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斯拉夫就是戈达尔所说的典型的“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这个“另类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相信马克思，在生活方式上崇尚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
“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什么都能生产。”
《男性，女性》
南斯拉夫就是戈达尔所说的典型的“马克思和可口可乐的孩子”。这个“另类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相信马克思，在生活方式上崇尚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
这种新奇的身份，赋予了南斯拉夫人前所未有的生活热情，也是南斯拉夫这个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奇特国家的最生动体现。
南斯拉夫人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1945年后的20年，终于有机会无限接近美好生活。虽然世界仍然处在“冷战”的阴影中，但自己的国家却在东西方的夹缝中有了步入现代社会的机会。
1948年与苏联交恶后，南斯拉夫倔强地探索一条“社会主义自治之路”，对外逐步形成“不结盟”的外交策略，加上党内改革派的强势主导，都让南斯拉夫社会进入“狂飙突进”的发展时间。
讲述丨柏琳
来源丨看理想音频节目《梦碎南斯拉夫》
01.
1960年代是南斯拉夫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渡年代，南斯拉夫社会经历了一次传统和现代的互相渗透，古老习惯尚存，但快速实现的经济奇迹和思想自由引发了扩大的国际交流，并促使了文化和消费主义的辉煌。
首先是城市化进程。20年里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从75%下降到57%，工业产值翻了六倍，占GDP的1/3以上。
工业和采矿业的扩张促生了在农场和工厂之间往返的“混合”工人（polutani），他们每天的工作往往需要步行很长距离，因此许多工厂都会派出通勤公车。
工业化使大量农村人口有机会接受教育，并通过公共交通大大提高了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大量人口向城市迁移，乡村的传统社会卷入了现代化转型的漩涡，以农耕家庭为代表的生活世界的一致性开始瓦解，而最深远的动荡则是观念上的——
连最偏远地区的人也开始审视自己既有的生活，南斯拉夫传统中的艰苦和落后不再被视为天命，而那种在前工业时代对工作抱着得过且过的价值观，也开始改变。
《有机体的秘密》
二战后，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速度比南斯拉夫更快。建造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城市，是南斯拉夫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首批项目之一便是建造功能单一的公寓型大楼社区，社区周围环绕大片齐整的绿地。斯大林主义的纪念性建筑、漫长宽阔的街道、未来主义风格的摩天大楼，都如雨后春笋般伫立在南斯拉夫的城市街头。
然而城市化进程依然跟不上人口涌入的速度，直到1970年代，整个南斯拉夫都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这也解释了为何会出现大量的“赫鲁晓夫楼”，一种毫无色彩、简陋、廉价但实用的大规模公寓群，它们让城市呈现灰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外观。
即使到今天，前南地区的许多城市依然矗立着大量的“丑陋公寓”，这些公寓在西方人眼中是“社会主义冷漠症”的典型表现，他们和西方人认为的“真正”城市的色彩和活力大相径庭。
这些大型住宅区的存在，是国家为解决住房不足和不达标问题而提供的标准解决方案。从1960年代到80年代，全国每年建造十万到十五万套公寓楼，一项调查显示，1970年代末，城市的三口之家都通了电，几乎所有住户都有了自来水和下水道，1/3的人有集中供暖，八成人的公寓里有浴室和厕所。
公寓生活对于南斯拉夫来说非常重要，特别对于城市新移民和年轻夫妇。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南斯拉夫的建筑和规划行业没有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标准化公寓建筑模式。
加上独特的“工人自治”制度，经济权力的下放和分散，反而导致了多样性，“无意中拯救了这个国家”，使南斯拉夫的城市风貌免于社会主义邻国的千篇一律。
南斯拉夫人认为，他们对住宅楼的外观无能为力，但住在一栋不美观的大楼里并不会损害一个人的幸福感。人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家具、装修和电器上，无人关心公寓楼的外墙、地面和公共空间。
自196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的公寓改造是公众的主要话题，故事片、电视节目和大众杂志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描述居民为自己的公寓配备消费主义美好生活的装备所做的努力，包括时尚的墙纸、个性化的家具和现代电器。
《有机体的秘密》
家用电器进入千家万户，成为南斯拉夫“美好生活”的象征。1960年代，出现了价格等于平均工资三倍的自动洗衣机，到1973年，拥有自动洗衣机的家庭达到1/3，1988年达到2/3。
电视机、唱片机和录音机逐渐成为家庭成员。1973年，50%的家庭拥有了电视机，1988年，96%的非农家庭有了电视机。1980年代末，2/3的家庭使用吸尘器，9/10的家庭使用电冰箱，所有家庭都拥有了电炉或煤气炉。南斯拉夫再也不是那个一穷二白的农民国家了。
02.
南斯拉夫也迎来了自己的“教育革命”。南斯拉夫是一个困苦的巴尔干国家，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1953年，7—14岁儿童完成八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为71%，1981年则上升到97%。这个国家的人均学生人数比当时欧洲除瑞典、荷兰、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1945年，南斯拉夫全国只有三所大学，三十年后，这个数字已增加到158所。1945年到1970年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增加了十倍，人数达到了65万人。大多数大学生出身于农民、工人或手工业家庭，他们是新一代知识分子，也是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
教育革命和工业化，提高了工作的职业化，由此也在南斯拉夫社会产生了一个新阶级：经理和专家。这两类人在“社会主义自治”之路上发挥了巨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并且占据一定比例，到后来甚至替换了原来基于意识形态的干部构成。
教育革命之后，南斯拉夫的精英阶层发生大变化，从党员的社会构成中可见一斑：二战后，每两名党员中有一个是农民，每三名党员里有一个是蓝领工人，而在20年后的1966年，白领工人是党员中构成比例最大的，占39%，而农民党员则缩减到7%。
南共联盟逐渐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政党，和此前的实体已经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再靠“兄弟情与统一”团结在一起，年轻一代的党员对游击队传统几乎没有记忆。
《有机体的秘密》
刚说的“新阶级”，除了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精英和白领党员外，也包括了个体户，如餐馆老板、建筑商人、工匠和小型零售商，甚至也包括了许多无法被纳入统计学、从“灰色经济”中赚利润的人。
这个“新阶级”，笼统地说，指二战后包括蓝领和白领在内的新兴的中产阶级，技术精英也在其列，因此也被称为“新中间阶级”。
此外，还有一种“新阶级”，特指共产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这种论述集中体现在南斯拉夫最著名的共产党不同政见者米洛万·吉拉斯的著作《新阶级》（New Class），他也因这本著作“罪加一等”，被延长了十年刑期（后于1961年被提前释放）。
客观上说，南共联盟从工农阶级的政党朝中产阶级政党的转变，促成了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自治”之路上越走越远，自由化趋势不可阻挡，改革派取得对保守派的压倒性胜利。这也许是统治阶级经历现代性变革的必然，但确实从意识形态的根基上动摇了共产主义的大厦。
教育革命让许多群体都受益匪浅，尤其是南斯拉夫的女性。1946年宪法首次保障了男女平等，女孩也必须接受八年义务教育，妇女可以继承和拥有私有财产、投票和担任公职。二战前夕，2/3女性不识字，但到了1960年代，这一数字不足1/4，在学校和工厂，1/3成员都是女性。
从就业情况看，1945年以来，女性就业增长率为7.3%，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高。1964年，所有就业人员中约有29%是女性，在斯洛文尼亚则高达42%。
南斯拉夫女性第一次获得了通常被视为是男性工作的职位，比如飞行员、大学系主任、工程师、公交车司机，甚至是外交大使。
和当时许多国家相比，南斯拉夫当时还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婚姻政策。1950年代，政府就赋予了非婚生子和婚生子平等的合法权利，它还允许女性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并出台了自由离婚法，且允许堕胎。
1960年代初，出生率急剧下降，而预期寿命和平均结婚年龄都增加了，家庭规模变小，离婚率增多，这和当时整个欧洲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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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女性在职场中和在家庭中受到双重压迫。同样的工作，女性的收入比男性少10%—40%，遭遇严重的性别歧视。而且职业女性在家庭中，往往付出双重代价：工时超长，缺乏睡眠、没有休闲时间。
女性依然要做几乎所有的家务，只有1/7男性会帮忙打扫屋子或做饭。但即便如此，婚姻生活中男性的绝对权威也不复存在了，在南斯拉夫这样一个传统的父权制国家，婚姻却越来越成为一种伙伴关系。
除此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政权以非凡的热情打击伊斯兰文化中一些被它视为过时的习俗：例如戴面纱、一夫多妻和“买卖女性”的现象。1950年，法律禁止戴面纱，1960年，女性在公共场合露面变得正常化。
法律的规定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女性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这种作用也相当有限。在这一点上，南斯拉夫面临着和西欧进行现代化发展中同样的难题。
03.
教育革命，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都催生了南斯拉夫人职业技能的提高和职业理想的扩大，而南斯拉夫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又不够完善，许多人依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于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
1960年代南斯拉夫进入经济大改革阶段，数十万人去往西欧寻找工作。官方将这些“移民”叫做“客籍工人”，意为“在国外临时就业的人”，但他们中许多人都永久定居在了国外。
这些客籍工人将在东道国赚到的钱寄回国内，他们带回的这些“硬通货”逐渐改变了老家村庄里的“尊重”等级——村里“金字塔顶端”的人不再是富农，而是有成员在国外工作的家庭。
这些家庭把收到的国外汇款大多花在了住房和私人消费上，大量浮夸的房屋在农村拔地而起，院里停满了德国汽车，农村的面貌也被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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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从未像在1960年代那般富裕。1950—1965年，人民收入实际增长了约80%。1955年，西德和英法的人均国民收入是南斯拉夫的近五倍，到1965年缩小到三倍。这些给予了南斯拉夫人在实践和心理上的双重意义：南斯拉夫不再是欧洲的贫民窟。
南斯拉夫人的平均购买力持续增长，直到1978年到达史上最高水平。
经济奇迹让南斯拉夫人变得自信，也让南共确信自己探索出了一条与众不同并行之有效的社会主义发展路线。
在1950年中期，政权改变了经济规划的重点——不再是生产资料，而是刺激消费。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和贪婪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同的，南斯拉夫希望发展出一种更民主的消费文化，为老百姓提供实用、美观而朴素的东西。
1960年代，一种混合形式的消费社会在南斯拉夫建立了起来，融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两种元素。
伴随着财富增长、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大众传媒和交通方式的飞速发展，让人们产生了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梦想，南斯拉夫社会产生了自己的“拜物教”，即消费主义的社会风潮。这种消费主义不是纸醉金迷的，而是代表了当时共产主义国家对自由、多元和舒适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南斯拉夫实现了这些。
南斯拉夫的旅游度假业务直到1950年代才开始，比意大利和西班牙晚很多，1966年，政府才将旅游业列为经济发展的投资重点，并给予高额补贴，1967年，南斯拉夫单方面取消了对全球所有国家的签证要求，而南斯拉夫的护照，也成为东欧国家唯一一本可以从华盛顿通往莫斯科的自由护照。
在南斯拉夫，推进旅游事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46年，南斯拉夫普通工人有权享受两到四周的年假，南斯拉夫政府引入了带薪年假和社会旅游的惠民政策。社会旅游包括优惠的住宿、交通费、节日奖金和工人及青少年度假屋。
1960年代，许多南斯拉夫人第一次出门旅行，看到了大海。对于大海的迷恋是当时南斯拉夫人度假的主旋律。总体上，徒步、去海滨游泳和烧烤的农民和工人，被认为是南斯拉夫新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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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末，南斯拉夫旅游收入约有2.75亿美元，占所有外汇的10%，旅游业成为对外贸易中最强大的部门，建筑、酒店和纪念品业务以及所有可能的服务业都从中得利。
进入1970年代后，每两个南斯拉夫人里就有一个用年假出去旅行，旅游业成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酒店建设、酒店管理、道路建设、民宿服务、商店、餐馆、咖啡馆的收入填满了南斯拉夫人的口袋。
对于外国游客来说，南斯拉夫是个友好的国家。抵达这里很方便，人们很亲切，食宿都很便宜。对于德国人来说，额外的吸引力在于亚得里亚海度假区到处都能听见德语。
所谓的铁幕根本阻挡不了西欧人到南斯拉夫的热情，意识形态让位于实用主义。一位来自奥地利的游客说，“大海是不会在乎海岸边的政治制度是什么的。我们奔向海边，而不是奔向共产主义。”南斯拉夫就这样赢得了友好、物美价廉和国际化旅游国家的美誉。
旅行自由也在南斯拉夫人中产生了一种新奇的社会现象：购物之旅。1960—1969年间，越过边境进入的里雅斯特的南斯拉夫人数量增加了十倍。这个铁托曾势在必得却折戟沉沙的自由港，成为南斯拉夫人最近的西欧瞭望台，也是购物天堂。
1960—1980年代，南斯拉夫国内没有的东西都是通过“私人方法”从国外运来的，人们通常去往意大利或奥地利，在一天的“购物之旅”中疯狂买东西，海关官员在边境口岸经常会遇到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在炎炎夏日里穿着皮大衣的妇女，或者身上穿着好几条牛仔裤的男子。
新的经济奇迹孕育了此类狂欢，而这种消费狂欢则起到了政治安抚和社会融合的效果，它让每个人都相信，自己和东欧集团的穷兄弟不同，自己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购物之旅，既是旅游业兴旺的支线之一，又是南斯拉夫消费社会的写照。1960年代，南斯拉夫人的生活水平由购买力决定，并从西欧和美国汲取消费灵感。
《有机体的秘密》
1960年代，西方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进入消费社会，二战后欧洲消费社会的蓬勃发展，也常常被等同于欧洲经济的“美国化”，美国引领的消费社会在1960年代达到顶峰，而此时处于世界不结盟运动领导者的南斯拉夫，也开始和西方社会频繁接触，并敞开大门。
一个以美国模式打底、以欧洲模式升级的消费社会，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04.
时尚是消费社会的窗口。南斯拉夫推翻了从1945年以来统一而单调的社会主义着装规范，牛仔裤成为南斯拉夫最时髦的单品。
它被看作南斯拉夫社会美国化的象征之一，不只是一条裤子，更代表反叛和自由，代表否定权威，是一种独特的身份象征。在当时，人们最想要的是美国品牌Lee和Levi's（里维斯）。
除了牛仔裤，南斯拉夫街头还出现了其他时尚潮流，比如迷你裙、欧普艺术时尚、嬉皮士时尚等，这些都让美国化成为了南斯拉夫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欧洲时尚也占有一席之地，到1960年代后期，牛仔裤已经成为日常必备品，潮流又转到了巴黎、伦敦和罗马。迪奥、香奈儿、伊夫·圣罗兰和皮尔·卡丹成为南斯拉夫中产阶级追逐的高级时装品牌。
当时许多著名的外国时尚杂志如《Vogue》、《Elle》、《Marie Claire》和《Donna》，都可以在全国各地的杂志摊上买到。
人们对西方潮流的接受，并没有遭到南共政府反对，有时政府甚至公开支持西方时尚。铁托和他的同志们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是多么愿意把南斯拉夫建设成一个特立独行又活色生香的社会主义国家。
和在西方一样，广告营销无限膨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早在1956年，第一家自助商店在克罗地亚北部的伊万内茨小镇开业，不到十年工夫，自助商店就超过了一千家，且同一时期的百货商店数量也超过了700家。
1958年，在克罗地亚海滨小镇奥帕蒂亚的音乐节上，获奖歌曲《小女孩》的风靡标志着南斯拉夫消费社会的形成，这首歌以其歌词“爸爸，给我买辆车……给我买一切！”而传唱全国。
《流浪者之歌》
“给我买辆车”，是“黄金时代”南斯拉夫人的最高生活目标之一。 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汽车是经济奇迹的象征。
1950年代末，塞尔维亚制造商扎斯塔瓦（Zastava）开始生产小型迷你汽车，扎斯塔瓦 750，南斯拉夫人亲切地称它为Fićo。
战争年代的军工厂转战商业，与意大利的菲亚特合作。这款车在装配线上生产了30年，成为南斯拉夫人的家庭梦想。如果一个家庭获得了它，会自豪地向所有邻居展示，并像爱孩子一样爱护它。
汽车更像是真正的家庭成员，经常出现在家庭照片上，到了度假的时候，全家都会带着行李挤进这辆马力强劲的汽车里。Fićo是南斯拉夫“整个民族梦想的体现”，握着Fićo的方向盘，人们觉得自己行驶在康庄大道上。1968年，大约8%的南斯拉夫的家庭拥有汽车。
05.
可口可乐和牛仔裤，是20世纪美国价值观的体现。二战中可口可乐迎来了商业繁荣，当时这种饮料被用来提升美国大兵的士气，除了士兵，麦克阿瑟和巴顿等上将也都喝可口可乐。
因此，它的战争宣传维度导致其影响力扩大到美国之外的市场，可口可乐公司在世界各地建立了64家工厂，战时生产了一千万瓶可乐。
直到二战后，1947年，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开始生产可口可乐，1949年它传入瑞士、意大利和法国。
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罗伯特·伍德拉夫曾说，每一瓶可乐都藏着“资本主义的本质”，它象征着资本主义通过消费行为传播到世界各地，从消费入手，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1949年，法国共产党人发起了一场反对在法国建立可口可乐工厂的运动，第一次使用“可口可乐殖民化”（Coca-Colonization）这个术语，意思是西方（主要是美国）商品的输出和文化价值观的入侵，威胁了当地文化。
可口可乐进入东欧始于保加利亚，而南斯拉夫则是社会主义世界中第二个接受可口可乐的国家。保加利亚刚有可口可乐时，南斯拉夫很羡慕，他们的反应是——1966年让可口可乐的竞争对手百事可乐率先进入自己的国家。
《可口可乐小子》
当时的百事可乐在塞尔维亚生产，媒体宣传强调，南斯拉夫的百事可乐是“欧洲这一地区”的第一家百事可乐公司。《政治报》则干脆组织了一场全民“试喝”测试，测评当时南斯拉夫市场上的所有软饮料，最终百事可乐获胜。
一位女演员说，“这是我喝过的最好的软饮料，很遗憾我们没有更多这样的饮料。”这句话就暗示了可口可乐很快会进入南斯拉夫。1967年，南斯拉夫媒体称，“全球每天有九千万人喝可口可乐”，并得出结论说这种饮料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象征，且正在各大洲广泛传播。”
可口可乐进入南斯拉夫后的第一条广告是“可口可乐来了！”，1969年7月，《政治报》开展了一场密集的营销活动，年轻人出现在广告中，身处各种地方，野餐、弹吉他、海滩、迪斯科舞厅，旁边都放着可口可乐。
南斯拉夫的这个举动，再一次向世界表明，它是一个多么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2年，互联网上曾有一名患了“南斯拉夫怀旧病”的萨拉热窝男子，向网民展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同之处。
他说，“南斯拉夫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可口可乐社会主义。你拥有可口可乐，李维斯、阿迪达斯，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公寓、医疗保健和养老金。”
《可口可乐小子》
从1945年到1970年，南斯拉夫的现实特点是寻求自治的第三条道路。这是一次独特的身份认同探索，伴随着与莫斯科和华盛顿关系的兴衰。
与苏联关系的破裂，让南斯拉夫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为了生存而发起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变革计划。南苏交恶在南斯拉夫现实生活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换句话说，对斯大林说“不”意味着对西方许多现实说“是”，从国际旅行到消费主义，这通常是铁幕背后的人无法触及的。
1960年代是南斯拉夫和美国关系的活跃时期，南斯拉夫成为美国试图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点，正因如此，美国的经济援助、消费主义和流行文化，对南斯拉夫有着积极和消极并存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可口可乐进入南斯拉夫，引发的风潮不仅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它还带来文化价值观的风暴。
来源：看理想精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