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67 年，英敛之出生于北京，虽隶属满洲正红旗，却家境贫寒，父亲以摇煤球艰难维持生计 ，一家人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困苦。在那个时代，对于出身贫寒的英敛之而言，加入军籍获取钱粮是改善家庭困境的重要途径，为此，他自幼勤奋习武，期盼能借此改变命运。
1867 年，英敛之出生于北京，虽隶属满洲正红旗，却家境贫寒，父亲以摇煤球艰难维持生计 ，一家人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困苦。在那个时代，对于出身贫寒的英敛之而言，加入军籍获取钱粮是改善家庭困境的重要途径，为此，他自幼勤奋习武，期盼能借此改变命运。
然而，随着年岁渐长，英敛之逐渐意识到，仅凭武艺难以实现心中抱负，更无法改变国家的命运。当时的中国，内有腐朽的封建统治，政治黑暗，官吏贪污成风，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外有列强环伺，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割地赔款，国家主权丧失殆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目睹这一切，英敛之痛心疾首，他不甘心国家就此沉沦，开始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个迷茫之际，英敛之有幸结识了乔霁轩，在其引领下，他拜入彭蓼渔、志刚等博学之士门下，从此弃武从文。此后，英敛之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稗官小说等各类书籍，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这段学习经历，不仅丰富了他的学识，更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在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英敛之逐渐将目光投向西方。当时，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科技和制度，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这让英敛之深刻认识到，中国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学习西方的长处 。恰在此时，他接触到了西方传教士传播的思想，其中，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所著的《主制群征》一书对他影响深远。1888 年，22 岁的英敛之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领洗加入了天主教，从此开始深入学习西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希望从中找到变革求新的方法，使中国走向富强。
1895 年，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康有为发动 “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英敛之深受触动，他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表示由衷的赞佩，并积极投身于维新变法的浪潮中。1898 年，32 岁的英敛之撰写了《论兴利必先除弊》一文，深刻剖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呼吁进行改革，以实现国家的富强。他在文章中提出，中国要想摆脱困境，必须先去除各种弊端，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英敛之的维新思想，也使他成为了维新派的重要一员。
然而，维新变法运动仅仅持续了 103 天，就因触动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利益而宣告失败。英敛之因支持维新派，遭到了清政府的缉拿，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期间，英敛之并没有放弃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思考，他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反思中国的现状，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途径。他坚信，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实现民族的复兴 。
后来，慈禧太后为讨好洋人，大赦了一批戊戌变法的重要人物，英敛之也在其中。据说，当时慈禧太后特意提到：“把那个满人英华也赦免了吧。” 从此，全家族都随英敛之从 “玉” 改姓为 “英”。1901 年，英敛之结束流亡生活，再次回到天津。此时的他，虽然历经磨难，但救国之心愈发坚定。他深知，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唤醒民众的觉悟，传播先进的思想。而报纸，正是传播思想、开启民智的有力武器。于是，英敛之决定创办一份报纸，以此为平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呼吁社会变革，为国家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902 年 6 月 17 日，在天津法租界，一份日后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报纸 ——《大公报》诞生了，它的创办人正是英敛之 。
创办《大公报》并非易事，资金是首要难题。幸运的是，英敛之结识了同为天主教徒的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总管柴天宠 。柴天宠以经营 “天和号” 商铺发迹，彼时正打算以自己的资金为底钱，征集股份开办报馆。英敛之听闻后，热情地提出了诸多建议，柴天宠见他对办报充满热忱，便邀其 “主持其事”，并表示愿意承担前期的赔垫。除柴天宠外，粮商兼木厂掮客王郅隆、德商荣华洋行办买事务张连璧、法国驻华领事馆公使鲍渥等也纷纷入股，维新派名人严复不仅投资千元，还为该报题写了报头，这些资金和支持为《大公报》的创办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人员合作方面，英敛之广纳贤才，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团队。方守六担任主笔，他与英敛之志同道合，共同为报纸的内容策划和撰写贡献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大公报》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
英敛之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发表《序》，明确提出办报宗旨是 “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在那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民众思想尚未完全觉醒的时代，这一宗旨犹如一声响亮的号角，唤醒了许多国人。《大公报》敢于针砭时弊，对封建专制、黑暗吏治和外来侵略进行深刻批判，毫不畏惧地发表客观言论，与当时一些只追求利润、不敢直言的报纸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它曾多次报道清政府的腐败现象，揭露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让民众对官场的黑暗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同时，对于列强的侵略行径，《大公报》也予以强烈谴责，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 。
《大公报》还积极传播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知识，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它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让国人认识到西方的先进之处，从而思考中国的变革之路。通过这些报道和文章，《大公报》在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当时中国新闻界的一股清流，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
英敛之作为《大公报》的灵魂人物，以 “文人论政” 的独特风格，为这份报纸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他坚信报纸不应仅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应是社会的监督者和时代的发声者 。在他的主持下，《大公报》凭借犀利的社评和深刻的见解，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民众了解时事、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窗口。
英敛之的社评，针砭时弊，直击要害，毫不留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和政府的腐败行为。他关注民生疾苦，为普通百姓发声，呼吁社会公平正义。在一篇篇社评中，英敛之对封建礼教的束缚、官场的贪污腐败、列强的侵略压迫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他以笔为武器，试图唤醒民众的觉醒，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在 1903 年 4 月，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撤兵，妄图长期霸占东北，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各界纷纷表示强烈抗议 。英敛之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多篇社评，如《论俄人占东三省》《俄人果欲并吞东三省乎》等，严厉谴责俄国的侵略行径，呼吁清政府采取强硬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些社评如同一把把利刃，刺向侵略者的心脏，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
除了关注国际局势，英敛之对国内的社会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变革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 。英敛之通过《大公报》，对教育改革、妇女解放、实业救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观点和建议 。他主张改革传统教育制度，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和思想的人才；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支持实业救国，呼吁发展民族工业，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这些观点和建议，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愿望，对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
然而，英敛之的 “文人论政” 并非一帆风顺，他的直言不讳和犀利批判，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也引来了不少的压力和威胁 。清政府对他的言论十分不满，多次对《大公报》进行打压和封禁 。一些保守势力也对他进行攻击和谩骂，试图让他闭嘴 。但英敛之并没有被这些压力所吓倒，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毫不退缩地为真理和正义而战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办报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和民族尽一份责任，即使面临再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也不会放弃 。” 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让英敛之在黑暗的时代中，成为了一盏照亮人心的明灯 。
英敛之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他 “文人论政” 的风骨，更在于他对报纸属性的深刻认知，明确了《大公报》的商业性和社会责任，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 。在他看来，报纸固然需要通过商业运营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但绝不能仅仅将盈利作为唯一目标，更应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
为了实现这一理念，英敛之在经营《大公报》时，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举措 。在广告经营方面，他展现出了独特的智慧和前瞻性 。《大公报》发行次日，英敛之特意用 “广告” 来定义新辟的一栏，并登出 “广告刊例”，这一创新之举成为报纸编排设计的初创 。此前，报纸上的广告多以 “告白” 等词语命名，且被编排于报纸末尾 。英敛之打破常规，使广告在版面上的位置更加醒目，同时登出广告价格，即便业务扩大导致价格变动，也能及时更新费用标准，让广告者清晰参详 。他还注重广告版面的刊布灵活性，使其与其他栏目相互协调，并初步对广告进行分类，严格把控广告内容的高雅度 。这些举措不仅为《大公报》带来了可观的商业收益，还提升了报纸的整体品质和形象 。
在内容编排上，英敛之更是不遗余力地践行报纸的社会责任 。《大公报》关注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民生疾苦给予了深切的关怀 。例如，1902 年，中国多地爆发霍乱疫情，《大公报》从创刊伊始就投入大量精力报道这一疫情 。它不仅及时发布疫情动态，还深入分析疫情蔓延的原因，如饮食不洁、环境污秽、气候异常等，并介绍预防治疗方法 。同时，《大公报》积极引导民众树立现代健康卫生观，破除不讲卫生、封建迷信等陋习，对暂停鱼虾销售、铺设自来水管、加强粪便处理、惩罚不文明行为等有利于防疫的举措，给予大量报道和坚定支持，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为防控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 。
除了关注疫情，《大公报》还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报道和评论 。它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如封建专制的腐朽、官场的贪污腐败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 。同时，《大公报》积极传播先进的思想和理念，为民众提供了思考和讨论的平台，促进了社会的思想进步 。例如，在教育改革方面，它倡导培养具有现代知识和思想的人才，对传统教育制度的弊端进行批判，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它呼吁打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这些报道和评论，反映了时代的需求，推动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
1912 年，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变革，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然而，英敛之却对袁世凯的统治深感不满 。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断打压异己，破坏民主制度，这与英敛之追求的民主、自由的理想背道而驰 。英敛之深知，在袁世凯的统治下，《大公报》难以继续秉持公正、客观的立场，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与此同时，长期的劳累和精神压力，让英敛之的身体每况愈下 。他在办报过程中，既要承担繁重的编辑、撰写工作，又要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压力，身心疲惫 。此时的他，迫切需要一个宁静的环境，调养身体，思考人生的方向 。
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敛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 离开《大公报》 。1912 年 2 月 23 日，《大公报》刊登 “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 。” 从此，他偕夫人退隐香山，告别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报坛 。
隐居香山期间，英敛之并没有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了天主教事业和教育事业中 。他深知，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只有培养出更多有知识、有思想、有道德的人才，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 。于是，1913 年，英敛之在香山创办了辅仁社 。“辅仁” 一词，出自《论语・颜渊》：“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 英敛之希望通过这个学社，培养学生的仁德，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为天主教培养更多的人才 。
在辅仁社，英敛之亲自授课，与学生们朝夕相处 。他为学生们准备了丰富的古今书籍，带领他们研读讨论，培养他们的思考能力和学术素养 。他还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教导他们要做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 。除了学术和品德教育，英敛之还教授学生一些社会必需的常识，让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准备 。在英敛之的努力下，辅仁社吸引了众多学子前来求学，成为了当时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 。
1917 年，为了摆脱法国传教士对华采取的愚民传教政策，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一文 。在文中，他深刻批判了当时教会中盛行的 “读中国书无用” 等错误观念，强调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他认为，本国人不通本国文字，何以接人，何以应事？只有深入学习和传承本国文化，才能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对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革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
此后，英敛之开始积极筹建天主教辅仁大学 。他四处奔走，寻求各方的支持和帮助 。在他的努力下，1925 年，辅仁大学开始筹备，1927 年，正式成立 。英敛之担任辅仁大学的首任校长，他致力于将辅仁大学打造成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等学府 。在他的领导下，辅仁大学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和教师，开设了多个学科专业，为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 。辅仁大学的成立，不仅为中国的天主教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
英敛之的一生，是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一生 。他以笔为武器，通过《大公报》，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他以教育为己任，创办辅仁社和辅仁大学，为中国培养了无数优秀人才 。他的思想和理念，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
在当今时代，英敛之的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英敛之的 “文人论政” 和对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坚持，是永远值得学习的榜样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新闻从业者更应坚守职业道德，以客观、公正的态度报道新闻，为社会传递真实、有价值的信息 。同时，也要像英敛之一样，关注社会问题，勇于担当，为推动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 。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英敛之对教育的重视和对人才培养的努力，提醒着我们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只有不断加强教育，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才能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坚实的支撑 。此外，英敛之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这种坚定的精神，也激励着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无论遇到多少挫折，都要勇往直前，永不放弃 。
英敛之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他的名字和他所代表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杰出先驱 。让我们铭记英敛之的贡献，传承和发扬他的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