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好作品一定是有影响的;好的作品事中见人、人中见事;好的稿子阅读是非常畅快的,审美是非常高的;采访中只有采的足够多才能筛选出有效的细节;时代特征就是一个河床,决定了这个故事的势能、开阔度;这个行业是靠采访对象的恩赐活着的,如果你没有敬畏心、不够真诚,那你很难
近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负责人、副主编从玉华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学生交流时表示:
一个好作品一定是有影响的;好的作品事中见人、人中见事;
好的稿子阅读是非常畅快的,审美是非常高的;
采访中只有采的足够多才能筛选出有效的细节;
时代特征就是一个河床,决定了这个故事的势能、开阔度;
这个行业是靠采访对象的恩赐活着的,如果你没有敬畏心、不够真诚,那你很难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
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当你跟踪一个人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候,这些都会变成你未来宝贵的财富;
不用把新闻理想挂在嘴上,如果你对他人比较好奇,有一些社会责任感,遇到事,总是能从我想到他人,想到更多人,总有公共思维的时候,那你就算不用新闻理想这个词,你也会自然而然地知道。
原文如下: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4月23日,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1级新闻系学生毕业设计答辩圆满举行。9个毕设小组聚焦特殊群体、特殊职业、行业难题和技术革新等真实社会议题,关注社会现实,思考相关问题。
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负责人、副主编从玉华老师担任评审并接受专访。作为非虚构写作领域资深专家,从老师以"河床与两岸"的新闻哲学观,从选题公共性、田野洞察力、团队协作模式等多个维度,对毕设作品展开深度剖析。这场跨越学界与业界的对话,既是对青年新闻人专业能力的全面检阅,更为融媒体时代如何坚守新闻本质提供了思想坐标。
1.一个好选题是用最小的点去切入社会的最大面积
新新报:请您谈谈对今年深大新闻系毕业设计作品的总体印象。
从玉华:我是第一次来看深大毕设,这个模式非常好,也让我惊喜。首先同学们的台风好,然后因为时间卡得非常紧,所以学生分享的内容比较干货,每个人都在陈述自己采写的这一部分,内容像玄武岩一样,一层一层压得比较紧。
新新报:如果按业内标准去看这9组的毕设作品,大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从玉华:稍微有一些参差不齐,很好的作品在业内也是很优秀的。也有些作品在中等线上。
新新报:哪组毕设作品是您比较欣赏的?
从玉华:我印象比较深的,其实是第一个采访医学规培生的作品。虽然规培生的小组是第一个上台的,但第一个不太占优势,因为评委还没熟悉评分的弹性。
我认为它并不是停留在个案的呈现上,不是只讲一个一个的悲剧,它会呈现出对制度之痛,甚至是人性之痛的思考,总体的延展度比较高,走得比较远,比较开阔。然后这个题确实比较沉重,涉及生死,而且背后承载大量这样的医学生,其实中国现在绝大多数医生都是从规培生中来的,它涉及整个医疗行业的入口问题。所以怎样让这样的“入口”合理、规范、公开、透明,它看起来好像是几个生命的个体,但它的延展度可以扩展到一个面,甚至说它是未来行业的一个起点,所以它非常重要。
它看起来离我们每个人都比较远,不是每个人都是规培生、医学生,但每个人都会接触到医生,都会成为医生的患者,所以这个选题其实是跟每个人都相关的。这个题的面很广,可说的空间很大,这个选题是很好的,学生作品最后延展的也挺好,很多内容是新知新事物,我都不知道。
新新报:给9组毕设作品评分,您会考虑哪些因素?
从玉华:选题肯定是要看的,公共性、故事性、延展性。一个好的选题,它其实是用最小的点去切了这个社会最大的面积。一个选题能覆盖到最大面积的土地、最大面积的人群,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题。比方说像人工智能的无人驾驶,这个题是很好的选题,因为以后它就会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认为一流的题不一定会有一流的操作,有时候明明是二流的题,但是记者会有一流的操作。这可能跟他的选题有关,也可能跟他的表达有关。选题与最后的呈现是左拳头与右拳头的关系,都很重要。
还有,一个好作品一定是有影响的。比方说像养老护理就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它是一个贴地面很强的题,但这种题又比较难操作。因为它的切口切得不好的话,就会存在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能说,但人人又说不好的问题。
所以选题的公共度、延展度以及表达的入心度,还有作为公共产品的影响力,都是评判的标准。
新新报:您在点评中提到"从我到我们"的转变,业界记者是怎样的形式呢,您认为这种团队协作意识有何优点呢?
从玉华:我们的文字稿基本上是一个记者单打独斗完成,视频会有团队协作的。你们这种毕设抱团的模式,我认为很好。
首先是维度的延展,团队里每个人都会提他的选题思路,每个人都会想“还会有不同的角度吗?”“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者说“我能做什么,我的优势是什么?”这就会让这个选题在逻辑上更加丰富,也会有更多个性化表达,因为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看到的点也不一样。同一件事,不同人的视野、逻辑、个性化都有很强的不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
还有我们的融媒体作品是有文字、有视频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取长补短。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信任,把背交给对方,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很好的。尤其是这种模式,在承接以后大的突发报道,比如疫情来临时,大家就会用一个团队的力量去做这个事,而不是像平常用一个人的力量做这件事。那在一个团队做事情的时候,就会存在分工、写作、把背交给对方、看到的东西不同、逻辑不同的情况。
新新报:您认为这次毕设中,在形式、选题、稿件上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吗?
从玉华:选题80%是很好的,形式也非常不错。整个作品是“打包”的,像一个套餐,里面有视频,有文字,有图表甚至有花絮,以及大量的问卷调查。单从文字这方面讲的话,略显干结化,有一点点过于偏论文、偏块状,没有达到人物、事件、观点融合,特稿、调查和观点的融合不够。
好的作品事中见人、人中见事,事与人一起推进观点。现在的文字这部分很多观点是观点,数据是数据,人物作为工具人,是文章的论据。好的稿子阅读是非常畅快的,审美是非常高的,文字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这种流淌不仅包括情感的流淌,还有人物的流淌、事件的流淌,而不仅仅是观点的表达。
好新闻不是像论文一样,阐述5个观点就要去找哪些人物和哪些数据去佐证。
新新报:那老师您认为这样的问题是为何产生的呢?
从玉华:有可能是因为不是一个人操作,大家分头采访,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如果这篇稿子的所有部分都是一个人在操作,那这个文风就可能做到一气呵成。现在这种分工合作,整个稿件的分段管理,上下游文气不够一以贯之,这种分工模式有利有弊。
2.新闻的嗅觉应该从脚底下来
新新报:您特别提到深圳大学生ADHD检测数据、跑楼调查等案例,这些选题的"发现力"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新闻嗅觉?年轻记者该如何训练这种田野洞察力?应该如何去培养这种新闻敏感度或是社会敏感度呢?
从玉华:其实我认为这个有点难,因为你作为一个学生,你的接触面就是这样,或者说你还没有完全社会化,你的人生阅历没能支撑着把你放在和这个社会很广的接触面上。可能你有把这篇稿子链接最大的人群和最大面积土地的想法,但是你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做到。深入一线的调查,也就是田野调查非常重要。
我记得ADHD这个调查里面就说到大学生的检出率是8%,比率高,但采访发现整个深圳能看病的医生不够,这就非常值得去探究。这样的发现就是从一线跑出来的,这个数据发现是非常有力量的。
还有跑楼这个选题,这栋楼里面不让女人上,因为有个女人在跑楼时发生了冲突,于是这栋楼的管理人员就禁止不再让女性跑楼,这也是在一线当中去发现的。包括这种跑楼者,作为外卖员的外卖员,这中间还会形成一个链条、一个分包的过程,这些都是用脚跑出来的独特发现。所以新闻的嗅觉应该从哪里来?我认为应该从脚底下来。
另外一个就来自于对平常事件的思考。遇到一个问题,多想想身边的同事家人会碰到这个问题吗?这个问题是不是社会的共性?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如果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那它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真问题,一个硬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我们人人都看到了,但人人又没有看到的大新闻。
新新报:您提到学生作品中"人物面孔稍显薄弱",在非虚构写作中,如何能做到让人物活起来,有绒毛感和骨架感,看到人物的面孔和命运呢?
从玉华:人物的绒毛感不一定从他的外貌、场景来写,也并不是写得事无巨细。有些作品写了很多无用的细节和场景,那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是无用的呢?是因为它没有贴着主题在走。
比如ADHD选题,深圳的医生不足,这个发现很好,但我认为对医生的采访量是不够的。如果把医生写足,会不会就会产生一种把整座深圳都压在他们身上的感觉。
还有跑楼这个选题的人群,这些老年人到底是缺钱呢?还是只想听到一句“谢谢”,还是他们觉得自己老了之后老无所依,没有一点价值,希望在这件事情上面寻求一点价值,挣钱只是一个顺手的事情,一个结果。他们不是想挣这点钱,只是想被看到,想知道自己被需要。
我认为这些内心层面的东西是非常值得写的。比如说在爬楼的时候有一个慢吞吞的老人,他在家里无所事事,切一根芹菜可能需要两三分钟,但是在跑楼的时候,他会去掐着那个时间点,可能多等三层楼的电梯,他心里都会像虫子爬的一样难受。但是在作品中人物内心的冲突没有采访到,这些东西不是无效的绒毛感,而是贴着主题的绒毛感,这就是有效细节和无效细节的差异。如果你无缘无故地描述这个人有白胡子,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如果你要说这个人长着白胡子,但他还要爬20层楼,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细节。
所以在采访中只有采的足够多才能筛选出有效的细节。如果你要描述一个老年人的跑楼者,为了挣两块钱,那你就要去挖掘这个两块钱的背后是什么,它背后所蕴含的深度精神层面的问题是什么。去探求心理现场,而不仅仅是物理现场。当你把一个人物采访得非常细,你就可能从细节中窥探他的命运,人物的命运是嵌在其中的,这样深度和广度就会延展很多。
新新报:我们在写文章时经常会出现揭示现象而无法纵深挖掘的情况,您认为青年新闻人如何将社会痛点的呈现升华为破局思考,避免沦为单纯揭露惨案的“苦难化叙事”?
从玉华:避免苦难化叙事要让人物尽量贴近现实,但也要把记者从现场中抽离,站在更高的视角上去看这个人。
当然采访需要共情,需要悲悯,需要责任心,但是也一定要有超越感性的理性,始终都要想一想这样的人多吗?我们怎样去解决结构性问题?我们怎样让这一个悲剧下一次不再发生?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只有始终带着这种目的去写作的时候,才不会陷入个人的惨案。就比如在写死亡的时候,想想我们怎样托举起下一个生命,让他不会往下掉?第二点就是始终有公共性思考。我们要写出社会结构的网,写制度性解决,把这个生命给托住。有了这种公共性思考,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惨的叙事。
新新报:如果陷在这种个案的叙事当中就会不可避免的苦难化叙事?
从玉华:就像为什么人物的《外卖骑手被困在系统里》能成为这些年很经典的作品,因为它不是单纯地描述一个个骑手出车祸,还有更多的骑手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文章反思了这个问题是谁的错,出现了哪些系统性问题,记者采访交警,采访专家,探寻我们今天的零工经济,看互联网平台下新的劳务关系。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系统性的,就会越走越深,而不是写一个一个的惨剧。比方说我们在台风等极端天气下应不应该点外卖,如果系统预警自动关闭系统,用户主动形成一种倡议,极端天气少点外卖,人人都成为保护系统的一环,从多个层面堵住死亡的漏洞。
新新报:您用"河流"比喻好作品——河床是时代,左岸是采访,右岸是理解。您是如何想到用这样一个隐喻来描述新闻的呢,可以更深层次的解释一下吗?
从玉华:前面我们讲过好作品是审美很高的,读起来非常畅快,不会像读论文一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
其实好的作品就是有机的结合,像一个河流一样静静地在流淌,有起伏。决定这个故事势能的是什么?就是对时代特征的把握。像《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像以前的富士康几连跳,就是具有时代特征的题。再比如人工智能,前段时间小米事件的发生,就是带有当下强时代特征的选题。
时代特征就是一个河床,决定了这个故事的势能、开阔度。在看到这个选题之后,怎么去理解它,怎么把这个河流呈现的很好,就应该去采访,所以我说左岸是采访,右岸是理解。你一边要大量的去采访,一边去深刻理解这个主题。但采访是最重要的,七分采三分写。
新新报:您特别强调"说出每个采访对象的名字"的尊严感,在当下流量至上的环境中,新闻人如何坚守这种对个体生命的敬畏?
从玉华:在记者这个行业里面做久了,你就会发现记者其实就是得益于别人向你敞开,得益于采访对象对你的馈赠,这个行业是靠采访对象的恩赐活着的,如果你没有敬畏心、不够真诚,那你很难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
还有我们经常说一锤子买卖,但有些事件是需要去长期关注的,比如说东航空难,你要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采访到遇难人员的家属,然后很快就出稿。但是你要知道你所写的内容是这些人以后每一天都要面临的伤痛,别人向你讲述了这个伤疤,如果你只是说完成了这一篇稿件,这事就完成了,你可能做不了很好的记者。
一个好的记者多半会跟踪这个家庭很久很久的,他把伤痛对你表达可能是一种缓解和治愈,一旦进入这样的采访,他不仅仅是一个采访对象,他把他的伤痛向几百万人几千万人敞开的时候,这种代价绝对不是说你连他的名字都记不住或者暂时记住,你只是带着一个功利性的目的去采访他。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当你跟踪一个人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候,这些都会变成你未来宝贵的财富。
3.没有荒凉的专业,只有荒凉的人生
新新报:您对学长学姐的评价非常高,用了“六边形战士”这样的词,您认为新闻教育需要作出哪些革新去适应现在的媒介发展呢?
从玉华: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新闻教育重传播学或是说重理论、学术,而轻实践。
我们现在的学习面很宽,包括文、史、哲,技术层面的面也非常宽,包括视频、图表、文字等,好像什么都涉猎了,但是最需要练的不太够,那就是与人的深入沟通。
这就是为什么到新闻媒体去实践的时候,你不太会跟人沟通、不知道怎样去提问把这个问题走得非常深,这些东西我认为是基本功,但这些东西又是一个学生在学校里面没有办法完成的,新闻学其实是“人学”,一个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学生他本身就是在书本里头,好像知识技能掌握的非常多,但是跟人的沟通、与人的链接是非常薄弱的。甚至我认为现在大学生跟同学之间的沟通都不够,其实这也是技术发展的一种产物。
短视频这类形式出现了以后,我们并不擅长把深度采访或者说深度的人的思考作为我们的日常。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我们的新闻教育更加偏向于技术、偏向于科学,把我们的实践冲淡,尤其是人与人的连接。
新新报:您对未来的新闻系毕设有何期待吗?
从玉华:我认为现在的样态是很好的,如果说想要有一些新形式的话,我很想看到核心受访者在场,也给他们5分钟或10分钟的时间去呈现。比如ADHD选题中,请深圳的医生到场,他们从医生的角度讲述,再加上整个小组的展示,呈现就会更饱满。
新新报:您提到"亲友团献花"的细节令人动容,在媒体人普遍面临职业焦虑的今天,您如何看待这个仪式感呢?
从玉华:这些年大家认为学新闻并不是一个很有出路的事情,我认为亲友团助场就给了大家很大的一个肯定,就是让大家感叹你的工作原来这么有意义,原来新闻是超脱于个人的柴米油盐,超脱于“我”的个人表述,当这个价值感和意义感被亲友团感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原来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他们会很为孩子们骄傲,这种成长不再是他会做饭洗衣服这样的个人成长,而是他在社会当中、风雨当中的成长,就是这个孩子突然变成一棵大树的感觉。
如果是我的孩子站在这里,我就会觉得他不再是我的孩子了,他是时代的孩子、社会的孩子、公共的孩子,我们大家的孩子。这个时候就会感到非常欣慰,对这份职业和这个孩子本身有很大的欣喜。
新新报:从报纸时代到融媒体时代,您如何看待新闻人"看报纸快看没了"的自我进化?这种变与不变中,什么是最需要坚守的?
从玉华:我认为新闻的生命是真实。那这个真实从何而来?从一线采访当中来,沉到一线去采访,这个是永远不变的,这也是人工智能感知不到的。哪怕人工智能“眼睛”能看到,但他也感知不到当时的情绪,感知不到语境的变化,因为文化是非常深的。
新新报:您如何定义新时代新闻人以及新时代的新闻理想?
从玉华:新闻是跟大环境有关系的,现在也不是没有空间可做,就比方说张雪峰说哪些是冷门的专业,那就去真的调查一下这些冷门的专业,他们真的就没有出路吗?那就用新闻“证明”张雪峰说学新闻不好的新闻,其实国家的很多院士都是做的特别冷门的东西,也做出了很高的成就。所以我说没有荒凉的专业,只有荒凉的人生。
不用把新闻理想挂在嘴上,如果你对他人比较好奇,有一些社会责任感,遇到事,总是能从我想到他人,想到更多人,总有公共思维的时候,那你就算不用新闻理想这个词,你也会自然而然地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就叫做新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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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融媒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