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正在看电视，那种县城电视台自制的才艺节目，主持人穿着十年前的风格，底下观众却鼓掌得像是在看春晚。电视声音有点闷，大概是前两天孩子把遥控器摔了，塑料壳裂了条缝，我用透明胶带缠了几圈。

那晚下着雨，不大不小，刚好能让人心烦。

我正在看电视，那种县城电视台自制的才艺节目，主持人穿着十年前的风格，底下观众却鼓掌得像是在看春晚。电视声音有点闷，大概是前两天孩子把遥控器摔了，塑料壳裂了条缝，我用透明胶带缠了几圈。

敲门声来得突然。

“咚咚咚。”

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11点38分。时间不早了。老婆和孩子早睡了，现在敲门的，肯定没好事。

我拖着拖鞋，透过猫眼往外看。是邻居王建军一家三口，他老婆抱着孩子，浑身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

“老陈，救救我们。”王建军的声音有点发抖。

我开了门，赶紧把他们让进来。他们家的小女儿，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头发湿哒哒地贴在脸上，眼睛红红的，看得出哭过。

“怎么了这是？”我问道，顺手从衣架上拿了两条毛巾递给他们。

王建军的媳妇小声啜泣着，孩子倒是不哭了，只是用那种让人心疼的眼神看着我。

“债主上门了，说再不还钱，就——”王建军比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我们没地方去，就想先来你这避一避。”

“行，行，先住下来再说。”我赶紧去卧室拿了几件干衣服，又去厨房烧水。

老婆被动静吵醒了，探出头来，我简单解释了几句。她叹了口气，二话没说就去收拾客房去了。

那天晚上，王建军一家就在我家客房住下了。

第二天一早，老婆做了一大桌子早饭，鸡蛋，咸菜，稀饭，还有些剩下的包子蒸热了。

王建军媳妇不好意思地说：“嫂子，麻烦你了。”

“吃饭吧，别客气。”老婆一边说，一边把最大的鸡蛋夹给他们家小女孩。小女孩叫欢欢，特别乖，看着那个蛋愣了半天，不敢动筷子。

“吃吧，”我说，“叔叔家的鸡蛋可甜了。”

欢欢才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然后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

王建军坐在那里，筷子在手上转了好几圈，始终没夹菜。

“大老爷们，别扭扭捏捏的。”我拍拍他肩膀，“有啥事吃完饭慢慢说。”

吃过饭，王建军跟我到阳台抽烟。他从兜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塔山，包装上还有些水渍。我摆摆手，从茶几抽屉里拿出我那包”软中华”。

“来一根？”

“不了，”他摇摇头，“抽自己的就行。”

一支烟的工夫，他把事情讲清楚了。原来他借了高利贷，最初只借了5万，说是做个小生意。但他做生意不在行，钱很快就亏完了。为了还这5万，又借了新的，利滚利，短短两年，欠下了将近30万。

“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王建军的声音很低，“工地上的活越来越少，家里还有老人要养。”

我问：“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他的眼神有些闪烁：“能不能在你家住几天，等风头过去，我再想办法。”

“行，住着吧。”我没多想就答应了。我和王建军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然前些年因为工作忙，联系少了，但情分还在。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个月。

最初的日子还算平静。王建军每天早出晚归，说是去找工作。他媳妇小丽在家帮我老婆做家务，洗衣做饭，把我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欢欢跟我家小子玩得挺好，两个孩子整天在小区里跑来跑去。

但随着时间推移，王建军越来越沉默，常常坐在阳台上发呆，眼神空洞得像是看穿了这个世界。

有天晚上，我听见他和小丽在客房低声争吵。

“你怎么能这样！”小丽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掩不住愤怒。

“我有什么办法？你以为我想吗？”王建军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装作没听见，转身回了卧室。

第二天一早，王建军像往常一样出门了。但临出门前，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老陈，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说吧。”

“能不能借我两万块？工地上有个活，需要买点工具。”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从银行卡里取了两万，交到他手上。他握着钱，手有点抖。

“谢了。”

“客气啥，咱们是什么关系。”

但从那以后，王建军的行踪越来越诡异。有时候半夜三更回来，满身酒气；有时候一连几天不见人影。小丽的脸色也越来越差，眼圈总是红红的。

老婆私下里问我：“你那哥们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能有啥问题，”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打鼓，“可能是工作不顺利。”

又过了几天，我早上起来，发现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

“老陈，有急事出去几天，欢欢和小丽就拜托你照顾了。”

字迹匆忙，笔画都快连在一起。

小丽那天哭了很久，欢欢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直问爸爸去哪了。我和老婆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他爸去外地打工了，过段时间就回来。”小丽揉着眼睛对欢欢说。

连着一周没王建军的消息，他的手机也打不通。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直到第八天晚上，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陈师傅吗？”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男声。

“我是，你哪位？”

“王建军的事，我们得谈谈。”

我心里一紧：“你是谁？”

“明天上午十点，老县政府门口见。”对方说完就挂了。

第二天，我没和任何人说，独自去了老县政府。远远地，我就看见一辆黑色商务车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陌生脸。

“上车。”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车里坐着三个人，都是一脸凶相。

“王建军欠我们的钱，你知道吧？”其中一个光头问道。

我点点头。

“现在他跑了，这钱怎么办？”

“我…我怎么知道，”我有些紧张，“他也欠我钱呢。”

光头冷笑一声：“他住在你家吧？他老婆孩子还在你那吧？”

我沉默了。

“三十万，不多不少，”光头掏出一张纸，“这是欠条，你看看。”

欠条上确实是王建军的笔迹，金额触目惊心：300,000元。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问。

“他跑了，债总得有人还，”光头眯起眼睛，“除非你把他老婆孩子交出来。”

我浑身的血液都凉了。

“给你三天时间考虑，”光头拍拍我的肩膀，“要么钱，要么人。”

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发呆。老婆看我脸色不对，问怎么了。我摇摇头，没说实话。

晚上，我偷偷查看了小丽的手机，发现她和王建军还有联系。最新的一条信息是昨天发的：“求你了，回来吧，别丢下我和欢欢。”

王建军的回复只有两个字：“不行。”

我悄悄把小丽叫到阳台上，把今天的事告诉了她。她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泣不成声。

“我不知道他欠了这么多，”小丽抽泣着说，“他只告诉我十几万。”

“他现在在哪？”我问。

“他说他在广东打工，”小丽擦着眼泪，“但我怀疑他是骗我的。”

我点点头：“你先别急，我来想办法。”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四处筹钱。先把自己的积蓄取出来，有12万。又跟亲戚朋友借了10万。还差8万。

我去找了以前的老同学，现在县里开了家律师事务所的刘律师。他听完我的遭遇，摇摇头：“这种高利贷官司打不赢的，他们有欠条。”

“那怎么办？”我急了。

“报警吧，”刘律师说，“虽然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但他们威胁你，这是违法的。”

我犹豫了。报警容易，但后果呢？我们县城就这么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得罪了这种人，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最后，我咬咬牙，又抵押了自己刚买的小车，凑齐了30万。

交钱那天，我一个人去的。光头数完钱，笑了笑：“陈师傅，你是条汉子。”

“钱我给了，你们别再来找麻烦。”我说。

“放心，我们是生意人，讲信用。”光头拍拍我的肩膀，“对了，告诉你个事，王建军啊，其实没跑远。”

我一愣：“什么意思？”

“他就在县城东边那个废弃工厂里藏着呢，”光头笑得意味深长，“每天还给他送饭呢。”

我站在原地，感觉像是被人当头一棒。

回家后，我什么都没说，只是问小丽：“你老公最近联系你了吗？”

小丽摇摇头，眼神有些闪烁。

当晚，我借口出去买烟，驱车去了县城东边的废弃工厂。工厂很大，年久失修，铁门锈迹斑斑。门虽然锁着，但侧面有个洞，勉强能钻进去。

借着手机的光，我在工厂里转悠。地上有烟头，还有几个饭盒，看来真的有人在这里。

“谁！”突然，黑暗中传来一声厉喝。

我抬头，看见王建军站在二楼平台上，手里拿着一根钢管。

“是我，老陈。”

他愣了一下，然后扔下钢管，一脸无措：“你…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废话少说，”我有些生气，“你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躲在这里？”

王建军低着头，不说话。

“你知不知道，你老婆孩子在我家提心吊胆的，你倒好，在这里逍遥自在。”

“不是你想的那样，”他终于开口，“我是怕连累你们。那些人说了，如果我不还钱，就对我家人下手。”

“所以你就躲起来，让他们来找我麻烦？”

“我不知道他们会找你，”王建军急了，“我以为他们最多就是上门闹一闹。”

我冷笑一声：“你欠他们多少钱，心里没数吗？”

王建军沉默了片刻，然后低声说：“其实…其实我只欠他们15万。”

“什么？”我愣住了，“欠条上写的是30万啊！”

“那是假的，”王建军苦笑一声，“他们故意写高了一倍，我被逼着签的。”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回去吧，”他叹了口气，“别管我了，我自己会想办法的。”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再等几天，我表哥说能借我一些钱，我凑够了就去还。”

我看着他憔悴的样子，心中的火气渐渐消了。

“行了，回家吧，”我说，“钱我已经还了。”

“什么？”他一脸震惊，“你…你哪来那么多钱？”

“东拼西凑呗，”我苦笑一声，“不过你得答应我，以后再不碰高利贷。”

王建军站在那里，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把王建军带回了家。小丽看见他，先是一愣，然后扑上去又打又骂，最后抱着他嚎啕大哭。欢欢在一旁不知所措，看着爸爸妈妈抱在一起哭，自己也跟着哭起来。

这出闹剧终于告一段落。王建军一家在我家又住了一个星期，然后搬回了自己家。临走前，王建军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欠陈师傅30万，必还。”

我把纸条撕了，对他说：“别整这些虚的，好好工作，照顾好家人，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这事儿过去大半年了，王建军一家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他在县城找了份保安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稳定。小丽在超市做收银员，每个月也有两三千收入。最让我感动的是，每个月初，他们都会给我送来2000块钱，说是还债。我推辞不掉，只好收着，然后偷偷塞给欢欢当零花钱。

直到前天，我才知道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那天我和王建军在小区门口遇见，一起去小卖部买烟。他掏钱的时候，从钱包里掉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穿着警校制服。

“这谁啊？”我随口问道。

“我弟弟，”王建军的眼神有些黯淡，“去年考上了警校。”

“你还有弟弟？”我有些意外，认识这么多年，从没听他提起过。

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走，喝两杯？”

在小区旁边的烧烤摊上，王建军点了两瓶啤酒，一边喝一边讲起了那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故事。

原来王建军有个弟弟，小他十岁，父母离异后跟了母亲。弟弟从小学习好，考上了重点高中，但高考那年母亲查出肺癌晚期。为了给母亲治病，弟弟放弃了大学，去工厂打工。

母亲去世后，弟弟想重新高考，但已经过了报名年龄。后来听说警校招生年龄限制放宽了，他就决定考警校。

“但警校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一年要两万多，”王建军说，“我弟攒了几年钱，只够交第一年的。”

为了弟弟的学业，王建军东拼西凑，但仍然差很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去借了高利贷。

“当时想着做点小生意，挣快钱，”王建军自嘲地笑笑，“结果赔了个精光。”

更要命的是，弟弟在警校期间，因为参加实习，受了重伤，需要手术。王建军只好又借了新的高利贷。

“那欠条上的30万，到底是真的假的？”我问。

“是真的，”王建军叹了口气，“我骗了你，其实我欠的就是30万。我不敢告诉你真相，怕你觉得我愚蠢，为了个弟弟搭上全家。”

我沉默了。

“弟弟的手术很成功，现在已经恢复了，”王建军继续说，“他不知道这些事，我没告诉他。”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躲起来？”

“我是真的怕连累你们，”王建军的眼圈红了，“那些人威胁说要对付我的家人，我以为躲起来，他们就找不到小丽和欢欢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实话？”

“我太自卑了，”王建军低着头，“一把年纪了，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还要靠朋友救济。”

我看着这个倔强的男人，突然明白了什么。

“你知道吗，”我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不负责任的人，但现在我才知道，你比我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王建军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喝酒。

“你弟弟什么时候毕业？”我问。

“明年七月。”

“毕业了带来我家坐坐，”我拍拍他的肩膀，“我请他喝酒。”

王建军点点头，眼睛湿润了。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那个问题：为什么要帮王建军一家还债？不是因为我多有钱，而是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人与人之间的那点情分，比钱重要得多。

也许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秘密，都有不为人知的艰难。但正是这些挣扎和付出，编织成了我们平凡而真实的生活。

当我打开家门，看见老婆在沙发上织毛衣，电视里播放着晚间新闻，那种平实的幸福感突然涌上心头。

我想起王建军说过的一句话：“老陈，其实我最羡慕的，就是你这种踏踏实实的生活。”

是啊，平凡如我，何其有幸。

来源：默默Mo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