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天津变局:《天津条约》背后的国殇与沉思

360影视 动漫周边 2025-05-26 09:25 4

摘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并不满足既得利益,妄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于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英法两国在俄美支持下,悍然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而 “亚罗号事件” 和 “马神甫事件” 则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并不满足既得利益,妄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权益。于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英法两国在俄美支持下,悍然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而 “亚罗号事件” 和 “马神甫事件” 则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1856 年 10 月 8 日,广东水师在黄埔例行检查时,登上了一艘名为 “亚罗号” 的商船。这原本是一艘中国走私船,为了走私方便,曾在香港注册,但注册执照在 9 月 27 日就已期满失效,且被捕获前,已有 6 天没挂英国旗。水师在船上逮捕了 2 名中国海盗和 10 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 。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硬说 “亚罗号” 是英国船,要求中方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并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为避免事态扩大,同意释放被捕人员,但坚决拒绝道歉。英国竟以此为借口,于 10 月 23 日炮轰广州,挑起战争。

几乎与此同时,法国也找到了发动战争的借口 ——“马神甫事件”,又称 “西林教案”。1853 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中国广西西林县,他打着宗教的幌子,吸收地痞流氓入教,与当地土豪劣绅勾结,无恶不作,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1856 年 2 月,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控诉,将马赖及不法教徒逮捕,并依法处死了马赖。法国以此为借口,于 1857 年与英国联合出兵,攻陷广州。

广州沦陷后,英法联军并未停下侵略的脚步,将目标指向了大沽口,这里是海河的入海口,也是京津地区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858 年 4 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领舰队抵达大沽口外,向清政府发出谈判要求,妄图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获取更多的通商口岸、内河航行权以及公使驻京等特权。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前去交涉,却被英法公使以各种理由拒绝接见。

面对英法的无理要求,咸丰帝态度坚决,除了关税降低,其他一概拒绝,并严禁谭廷襄主动开战。然而,英法联军并不打算就此罢休。1858 年 5 月 18 日,英法代表与海陆军司令密谋攻占大沽口,直逼天津。

5 月 20 日上午 10 时,英法联军向清政府下达最后通牒,限令 2 小时内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将发动进攻,清政府严词拒绝 。两小时后,英法联军舰队气势汹汹地闯进大沽口,同时向南北两岸炮台发起猛烈炮击,一时间,大沽口硝烟弥漫,炮声震天。他们还派出适宜在浅海作战的炮艇和舢板,搭载海军陆战队向陆地疯狂输送登陆部队 。

由于战前咸丰帝有 “不得先行开炮” 的命令,清军只能被动挨打,直到英法联军开炮轰击后,南北各炮台才仓促开始抵抗。尽管清军顽强反击,以火炮还击,击沉敌舢板 4 只,打伤联军近 100 人,法炮艇 “霰弹” 号也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11 人被打伤,但联军舰队凭借先进的武器和灵活的战术,大多在清军火炮射程之外,使得各炮台损失惨重。

11 时 15 分,联军的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北岸登陆 721 人,南岸登陆 457 人。他们在战舰的火力掩护下,迅速向炮台逼近。而此时,总督谭廷襄、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负责指挥战争的文武官员,竟 “闻炮声,心胆先怯”,率先逃离战场,致使清军士气大受挫折。

当联军陆战队逼近炮台时,后路接应的清军惊慌失措,纷纷溃逃。炮台守兵虽孤军奋战,游击沙春元、都司陈毅、千总常荣恩、刘英魁等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但终因寡不敌众,南北防御陆续被攻陷,各炮台相继失守。至 12 时左右,清军全线溃败。仅仅两个小时,大沽口炮台便落入敌手。5 月 26 日,英法联军未遇抵抗,顺利兵临天津城下 。

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在军事装备、战略战术以及官员素质等多方面的不足。清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英法联军,火炮射程近、精准度差,且炮台设施陈旧,难以抵御联军的猛烈攻击。在战略战术上,清军缺乏灵活性和协同作战能力,面对联军的进攻,显得手足无措。而谭廷襄等官员的临阵脱逃,更是极大地影响了清军的士气和战斗力。

英法联军兵临天津城下,清政府顿时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此时的清政府,正被太平天国运动搅得焦头烂额,内忧外患之下,已无力再与英法联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咸丰帝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对英法妥协议和 ,急忙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代表,赶赴天津与列强进行谈判。

谈判地点定在了天津的海光寺,这座原本宁静的寺庙,一时间成为了各方势力博弈的焦点。然而,这场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平等和屈辱的色彩。英法等国代表态度极其蛮横,他们根本不容许清政府对其所开列的条款有任何磋商的余地,甚至连一个字都不允许更改,还不断以进攻北京相威胁 。在英方代表的一再威逼下,桂良等人虽心有不甘,但最终还是屈服了,被迫接受了列强的苛刻条件。

1858 年 6 月,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 ,主要内容如下:

《中俄天津条约》:俄国获得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七处口岸通商的权利;可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并派兵船在这些口岸停泊;俄国东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中俄两国派员查勘 “从前未经定明边界”;日后中国若给予其他国家以通商等特权,俄国得一律享受 。《中美天津条约》:清政府倘准许其他国家公使驻北京,应准美国一律照办;增开潮州、台湾(台南)为通商口岸;耶稣教教士得自由传教;扩大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清政府给其他国家的特权,“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事情”,美国得 “一体均沾”;确定领事裁判权 。《中英天津条约》:英国公使得住北京,并在通商各口设领事官;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英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英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税则;中国给英国赔款银 400 万两;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中法天津条约》:法国公使得住北京;增开琼州、潮州(后改汕头)、台湾(台南)、淡水、登州(后改烟台)、南京为通商口岸,并在各口设领事官;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法国人可往内地游历;凡中国与各国议定的税则、关口税、吨税、过关税、出入口货税,法国都可 “均沾”;法国兵船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停泊;中国给法国赔款银 200 万两 。

《天津条约》的签订,犹如一把沉重的枷锁,将中国进一步束缚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它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西方列强得以更加深入地侵略中国。通商口岸的增开,让列强的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中国的传统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内河航行权的丧失,使中国的内河航运业被列强掌控,他们可以随意在长江等内河上行驶商船和兵船,进一步威胁到中国的国防安全;公使驻京则使清政府直接暴露在列强的眼皮底下,便于他们对清政府进行政治控制 。

《天津条约》的签订,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给天津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

政治上,清政府的主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践踏。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一规定使清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处于列强的严密监视之下,原本独立的外交决策权力被大大削弱,国家的政治自主性受到严重挑战 。列强通过公使团,直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清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急剧下降,沦为了列强的傀儡。

经济层面,条约带来的冲击同样巨大。新增的通商口岸,让列强的经济侵略触角更加深入中国内地。天津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成为了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重要据点 。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凭借其机器化生产的低成本优势,迅速抢占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手工业和农业遭受重创。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生计,纷纷破产。与此同时,内河航行权的丧失,使得列强的商船可以自由地在长江等内河航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内河航运业和贸易,中国的经济自主权被严重剥夺 。

在社会方面,《天津条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外国人获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游历、通商和传教的权利,大量外国传教士涌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一些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中国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引发了一系列的教案,加剧了民族矛盾和社会的不稳定 。

随着天津的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这些租界成为了 “国中之国”,不受中国政府的管辖。租界内实行西方的管理制度,拥有独立的司法、行政和警察权力,成为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他们在租界内修筑房屋、开办工厂、设立银行,进行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进一步破坏了天津原有的社会秩序 。

《天津条约》的签订,无疑为列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开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通道 。

公使驻京这一规定,让列强得以直接在清政府的核心地带安插眼线,对清政府的决策和行动进行全方位的监视和干预 。他们可以通过公使团,向清政府施加各种压力,左右中国的内政外交,使清政府逐渐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例如,在后来的许多国际事务中,清政府都不得不按照列强的意愿行事,失去了自主决策的能力。

通商口岸的大幅增加,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和北方沿海地区,使中国的经济门户进一步向列强敞开 。列强凭借这些通商口岸,将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内地,同时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以英国为例,其棉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使得中国传统的棉纺织业遭受重创,无数家庭手工业者失业,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

内河航行权的丧失,更是让中国的内河成为了列强的 “内河” 。他们的商船和兵船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内河航行,不仅方便了列强的经济侵略,也对中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列强可以随时通过内河向中国内地运送军队和物资,一旦发生战争,中国将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 。

外国人在中国内地的自由游历、通商和传教权利,为列强的文化侵略和经济渗透提供了便利 。传教士们打着传播宗教的旗号,深入中国内地,搜集情报,干涉地方事务,甚至建立教堂和教会学校,培养亲西方势力 。他们的行为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文化传统,引发了一系列的教案和社会冲突 。

1858 年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的硝烟虽已散去,《天津条约》的签订也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这段屈辱的历史却如同一道深深的伤疤,刻在了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时刻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 。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了清政府的腐朽与无能,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犹豫不决,战和不定,既不敢坚决抵抗,又不愿轻易妥协,最终在列强的威逼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国家和民族推向了深渊 。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精神。尽管清军在装备和战术上处于劣势,但大沽口炮台的守军们依然顽强抵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着国家的尊严 。天津人民也纷纷行动起来,与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展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但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我们要铭记历史,从中吸取教训,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提高国际地位,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同时,我们也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让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

来源:胖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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