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需要将经济重新平衡，以促进更多的消费支出，这一观点现在已经广为接受。十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警告称，中国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在维持高增速方面其实是存在天然瓶颈的。
【文/ 泰耶·帕里克】
中国需要将经济重新平衡，以促进更多的消费支出，这一观点现在已经广为接受。十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警告称，中国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在维持高增速方面其实是存在天然瓶颈的。
然而，外界普遍仍在质疑中国是否能有效推动家庭消费的显著增长。对此，我特别邀请了多位分析师来共同探讨：为何中国长期消费支出的增长可能超预期？（即便这并非他们的核心观点）。以下是主要论点分析：
首先，当前对中国消费的悲观论述低估了其现有的规模。中国的消费支出约占中国经济总量的40%左右，虽然这一比例较全球平均水平低了约20个百分点，但以绝对值衡量，中国消费市场已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且增速持续领跑全球。
左标题：中国家庭支出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其他同等国家。图为各国（从左往右：中国、美国、欧盟、印度、巴西、日本）自2004年以来家庭年度消费的累积变化（万亿美元）；右标题：其主要经济失衡是过度投资。图为四项经济指标占真实GDP的比重变化（出口、政府消费支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家庭消费）《金融时报》
根据BCA Research数据，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二十年里，中国消费支出的实际复合年增长率达到9%。而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在多项体现消费升级与可选支出的品类中，中国在全球消费总量中的占比远超过其经济总量份额。TS Lombard的首席中国经济分析师罗里·格林（Rory Green）指出，“就数量和价值而言，从汽车、智能手机到奢侈品和电影，中国几乎是所有消费品的最大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完全有能力通过国内消费替代对美出口规模。根据凯投宏观测算显示，中国零售市场规模已达对美出口额的十倍。中国的产能扩张也助推了国内零售市场发展，商品与服务价格优势显著（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越美国），使得高收入群体能够花比较少的钱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
尽管面临经济压力，中国年轻消费群体仍未缩减开支。“Z世代和千禧一代仍在积极消费旅游、户外体验与游戏产品”，香港科技大学全球经济学家金刻羽表示，“消费信贷主要流向35岁以下群体，比如在阿里巴巴平台点击一下就能借款购买口红。”
简言之，中国已形成了坚实的消费文化基础。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到2030年中国中高收入群体规模将突破5亿人（远超美国总人口）。这意味着即使边际消费倾向略有提升，也能显著拉动消费总量增长。另一方面，中国特有的高投资、高储蓄模式则对此形成制约。
左标题：中国在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中占有最大份额。图为2024年全球在线零售销售额份额（%）右标题：巨大的储蓄突显了其消费者的潜力。图为各国储蓄总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单位/%，取10年平均值）《金融时报》
不过，由于疫情的影响以及房地产行业的冲击，当前消费者信心仍显著低于2020年前水平，预防性储蓄因此而被抬高。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复苏的迹象。
“现在，家庭已经基本用银行存款填补了房价下跌造成的资产负债表缺口”，Absolute Strategy Research的新兴市场经济学家亚当·沃尔夫（Adam Wolfe）表示，“房价正在企稳，对安全金融资产的需求应该会有所减弱。”
德意志银行第一季度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52%的中国消费者愿意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支出，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
中国对经济的政策刺激已初见成效——去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抵押贷款利率，并加大了对股市的支持力度；今年3月政府推出包含提薪和育儿补贴的"特别行动计划"；以旧换新计划（通过财政激励鼓励产品更新）也支撑消费支出。但是，中国经济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刺激。若要实现消费支出的持续、长期增长，就需要持续提振家庭信心，并大幅减少储蓄率。
然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努力提升消费，并将重点放在生产上，这导致分析人士怀疑家庭能否在其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主要面临三大上行结构性风险：改革、城镇化和人口结构。目前，提升消费的重要性已获得政治支持，这也与“双循环”（增强国内国际需求）和“共同繁荣”（减少不平等）理念相契合。
同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也给中国政策制定者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外部需求波动凸显国内市场的重要性。
晨间咨询公司的政治情报主管杰森·麦克曼（Jason McMann）表示：“在与欧盟、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多年来的紧张贸易关系后，如今中国或许能通过在贸易问题上的缓和立场来提升其全球地位，但另一边的美国仍然会在贸易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
对中国经济而言，城镇化是另一个潜在的利好因素。中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中，而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平均城镇人口比例超过80%，持续且更快的城镇化迁移将增加收入和服务支出。
根据荣鼎咨询的评估，全面开放城镇基本服务将显著促进消费。202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移民迁入城市后，其人均消费增长了30%；而当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后，人均消费将再增长30%。
更具体地说，即使是“资本主义至上”的美国，其社会转移支出也比中国更高。中国的所得税收入仅占其GDP的1%左右，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此外，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长期的经济提振。因为随着中国退休人口比例的上升，储蓄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将会下降。
左标题：缩小城市社会服务差距将促进消费者支出。深蓝代表城镇人口率，浅蓝代表城镇户籍人口率。右标题为：中国在家庭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远低于发达国家。图为各国在家庭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深蓝：现金，浅蓝：实物）《金融时报》
罗里·格林指出：“在东亚，劳动年龄人口的高储蓄模式尤为强劲。”事实上，韩国和日本也都经历过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顶峰时储蓄率达到峰值的情况。罗里·格林认为，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中国人口的金字塔结构较为不均衡，可能导致其储蓄率下降更快。“即使政策改革无效，中国的储蓄率也会下降，”他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当前，中国强调的 “新质生产力” 对提振就业和收入有着显著作用。然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却指出，仅仅依靠这一战略来刺激消费，其作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要创造所需的生产力增长，并确保这些增长主要使工人受益，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实际上，根据BCA Research的数据显示，中国的资本支出效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这导致了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和大量亏损企业”。迈克尔·佩蒂斯表示，其他可持续提高家庭收入的方案将需要进行重大的政策改革（中国方面迄今为止对此犹豫不决）。“中国方面可以将地方政府的收入，特别是向更贫困、负债更重的家庭转移。或者，它可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继续向高附加值生产转型或许能够支撑经济增长，不过这需要更为有针对性的投资。但如果中国政府真心希望到2035年将中国打造成“中等发达国家”，就需要释放其庞大消费群体的潜力。
虽然短期刺激计划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帮助，但对于提升长期家庭信心而言，作用并不显著。而福利（和税收）改革则能够将高额储蓄转化为实体经济支出，进而推动城镇化进程，最终助力构建中国成熟创新的零售生态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制定者如今正愈发重视消费，在户籍、养老金和福利制度方面也正在推进一些循序渐进的小规模改革。随着中国现有增长战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局限性日益凸显，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其集中式的政策工具来刺激消费支出。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戈德曼，这位研究中国已有50多年的专家表示：“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其不意的能力，以实现其长期目标。”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消费者的处境较为艰难。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巨大的消费能力仍有待释放，并且中国自身也掌握着开启这一潜力的关键钥匙。
（原文发布在金融时报网站，原标题：不要低估中国消费者。译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观察者网观点。）
来源：观察者网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