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回暖的第一只春燕——忆苏联第一副总理阿尔希波夫访华

摘要：潘占林199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1994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1997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邦大使，在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亲历北约炸馆事件和南斯拉夫大风暴；先后三次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经历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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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占林 1992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1994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乌克兰大使；1997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联邦大使，在任南斯拉夫大使期间，亲历北约炸馆事件和南斯拉夫大风暴；先后三次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经历了“八一九”事件和苏联巨变；曾在外交部苏欧司工作，任苏联处处长和参赞，见证了中苏关系的历史性转折；曾任以色列等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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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乍暖还寒。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苏联一石激起千层浪。苏共中央以及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之间产生了纷争：改革开放将把中国引向何方？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苏共中央联络部那位所谓权威人士认为，中国向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敞开大门，毫无疑问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则认为，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经济多年停滞之后，中国在探索国家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中国实地了解情况，但在派谁去中国的问题上颇为踌躇。当时中苏两国高层往来几乎断绝，突然派一位高官去中国，对方能否接受？但派低层或中层官员，又往往见不到中国领导人。

1982年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安德罗波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对改善中苏关系较为积极，主动提出派中国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访问中国。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图源：《国际友人在北京》视频截图

起初，苏方就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征求中方意见，中方对这一提议没有回应。苏方又通过私下渠道放风：苏联领导人真心实意地要改善两国关系，而指派阿尔希波夫来访也是考虑了各种因素，此人50年代担任过苏联援华专家总顾问，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认识陈云、李先念、万里等老一辈领导人，可以顺便进行高层接触。

对此，中方的答复是：阿尔希波夫作为苏联大使馆的客人来中国访问我们不欢迎，我们欢迎他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来中国访问。但是，在中方答复同意并作出具体安排后，苏方突然以“技术原因”为由推迟阿尔希波夫访华。这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有人猜测由于安德罗波夫去世，契尔年科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时，苏方通过双方外交官接触的渠道向中方透露契尔年科在对华政策上没有改变，只是因为中越边界武装冲突升级，苏方担心得罪越南方面而暂时推迟。

在双方的推动下，阿尔希波夫终于在1984年12月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访问期间，姚依林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同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从宏观角度谈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

姚依林副总理和阿尔希波夫签署中苏双边贸易协定后握手。图源：《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此外，主要安排阿尔希波夫考察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特区。当时，北京到深圳还没有直达航班，于是取道广州去深圳。在广州，阿尔希波夫一行下榻白天鹅宾馆，入住总统套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港商在广州兴建的第一家现代化的宾馆。

白天鹅宾馆图源：网络

当时在苏联还没有这样现代化的宾馆，没有这样豪华的总统套间。当天晚上，阿尔希波夫半夜醒来，感觉有点凉，于是起身寻找毛毯。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房间里各种物品应有尽有，就是找不到毛毯。

因为是半夜，他不忍心叫醒值班的服务员。直到黎明时分，他才按响了服务铃。服务员进来后，打开壁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毛毯、被褥。阿尔希波夫恍然大悟，原来这四周的墙壁都有壁橱，里面有各种需要的物件。他加盖毛毯后小憩，很快到了起床时间。门铃响过后，服务员送来丰盛的早餐。

餐后，阿尔希波夫一行乘火车从广州去深圳。途中，陪同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向阿尔希波夫详细地讲解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讲特区“特”在什么地方。

阿尔希波夫很感兴趣，不时地提出问题。他问道：第一波来华投资办企业的都是哪些人？钱称，第一波主要是海外的华人，他们带动了一些外国企业家。

阿尔希波夫感叹道：“这就是你们的优势。我们苏联就没有这个条件。你们海外华人当年都是穷苦人到海外谋生，经过多年打拼，发家致富，积累了资本，所以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仇恨，而且还有好感，他们愿意回国投资，愿意为家乡作点贡献。苏联在国外的俄侨大多是十月革命的对象，他们逃离俄罗斯，有的也很有钱，但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和偏见，不会回国投资，有的还在国外给苏联制造麻烦，而他们的后代对俄罗斯更是淡漠，没有那么珍贵的爱国情操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羡慕你们，希望你们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

阿尔希波夫一行在深圳参观了华为公司、液晶厂、船运码头，以及其他一些合资或独资企业。他一边参观，一边思考，有时向陪同人员谈谈观感，有时像在推敲似地自言自语。

他认为，外国人不会一下子把新技术给中方，中方拿到一些新东西，加上自己研究琢磨，就会掌握新技术。

参观渔民新村时，他们到新村党支部书记家里做客。渔村都是一栋栋小楼，支书的家就在一栋小楼里。支书介绍了渔村的今昔：几年前，这里还是几十户人家的小渔村，如今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大城市。

深圳市市长介绍说，用一两个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建起十几层、二十几层的大楼，这就是“深圳速度”。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改革开放的初步成果。这令阿尔希波夫感到震惊，也感到欣慰，不由得啧啧赞叹。

阿尔希波夫一行还参观了港商投资兴建的度假村。在介绍情况时，多半是港商的夫人讲话，看得出来，这位夫人精明能干，他们的家业由夫人掌管。阿尔希波夫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跟这位夫人说：“请告诉我你有多少资本。”夫人笑而不答。阿尔希波夫又说：“你在我耳边说，不让他们听到，我给你保守秘密，我把这个秘密带回莫斯科。”夫人始终笑而不答，阿尔希波夫没有打探到她家的“秘密”。

在参观锦绣中华民族风情园时，阿尔希波夫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表示赞许。他说：“列宁讲过，民族问题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为解决民族问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迄今民族问题依然存在。发展不平衡、民族文化的保护、各民族的融合，这恐怕是永恒的课题。”

回到北京后，阿尔希波夫会见了老朋友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万里。老友相见格外亲切，他们久久相拥，倾诉衷肠。陈云还书写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相赠。这表达了双方希望两国关系峰回路转、拨云见日、重回睦邻友好轨道的热切期盼。

当晚，万里在前门烤鸭店宴请阿尔希波夫一行。古老的烤鸭店里摆上了全鸭席，十分丰盛。厨师们把自己的拿手菜都拿了出来：烩鸭四宝、炸胗肝、烩鸭雏、烩鸭舌、烩全鸭、糟鸭片、芫爆鸭肠等，当然少不了传统的烤鸭。

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关系早日正常化。阿尔希波夫品尝着茅台酒和这丰盛的菜馔，仿佛回到了50年代，重温当年的友谊。尽管岁月无情，昔日年轻倜傥的领导人都已白发苍苍，都已是古稀甚至耄耋之年，但共同战斗的岁月难以忘怀，昔日的友谊像酒一样越久越醇。他似乎感到朋友们的那颗滚烫的心，不由得感叹：世上自有真情在啊！

席间，烤鸭店的总经理不时出来问阿尔希波夫和万里“怎么样”，想听到贵宾和主人的反应。阿老不住地点头称赞。万里却用浓重的地方口音回答：“还不到夸你们的时候！”

陈云会见阿尔希波夫。图源：《中国和俄罗斯的故事》

晚上，我回到家里，儿子问我：“为什么几位老人抱在一起久久不放？”原来，他看了电视新闻播放的几位老朋友见面的情景。

阿尔希波夫生于1907年5月1日。十月革命后，他曾经负责苏联远东地区的经济建设，后来也是苏联经济建设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上世纪50年代，他作为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来华专家组负责人，在中国工作了8年。

据师哲回忆，1950年1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向斯大林提出希望苏联派出总顾问。斯大林说：“我们将给你们派出一位熟练的专家。”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了这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成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的阿尔希波夫。

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在中国工作期间，阿尔希波夫处处为中国着想，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同时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工作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援华的苏联专家说：“我们来中国不是游山玩水，不是夸夸其谈，而是为了工作，工作！”阿尔希波夫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无私奉献精神，博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

在中国工作期间，阿尔希波夫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姚依林等国务院领导联系密切，精诚合作，结下了兄弟般的友情。

在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日子里，阿尔希波夫会见周恩来、陈云。中方要求推迟撤退专家，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回国后，在阿尔希波夫的请求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他的报告。他还力图单独同赫鲁晓夫谈话，转达周恩来、陈云谈话的真情实意，希望赫鲁晓夫收回成命或者暂缓执行，以避免使事情发展到决裂的地步，结果未能如愿。

在后来中苏关系恶化期间，阿老没有讲过一句不利于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中国的事。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在我作为翻译和阿尔希波夫的接触中，他个人的修为和品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宅心仁厚，知识渊博，平易近人，为人随和，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一下子就能拉近同周围人们的距离。尤其是在面临危机的时刻，能挺身而出，不顾个人仕途安危而仗义执言，他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尤为中国人民牢记。这也使他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友谊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沧桑巨变后，非但没有被磨灭，反而历久弥新。

阿尔希波夫结束访问回到苏联后，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据称，他充分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不但使中国经济停滞不前，而且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势下，不能再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于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是中国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正确途径。当然，打开门户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对这些负面效应，中国领导人也有充分的估计，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尽可能减少或消除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

阿尔希波夫的访问使苏共内部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统一了认识。从此，苏联报刊和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基本上销声匿迹。此后，中苏关系逐渐热络起来。

1988年12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访苏。图源：南昌市小平小道陈列馆

1988年12月，钱其琛外长访苏。1989年2月，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华，为中苏高峰会晤做准备。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前，阿尔希波夫亲自主持起草了《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的文件，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对中国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发生冲突，导致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同盟国，给苏联带来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图源：《党史博采》

戈尔巴乔夫会晤邓小平时，邓小平提出会晤的目的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谈及过去，邓小平指出，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把中国放在从属的地位，实际问题是不平等。戈尔巴乔夫表示，在不远的过去，在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他同意邓小平说的“历史的旧账讲了，这些问题就一风吹了”。戈尔巴乔夫对过去中苏关系的反思，显然参考了阿尔希波夫提出的看法。

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以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团成员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多次访华。他也曾以私人身份来中国，请中国医生为他治疗三叉神经痛，每次都受到中国同志们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

为表彰阿尔希波夫50多年始终如一致力于维护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感谢他对中国建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在他80华诞之际，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