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从枣树枝叶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小路上，望着前方的人群，不知为何想起了小时候。那时三婶总会从衣兜里变出糖果来，硬邦邦的水果糖，包装纸都有些皱了，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最好的宝贝。

风从枣树枝叶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小路上，望着前方的人群，不知为何想起了小时候。那时三婶总会从衣兜里变出糖果来，硬邦邦的水果糖，包装纸都有些皱了，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最好的宝贝。

今天是三婶的葬礼。

村里的广播喇叭早上七点就开始播放《送别》，声音有些沙哑，像是被风沙磨过的老唱片。这广播还是十几年前村委换的，平时除了通知开会，就没见它派上什么用场。今天倒是格外忙碌。

“全体村民注意，今日上午九点，为我村德高望重的刘桂芳同志送行，请大家自觉前往…”

我远远地站着，看到平日里很少走动的村里人，大多披麻戴孝，手里端着花圈和祭品。

“你看，连县里的领导都来了。”二叔叼着烟，指着几辆挂着县政府牌照的黑色轿车。“真是稀罕事。”

“可不是嘛。三婶一辈子没儿没女，老刘头早走了，本以为…”

“嘘，小点声。”二叔打断了他，冲我点点头。

三婶今年七十九了。

她是外村嫁进来的，据说当年跟着一伙走亲戚的人，坐着牛车来到我们村。那时候的三叔才二十出头，家里条件不好，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只因为憨厚老实，也没什么人愿意把闺女嫁给他。直到三婶来了。

村里人背后嚼舌根，说三婶是个”二婚”，之前嫁过人，跟第一个丈夫没成，所以才嫁到这么穷的地方。也有人说她是被拐卖来的，根本不是走亲戚。反正没人知道真相，三婶从来不提，三叔也从来不问。

她们成了家，日子过得清贫而规矩。村里人都说三婶有”福气”，因为她一直笑眯眯的，从不和人红脸。三叔更没脾气，像一头老实的黄牛，埋头干活，从不抬头看天。

只是没有孩子。

“已经尝试五年了，建议做个检查。”当年乡医院的大夫说。

检查结果三婶没告诉任何人，只是回家后抹了两天眼泪，然后又和平常一样了。三叔更是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依旧干他的活，回家吃他的饭。

“可能是命。”村里人说。

我爸说，命这种东西，跟年成一样，丰歉无常，谁也说不准。

高中时，我经常去三婶家做作业。因为我家兄弟姐妹多，总是吵闹，而三婶家却安静得出奇。

窄小的堂屋里，一张发黄的课桌摆在窗下，三婶给我沏上一杯茶，总是碧螺春，说是县城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送的。茶叶罐子已经掉漆了，但里面的茶叶却是真的，有股淡淡的清香。

三叔早在我上小学那年就去世了，煤矿事故，人连全尸都没找到。三婶当时在县城做保姆，接到消息，连夜赶回来，结果赶上山体滑坡，路被堵了，她徒步走了一夜的山路，到家时脚已经血肉模糊。

“你怎么不找个电话通知一下？”村长问。

三婶愣住了，然后笑了笑：“我哪知道谁家有电话啊。”

那一年，全村只有村委会有一部电话，黑色的，转盘式的，平时锁在柜子里，村长钥匙不离身。隔壁刘家要给城里儿子打电话，要先写张纸条给村长，说明缘由，然后村长开柜子，拨号，叫人。

三婶送走了三叔，却没有回县城。她在家门口种下了一排枣树，然后开始在村里帮人干活，洗衣、做饭、照顾老人，什么活都接。

“刘嫂子，这点活不值当给钱。”有人说。

“那就不给钱，给把米也成。”三婶回答。

于是村里人付她各种东西：一斤猪肉、半袋面粉、几个鸡蛋、或者一双旧鞋子。三婶来者不拒，笑呵呵地收下，有时候甚至还会回赠一些自己做的小点心。

“她是真的缺钱还是假客气？”我问我妈。

“估计是寡妇怕村里人说闲话吧。”我妈回答，“毕竟一个人住，还是要和气点好。”

三婶的堂屋里有一个老式柜子，上头落了一层灰，看得出很少开启。有一次我不小心碰到，门开了一条缝，里面全是信封，密密麻麻的，有的都泛黄了。

“那是什么？”我问。

三婶过来轻轻关上了柜门：“一些老朋友的来信。”

我没多问。那时候的我，正忙着为高考奋斗，根本无暇顾及一个老人的秘密。

临近高考那年冬天，我在她家复习到深夜。外面下起了雪，窗户上结了一层细细的霜花。三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还有一个煮鸡蛋。

“多吃点，考试要紧。”她说。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正准备继续复习，就听门外有人喊：“刘大娘！刘大娘在家吗？”

三婶连忙开门，外面站着村里的王寡妇，怀里抱着她那脸色发青的孙子。

“大娘救命！小峰发高烧，我家没车，现在这天气也叫不到三轮…”

三婶二话不说，穿上棉袄，拿出一个布口袋，里面装着一叠钱：“走，去医院！”

“这…这…”

“别这了，先救孩子要紧！”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们离开，突然发现三婶的老柜子又开了一条缝，里面确实全是信封，有密密麻麻的字迹，还有钱。

第二天我听说王寡妇的孙子没事了，是肺炎，住了三天院就出来了。村里人都说是三婶有”救命钱”，真是个好人。

王寡妇后来死活要还钱，三婶就让她家孙子来帮忙除草，说是抵工钱。

“她哪来那么多钱？”我问我爸。

我爸敲了我一下：“小孩子别打听大人的事。”

我高考结束后，三婶送了我一个红包，里面是一千块钱，崭新的票子，一看就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三婶，这太贵重了…”

“收着，我这辈子没读过书，你得好好念。”她笑着说。

我没收，但第二天发现钱被塞进了我的书包里，还夹着一张纸条：买点喜欢的书看。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村。

毕业后在省城找了工作，每年春节才回去一趟。有一年回去，发现村里修了水泥路，家家通了自来水，许多人家墙上都挂上了太阳能热水器。

“这几年县里扶贫力度大，再加上不少年轻人出去打工，日子都好过多了。”我爸说。

“三婶呢？”我问。

“还在老房子住着呢，前几年村里统一改建，她说不用，省钱。”

我去看三婶，她家还是老样子，唯一的变化是门口的枣树长得更高了，结的枣子特别多，红彤彤的挂在树上。

堂屋里，那个老柜子不知何时被挪到了里屋，换成了一个更小的柜子。三婶的手不停地忙着，正在折纸花。

“这是做什么？”我问。

“哦，村里办幼儿园了，我去教小朋友折纸。”她边折边说，“退休了也得找点事做，不然闷得慌。”

“您在县城当过保姆？”我突然问道。

“是啊，在一个大学老师家，他们家孩子现在都当博士了呢。”她笑道，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

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三婶，您院子右边那块地，能给我看看吗？”

她愣了一下：“那边没什么，就是荒着呢。”

“我想看看。”我坚持道。

“年轻人，那地方邪性，不看也罢。”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我没再问，但后来趁她不注意，还是去了那块地。土地已经长满了杂草，但还能看出几个小土包的痕迹，中间插着一根枯树枝，上面挂着一个快要褪色的红塑料袋。

周围干枯的枝条上，扎着一些褪了色的布条，风一吹，沙沙作响。

那天回家，我问我妈：“三婶是不是有过孩子？”

我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的？”

“猜的。”

“是早产，生下来就没了。一连三个，都埋在她家院子后面。后来不敢再要了，怕再死。”

“三叔为这事怪过她吗？”

“那倒没有。三叔只说过一句话：‘命该如此。’”

我工作后，有一年在省城偶然遇到了一个老乡，他在公安系统工作。聊天时，我提到了三婶。

“刘桂芳？”他皱眉想了想，“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

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给我：“刘桂芳是你们村的？真有意思，她在我们系统里是有档案的。”

“什么档案？”

“助学金赞助人档案。她从1990年开始，每年都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捐钱，三十多年了，从没间断过。”

“捐了多少？”

“最早每年两百，后来涨到五百，近十年都是每年两千。她每次都要求不公开身份，只写’一位阿姨’。要不是去年上面要求核实所有长期捐助人信息，我们都不知道她还活着。”

我沉默了。两千块钱，对现在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一个农村老人，尤其是靠打零工为生的寡妇来说，这几乎是一笔巨款。

“你知道她资助了多少孩子吗？”

“确切记录的有十二个，都上了大学，有两个还出国了。”

“怎么可能…”我喃喃道。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细水长流嘛。她给每个孩子的钱不多，但都是在关键时候给的。比如刚上学时的学杂费，冬天的棉衣钱，或者生病时的医药费。”

回村后，我偷偷去翻了三婶的信箱，里面有一封刚到的信，寄信人是”李明”，地址是北京某大学。

我没拆开，但从信封的厚度来看，里面应该是照片和钱。

三婶是去年冬天查出肺癌的。

那时我正在城里忙工作，听到消息后赶回村里，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躺在床上，还在给一件毛衣打着毛线。

“这是给谁织的？”我问。

“村里王寡妇的孙子，今年考上大学了，怕冬天冷。”她笑着说，声音很轻。

我坐在她床边，想问很多事，但又不知从何问起。

“三婶，您为什么…”

“为什么帮助那么多孩子？”她接过我的话，缓缓地说，“因为我欠他们的。”

看我不解，她叹了口气：“年轻时我犯过错，伤害过一个孩子。那孩子是我第一任丈夫的，他酗酒打人，有一次我受不了，就…”她顿了顿，“我跑了，把那孩子丢给了他爸爸。后来听说孩子病死了，没人照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你知道吗，我嫁给你三叔，不是因为他老实，是因为他眼睛像那个孩子，又黑又亮。我本想和他生个孩子，好好补偿，可是…”她的眼睛湿润了，“老天不让我有自己的孩子。”

“那您为什么不领养一个？”

她笑了：“领一个怎么够？我欠的命，一个哪够还？”

我终于明白了她为什么要帮助那么多孩子，为什么宁愿自己住破房子也要把钱寄出去，为什么对村里人有求必应。

“不要告诉村里人，”她握住我的手，“我不是什么好人，我只是在还债。”

葬礼上，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来了十几个陌生人。他们有的西装革履，有的穿着朴素，但都带着鲜花，脸上有着相似的悲伤。

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走到灵前，跪下磕了三个头：“谢谢您，刘妈妈。”

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些陌生而熟悉的面孔，突然想起三婶柜子里那些泛黄的信封。

葬礼后，那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找到我，递给我一本厚厚的相册：“这是我们十二个孩子的照片，从小学到现在，每个人每年都会寄一张给刘妈妈。她说过，要是她走了，就把这些给村里的小孩看，告诉他们，不管多穷，只要肯学，总有出头的一天。”

翻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一张全家福，十二个孩子和三婶的合影，背景是三婶家门前的枣树。照片上，三婶笑得那么灿烂，仿佛从未有过忧愁。

照片后面还夹着一张字条，是三婶的笔迹：“谢谢你们原谅我，也成全了我。要好好活着，因为你们不仅为自己而活，还替我活着。——永远爱你们的刘妈妈”

回家路上，风又从枣树间穿过，发出沙沙的声响。我忽然想起三婶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你看，老天爷还是疼我的，给了我这么多孩子。”

风停了，枣树上的红枣像一盏盏小灯笼，在阳光下闪着光。

来源：云朵棉花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