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以“中国崩溃论”为代表的悲观预期被攻击性更强的“中国见顶论”所替代。“中国见顶论”以权势周期理论为基础，强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战略风险”，特别是中国追求持续崛起可能走向重商主义的风险。“中国见顶论”沿袭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崛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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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大国崛起 中国见顶论 可持续崛起 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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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展望》2025年第3期

引言

面对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一些国家出于“寻找敌人”的目的，反复炒作“中国威胁论”。在以“中国崩溃论”为代表的悲观预期落空后，“中国见顶论”（Peak/Peaking China）在21世纪20年代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替代品。如果说“中国崩溃论”更多是基础不牢的悲观预言，那么“中国见顶论”所谓的证据支撑似乎更为“扎实”；它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为依据，以比霸权稳定论和权势转移理论更为微观和动态的权势周期理论（Power Cycle Theory）为基础，认为中国崛起“已达顶峰”，并试图将其描述为“更大的挑战”。具体而言，“中国见顶论”有两个版本。一是策论版，主要聚焦新冠疫情后的中、美国力变化，将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重下降视作中国崛起“见顶”的标志，同时抛出大量“勿忘中国仍是最大挑战”的警告；二是理论版，重点聚焦自2014年起中国GDP增长速度放缓，强调“增长放缓”的中国可能比持续崛起的中国更加“危险”，因为中国可能为了持续崛起而采取进攻性和冒险性的重商主义政策，推高大国战略竞争的风险。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见顶论”实质上与“中国威胁论”一脉相承，其根本目的是将中国界定为美欧等的“威胁”甚或“敌人”。尽管披着貌似合理的理论外衣，但该论调既不尊重理论，也不尊重现实，更不理解中国，注定会再次破产。

中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政策实践

“中国见顶论”试图利用微观和动态的经济数据论证中国崛起放缓的“潜在危险”。但该论调“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仅不关注其立论基础，而且忽视了中国对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管理实践。无论是以严格的权势周期理论的“拐点”标准衡量，还是以策论版或理论版对“顶点”的界定衡量，“中国见顶论”的立论基础即“顶点”本身都不成立，更不用说中国早已前瞻性地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纳入政策考虑的范围，并采取了系统性的政策举措。

（一）对中国崛起阶段性起伏的识别

大国兴衰是诸多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现实主义理论的关注重点。在大国兴衰的理论研究中，权势周期理论更强调微观和动态的大国权势变化，或者说，权势周期理论蕴含着对“顶点”的研究，尽管其理论内涵与“中国见顶论”的“顶点”完全不同。

第一，权势周期理论并不使用“顶点”的说法，仅使用“拐点”（inflection point）这一术语。需要指出的是，权势周期理论的“拐点”事实上是指微观和动态视角下的国家权势增长速度的剧烈变化，由微观的崛起阶段性起伏推导大国战略互动关系。权势周期理论识别出国家权势变化的四个拐点：底部拐点（lower turning point）、顶部拐点（upper turning point）、从底部拐点到顶部拐点的过程中崛起速度放缓的崛起拐点（rising inflection point）、从顶部拐点到底部拐点的过程中衰退速度由快变慢的衰退拐点（declining inflection point）。这暗示了大国兴衰的四个阶段：从底部拐点到崛起拐点的快速崛起阶段，从崛起拐点到顶部拐点的持续崛起阶段，从顶部拐点到衰退拐点的快速衰退阶段，以及从衰退拐点到底部拐点的持续衰退阶段。

第二，权势周期理论采取复合性指标衡量国家权势及其变化。首先，该理论用5个指标组合衡量国家权势，具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规模性指标，包括钢铁产量、总人口和军事力量等；二是发展性指标，包括城市化和能源消耗等。其次，该理论一般采用5年而非1年作为衡量国家权势及其变化的时间单位，即比较上一个5年与下一个5年的权势增速变化。最后，尽管并不存在明确的指标，但权势周期理论衡量拐点的大致标准是增速变化超过50%，即后一阶段的增速相当于前一阶段的2倍或1/2。

第三，权势周期理论采用主要大国体系框架下的相对系数衡量国家权势及其变化。采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更准确地衡量大国权势对比变化，避免比较所有国家的复杂化或仅有两国对比的简单化。主要大国体系依据讨论对象而定，如讨论整个国际体系时，可能涵盖中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等国，而在讨论中东地区时，则可能涵盖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国，讨论南亚地区时仅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

尽管以权势周期理论为基础，但“中国见顶论”在识别“顶点”及其性质时并未遵循既有理论标准。一方面，“中国见顶论”采取单一指标即GDP衡量中国国力变化，策论版强调中、美GDP规模对比变化，理论版则更强调中国自身GDP的增速变化。另一方面，更明显的错误是，“中国见顶论”事实上假定其所论述的“顶点”是权势周期理论所论述的“顶部拐点”。如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对以中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美国、日本及印度等八国组成的大国体系加以衡量，得出的结论与“中国见顶论”完全不同。

首先，采用以权势周期理论为基础的“战争关联”（Correlates of War）项目给出的国家综合实力指数来衡量。在1991—2016年期间，中国在大国体系中的权势比重从21.37%上升至2016年的40.94%，增长近一倍，其间仅4个年度（2002年、2003年、2005年和2016年）略有下降，很难识别出任何类型的拐点，即并不存在“中国见顶论”所谓的“顶点”。其次，采用策论版“中国见顶论”的GDP总量指标衡量。在1991—2022年期间，中国GDP总量在大国体系中的比重从2.52%增至28.42%，其间仅2016年和2022年出现小幅波动；同一时期，美国整体保持稳定（1991年为40.53%，2022年为40.28%），上下波动最大幅度不超过8个百分点。因此，所谓“中国见顶论”很难成立；即使虑及2023年和2024年的新发展，“顶点”或拐点的识别仍需时间。最后，采用理论版“中国见顶论”的GDP增速衡量。在1991—202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达到13.28%，无论是以单年度还是五年平均衡量，中国经济增速的确出现较明显放缓；更准确地说，中国经济增速自2014年起呈现新的态势，1991—2013年的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到15.57%，2014—2022年为7.42%。尽管孤立地看似乎出现阶段性起伏的迹象，但与其他主要大国相比，结论可能相对复杂。如果仅与美国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从整体大国体系看，中国与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及印度等国的经济发展起伏大致同步。因此，“中国见顶论”仍难以成立，仅观察中国或仅比较中国和美国所得出的结论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二）崛起阶段性起伏的战略风险与中国的管理实践

“中国见顶论”并不在意“顶点”是否真的存在，因其目标是论证中国崛起放缓会带来重大的“战略风险”。因此，尽管中国早已预判崛起阶段性起伏并前瞻性地作了有效政策部署，但“中国见顶论”选择视而不见甚至刻意歪曲。

对权势周期理论而言，崛起的阶段性起伏只是一国权势变化的客观指标，重要的是对这种起伏的认知及相应管理战略。这一关系可能导致两个维度的“战略风险”。一是认知滞后的战略错配风险。由于权势变化总是先于认知变化，对崛起阶段性起伏的认知滞后必然存在。但如果这一认知滞后时间过长，就可能出现国家政策与权势变化之间的错配问题，即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国家仍以前一阶段的增长为基础来决策，而未充分意识到崛起阶段性起伏的出现，可能因高估增长潜力导致政策冒进，或因低估增长潜力导致自我设限。如果这一战略错配同时发生在多个主要大国的决策中，即当多国同时出现崛起阶段性起伏和认知滞后时，整个国际或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就可能大幅上升，大国竞争或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明显增加。权势周期理论的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由多国的崛起阶段性起伏重叠而非长期性的权势转移所导致的。

二是对崛起阶段性起伏认知的期待价值导致的战略风险。崛起的阶段性起伏本身是客观的，认知可能导致差异性的期待。崛起的阶段性起伏会使一国对其未来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认知发生变化。一国对不同的起伏状态有着不同的期待价值，进而也意味着不同的战略风险，如快速崛起可能导致某一大国在意识到自身充满活力后采取更为进取的政策，并导致其他主要大国难以适应；崛起放缓则可能导致相应国家为寻求突破崛起限制而采取进取性政策；如出现相对增长停滞、国家进入相对衰落期，不仅可能导致一国为延续崛起而努力所带来的战略风险，而且有可能导致激进争取制度性霸权的战略风险；衰落速度的放缓，可能导致相应国家认为存在阻止衰落甚至重振权势的机会，进而采取激进政策。

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对潜在的崛起阶段性起伏非但不存在认知滞后，反而是认知超前。一方面，“战略机遇期”的讨论焦点之一便是，中国崛起可能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特定时间放缓。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中国政府早在2013年年底就已强调，“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新的增长动力源尚不明朗”。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系统论述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可以认为，中国对崛起中潜在的阶段性起伏的前瞻性认知，远早于“中国见顶论”的炒作者。

正是由于中国的前瞻性认知，迫使“中国见顶论”只能强调前述的第二方面“战略风险”，即中国可能采取激进的“拯救”措施。但这明显无视中国基于警醒认知的理性决策，即推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习近平主席在系统论述新常态时也给出了政策应对措施，其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要为创新拓宽道路，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以高质量发展管理崛起阶段性起伏的战略，得益于中国政府对历史规律和人类前景的准确理解。历史地看，高质量发展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所在；现实地看，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所在；前瞻地看，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有效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的关键所在。

中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决策理性

尽管权势周期理论将大国权势互动态势纳入考察范围，进而可能比霸权稳定论、权势转移理论等宏大理论更能识别具体政策动力，但过于微观的研究聚焦往往以牺牲长远战略视野为代价。“中国见顶论”并未遵循权势周期理论的基本逻辑，却继承了其战略短视的问题，无视中国崛起的全新时代背景，无法从根本上理解中国通过激发自身发展活力、构建多元伙伴关系来跨越崛起阶段性“陷阱”的决策理性。

（一）中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时代背景

“中国见顶论”之所以得出中国崛起放缓“更加危险”的结论，根本上源于错置背景；其不考虑时代背景的巨大变化，简单地将中国崛起置于欧洲大国崛起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中国对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前瞻性认知，既源于对经济增长规律与自身发展历史的正确认识，也源于对国际体系宏观环境的准确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在指出国际体系转型的重大风险时，也强调了“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全新战略机遇。

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中国必须提前做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准备。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首先，从人类历史发展周期性角度看，冷战结束开启的国际体系转型正进入关键时期。尽管不同理论对发展周期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理论预测都暗示，当前的国际体系大致处于霸权合法性丧失和去中心化阶段，因此，提前管理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关系就变得极为重要。

其次，美国已事实上选择提前管理中国的崛起进程。权势转移理论认为，在崛起国实力达到霸权国的80%—120%时，就可假定对体系现状不满的崛起国可能发起霸权战争；当然，也存在霸权国为避免未来的失败而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可能。因此，在大国间权势相对变化极易捕捉的当下，更有可能的前景是霸权国为避免霸权战争的爆发，提前对崛起国加以管理。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全面启动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逻辑：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因此必须加以遏制。其依据则是，如以GDP衡量，中国迅速从1991年时仅占美国的6.23%增至2016年的60.09%。

最后，鉴于科技创新对大国兴衰的关键意义，美国全面启动对华科技竞争。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认为，霸权的关键功能在于为体系性问题提供创新性解决方案，因此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及其扩散是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理论也强调，技术革命的意义远超技术本身，更在于诱发系统性的经济社会变革和推动国际体系转型。对美国而言，允许中国的创新追赶甚至超越，无疑是主动让出霸权地位，对华科技打压是霸权护持的不二选择。

另一方面，当今国际体系“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基本性质，蕴含着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重大战略机遇。由于三个历史性的发展，现实主义理论有关霸权战争的悲观预期基本不再可能发生。首先，核武器的诞生使发生世界性大战的可能性无限降低。核武器是人类迄今发明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诞生后仅被使用过一次便催生了“核禁忌”，其实际功能被限于威慑。其次，与“核禁忌”相关的是，国际伦理标准自二战结束后持续提高，涉及人权、正义战争、国际发展、新技术使用等广泛领域，这意味着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家间关系不受个人伦理规范约束”的理念正全面动摇。这使得可能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破坏的大国间战争更加不可接受。最后，自20世纪70年代起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极大地限制了大国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例如，特朗普两个任期中加征关税、发动贸易战，对美国自身和其他国家及地区而言的损失都大于获益；尽管这可能导致整个国际社会陷入多重危机，但也引发了人们对大国间冲突的高度警觉。“大国无战争时代”意味着，尽管战略竞争可能加剧、崛起的阶段性起伏可能加速到来，但崛起大国在单一竞技场被击败进而导致全面失败和崛起中断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特别是与历史上大国竞争的简单化结局相比，当今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果可能是复杂的，短期和局部的失势对长期的国运而言影响有限。换句话说，崛起的阶段性起伏有可能成为更长时期国运发展的新阶段。这恰好是中国前瞻性地识别崛起的阶段性起伏，并以高质量发展战略加以有效管理的根本战略理性所在。

（二）中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决策逻辑

“大国无战争时代”的来临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意味着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相比，中国崛起所需时间更长，过程更为复杂。由于国家遭遇挑战时更易出现“时不我待”的危机感，霸权国往往提前发动大国战略竞争，而非静待霸权战争的到来。随着战略竞争取代霸权战争，大国权势竞争的内涵发生明显变化。就国内基础而言，知识、技术和金融能力的重要性更加突出，竞争重点从传统的战争获胜能力转向全面的国家发展活力；就国际支持而言，多边制度框架成为实现权力转化的重要保障，竞争重点从战争联盟动员转向国际网络建构。这正是中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基本决策理性。

在国内发展活力方面，中国于2020年正式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新发展格局战略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推动新时期的中国崛起实现动力机制的有效切换，即从“外生型崛起”转向“内生型崛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度主要依赖外生动力。例如，商品贸易占GDP的比重在1979年时为16.40%，到2006年达到64%；相比之下，美国在1960—2022年间这一比重的最高纪录是2011年的24%，在2005年之前始终低于20%。就此而言，外生动力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确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这意味着相互依赖武器化对中国崛起有着强大的干扰能力，但中国从对外开放中获得了培育自身发展所需的诸多能力，特别是创新和管理能力。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中国崛起逐渐向内生驱动转变。例如，商品贸易占GDP比重自2007年起开始下降，到2023年回落到33.35%；与此同时，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日渐增长，中国居民的专利数在1985年时仅为美国的6.38%，到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到2022年已相当于美国的4.44倍。在自身发展活力持续增强而国际发展动能陷入低迷之际，中国提出新发展格局战略，不仅是积极和前瞻地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体现，而且是以中国崛起努力支持国际发展的体现。

在国际网络建构方面，中国坚持以“结伴不结盟”战略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网络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ty）。强调网络中心性而非制度中心性，关键原因在于美欧仍主导着绝大多数国际制度，中国即使采取进取性的制度竞争策略也难以有效将其取代。而追求内涵更为宽泛且形式更为多样的网络中心性，则可有效降低与美欧直接对抗的风险。网络中心性是衡量特定节点在网络中的相对地位的重要方式，涵盖四个维度，即衡量特定节点与其他节点的直接联系总和的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衡量特定节点出现在其他节点相互联系的最短路线上的总量的间接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衡量特定节点与其他节点平均距离或接近程度的紧密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以及衡量特定节点的相邻节点的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向量中心性（eigenvector centrality）。在国际关系中，度中心性最为典型地体现在建交国数量上，重要国际组织总部能有效提升间接中心性，一国自身权势大小、要素结构等可能对其在国际社会网络中的紧密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有重大助益；因此，美国极可能是网络中心性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网络中心性逻辑，中国的“结伴不结盟”战略首先是尽可能地扩大自身的“朋友圈”，通过与更多国家、国际组织结伴而提升自身的度中心性，包括如“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倡议”，以及如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等全球南方集体外交平台，可有效提升中国的间接中心性和紧密中心性，通过合作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即改善相邻节点的质量则可提升中国的特征向量中心性。也就是说，“结伴不结盟”战略不仅有助于增加中国的伙伴数量，而且有助于提升伙伴质量，更有助于提高中国对伙伴而言的重要性，在不挑战美欧制度霸权的情况下增强中国崛起的国际网络支撑能力。

中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历史创新

与“中国见顶论”对“顶点”的绝对和静态理解不同，权势周期理论对拐点持相对和动态的观点，并由此识别大国兴衰的四个阶段。换句话说，所谓拐点不过是微观视角下特定国家长期国运的阶段性起伏的具体体现。中国对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管理正是从长期国运视角，通过体系内崛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让国际社会受益，有效提升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通过体系内崛起实现和平发展

“中国见顶论”的“创新”在于声称中国崛起放缓“更为危险”。由此可见，“中国见顶论”者并非真正关注中国崛起与否及过程顺利与否，而是旨在将中国界定为“威胁”或“敌人”。但中国坚持通过体系内崛起实现和平发展，事实上创新性地应对了崛起而来的信任稀缺、地位稀缺和资源稀缺等难题，最终使西方的“树敌”图谋落空。

第一，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彰显的现代化道路多样性和共通性为基础，命运共同体思维可有效化解首个非西方、非资本主义大国崛起所带来的信任稀缺难题。中国崛起面临着独特挑战，根本上源于中华文明和中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一方面，历史上的崛起大国几乎全是西方文明成员，唯一的例外是西方模式首批“毕业生”之一并努力尝试“脱亚入欧”的日本；另一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和最成功的代表。如果说历史上的大国崛起更多是权势挑战，那么中国崛起就同时涵盖了理念和权势两个维度。从命运共同体角度看，异质性意味着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更揭示了多样性与共通性的辩证统一。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月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中，为面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人类社会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创新应对方案。而以中国崛起成功经验为基础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更为化解信任稀缺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参照。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二，以领导权共享所凸显的共存共生逻辑为基础，责任共同体思维可有效化解中国崛起“挑战”美欧霸权的地位稀缺难题。地位竞争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特别是霸权兴衰理论的基本关注点。中国崛起带来的地位竞争压力正日益显现。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及由此而来的远高于其他体系成员的人均生产率，这是人口和国土规模相对较小的荷兰、英国等得以成为霸权国的秘诀；科技创新的扩散使全球人均生产率差距大幅缩小，进而放大了人口和国土规模的基础意义，只有具备洲际规模的大国如美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等少数国家才可能参与霸权竞争。但从责任共同体角度看，大国地位意味着大国责任，领导权共享是使各方比较优势最大化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创新思路。因此，中国始终对“地位迷思”保持高度警惕，反复强调国家间关系的责任共同体性质。以各国能力比较优势为基础，中国倡导领导权共享，从而推动构建责任共同体。例如，围绕朝核问题，中国在2007年推动六方会谈设立多个工作组，由不同国家担任不同工作组的主席国；又如，中国成功建议新开发银行不效仿其他多边发展银行，而是采取创始成员国拥有同等出资份额和投票权的安排。

第三，以正确义利观所强化的双赢共赢逻辑为基础，利益共同体思维可有效化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资源稀缺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崛起意味着巨大的资源需求，使全球性资源稀缺水平上升，最为明显地体现为进入21世纪后，国际能源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高度同步性。同时，所谓中国“掠夺资源论”及伴生的环境、劳工标准等都成为美西方攻击中国的陈词滥调。与高质量发展相伴随，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尽管这有助于缓解资源稀缺问题，但美欧国家却视其为中国“产能过剩论”的依据。从利益共同体角度看，资源稀缺的背后是绝对收益是否足够、相对收益是否平衡的双重难题。全球化的客观事实意味着世界各国的利益和命运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益共同体是提高绝对收益的根本出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便是，“把世界各国利益和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中国也高度关注相对收益的更合理分配问题。自2013年以来，中国坚持以正确义利观指导对外经贸合作，坚持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不搞我赢你输、我多你少，尽量照顾对方获益；中国企业也日渐积极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以符合伦理要求或负责任的方式对待企业的利益攸关方”。

（二）通过国际公共产品供应让其他国家受益

中国崛起迄今最为重要、具有历史意义的创新是通过供应国际公共产品让国际社会成为“受益者”。这是因为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往往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即其他国家往往是大国崛起的“受害者”。如果说通过体系内崛起实现和平发展可让“中国见顶论”落空，那么通过供应国际公共产品让其他国家受益就可消除几乎所有“中国威胁论”的生存土壤。

第一，中国可持续崛起本身及对世界开放所蕴含的战略机遇，是中国提供的最大国际公共产品。一方面，中国可持续崛起为整个国际社会带来重大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又如，1991年，中国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占全球FDI总值的比重分别为0.41%和22.31%；但到2022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0.08%和18.64%。另一方面，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根据赶超发展学说，大国应在崛起过程中实施保护主义，全面对外开放乃至逼迫其他国家开放是全面崛起之后的战略选项。但中国的战略却是，在未实现全面崛起时，“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例如，中国于2018年创设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即中国（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动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中国继续加大开放力度，特别是创新单方面免签证政策，为国际社会带来重大实惠。

第二，中国崛起受益于现有体系，供应国际公共产品也是对国际社会的积极回馈。新中国成立不久便开始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尽管因实力不足而贡献有限。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以后，通过十年努力，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覆盖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平安全与文明进步等人类发展核心领域的系统性公共产品，即“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日渐系统化的“中国倡议”可发挥重大的额外性和催化剂作用，进而可明显缓解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赤字问题。首先，“中国倡议”意味着中国资金进入其他行为体尚未进入或不愿进入的国家、地区和领域，可通过一种倾斜效应缓解相应的治理赤字。其次，“中国倡议”也意味着中国资金进入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当地行为体聚焦的领域以提升资本利用效率，可通过杠杆效应缓解相应的治理赤字。最后，“中国倡议”既可通过积极的榜样作用，也可通过消极的地缘竞争，刺激其他国家增加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投入，因此对动员其他国家参与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中国倡导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合作，积极推动责任共同体构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赤字不只是数量上的，更是质量上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既有的霸权垄断供应。从数量角度看，霸权国自身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量易减难增，垄断供应还将新供应方排斥在外，从而进一步加剧供应赤字；从质量角度看，霸权垄断供应意味着霸权国对公共产品的武器化少有制约。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伊始的行动，都极大地凸显了霸权垄断供应的上述问题。从责任共同体角度出发，中国倡导以能力比较优势为基础实现供应分工合作。例如，中国提出建议，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为基础，传统捐助方真正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0.7%用于兑现发展援助的承诺，新兴发展伙伴参照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模式自愿承诺发展援助额度，受援国则全力动员自身国内资源。又如，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正被国际社会应用于公共产品供应，最明显的体现是新兴的全球公共投资（Global Public Investment, GPI）所倡导的共同贡献、共同受益、共同决策（mutual contribution, benefit, and decision-making）原则。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分工，不仅有助于各供应方充分发挥能力比较优势，而且赋予各消费方更大的政策空间以避免陷入“选边站”困境。

结束语

尽管“中国见顶论”试图套用权势周期理论的外衣，但其并不尊重既有理论逻辑。基于对经济增长规律、大国崛起经验及国际体系环境等的综合研判，中国对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前瞻性认知，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强调“大国无战争时代”的自身发展活力和多元伙伴关系的根本重要性，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让国际社会成为中国崛起“受益者”的历史创举，实现了政策实践、决策理性和历史创新三者的统一，不断为中国的可持续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不仅使“中国见顶论”彻底落空，更根除了几乎所有“中国威胁论”的生存土壤。

中国对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前瞻性管理取得了重大成功。一方面，中国向国际社会揭示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与共通性，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另一方面，中国也向国际社会揭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简单化弊病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有助于打破“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学科”的“神话”。需要强调的是，击破“中国见顶论”理论谎言的更多是中国管理崛起的阶段性起伏的成功实践，很大程度上并非基于此成功经验所提炼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就此而言，中国供应国际公共产品，使其他国家成为中国崛起的“受益者”，并彻底消除各式“中国威胁论”的生存土壤，仍有很大的机会空间；以中国可持续崛起为素材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将是中国供应国际公共产品的最为重要的新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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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