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杰：潜伏台湾暴露后，他如何在深山老林，与国民党周旋3年？

摘要：1943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1946年4月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身份暴露后潜藏深山老林，与国民党打游击战达三年。1952年在苗栗大湖山区鹃婆山与国民党特务英勇搏斗时壮烈牺牲。

徐新杰(1924一1952)，又名机贤，化名迈东、阿华，广东蕉岭人。

1943年参加中共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1946年4月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身份暴露后潜藏深山老林，与国民党打游击战达三年。1952年在苗栗大湖山区鹃婆山与国民党特务英勇搏斗时壮烈牺牲。

徐新杰1924年出生于广东省蕉岭县兴福乡（今蕉城镇）黄田村洋桥，起名机贤。由于小时候经常生病，神婆说卖给别人家才能养活，徐机贤三四岁时就被卖给堑垣村寨上徐泉霖为子，更名徐新杰。此后，徐新杰在寨上长大成人，上学读书。

1942年冬，徐新杰从蕉岭中学初中部毕业，考入学校附设的简易师范科。读书期间，他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1943年，在同村中共党员徐森源引领下，徐新杰奔赴惠州博罗抗战前线，参加了台湾抗日志士丘念台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

同年秋冬，入队不久的徐新杰又在徐森源的介绍下，与钟浩东、蒋碧玉、李南峰、李伟英、刘炎曾、叶捷新等一起，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抗日同盟，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徐新杰在战地小学和罗浮中学从事教学工作，与东区服务队战友们一起转战惠州横沥和罗浮山前线，经受了抗日救亡斗争的艰苦磨炼与考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东区服务队解散。

9月，按照中共地下党组织指示，徐新杰与徐森源和潘佩卿夫妇、钟浩东和蒋碧玉夫妇，以及李南峰、刘邹炽等一起从蕉岭前往罗浮山参加东江纵队。由于东江纵队此时已经转移，他们遂转往广州，在旅居广州的台湾青年中开展革命宣传等活动。

1946年4月，根据党组织指示，徐新杰与徐森源夫妇、钟浩东夫妇、钟国辉、丘继英等一起前往台湾开展地下工作。5月，徐新杰化名徐迈东，与徐森源夫妇来到基隆中学。8月，钟浩东接任基隆中学校长，徐森源担任训导主任，徐新杰担任庶务组长。

基隆中学地下党支部成立后，钟浩东担任支部书记，陆续安排了一批从祖国大陆来的人员在学校工作，其中有不少人是中共党员，基隆中学成为台湾北部地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活动据点。

1947年二二八起义后，经东区服务队战友、广东梅县人黎明华介绍，徐新杰与蕉岭县同乡钟履霜离开基隆中学，转往新竹中坜义民中学任教，秘密开展革命工作。11月，化名“郭先生”的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陈福星和洪幼樵等先后来到义民中学，徐新杰向黎明华介绍“他们都是钟浩东的朋友，是自己人”。

不久，化名“吴先生”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人张志忠来到义民中学，给黎明华办理了重新入党手续，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并由黎明华、徐新杰、钟履霜组成地下党小组。此后一段时间，张志忠每星期都来义民中学，指导他们开展地下工作。

据台湾已解密档案资料，徐新杰在基隆中学任职期间已是中共党员，到新竹义民中学和商业学校任教后，成为新竹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

一是台湾省警务处档案《呈复钟浩东案办理情形》记载：

“已获奸犯吴振祥、戴传李等二匪供出，现任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及教职员蒋蕴瑜、戴芷芳、蓝明谷及新竹商业学校教员徐新杰等，均系中共份子。”

二是国民党“国防部”档案保存的一封毛人凤信函称：

“又据吴振祥、戴传李二匪供出，现任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系戴传李姐丈，抗战时期在内地工作，与本党有关)、蒋蕴瑜（钟浩东之妻，戴传李之姐，幼为舅父蒋渭水抱养)、戴芷芳（戴传李之妹，现充基隆中学事务员）、蓝明谷（基隆中学教员）、徐新杰（新竹职业学校教员）等五名，均为共产党分子…复经详密调查属实。”

三是在国民党“国防部”军情局《洪幼樵供词》档案中，原中共台湾省工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刘志敬（洪幼樵化名）被捕“自新”后供述：

“新竹方面：新竹县工委系老张（张志忠）领导，主要干部有简吉、林乡长及黎某（曾在中坜私立中学充教员）、徐新杰（徐森源堂兄弟，在新竹商业学校任教)等。”

2、积极发展党员

新竹义民中学中共地下党组织成立后，订购了《观察》《文萃》《民声报》《公论报》等进步书刊供师生们阅读，并利用课堂教学等机会，向学生和教职员工介绍时局，宣扬中华民族意识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方法。

义民中学学生范荣枝后来回忆：

“二二八事件后好几个月，陆续有几个外省老师来学校教书。私立学校校长有权力雇用教员。黎明华、钟履霜、黄贤忠、徐迈东、丁洁尘，这一批来教书的外省人都是姚老师（姚锦，义民中学教务主任)聘雇的。印象里，义民中学的外省老师教起书来都非常优秀又用心。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些老师都是抱着社会主义思想的。”“黄贤忠老师很有文采；黎明华老师可以很生动地演出曹禺的《日出》，徐迈东老师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讲得非常生动；姚锦老师会讲一些时事。”

另一名学生刘鄹昱回忆：

“学校有一间钢琴室，黎先生经常在弹旋律优美的曲子，我上台北师范时才晓得是《少女的祈祷》。有时候听到黎明华、钟履霜、徐迈东三位老师引吭高歌，合唱雄壮的歌曲，现在猜想也许是《国际歌》吧。”

在此基础上，义民中学中共地下党员们积极发展党组织，建立了中坜和杨梅两个党支部。他们还深入农村，在新屋、青埔、湖口海岸线建立起一些据点。

徐新杰在义民中学工作半年时间后，为进一步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安排他转往由林启周（延安陕北公学毕业，中共党员，原东区服务队队员)担任校长的新竹商业学校任教。在林启周、徐新杰等努力下，学校很快成为地下党组织新的重要活动据点。

黎明华回忆说：

“1948年，在张志忠直接领导和指示下，我采取稳步前进的工作方法，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坜支部和杨梅支部，并单线领导中坜农校的钟蔚璋和新竹商校的徐新杰。”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上海很快解放。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指示，中共台湾省工委决定把工作重心从“迎接解放”转到“配合解放”上来。5月，张志忠专程到中坜布置工作任务，“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农村干部，应熟悉周围地形、道路交通状况、海岸线和丘陵山地的一般情况，并通过各种关系做好普通群众的工作”。

7月初，学期刚刚结束不久，徐新杰随同黎明华爬狮头山，在新竹车站意外遇到坐同一班火车南下的钟浩东、蒋碧玉、钟国员、戴芷芳等人。他们这次爬山，实际上就是为了勘查台湾西部沿海山地地形而特意安排的。

1949年6月23日，新竹商业学校校长林启周因身份暴露，撤回祖国大陆时在台北松山机场被捕。为保证安全，在蒋碧玉安排下，7月中下旬，徐新杰紧急转移到钟浩东表兄邱连球的家乡屏东长治隐藏。由于徐新杰在屏东仍不安全，8月中旬，黎明华南下屏东，把徐新杰从邱连球家中接出来，安排到杨梅山上一个胡姓同事家里隐蔽起来。

1949年8月下旬，基隆中学“《光明报》案”爆发，新竹中坜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黎明华等已事先转移到苗栗三湾乡内湾村村民孙阿泉家，建立起新的工作据点，并在神桌山、狮潭、大河底及狮头山一带开展活动。

不久，徐新杰和钟蔚璋由地下党组织安排，也转移到三湾地区，在神桌山和大河底村民家里隐藏。

9月下旬，黎明华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正在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消息，但苦于无法得知详情，便与徐新杰等在神桌山一位村民家里，设法自制了一台十分简陋的手摇发电机，用人工手摇发电，以极其微弱的信号时断时续艰难地收听新华社新闻广播。

9月21日晚上，他们收听了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当听到“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时，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情久久难以平静。第二天，他们又分别把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告诉了其他地下党员，大家都为之兴奋不已。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竹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分别举行了小型庆祝集会。

12月中下旬，在神桌山村民刘鼎昌提供的山寮里，张志忠亲自主持举办了一个包括徐新杰在内的15人参加的学习班。经过一个星期的系统学习和讨论，大家在理论上、思想上充实了许多。

1950年2月农历年除夕，国民党派出100多名宪警特务，突然包围了三湾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据点，幸亏黎明华、徐新杰事先识破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诱捕他们的诡计，才提前安全分散转移。

按照事先安排，徐新杰与黎明华、江添进、钟蔚璋忍饥挨饿，在高山密林艰难跋涉隐藏了半个多月，直到3月才与曾永贤取得联系，辗转来到苗栗铜锣地区，由曾永贤安排住进芎蕉湾村民谢发树家里。由于从外地转移到这里的地下党员越来越多，为了解决大家的吃饭问题，谢发树带着黎明华、徐新杰到苗栗头屋与嘉盛之间的后龙溪抓鱼，除自己吃外，他们还把剩下的鱼挑到苗栗街上卖。

隐蔽期间，徐新杰等还在苗栗天花湖、公馆、九份、鱼藤坪一带山区开辟了劳动基地。这些基地的建立，不仅疏散了地下党员，还通过与当地农民共同劳动，密切了与农民群众的关系。

由于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持续发酵，台湾各地中共地下党组织相继遭到破坏，被捕的地下党员越来越多。至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工委负责人均被逮捕，陈泽民、洪幼樵、蔡孝乾先后变节，台湾地下党组织系统几乎遭到彻底破坏。但残存的共产党人仍然坚持斗争，艰难地重整地下党组织，建立游击武装。徐新杰和战友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险恶。

1951年4月，国民党调派宪兵对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展开密集进攻。6月，国民党整合特务机构，组成特种联合小组，采用收买叛徒充当“卧底”和利用被捕“自新”的台湾地下党组织原领导人出面“劝降”等招数，企图破坏、瓦解各地仍在坚持斗争的地下党组织和共产党员。

1951年7月17日，黎明华在桃园龙潭村被捕后“自新”，徐新杰开始了更为恶劣、更为艰难的藏匿生活。他化名阿华，先在苗栗狮潭七股林一带躲藏，其后转移到大湖山区鹞婆山，在密林中搭建草寮聊以栖身，坚持不出山“自首”。藏匿期间，徐新杰仍不忘动员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4、激战而死

1952年春夏，国民党特务侦知徐新杰的行踪后，随即采取行动进行搜捕。

原苗栗地区中共台湾地下党员罗坤春回忆：

根据一名被捕后“自新”的人讲，在鹞婆山上，徐迈东（徐新杰化名)在那里干活。情报单位听说有一位外乡人在山里干活，苗栗宪兵队特务戴金水就带几个人去搜山围剿，结果走到山里面也没看到有人，本来就想要转（回）了，谁知刚走几步而已，却听到里面有鸡在啼，特务就讲，有鸡啼就一定还有人家。就因为这样，又再倒转去里面，正好看到徐迈东一个人在山上割草。特务走近向他要身份证，徐迈东就将锄头挥过去，特务的牙齿被挥断二三颗，徐迈东起脚就跑。特务拔枪就打，徐迈东脚部中枪不能动弹。他被生擒后带到苗栗，因失血过多最终不治身亡。

20世纪9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受害者家属整理的《战后政治案件及受难者》资料中，国民党档案记载：

徐新杰，男，确定刑期“死刑”，执行刑期“死刑”，案号99199，而其他重要项目诸如出生年月日、籍贯、教育程度、职业、案情略述、涉案关系人等栏目都是空白，不像其他许多“案犯”填得都很详细。可见，特务们抓到徐新杰时已非“活口”，无法进行审讯，所以连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掌握。

2019年4月，原中共台湾地下党员张皆得寻找到国民党“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一份刘添喜的判决书载明：

“刘添喜于三十八年（1949年)九月间，明知已死叛徒阿华（徐迈东）及自首叛徒彭南华为叛徒，而故准留宿一夜。”“被告刘添喜，对于三十八年(1949年)九月间由已死叛徒阿华（徐迈东）及另案判决确定之叛乱犯曾荣进介绍参加叛乱组织…”

再据原承办此案的苗栗县警察局刑警队政治组组长周德标称：“只有阿华（徐迈东）晓得本案被告参加共产党组织之情形，但阿华于拒捕时被打死。”

判决书明确写道：“查阿华（徐迈东）系拒捕被击毙之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