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叔患癌拒绝治疗住院第7天跑了族长交给我一本日记别让家人知道

摘要：水泵漏水的地方已经用胶带缠了三层，手机被我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耳边是三婶带着哭腔的声音和医院嘈杂的背景音。我说：“您别着急，可能去医院旁边转转了。”

那天下着雨，我接到三婶电话时正在修理院子里的旧水泵。她说三叔不见了。

水泵漏水的地方已经用胶带缠了三层，手机被我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耳边是三婶带着哭腔的声音和医院嘈杂的背景音。我说：“您别着急，可能去医院旁边转转了。”

“不是，”三婶说，声音突然清晰起来，“他拔了针管，把病历本也带走了。”

我咬断缠在手指上的胶带，胶带弹回去打在水泵上，发出”啪”的一声。水滴落在我的眼镜上。

“我这就过去。”

三叔姓朱，是我父亲的三弟，膝下只有一女，在市里当高中老师。我爸走得早，这些年是三叔在照顾我。

三叔生病是在麦收前发现的，先是咳嗽不止，后来有点点血丝。村卫生所的老扈说可能是肺炎，让去县医院看看。结果县医院又转去了市里。

老一辈人都怕进医院，三叔也不例外。检查结果出来那天，医生让家属先进去谈话。我陪着三婶进去，医生的办公桌上有个吹了气的医用手套，五个手指头立着，像个没头的小人儿。

“肺癌，中晚期。”

三婶一下软在椅子上。我问还有没有办法，医生说可以手术加化疗，但成功率只有三成。门诊大厅的饮水机在这时发出”咕噜”一声，好像在提醒我们还有人在外面等着。

那个人是三叔。

“你们进去说什么了？”回家路上，三叔问。他坐在副驾驶，手里拿着一袋从医院门口买的梨。梨皮上还带着水珠，映着夕阳有点发红。

“医生说要做个小手术。”三婶抢着说。

三叔没吭声，只是剥了个梨，掰成两半，一半递给三婶，一半给我。他自己没吃。车窗开着，风把梨的清香吹散了。路过石桥时，我看见有人在河边洗拖把，红色的拖把在水里像一条挣扎的鱼。

当晚三叔就发现了真相。他趁三婶睡着，翻出了藏在米缸后面的检查单。我住在隔壁房间，听见他在院子里抽烟的声音。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像是在发出莫斯密码。

第二天一早，三叔宣布拒绝治疗。

“太晚了，”他说，“没必要受那个罪。”

三婶跪下来，抱着他的腿哭。我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厨房里的电饭煲”叮”的一声，跳到了保温档。

村里人都来劝。有带偏方的，有讲神医的，还有说现在医学这么发达的。三叔都只是笑笑，说自己有数。

最后是族长出面，才勉强说动三叔去住院做保守治疗。

“朱老三，”族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说话时总喜欢用手指头在桌子上敲，“你爸临走时交代过，让我照看着你们兄弟。你现在要是不去，我怎么向你爸交代？”

三叔低着头不说话。院子里的老槐树上，蝉鸣声此起彼伏。

“再说了，你闺女下个月不就要结婚了吗？你得撑到那时候啊。”

这话像是说到了点子上。三叔终于抬起头，眼圈有点红。

“行，我去。但就住一段时间，不做那些没用的治疗。”

族长冲我使了个眼色。我明白，这是让我多照顾三叔的意思。

住院的日子平淡如水。三叔住的是四人间，另外三个床位上躺着各种各样的病人，来来往往。有个老人整天听着小收音机，声音很小，却总能传到每个角落。

“今天的天气预报，明天阴转多云…”

三叔的床位在靠窗的地方，可以看见医院后面的小花园。有时候护士来量体温，会顺手帮他把窗户开大一点。三叔总是说谢谢，护士说不客气，手腕上的红绳随着动作晃动几下。

我经常去医院陪床。有一次深夜醒来，发现三叔坐在窗边看月亮。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病房门口。他的手指在病历本上划来划去，像是在计算什么。

“睡不着？”我问。

“嗯，”他点点头，“明天让你三婶带点家里的土来。”

“土？”

“就咱家院子里的那个土，种过向日葵的那块地方。”

我没再问为什么。第二天三婶真的带了一小布袋土，黑乎乎的，还隐约带着青草的味道。三叔把它放在床头柜上，晚上睡觉前会摸一摸。

住院的第五天，三叔的病友出院了，是个年轻小伙子，得了胃溃疡。临走时他把床头的水果分给大家，说是吃不完。三叔婉拒了，只说了句”好好照顾自己”。

小伙子走后，三叔对我说：“年轻人，命长着呢。”

他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谈论天气。病房里的电视正播着下午的连续剧，音量开得很小，只能隐约听见有人在哭泣。

第六天，三叔让我帮他刮胡子。他的下巴上长满了灰白的胡茬，扎手得很。我用医院门口买的一次性剃须刀，小心翼翼地刮着。

“慢点儿，别刮破了。”三叔说，“明天我要体面点。”

我手一抖，差点划伤他。

“明天？明天怎么了？”

三叔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摸了摸床头那袋家乡的土。

第七天早上，我去买早餐的功夫，三叔不见了。

病房里只剩下拔掉的针管和空了的点滴瓶。床头柜上的那袋土也不见了，只留下一小撮撒在抽屉里。床单整整齐齐，像是从来没有人睡过一样。

三婶哭得昏了过去，被送进了急诊。医院保安调了监控，看见三叔天不亮就穿戴整齐，拎着个小包走出了医院大门。

他没带手机，也没留下只言片语。

寻找三叔的那几天，村里人都出动了。有人去车站问，有人去亲戚家找，还有人去了三叔以前教书的学校。我跑遍了三叔可能去的每一个地方，累得腿都直不起来。

族长是第四天来找我的。那天刚下过雨，村口的水泥路面上还有积水，映着天光发亮。

他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到我家门口。我正在院子里发呆，手里攥着三叔的老照片。

“小朱啊，”族长喊我，“你来一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包着塑料袋的笔记本，递给我。

“这是你三叔的日记，前几天他走之前给我的。说是让我过几天交给你，还说…”族长顿了顿，“还说让你别告诉家里人。”

我接过日记本，塑料袋上还有泥土的痕迹。翻开第一页，是三叔熟悉的字迹：

“如果你看到这个本子，说明我已经走了。别担心，我只是去完成我想做的事。”

三叔的日记很简单，大多是对日常生活的记录。教书、种地、看闺女长大。偶尔会有一些感慨，比如”今天课上讲到李白，突然想到自己这辈子没去过黄鹤楼”，又比如”闺女考上大学了，真希望媳妇能看见”。

三婶是五年前走的，癌症。当时没钱治，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三叔把所有积蓄都用在了治疗上，最后还是没留住人。

现在轮到他自己了。

日记的最后几页写得很密，全是他得病后的心路历程。

“医生说我可能撑不过三个月。闺女下个月就要结婚了，我得挺到那时候。”

“今天又咳血了，藏在手帕里没让他们发现。其实我知道，治疗没什么用，只是浪费钱。那些钱可以留给闺女做嫁妆。”

“决定了，要走。不能在医院等死，那样家里要花很多钱，还得看我受罪。我要去看看没去过的地方，趁还能走得动。”

最后一页写道：

“给小朱：别担心，也别来找我。我这辈子没出过远门，现在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钱够用，带了老师退休时发的那张银行卡，里面还有两万多。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但我想死在路上，死在看风景的时候，而不是在病床上一点点等死。等我走了，把那袋家乡的土撒在我枕头底下就行。至于灵位，就放在祖宗牌位旁边，不用另外弄了。还有，别告诉闺女我得的是什么病，就说是心脏病突发。她结婚的事，你多操心一下。”

日记本的夹层里还有一张照片，是三叔和三婶年轻时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边角还有些卷曲。背面写着一行小字：“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三叔的闺女婚礼如期举行。我们谎称三叔突发心脏病，走得很安详。新娘哭了一场，但还是穿上了婚纱。三叔生前最疼爱的学生代替他送女儿入场，那是个已经当了大学教授的中年人，走路的姿势和三叔有几分相似。

婚礼上，我总觉得三叔就在某个角落里看着。酒席摆在村里的大礼堂，墙上挂着的老照片里有三叔年轻时的样子，穿着灰色中山装，站在讲台上。

两个月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邮戳是青海的。没有文字，只有一朵盛开的格桑花。我知道是三叔寄来的。

又过了半年，族长告诉我，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寄件人是个陌生名字。打开一看，是三叔的遗物：一本写满笔记的《水浒传》，一个装着各地火车票的信封，还有一小袋青海的土。

信封里还有张纸条：

“这是朱老师的遗物。他在我们客栈住了三天，说是来看青海湖的。走的那天很安详，枕头底下垫着一小袋黑土，说是家乡带来的。他走之前交代，让我把这些东西寄给族长朱大海同志。他还说，他这辈子活得明白，死得也不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