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亲是县里纺织厂的女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披星戴月地往返于家和厂子之间。

＂我是一个哑弧，大姐。＂电话那头，我哽咽着说。

那是1993年的四月初，一个落雨的清晨。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县城，家里三姐弟，我排行最末。

上小学那年，父亲因工伤去世，留下母亲一人拉扯我们长大。

母亲是县里纺织厂的女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披星戴月地往返于家和厂子之间。

冬天的黑龙江，零下三十多度是常事，母亲的手上常年长满冻疮，裂开的口子往往结了痂又裂开，她却从不叫一声苦。

夏天车间里闷热难当，汗水湿透了她的蓝色工装，背心上的汗渍像地图一样慢慢扩散、晾干，又扩散。

我记忆中的母亲，永远是忙碌的背影和温暖的笑容。

＂儿啊，多吃点，长身体呢。＂这是她最常说的一句话。

1985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为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临行前，母亲把她攒了很久的钱塞给我，那是一沓起了毛边的一元纸币，扎得紧紧的，散发着一股汗水和皂角的气味。

她语重心长地说：＂儿啊，出去了就好好学，别想家。＂

火车启动的那一刻，我从车窗探出头去，看到站台上母亲那瘦小的身影，不停地擦着眼泪。

大学四年，每逢假期我回家，母亲总会提前一天杀鸡宰鸭，做一桌丰盛的饭菜。

她最爱看我吃东西的样子，常说：＂儿子吃得好，做娘的心里就踏实。＂

1989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省城一家国企工作，成了有＂铁饭碗＂的人。

每次回家，邻居们都会竖起大拇指：＂看看，王家有出息了！＂母亲听了，总是笑得合不拢嘴。

1992年的早春，大姐突然打来单位电话，说母亲病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猛地想起上次回家时，母亲确实显得比往常消瘦。

那天母亲做了我爱吃的红烧排骨，我狼吞虎咽地扫荡着盘子里的菜，却没注意到她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自己却几乎没动筷子。

火车上，我想起这些细节，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列车员看我失魂落魄的样子，关切地问：＂小伙子，是不是家里有事？＂

我点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她给我倒了杯热水：＂别着急，快到站了。＂

县城汽车站只有一趟通往我们村的班车，已经开走了。

我顾不上多想，拦了辆拖拉机就直奔家里。

拖拉机的突突声老远就传来，母亲竟然摇摇晃晃地站在村口等我。

见到我，她欣慰地笑了：＂儿子回来了。＂

我这才发现，她已经瘦得不成样子，脸色蜡黄，双眼深陷。

那晚，大姐悄悄告诉我，母亲已经确诊是肝硬化晚期，大夫说最多撑三个月。

＂怎么会突然这么严重？＂我不敢相信。

大姐叹了口气：＂娘哪是突然病的？去年我就发现她不对劲，硬拉她去医院，早看出来了，可她死活不肯让我们告诉你，怕影响你工作。＂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瘫坐在地上，泪如雨下。

接下来的日子，我请了长假留在家里照顾母亲。

她有气无力地劝我：＂儿啊，你回去上班吧，别耽误工作，我没事。＂

我假装没听见，每天精心照料她，端屎端尿，喂药喂水。

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眼看着变成了一张皮包骨。

邻居王大娘时常过来帮忙。

有一次，母亲睡着后，王大娘悄悄对我说：＂你妈这人啊，太能忍了。＂

我递给王大娘一杯水，问：＂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王大娘接过水杯，叹了口气：＂你妈去年就开始吐血了，我亲眼看见的。＂

＂那她怎么不早说？＂我心如刀绞。

＂说了啊，可你大姐二姐都忙，你又在城里有工作。你妈不想麻烦你们，就一直撑着，直到实在撑不住了。＂

我握紧拳头，指甲深深地掐进肉里，却感觉不到疼。

母亲走的那天是个阴天，窗外飘着蒙蒙细雨。

她握着我的手，艰难地说：＂儿啊，你别担心我，好好在城里站稳脚跟。＂

＂娘没什么要求，就希望你过得好。＂

说完这句话，她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葬礼上，我看着母亲安详的面容，泪水决堤。

她生前最后一句话，至今回响在我耳边。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这世上少了一个无条件爱我的人。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母亲去世一周年。

在省城的单位宿舍里，我翻看着日历，计划着清明节回家祭拜母亲。

电话铃突然响起，是大姐打来的。

＂喂，小海啊，＂大姐的声音有些不自然，＂今年清明，你就别回来了。＂

＂为什么？＂我一头雾水。

＂这不是单位正忙着嘛，你是新提拔的小干部，多表现表现多重要啊。＂大姐的语气太过刻意。

＂大姐，别瞒我了，到底怎么了？＂我心里隐隐不安。

＂没，没怎么，就是...就是我和你二姐都会回去，你不用特意请假了。＂

挂了电话，我翻出日历一看，清明节正好赶上周末，按理说应该更方便回家才对。

大姐反常的态度让我更加确信家里出了事。

思来想去，我还是请了假，买了张回家的火车票。

那是一趟绿皮车，要坐十几个小时，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回家探亲的，有外出做生意的，还有一群扛着铺盖卷的民工。

大家说着各自的方言，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烟味、橘子皮和咸菜味道的气息，这是当时特有的火车味道。

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大竹篮，里面装着大概是给儿女带的吃食。

她见我一个人，就热情地递给我一个水煮蛋：＂小伙子，吃个鸡蛋补补。＂

我道了谢，剥开蛋壳，不知道为什么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火车沿途经过的每一个小站，都会有卖盒饭和地方小吃的农民。

＂卤猪蹄嘞——五毛钱一个，又香又糯！＂

＂冰镇汽水，两毛钱一瓶！解渴又解暑！＂

这些此起彼伏的吆喝声，让我想起小时候跟母亲赶集的场景。

到站那天，春雨绵绵。

我拎着给姐姐们买的礼物和几盒城里特产的点心，没有提前通知家人，想给她们一个惊喜。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在熟悉的小巷，两旁的杨柳已经抽出了嫩绿的新芽。

村口的大喇叭正播放着＂天气预报＂，几个老人蹲在大槐树下，一边听广播一边摇着蒲扇聊天。

儿时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时母亲总会牵着我的手，带我穿过这条小巷去赶集。

＂小海回来啦！＂村口的李大爷认出了我，惊讶地喊道。

我笑着点点头：＂是啊，李大爷，您身体还好吧？＂

李大爷支支吾吾地应了一声，欲言又止的样子。

村子里弥漫着一股湿润的泥土气息，空气中混合着榆钱和菜花的香味。

走到自家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熟悉的木门。

屋里静悄悄的，仿佛无人居住。

我喊了几声，没人应答。

母亲那双一年四季不离脚的黑布鞋还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仿佛她只是出去串门，随时会回来。

桌上的搪瓷缸里插着几朵已经蔫了的菊花，沙发上落了一层薄灰。

我的心一沉。

正当我四处张望时，院子里传来脚步声。

＂小海？你怎么回来了？＂是邻居王大娘。

看见我，她明显吃了一惊。

＂王大娘，我姐姐们呢？＂我问道。

王大娘支支吾吾，显得很为难：＂这个...她们大清早就出门了，说是...说是去赶集。＂

我看了看天色，怎么可能这么晚还没回来？

＂王大娘，您就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姐不让我回来？＂

王大娘叹了口气：＂唉，这事...你还是问你姐姐吧。＂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我给大姐打电话，好几次才接通。

听到我说已经到家，电话那头明显愣了一下，随后是长时间的沉默。

＂大姐，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让我回来？＂我直截了当地问。

电话那头传来大姐压抑的抽泣声：＂小海，对不起...我们是怕你担心...＂

＂到底怎么了？＂我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经过反复追问，我终于知道了真相：母亲的坟被人挖了。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我站在原地动弹不得。

在我们这里，刚过世一年内被扰坟，是大忌，是对死者最大的不敬。

难怪大姐不让我回来，她是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

我挂了电话，瘫坐在院子里母亲生前最爱的那把竹椅上。

记忆中母亲总是坐在这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评剧，一边纳着鞋底。

每当我回家，她总会从箱底拿出珍藏的水果糖，笑眯眯地看着我吃。

现在，这把椅子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

院子里那棵母亲种的石榴树开了花，火红的花朵在雨中摇曳，像是在为我的心情哭泣。

厨房里，母亲的铁锅和菜刀还在老地方，灶台上覆了一层灰。

记得母亲在世的最后几天，还挣扎着下床，非要给我做一顿饭。

＂娘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看着你们吃饭。＂她说这话的时候，眼里满是慈爱。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去了墓地。

村后的山坡上，静静地矗立着几十座坟墓，每一座都代表着一个家庭的思念。

远远看去，母亲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周围的泥土被翻动过，显得十分凌乱。

原本整齐的坟头被挖开了一个大洞，四周散落着一些瓦片和木头。

我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冰冷的墓碑，泪水不住地流。

＂妈，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您...＂我哽咽着说。

墓碑上刻着母亲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下面是一行小字：＂慈母王淑兰之墓，儿女永远怀念＂。

看着这行字，我想起了当初为母亲选墓碑时的情景。

大姐坚持要刻＂慈母＂二字，她说：＂咱娘这一辈子，没享过福，就是为了咱们拼命干活，＇慈母＇二字是她应得的。＂

回家的路上，我碰到了村里的李叔。

他见到我，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忍不住告诉我：＂小海啊，你妈的事，全村人都很气愤。＂

＂前段时间有个外地来的人，说自己会看风水，说这块地方风水不好，结果有几家信了，就...就把坟挖了。＂

＂你母亲的坟就是那时候被破坏的。＂

＂知道是谁干的吗？＂我急切地问。

李叔摇摇头：＂那几家早就跑了，听说去南方了。＂

＂村里人都传是赵家干的，他家老二前几年总做生意赔钱，找了那个＇先生＇看风水，说你娘的坟压了他家的风水。＂

＂你大姐、二姐已经报了案，但也没什么结果。＂

我心如刀绞。

母亲生前吃了那么多苦，死后却连安宁都不能得到。

我慢慢走回家，路过赵家门口，看到院子里杂草丛生，门窗紧闭，显然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墙上还贴着去年的春联，已经被风雨剥蚀得看不清字迹。

那晚，我一夜未眠，眼前全是母亲慈祥的笑脸。

我想起母亲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人这一辈子啊，难得糊涂，看得开就好过。＂

次日清晨，大姐和二姐匆匆赶回来，一进门就抱住我，泪如雨下。

二姐抽泣着说：＂小海，对不起，我们本想等处理好了再告诉你。＂

大姐拍着我的肩膀：＂你工作不容易，我们不想你为这事担心。＂

我点点头，擦干眼泪：＂事已至此，我们重新给妈选个风水宝地吧。＂

大姐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才是我弟弟，妈活着的时候最怕你想不开。＂

我们决定第二天重新为母亲安葬。

当晚，我们三姐弟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回忆着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日子。

记忆如同打开的闸门，往事一幕幕浮现。

那年我高考失利，沮丧地回到家。

母亲没有责备我，只是默默地端来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面，说：＂没关系，明年再来。＂

＂妈相信你。＂

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给了我莫大的力量。

再次复习的那一年，母亲每天早起为我做早饭，晚上等我复习完回家。

我家院子里有口老水井，母亲经常大半夜起来，打一桶水放在灶上热着，就为了让我第二天早上能用热水洗脸。

寒冬腊月，她总会在我的被窝里放上热水袋，袋子上还套着她亲手做的绒布套，防止烫伤我。

夏天酷暑，她用芭蕉扇给我扇风驱蚊，有时候扇着扇着，自己却睡着了，扇子掉在地上的声音才会惊醒她。

就这样，我顺利考上了大学。

大姐说：＂记得妈送你上大学那天吗？她回来后，在炕上哭了一整晚。＂

二姐接过话：＂她说高兴，高兴儿子有出息了，可又舍不得，怕你在外面受委屈。＂

＂那时候，每逢刮风下雨，她就睡不着觉，总担心你在学校里吃不饱穿不暖。＂

回忆中，我们都不禁泪流满面。

大姐擦了擦眼泪，说：＂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忙着各自的生活，没能好好陪她。＂

＂现在想想，真是太对不起她了。＂

＂咱都别自责了，＂二姐说，＂妈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好好的。＂

＂对，＂我点点头，＂人死不能复生，但我们可以让她安息。＂

第二天，我们去了县城最好的石匠铺，重新订制了一块墓碑。

我特意选了上好的青石，让石匠在上面刻上＂慈母王淑兰之墓＂几个大字，又在下面加了一行小字：＂母爱如水，绵长无尽＂。

石匠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听说我们的情况后，主动降了价：＂这活我一定给你们做好，让你们娘安心。＂

在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指点下，我们在村东的山坡上选了块风水宝地。

那里背靠小山，面朝村庄，阳光充足，视野开阔，空气清新。

老人说：＂这地方好啊，阳光足，土质松，是个安息的好地方。＂

安葬那天，我们请来了村里有经验的老人来主持仪式。

在他们的指导下，我们三姐弟先行跪拜，然后小心翼翼地将母亲的骨灰盒安放在新挖好的墓穴中。

下葬时，我偷偷塞了一块母亲生前最爱吃的奶糖在棺木旁。

小时候每逢过年，母亲总会给我们每人一块奶糖，自己却从不舍得吃。

现在，我想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尝到甜头。

安葬完毕，天空突然飘起了蒙蒙细雨。

大家纷纷说这是吉兆，是母亲在天有灵，显示她对新家的满意。

我抬头望着天空，仿佛看到母亲正微笑着看我们。

下山时，一只灰色的小猫从草丛中蹿出，绕着我的脚边转圈。

二姐惊讶地说：＂这猫和咱家门口那只一模一样！＂

我蹲下身，轻轻抚摸着小猫的头：＂是啊，说不定就是那只呢。＂

记得母亲生前很喜欢那只总在我们家门口蹭吃蹭喝的流浪猫，常常留些饭菜给它。

小猫一路跟着我们回家，仿佛是母亲派来的使者。

回家的路上，我们经过村口的小卖部，那是小时候我们常去买零食的地方。

大姐突然停下脚步，买了三根冰棍。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每次母亲有零钱，总会带我们来这里买冰棍吃。

三姐弟并排坐在村口的石凳上，咬着冰棍，像回到了童年。

大姐说：＂记得吗，妈每次只买两根冰棍，然后分给我们三个人。＂

＂她总说她不爱吃甜的。＂

二姐接话：＂其实是因为钱不够，她舍不得。＂

＂每次看我们吃得香，她比我们还高兴。＂

我点点头，喉咙发紧：＂妈就是这样，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

小卖部的老板娘认出了我们，感慨道：＂你们娘走了，我到现在还不习惯呢。＂

＂以前每到傍晚，她总要来我这买点盐啊油的，一边买一边念叨着你们。＂

＂小海考上大学那年，她高兴得给全村的孩子都买了冰棍，花了她半个月的工资呢！＂

听着这些往事，我的心里既温暖又酸楚。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三个大人身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我们谁也没说话，各自沉浸在对母亲的思念中。

回到家里，院子里母亲种的月季开得正艳，那是她生前最爱的花。

我想起母亲常说：＂花开得好，预示着好日子。＂

那天晚上，我们三人决定把父母的老房子好好收拾一下。

这座建于七十年代的砖瓦房承载了太多回忆。

屋檐下的燕子窝还在，几只小燕子探出脑袋，叽叽喳喳地叫着。

整理母亲的房间时，我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旧布包。

那是用蓝白条纹的粗布缝制的，针脚细密整齐，一看就是母亲的手艺。

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叠我和姐姐们的照片，还有我们寄给她的所有信件，每一封都保存得完好无损。

最上面是我大学毕业时寄回来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但被包得很严实。

翻看着这些照片和信件，我们三人泣不成声。

母亲走了，却把我们的点点滴滴都带进了她的世界。

在布包最底层，我们发现了母亲的日记本。

那是一个带锁的小本子，皮面已经磨损，但锁扣还是完好的。

钥匙就夹在本子中间，似乎是母亲特意留下的。

我们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记录着母亲的心声。

大多是家长里短的琐事：谁家的母猪下了崽，隔壁老李头的儿子结婚了，生产队分了多少工分…

字迹歪歪扭扭，错别字不少，却透着真挚的感情。

最后一篇日记写于她去世前一周：

＂今天小海来电话了，说工作很顺利，还加了工资。＂

＂听到他过得好，我这心里就踏实。＂

＂人这辈子，不就盼着儿女好吗？＂

＂我这病怕是拖不久了，但我不想让孩子们担心。＂

＂尤其是小海，那孩子心软，我走的时候，希望他别太伤心...＂

读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如雨下。

母亲到最后一刻，想的还是我们。

她默默承受着病痛，不愿拖累儿女，这份爱太沉重了。

大姐抱着我，轻声说：＂小海，妈最疼你。＂

＂她生病那段时间，天天念叨你，就是不让我们告诉你，怕影响你工作。＂

我哽咽着说：＂我是个不孝子...妈生病我都不知道...＂

二姐擦着泪说：＂别这么说，妈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们过得好。＂

＂现在我们要好好活着，这才是对妈最大的孝顺。＂

晚上，村里的王大娘拿来了一盆她亲手腌制的咸菜。

那是母亲生前最爱吃的酸辣白菜，切得细细的，放了花椒和辣椒，酸辣可口，下饭一绝。

王大娘说：＂你妈活着的时候，我们常一起腌菜、包饺子。＂

＂她走了，我常想她。＂

＂这盆咸菜，是按她的方子做的，你们尝尝。＂

晚饭时，咸菜的味道勾起了更多回忆。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从小时候的顽皮事到长大后的各自生活。

大姐说起母亲最后的日子，总是念叨着想吃家乡的酸菜。

＂那时候她已经吃不下饭了，我做了酸菜给她，她只吃了一小口，就说够了。＂

＂其实她是怕我们担心，才强打精神的。＂

这顿饭吃得既温馨又伤感，仿佛母亲就坐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刻。

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仰望星空。

月光如水，照在老屋的屋檐上，照在母亲曾经辛勤劳作的小菜园里。

大姐打破沉默：＂小海，我和你二姐商量了，以后每年清明、七月半和春节，我们三个一定要聚在一起，好好祭拜爸妈。＂

我点点头：＂嗯，这是我们该做的。＂

二姐说：＂咱们在院子里种些花草，妈生前最爱花了。＂

我想了想，说：＂我记得妈常说想养只猫，但怕添麻烦就没养。＂

＂我明年休假长点，回来住一个月，顺便养只猫吧。＂

第二天，村里的几个老人闻讯赶来，帮我们清理院子。

李大爷带来了几棵月季苗，说是从他家移过来的，花开得特别艳。

张婶子送来了一篮新鲜的鸡蛋，说是给我们补补身子。

王大娘又带来了几罐自制的咸菜和泡菜，叮嘱我们带回城里慢慢吃。

临走前一天，我们决定把老房子保留下来，每年回来住几天。

大姐说：＂这房子是爸妈的心血，住在这里，就像他们还在我们身边。＂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去了母亲的新坟。

墓碑已经立好，上面刻着＂慈母王淑兰之墓＂几个大字。

我们摆上鲜花和水果，点上香烛，跪在墓前磕了三个响头。

我轻抚墓碑，低声说：＂妈，您放心吧，我们会好好的。＂

＂您的样子，您的话，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清晨的阳光洒在墓碑上，照得那刻字熠熠生辉。

一阵微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是母亲在回应我们。

回程的火车上，我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中百感交集。

车厢里一个小女孩正在哭闹，她妈妈耐心地哄着，从包里掏出一块奶糖给她。

小女孩立刻破涕为笑，剥开糖纸，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看着这一幕，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

记忆中，无论多困难，母亲总会想办法给我们变出一些小惊喜。

或许是一块糖，或许是一本小人书，又或许只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那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想来，都是无价之宝。

到了省城，同事问我请假回家做什么了。

我笑了笑，说：＂回家看望我妈。＂

他愣了一下：＂你妈不是去年...＂

我点点头：＂是啊，但她一直在那里，在我心里。＂

当晚，我梦见了母亲。

梦里她坐在老家的藤椅上，笑眯眯地看着我，就像小时候我放学回家时那样。

她说：＂儿啊，这次回来看我，你真是个好孩子。＂

＂以后啊，你们仨别再为我操心了，我在这边挺好的。＂

＂你爸也在这儿呢，我们天天有说有笑的，比活着的时候还开心。＂

梦很短，醒来时枕巾已湿，但心里却异常平静。

我打开窗户，深深地呼吸着清晨的空气。

一只小鸟停在窗台上，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又飞走了。

我笑了，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妈，您看见了吗？我很好。＂

我知道，母亲的爱会像星星一样，永远照亮我前行的路。

而我能做的，就是带着这份爱，好好生活下去，让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能为我骄傲。

这，大概就是我们能给予彼此最好的礼物吧。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