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5月15日，《戏台》首演十年后由编剧毓钺、导演陈佩斯再度复排，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重登舞台，演出当晚座无虚席，现场笑声不断。

2025年5月15日，《戏台》首演十年后由编剧毓钺、导演陈佩斯再度复排，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重登舞台，演出当晚座无虚席，现场笑声不断。

谢幕时，陈佩斯走上台，向观众深鞠一躬。谢幕持续了数分钟，掌声如潮。有人泪目，有人起立鼓掌。

这位已经70岁的喜剧演员，用一部话剧，把自己从舞台边缘带回了聚光灯中央，也让观众重新看到了喜剧的力量。

我们今天的所有努力，只是为了有一天我们死了，我们的后代路过我们的坟头，为我们献上的是一束花，而不是吐一口痰。

——吉普赛人谚语

一、一代笑匠，舞台归来

从央视春晚小品开山人物，到自办公司拍喜剧、再到“消失”多年后重回舞台，陈佩斯经历了事业的起落、时代的变迁。他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位坚守创作的工匠。

“我不是为了好玩而演喜剧，是为了把这门艺术做出水准。” 陈佩斯说。

他曾将小品带上春晚，成就了一代人的年夜记忆；又在小品式微后，将喜剧重新带回剧场。

《戏台》是陈佩斯导演、主演的一部集喜剧与历史哲思于一体的话剧，自2015年首演以来，十年间演出数百场，深受观众喜爱。

剧作以民国戏班求生为背景，借荒诞展现艺术尊严与时代压迫，引发观众深思。陈佩斯对剧作精益求精，重视人物塑造与细节打磨，坚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信念，带领剧组不断打磨演出。

他与儿子陈大愚携手排演，注重节奏与真实，力求在“假定”的舞台上还原真实质感，让每一处都饱含戏剧温度与匠心精神，彰显艺术的庄严与生命力。

这个世界应该是有规矩的世界，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能生活得更好。如果都这么没规矩呢？不是不可以，我也能凑合，但是不能永远这样。

——陈佩斯

二、喜剧起点，天赋异禀

陈佩斯1954年出生于吉林长春的一个艺术之家，父亲陈强是新中国建国后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因演《白毛女》反派地主黄世仁一举成名。

后又因演了《红色娘子军》中的地主南霸天入木三分而家喻户晓，并获得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

也正因此，陈强在文革中遭到红卫兵的迫害，批判的理由让人哭笑不得：“你肯定是坏人，不然你怎么演坏人那么像。”

1950年，陈强正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做文化交流，进行巡回表演。

布达佩斯这座城市很美，于是就将大儿子取名陈布达，几年后二儿子出生，取名陈佩斯。

佩斯之名，由此而来。

鉴于文革中的种种遭遇，坚定了父亲让他远离演艺界的想法。

但往往命运弄人，陈佩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受父亲表演的耳濡目染，最终还是走上了表演之路。

15岁时，上山下乡开始，陈佩斯被下放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陈佩斯在建设兵团的这段人生经历，可以说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真正接触到了贫困百姓，在骨子里产生了一种平民意识。

这也是陈佩斯表演小人物的创作源泉。

“陈佩斯一讲起笑话，无论语言还是动作，总是比别人可乐，有把人逗笑的天赋。”

1979年，陈强亲自出马，和儿子合作主演了喜剧片《瞧这一家子》。

剧中陈佩斯扮演车间主任的儿子，陈强出演戏中的父亲，这是文革之后，中国第一部荧幕喜剧。

作为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喜剧片，《瞧这一家子》一经播出就火了，让陈佩斯一夜成名。

就这样，陈佩斯成了一名喜剧演员，从此，他的一生和喜剧再也分不开了。

1981年，陈佩斯出演《法庭内外》，又火了。

直至后来1982年的《夕照街》，陈氏父子的喜剧变得家喻户晓。

父亲陈强鼓励陈佩斯做喜剧时候总爱说的一句话是：

“中国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我没拿这些奖。

——陈佩斯

三、理想与失落，错位的博弈

1986年，陈佩斯想自己拍喜剧电影。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八一电影厂，希望能得到厂里的支持，但没有得到同意。

为此，陈佩斯从八一厂辞了职。

陈佩斯的第一部电影《父与子》经历坎坷曲折上映后，很快受到了市场的欢迎，每场票房都不错。

陈佩斯趁热打铁，又拍了《傻冒经理》、《二子开店》等喜剧电影。

80年代，国内盛行主旋律电影，宏大叙事是影视作品的主流，喜剧是所谓的“非主流”。

但一脸坏笑的陈小二，却成了为数不多能在荧幕上给全国人民带来欢笑的角色，只要他的电影一上映，票房就绝对数一数二。

1991年，陈佩斯成立了“大道影业有限公司”，自己独立投资、发行电影，是中国第一家集创作、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影视公司。

陈佩斯说，那是喜剧的洪荒年代，他出发时，大地荒芜，根本无路可走，故而给公司起名叫“大道”。

电影公司成立之后，陈佩斯投资并主演了《父子老爷车》《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六部电影，开创了中国喜剧的“陈佩斯时代”。

但很不幸的是，大道影业成立之后恰好赶上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公司深陷于商业世界的危机之中。

这些电影口碑都很好，却不挣钱。

因为从统购统销，到和各省分账、再到票房分账，每个环节的改革都使得公司运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比如票房偷瞒漏报、院线瞒大头报小头交零头——这些行为在那个年代比比皆是。

陈佩斯当年派出5个组到河北去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演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80%的上座率只报40%，有影院明明有100个观众，却告诉他只有10个。

最终，号称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太后吉祥》因为瞒报，票房惨败。

他对此很愤怒，但又无能为力。

“我们所有的电影没有一部是赔钱的，无论是拷贝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但我们永远都没有挣到我们应该挣的钱。”

陈佩斯不得不承认：“当你面对一种惯性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何其渺小”。

1997年，陈佩斯的《好汉三条半》上映，正好与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撞车。

起初《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势头很猛，但5天之后被主流院线莫名撤下，安排放入郊区院线。

但是《甲方乙方》却从圣诞节前一直演到春节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

陈佩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沆瀣一气。

无可争议，当年的他是大陆第一喜剧明星，但整个内地影视市场从资本到院线，还不成熟，也不规范。

陈佩斯奉献了一系列经典的喜剧作品，却被偷瞒和欺骗票房赔了个一塌糊涂，着实让人寒心。

多年后陈佩斯对此仍耿耿于怀，当记者易立竞问他如何看待冯小刚的电影时，陈佩斯只生硬地回应了两个字：“没看。”

之后冯小刚曾邀请陈佩斯参加春晚，再遭陈佩斯拒绝，只留下一句：“我是一个行得正，干净的人。”

后来有记者问他：你的小品和话剧，有没有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陈佩斯的回答：没有。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我没拿这些奖。你懂的。

我们已经这么烂的生活了几十年了，还要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多没劲啊，咱换个好日子，行吗？

——陈佩斯

四、一鸣惊人，春晚的宠儿

1973年，建设兵团的陈佩斯考入八一电影制片厂，成为一名电影演员。

1983年，福州军区话剧团29岁的战士朱时茂，凭借在《牧马人》中的出色表演，被调入八一厂。

由于两人年龄只相差几个月，很快就熟悉起来。他们当时都是挺有名气的演员了，于是私下搭伙去走穴，赚点外快。

第一届春晚成功后，总导演黄一鹤就邀请陈佩斯朱时茂这两位当时的流量艺人排个节目，准备上1984年的第二届春晚。

接到任务后，朱陈两人就排了个短剧《吃面条》。他们俩之前没事的时候总爱交流表演经验，就把各种心得放到了这个剧里。

黄一鹤问陈佩斯，这个节目类型该叫什么呢？陈佩斯说，就叫小品吧。小品本来是中戏和电影学院考试的东西，没人拿来公开演出。

黄一鹤觉得晚会中从来没有这种类型的节目，可以尝试一下，丰富一下内容。

《吃面条》排完后的第一次试演，效果非常好，把看的人都笑到椅子下面去了。

虽然如此，但是《吃面条》可不可以上，负责审查的领导一直没有表态。

领导认为《吃面条》完全就是逗乐，没啥积极向上的内涵。“没有意义的笑，是不允许的”，“太好笑”在当时也是错，这是审查领导的普遍态度。

“这么大的舞台，如果节目本身没什么教育意义能行吗？”“中央台的节目，能这么‘不严肃’吗？”

就这样，从领导到导演，所有人都很犹豫，没人敢拍板，因此两人在后台的身份也很尴尬。

除夕那天下午，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演播大厅的二楼等着，黄一鹤导演也是焦头烂额，因为还有香港艺人张明敏首次参加春晚，绝对不能出错。

最终黄一鹤导演心一横，决定让《吃面条》上，出问题，我负责！但佩斯你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我们审查的本子来，一点也不能错，一点也不要改！

最终《吃面条》播出，所有人都笑疯了，轰动全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大家都知道他吃的是个空碗，却依旧垂涎三尺，乐得合不拢嘴。

后来陈佩斯回忆说：“演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台下的凳子四处散落，很多人盘腿坐在地上，后来才知道，是小品太搞笑，观众笑的直不起腰，只能坐地上。”

这么一演就演了十几年。

在此之后，陈佩斯就是春晚的当红招牌，全国老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从1984年《吃面条》，到《胡椒面》、《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每年春晚，全国人民最期待的就是他和朱时茂搭档的小品。

自此一炮而红的两人，成了名副其实的春晚“网红”，在11次春晚表演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滑稽十足的经典喜剧角色。

有人回忆当时他火到什么地步——当陈佩斯的声音和身影在电视里出现的时候，除夕夜的那十几分钟是听不到鞭炮声的。

后来朱时茂回忆，别看他们在舞台上配合得行云流水，但台下关于每一次包袱的争论都是一场战争。

“佩斯有时候是一根筋，一种咬着屎橛子给馒头都换不下来的精神。他就是那么一个固执的人。”

而正是这股固执，让陈佩斯总能将最世俗的幽默搬上最大的舞台。很多人说看陈佩斯表演的小人物滑稽而不浮夸，因为细品之后总有深意。

凭借着对喜剧的执着、拿捏到位的肢体表演，紧贴生活气息的戏剧冲突，陈朱俩人把小品带入到了一种全新的境界，将小品带入一种别具一格的高级感。

1998年春晚，陈佩斯和朱时茂表演了小品《王爷与邮差》。

但是，坐在电视机前的所有人恐怕谁都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在这里看到他们的表演。

他们随便对我说“NO”，我也对他们说一次“NO”。

——陈佩斯

五、主动离开，与春晚决裂

其实，陈佩斯和春晚早就有了隔阂。

1988年，他建议小品《狗娃与黑妞》借鉴电影蒙太奇手法，使用单机拍摄，用拍电影的方式让观众有更好的喜剧体验。

可这遭到了导演组的漠视，并被批评：“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1991年，《警察与小偷》彩排，陈佩斯想到一个好主意，但导演组不但拒绝了他，还把前面一段他最满意的的过场戏剪掉了，最终版本只剩一半剧情。

“每一场戏都是花费大量心血去准备的，可为什么对方要删的时候，连句招呼都不打？” 陈佩斯开始有了抵触情绪。

1992年的《姐夫和小舅子》，他从一开始就十分不满意，但导演组一再要求就这么拍。

难怪在后来的采访中，陈佩斯说：所有能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是以“老大”自居，而且都是“爷”，谁都惹不起。

1998年《王爷与邮差》，陈佩斯再次提出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仍未予采纳。

不仅如此，当晚在场下，工作人员没有把朱时茂的麦克风绑好，随意地挂在戏服外，结果刚一上场麦就掉了。

为了能让观众听清朱时茂的台词，陈佩斯不得不一直靠近他，让他蹭麦说话。

当到最后陈佩斯一圈一圈跑起来时，朱时茂没有办法，几乎完全是用嗓子把台词吼出来的。

事实上，事先是准备了声效光碟的，但现场却没给他们放，现场的演出没有达到彩排一半的效果，下台之后，陈佩斯当场就哭了。

《王爷与邮差》本来是陈佩斯耗费七年心血打磨出来的作品，但那年除夕夜的直播时却出现了事故，成为了陈佩斯春晚的滑铁卢。

尽管如此，凭借观众对陈佩斯的喜爱，还是让《王爷与邮差》获得了那届春晚“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一等奖。

不久后，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引爆了陈佩斯和央视的所有积怨。

1999年初，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擅自出版并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吃面条》、《主角与配角》等十个小品的VCD光盘。

两人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函等方式寻求解决，依然无果，陈佩斯找律师去理论，结果对方无理搅三分。

无奈之下他们诉诸法律，将央视国际总公司告上了法庭。

其实类似事情两年前就发生过，陈佩斯也跟他们提过，他们还发了正式的书面致歉。

一审判决央视国际输，当然这也是必然的，理所应当要保护知识产权。

法院判央视国际赔偿30万版权费，并且公开向陈佩斯和朱时茂赔礼道歉。

后来央视国际不服上诉，上诉过程中，台领导在会上问，谁和陈佩斯他们关系比较密切，找人疏通一下，看能不能私下和解。

后来文艺中心的导演赵安就过来和陈佩斯朱时茂吃了个饭。当时达成和解意向：他们俩可以不要经济赔偿和央视的公开赔礼道歉，但央视必须停止上诉，承认侵权。

在此之后，陈佩斯和朱时茂又重新投入了1999年春晚小品的创作中。

那一年他们创作了一个小品《江湖医生》，却在离春晚直播还有三天的时候，导演让他们换节目。

需要半年准备的节目，却在开播前三天要求更换，言外之意，都懂的。

陈佩斯于是一气之下，与央视彻底决裂，再也不跟央视合作了。

他不愿为了一根骨头，而做一个没有骨头的人。

至此，春晚再无陈佩斯。从1984年到1998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春晚一共11次登台，之后就再也没上过春晚。

陈佩斯说，“他们随随便便对我说No，现在是我对他们说No的时候了。”

当个体不再被尊重的时候，这个社会将变得非常残酷。

——陈佩斯

六、山林隐居，沉浮与坚守

1998年春晚，是陈佩斯的最后一届春晚。

1999年春晚，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表演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成为赵本山成为小品王的里程碑之作。

试想，如果陈佩斯还在春晚舞台的话，是不是会没有本山大叔什么事？

也是从1999年开始，赵本山才在“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比中拿到一等奖，一直拿到退出春晚。

在此之前，能力压本山大叔的，无疑惟有陈佩斯。

可令陈佩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官司经一些媒体夸大报道后，陈佩斯的离开被炒作成了“央视封杀风波”。

以至于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一时间都对他敬而远之，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都渐渐离他远去，陈佩斯几乎消失在大众视野。

离开了赖以为生和钟爱的舞台，陈佩斯的生活一度陷入困窘，相当拮据。

最惨的时候，女儿要交280元的学费，他都拿不出来。

同时，没了商演的收入维系，他的大道电影公司在野蛮无序的市场竞争中拍一部亏一部，只能宣布倒闭。

很多人笑他：当初劝你忍气吞声，如今知道后果了吧。

而陈佩斯总是一笑置之：“我这人有个毛病，就爱跟仗势欺人的过不去。”

尽管如此，陈佩斯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对侵权的事他仍然态度非常明确。

“一个人争取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是正当的，如果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就不该活在世上。”

“我考虑过后果，但我就是受不了，我一定要发声，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感到）丢脸，所以我争取不要让后人嘲笑我。

现在来看，陈佩斯确实没有给后代丢脸，他的话和他的经历值得每个中国人细细品味。

经过人生的大起大落和一段时间的沉沦，1995年，陈佩斯和爱人在北京延庆承包了一座荒山，并在附近买了个院子。

起初包下它的原因，是想作为一个可以偶尔带家人来休憩的地方，后来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出台，为了不破坏生态环境，他索性就让这片地荒了闲置了下来。

事业受挫后，陈佩斯决定搬到这里，让自己静下心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但并不像媒体上大肆渲染的那样，他扛着锄头，开垦荒地，做起了一位石榴果农，还赚了30多万。

“当初承包这座山的条件之一是封山育林，不许砍伐。”他的妻子说，他们从来没有靠这座山赚过钱。

其实陈佩斯在现实中去做的，是收拾出一个干净的屋子，并沉下心来大量阅读，尤其是关于喜剧的著作和剧本。

他试图从多年来的演出实践中，整理出一些有关喜剧的思考，并顺带梳理自己多年喜剧实践中总结下来的经验。

相比较物质来说，那时的他更在意的是如何在周身充满着烦闷、戾气、悲伤、愤怒时抽身出来，给自己一个安静的灵魂。

所以在那几年里，他读书，研究喜剧，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想做的事，那就是话剧。

期间，他还在大山里修了一条路。邻居碰见他时满腹狐疑：“修这路也没有人走，有用吗？”

陈佩斯笑了笑说，这路本可以不修，只不过前一年北京非典，到处隔离限制交通，山里十几个居民还没了生计。

“得让他们生活啊，我就让他们修了这条路。” 他说，修这路虽没多少钱，但至少有个理由给他们发点工资。

陈佩斯在采访中曾说：我跟人家比起来，已经很是“上帝的宠儿”了，我没资格叫难。

后来陈佩斯事业有了起色，《看天下》采访陈佩斯的时候，他最后说：

“我最大的乐趣仍是上山种树。我的梦想是营造万亩森林，打造一个绿色天然氧吧，让北京的空气变得洁净……”

我们改革开放的光明的东西，我们没有去表现它的光明的那一面，我们从它的背阳光的地方，去入手写，但是我们一直写透它，于是就见到了阳光。

——陈佩斯

七、话剧修行，守住喜剧的尊严

几年后，陈佩斯重回喜剧舞台。

但这次不是电影，也不是小品，而是话剧。

众所周知，话剧是冷门。

一开始，很多人听说他要入行话剧，都感到很诧异，也都不太看好，连话剧圈内的人都来劝他谨慎入行。

“不怕赔钱就做吧，许多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生存。”

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剧场都是黑着灯的。即使亮着灯，也是很少人观看。

陈佩斯自己也明白，甚至已经估算出大概要赔35万元，王他把爱人给他的35万元只留下1万元，剩下的34万全部投进了话剧《托儿》。

虽然压力巨大，但为了把这些年来所沉淀总结的喜剧理论实践出来，他横下心来孤注一掷。

2001年，《托儿》北京公演之前，陈佩斯心里仍忐忑不安，还悄悄赠送了一些票给北京高校的学生，生怕场子人太少，大家面上和心里过不去。

但令所有人都没预想到的是，《托儿》的横空出世，如同一记惊雷，引爆了话剧市场。

120场，场场座无虚席，观众多达17万人，一票难求，在当年创造了上千万的票房神话，成为内地最受欢迎的话剧之一。

陈佩斯在用电影征服观众，小品征服春晚舞台之后，又用话剧在荧幕外获得了新生。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理解了这位中国喜剧大师22年来一直刻意远离喧嚣的真正原因。

他在聚光灯之外生活，不是故作姿态，也不是迫于生计，而是为了专注一件事——喜剧研究。

当《托儿》的第30场演出结束后，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

有了《托儿》的丰厚利润作为资金，陈佩斯底气更足了，随后推出了《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雷人晚餐》、《戏台》等更多的话剧，也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这些话剧累计500多场次，观众超70万人，多次创造话剧界的票房奇迹。

陈佩斯把对表演几乎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在了话剧上，因为这是他的梦想。

其中《阳台》巡演了70多场，最终被上海戏剧学院选为教学案例。

《阳台》里一场戏，他能改了十几遍；女演员十步的走位，他能推敲40分钟。《戏台》排练时，他把一个演员排崩溃了6次。

每一次演出，这边刚下场，他就拉着演员跑到后台讨论，哪儿需要修改，哪一步没走对，错了，立马排一遍。排完了，再赶下一场。

有一次演出后，陈佩斯晕倒送院，之后心有余悸，身边总是备着生理盐水。

《戏台》巡演3年之久，这部戏在豆瓣还有9.1的高分，大陆话剧里唯一比它高的，是老舍的《茶馆》。

《戏台》可谓是一出好戏。陈佩斯在戏中扮演京剧班主，在舞台上的他驾轻就熟。

既将当年春晚小品夸张表现的一面表演的精彩绝伦，又将内涵厚重的内心戏展现的淋漓尽致。

朱时茂曾参与《托儿》第一轮演出，之后就退出了，直言吃不了他这个苦，太累，太寂寞。

朱时茂曾问陈佩斯：“每天都要重复。同一个舞台，同一帮演员，同一句台词，同一个感觉，你不觉得很寂寞吗？”

有人劝他：“你去演电视剧，4、5个月也就出来了。你干嘛非得吃这个苦啊？”

刘晓庆也曾劝过他：“现在喜剧综艺节目那么多，好多人都想拉他去，这些综艺一火，什么广告、电影，钱马上就来了。”

陈佩斯一笑了之，他觉得这样的钱能挣，但他挣到兜里不踏实。

在一次采访中，杨澜问他：“当年你一次走穴都可以有几十万，你为什么不去？ ”

陈佩斯说：然后呢？杨澜说可以买房子和车子啊。

“再大的屋子只能睡一张床，车也只不过是一个四个轱辘的代步工具而已。”陈佩斯的回答让杨澜深感意外。

对于多数人来说，事业是获取优越物质生活的手段，但对于陈佩斯，他却把喜剧事业当作是一种信仰。

每一个喜剧，都有一个悲情的内核。

——陈佩斯

八、一身傲骨，凤凰涅槃

生活中的陈佩斯是个非常简单朴素的人。

他最爱吃的是面条，喜欢睡硬板儿床。永远一身宽松老头衫，朱时茂曾笑称他20年不换衣服。

甚至上节目，他也是只上半身穿正装，下半身还是粗布裤子和一双布鞋。

陈佩斯是个孝顺的儿子，为了方便照顾生病的父亲，咬牙在同一个小区给父亲买了套公寓，每次都是他亲自给父亲洗澡。

陈佩斯始终和底层的“小人物”站在一起，共同对抗魔幻、荒诞和残酷的现实。

《吃面条》是央视春晚舞台上的第一个小品，因此陈佩斯一度被封为“春晚小品第一人”。

网络上一直流传一句话：“陈佩斯之后，再无喜剧表演。”

时至今日，《吃面条》都被视为“无实物的教科书式表演”。越纯粹的东西往往越永恒。

98年离开时他是小品之王，如今已是喜剧大师，但他依然坚持心中的信仰。

2011年，春晚总导演哈文曾向他发出邀请，他婉言谢绝，理由很干脆：“我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排练话剧和沉淀喜剧理论上。”

其实央视的荧屏，早在2015年年初陈佩斯就已经回归过了。那次是他自导自演的电视剧《好大一个家》登陆央视一套。

在与央视的对垒与博弈中，这背后的权力之恶，其实众所周知。陈佩斯确实体现了不媚强权的精神，不为潮流所裹挟，让人敬佩有加。

他敢于为自己的创作版权拍案而起，保留一身傲骨，尽管被动失去了大众的舞台。

“你管得了我，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这句台词诠释了陈佩斯的一生！

而现今我们大多数人被世俗裹挟的太深太久，已经忘了自己原本应有的坚持。

他说：一个微小的个体，即便在强权下，仍可以得到被尊重的权利。

但是现如今，像陈佩斯这样对不公正不合理现象敢说敢做的人越来越少了。

他坦言不愿意为资本所束缚，更不愿意为赚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

或许，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弯腰赚钱或许不足为奇；但站着赚钱的人，一定会更让人敬佩。

有网友说，袁隆平解决了中国人最大的温饱问题，满足了物质需要；陈佩斯温暖了一代人欢乐的记忆，满足了精神需求。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跨年之夜的春晚，早已没有当年欢乐和期待的感觉，没有多少人会守在电视机前面了。

反正，我已经好些年没有看春晚了。

而如今，陈佩斯的回归，想必是舞台需要他，喜剧需要他。

有网友感叹：像陈佩斯这样有多年舞台演出经验的人，专业和系统的研究喜剧理论，并运用到实践中的，在中国，找不出第二个。

在喜剧领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陈佩斯确实是一骑绝尘的领跑者。

除了父亲和喜剧，他还很重视将表演艺术传扬于后世，他教育学生们要尊重舞台。

周星驰说：我拍了那么多悲剧，可你们都以为那是喜剧。

真正的喜剧，都有悲情的内核。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喜剧之王。

而周星驰和陈佩斯都是我心中的“喜剧之王”。

来源：遥远的救世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