放心了。"
"爸,对不起,这些年我没能经常回来看你们..."我有些哽咽。
"瞎说什么呢,"父亲打断我,"儿子长大了,有自己的家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和你妈虽然想你,但更希望你过得好。"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远处,"你知道吗,每次邻居问起你,我和你妈都特别自豪地说,我们儿子在南方发展得不错呢。"
我鼻子一酸,不知道该说什么。
"建国,"父亲转向我,眼神坚定,"记住,无论你走多远,我和你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不用担心我们,也不用愧疚。生活就是这样,人总要向前看。"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也谢谢你的丈母娘和岳父,能接纳你,关心你。"父亲又说,"虽然我们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好人。"
"爸,等您身体再好些,我接您和妈到南方去住一段时间。"我提议道。
"行啊,到时候我非得好好谢谢你丈母娘,把我儿子照顾得这么好。"父亲笑着说。
五年的上门路,让我懂得了生活的不易,也让我明白了家人的珍贵。
从南到北,从北到南,无论走多远,心中的那份牵挂和爱,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
而真正的家,不在于地理位置,而在于心灵的归属。
这次回家之旅,不是结束,而是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一段更加珍惜亲情、理解包容的人生旅程。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