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的人常说，刘淑芬的命不好，嫁给赵家大儿子不到三年，丈夫就因工地事故撒手人寰，留下她一个人在婆家。更不巧的是，赵家小儿子赵明在她守寡第二年，从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成了全身瘫痪。

村里的人常说，刘淑芬的命不好，嫁给赵家大儿子不到三年，丈夫就因工地事故撒手人寰，留下她一个人在婆家。更不巧的是，赵家小儿子赵明在她守寡第二年，从工地脚手架上摔下来，成了全身瘫痪。

那年，刘淑芬才28岁。

我见过刘淑芬，印象中她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冬天在脖子上围条褪了色的红围巾。村里人叫她”赵寡妇”，但没人敢当着她的面这么喊。她走路总是慢慢的，闲下来就坐在村口的石墩上，一坐就是半天。

屋后的枣树上总有几件晾着的衣服，夏天的风一吹，荡起几圈阴影。

从前，刘淑芬在镇上的罐头厂上班，每月能挣个千把块钱。自从赵明成了植物人，她就辞了工作，白天照顾他，晚上在家做些手工活，勉强维持生计。

“我不能走，”有一次她在村口卖自己腌的咸菜，我去买了两瓶，她忽然说，“明子他爸娶我的时候，他弟弟才十几岁，那孩子一直把我当亲姐看。”

她的腌咸菜总放得恰到好处，不咸不淡，而且便宜，一瓶才五块钱。

赵明的父母早就过世了，哥哥又走了，这个家只剩下刘淑芬和他。县医院的医生说，能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不过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拿着诊断书回家的那天，赵明的几个远房亲戚聚在一起商量，怎么处理他的后事。

刘淑芬推门进来，放下手里的诊断书，说：“我照顾他。”

亲戚们先是一愣，随后就嘲笑起来：“你一个寡妇，哪来的钱养他？他又不是你亲兄弟，这活谁能做一辈子？”

刘淑芬只是低着头，反复摩挲着自己的手指，说：“我可以。”

这些年，赵明住过县医院、镇上的卫生院，最后还是回到了家里。刘淑芬每天要给他按时翻身、擦身、喂药、喂饭、洗衣服。每次看到她推着赵明出去晒太阳，他脑袋歪在一边，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村里人就摇头叹气。

“真傻，”村里老支书李大爷经常这么评价，“你说她图啥呢？那赵明又不是她的什么人，还瘫痪成那样，养着干嘛？”

我问过刘淑芬这个问题，她只是笑了笑，说：“我答应过他哥，要照顾这个家。”

十五年过去了，赵明还是躺在那张木床上，刘淑芬还是每天照常伺候他。只是刘淑芬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也深了。去年冬天，她查出了风湿性关节炎，天阴的时候，腿疼得走不动路。可她仍旧坚持每天给赵明按时翻身，避免他长褥疮。

村里人早就不再议论了，只是偶尔感叹一句：“刘淑芬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赵明的几个远房亲戚，这些年也来过几次，但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他们认为赵明反正活不长了，想提前把赵家那几亩地和老房子分了。每次提起这事，刘淑芬就淡淡地说：“等他走了再说吧。”

我家住得离赵明家不远，有时经过，能看到刘淑芬在院子里洗衣服。水桶有些年头了，缺了一个口，她就用塑料布补上。有一回，我看她摔了一跤，忙过去扶她，她却摆摆手，说：“没事，腿麻了，缓缓就好。”

那天下午下了场雨，她家门前的小道上全是水坑。我想起她说过的话：“下雨天最麻烦，推车很困难。”推的是赵明的轮椅。

去年十月的一个下午，我在自家门口剥花生，忽然听到赵明家传来哭声。

“该来的还是来了，”邻居王大娘叹了口气，“那赵明终于解脱了。”

村里人三三两两聚在赵明家门口，刘淑芬安静地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眼睛红红的，手里攥着一块已经洗得发白的手帕。赵明的远房亲戚们比村民们还先赶到，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后事和财产分配。

“淑芬啊，你也不容易，这么多年白费力气。”有人说。刘淑芬只是摇摇头，没有说话。

“这房子和地总要有个说法，”赵明的一个堂叔开口，“明子没后人，按理说应该归我们赵家的。”

刘淑芬还是沉默，只是偶尔抬起头看一眼门外。好像在等待什么。

葬礼第三天，当大家都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的时候，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了村口。从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手里拿着个公文包。他向路人打听了赵明家的方向，径直走了过去。

村里人都很好奇，跟着那人来到赵明家门口。那人是个律师，姓张，是从县城来的。他出示了自己的工作证和一封信，说是奉赵明生前嘱托而来。

“赵明生前有遗嘱？”亲戚们惊讶地问。

张律师点头，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说：“这是赵明先生在十年前立下的遗嘱，经过公证处公证，具有法律效力。”

他打开文件，开始宣读：“我，赵明，立此遗嘱，表明我的最后意愿。我名下的所有财产，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土地使用权、银行存款等，全部赠与我的嫂子刘淑芬。理由是她在我瘫痪后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替我哥哥尽了责任，情比金坚。特此立遗嘱为证。”

赵明的亲戚们面面相觑，有人开始质疑：“他一个瘫痪的人，哪来的钱？就算有地和房子，也没多大价值啊。”

张律师面无表情地继续说：“赵明先生在意外瘫痪前，买过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公司赔付了一笔款项，他委托我们律所进行了投资理财，十几年下来，现在账户上有120万元。”

这下，房间里鸦雀无声。

刘淑芬呆住了，手里的手帕掉在地上。

“明子哪来的保险？”她轻声问，“我怎么不知道？”

张律师说：“是他哥哥赵刚在世时帮他买的，他摔下来后，赵刚去世了，你大概不知道这件事。”

刘淑芬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远房亲戚们炸开了锅，有人说这不公平，有人说要上告，有人说肯定是刘淑芬捣的鬼。张律师冷静地表示，遗嘱早已生效，任何争议都可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

第二天，人们发现刘淑芬家的门紧闭着，敲门没人应。村里人都在猜测，她是不是带着那一百多万跑了？毕竟守了十五年的”寡”，突然得到这么一大笔钱，谁能不动心？

三天后，刘淑芬回来了。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深蓝色羽绒服，脸色看起来比以前红润了些。

“淑芬，”王大娘拦住她，“你去哪了？大家都担心你呢。”

刘淑芬笑了笑，说：“去县城了，办了点事。”

原来，她去县城把那笔钱的一半捐给了当地的残疾人福利院，还在赵明的墓碑上刻了他和他哥哥的名字。剩下的钱，她准备用来修缮老房子。

“那些钱是明子的，”她对我说，“我不能乱花。”

村里人都说她傻，好不容易得了笔钱，居然还捐出去一半。有人甚至说，该不会是她心虚，担心将来报应吧？

刘淑芬不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她在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桃树，说是赵明生前最喜欢吃桃子。

冬天的时候，她常坐在门口织毛衣。有一次我路过，看见她手里拿着一件男士毛衣，织到一半，线团掉在地上，滚了好远。

“这是给谁织的？”我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习惯了，总感觉家里还有人需要。”

去年底，刘淑芬忽然跟我说，她打算把房子修好，开个小卖部。

“这里离学校近，孩子们放学路过，可以买些零食，”她说，“我一个人也闲着。”

我问她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她低着头，用手指绕着围巾的流苏，说：“明子生前跟我说过，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开个小卖部。他小时候总是没钱买零食，就梦想着长大了自己开一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这才知道，原来赵明并非完全没有意识，他有时候能说出一些简单的话。

刘淑芬的小卖部在三月份开张了，门口挂着个木牌，上面写着”明子小卖部”。货架不多，但东西很齐全，从糖果饼干到学习用品，应有尽有。最特别的是，她会在每个月的15号，也就是赵明去世的日子，给来店里的小朋友免费发一根棒棒糖。

“明子在天上看着呢，”她说，“他肯定高兴。”

村里人渐渐不再说她傻了。偶尔有人叫她”赵寡妇”，马上就有人纠正：“叫刘老板。”

我经常去她的小卖部买东西，有一次看到她柜台下放着一本账本，封面写着”赵明基金”。翻开一看，里面记录着每个月从小卖部收入中拿出来的一部分钱，定期捐给县城的特殊教育学校。

“这是明子的意思，”她看到我在翻账本，解释道，“他在世的时候，总跟我说，如果他能好起来，一定要帮助那些和他一样的人。”

刘淑芬把赵明的轮椅保留在小卖部的角落里，上面放着一个相框，是赵明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赵明站在一栋在建的楼房前，穿着工作服，笑得很开心。相框旁边是一个褪了色的红色塑料花瓶，里面插着几朵太阳花，那是赵明最喜欢的花。

前几天，我去她的小卖部买烟，发现店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

“这里不是赵明家吗？”那人问。

我点点头，指了指店里，说：“他嫂子在里面。”

那人走进去，向刘淑芬自我介绍说，他是赵明以前的工友，听说赵明去世了，特地从外地赶来看看。

“明子是个好人啊，”工友说，“当年我们在一起干活的时候，他总是帮别人。有一次工地上一个新来的小工摔断了腿，明子二话不说，掏了两千块钱给他垫医药费。那时候两千块可不少啊。”

刘淑芬听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是啊，明子心地善良，从小就是这样。”

工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钱包，里面夹着一张照片，是赵明和几个工友的合影。他把照片递给刘淑芬，说：“这个你留着吧，我还有复印的。”

刘淑芬接过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在相框旁边。

“明子去世前，有没有说什么话？”工友问。

刘淑芬想了想，说：“他最后那几天，我感觉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只是一直看着我笑。”

工友点点头，眼眶红了：“明子这辈子没白活，有你这样的嫂子照顾他，他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送走工友后，刘淑芬站在门口发了很久的呆。那天风有点大，把她的围巾吹得飘起来。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问她：“那个律师怎么知道明子去世的消息？”

刘淑芬笑了：“明子让律师每年都来看他一次，这么多年从没间断过。”

傍晚的时候，小卖部前聚集了几个放学的孩子，争先恐后地要买糖果。刘淑芬把糖果一一分给他们，还多送了几颗。

“阿姨为什么这么好呀？”一个小女孩问。

刘淑芬摸了摸她的头，说：“因为生活已经够苦了，多一点甜，总是好的。”

村口的老槐树下，一对老夫妻正慢慢走过。刘淑芬看了一眼，转身去店里拿了两瓶热水，追上去递给他们：“天冷了，喝点热水。”

“淑芬啊，你这人真好，”老太太接过水，感叹道，“可你自己怎么办？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刘淑芬抬头看了看天空，日落的余晖映在她的脸上：“我这辈子没有遗憾，有些人活着，就是为了照顾别人，我想我就是这样的人吧。”

我站在小卖部门口，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大爱无言”。风吹过来，带着些许桃花的香气。那是她院子里的桃树开花了，红艳艳的，像极了她当年围的那条红围巾。

春节的前一天，我去她家送年货，看到她和几个村里的孤寡老人坐在一起包饺子。桌子上放着一个老式的收音机，播放着过年的歌曲。她的脸上带着笑容，好像这才是她最想要的生活。

“淑芬，”一个老人说，“你这辈子图啥呢？”

她想了想，说：“图个安心吧。”

她端起一盘刚包好的饺子，走向厨房，背影在阳光下拉得很长。院子里的桃树枝头挂着几个小灯笼，随风摇曳。

饺子的香味飘了出来，混合着年的气息，温暖而踏实。

记得那天晚上，村子里放了烟花，刘淑芬站在院子里，仰头看着天空中绽放的光芒，眼睛亮亮的，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新年快乐，明子，”我听见她轻声说，“你在天上过得好吗？”

夜空中的烟花倒映在她的眼中，闪烁着，就像遥远星空中的某个灵魂在回应。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