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天醒来，只见家中一片凌乱，外婆不知所措地在那哭，妈妈不见了，刚满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见了，只剩下还在熟睡的大妹王巧云、二妹王巧玲。经外婆解释才知道，昨天深夜来了一批宪兵，抄遍全家后，把妈妈带走了。为了喂乳，妈妈把小妹一起抱走了。爸爸也在宪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

1953年元宵节，台中万家灯火通明，鞭炮声此起彼伏。王晓波全家老少在等待父亲王建文从台北回来过团圆节，可久等不归，小孩子熬不住，只好先睡了。

“第二天醒来，只见家中一片凌乱，外婆不知所措地在那哭，妈妈不见了，刚满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见了，只剩下还在熟睡的大妹王巧云、二妹王巧玲。经外婆解释才知道，昨天深夜来了一批宪兵，抄遍全家后，把妈妈带走了。为了喂乳，妈妈把小妹一起抱走了。爸爸也在宪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没有回家过元宵节。”

已故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晓波曾回忆。

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母亲章丽曼，在这一天双双被捕。

章丽曼1924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一个地主家庭。章家与国民党渊源极深，章丽曼祖父章子昆，与蒋介石“文胆”陈布雷交好；父亲章壮修，北伐军尚未进入南昌时就在城内做内应，是国民党党员，北伐后曾担任国民党南昌市土地局局长：三叔章益修，曾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代理主委，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新闻处少将处长，赴台后任“国大代表”。

王晓波的父亲王建文，则是号称蒋介石“铁卫军”的宪兵营长。可就是这样一个出身于与国民党渊源极深家庭的章家小姐，却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坚决反对蒋介石集团在抗战胜利后发动内战。

据和章丽曼关系密切的章仲禹说，章丽曼幼年就读于南昌市环湖路小学。日寇入侵后，章丽曼和同学们迁到福建，住进设在福建永安的流亡学生收容总站，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从九江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章丽曼与国民党军官王建文结婚，尔后随丈夫调防到重庆，先后在临江门小学和朝天门邮局工作。抗战胜利后，章丽曼到了上海，先后在上海北站邮局、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1948年，王建文被派往台湾花莲训练新兵，章丽曼亲自把儿子王晓波、两个女儿和母亲陆佩兰送到台湾，而她自己由于在上海的工资收入较高，为了养家糊口舍不得丢掉这份工作，又从台湾回到了上海。

由于战乱，1949年春，章丽曼失去了工作。5月，上海解放。8月，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招生，章丽曼闻讯后积极报考。

1953年5月11日，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判决书写道：

“迄同年8月，上海新闻专校改为上海华东新闻学院，开始招生，章以原职辞退，且素爱文艺，思想左倾，乃考进就读。迨年底结业，匪认章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模棱，被派为预备队工作，心殊怏怏。”

判决书还称，1950年2月，华东新闻学院教务主任黄忠，“侦知其(章丽曼)思家心切与家庭环境，遂乘其弱点，利用其来台为中共工作。当时章以丈夫个性固执且自性（认）不适此项工作而与婉辞。惟中共干部黄忠多方诱惑鼓励，勉予应承。”

对于章丽曼从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结业后的工作去向，她的姐姐章丽丝后来在一份材料中说，章丽曼“解放后仍在上海工作，她在上海写信告诉过我，说她到华东新闻学院学习，后在新华社做记者，派至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工作”。章丽丝在写这份申述材料时，并不知道章丽曼早已在台湾牺牲，也不清楚章丽曼的真实身份。

1953年5月11日，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判决书中对于章丽曼曾经当过“新华社记者”，并“派至台湾工作委员会工作”，这样重要的经历也没有掌握，这显然是章丽曼被捕后故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的前身并非上海新闻专校，而是人民解放军华东新闻干部学校，是一所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新闻人才的学校，后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机构。倘若章丽曼身份真如她姐姐所说，再结合章丽曼被捕后的表现，那她之所以赴台，恐怕就不单单是“思想左倾”和“思家心切”那么简单。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判决书写道：

章丽曼“应承”此事后，“由中共干部黄忠介谒上海匪干于任，转由于任询其丈夫性格如何？并嘱函约其夫来港，以便当面说服。遂给章由上海至广州路条及函介于广州爱群酒家中共干部张玉辉（张玉惠，化名熊玉辉）。抵穗与张见面，而张仍如于相同垂询其夫个性，并嘱其抵港时电嘱其夫来港，即便当面说服，一面大施其利诱之伎俩。订明通信暗号：如以‘我们都好，都平安’，即是丈夫不肯，没有情报：‘三个孩子闹病’，即是情报寄出；又如寄情报用一本书，在其最前的几页或最后的几页用铅笔轻点所要的字为情报传递之方法。并嘱探其夫办何案、跟踪何人？及劝其夫于打台湾时叛变。章由穗返港，静候五天，仍未见其夫来港。嗣接张来信约在九龙弥敦道一旅邸见面。章趋见时以实相告，张遂给与广州方通信地址，章即于同年3月17日抵台。”

1950年3月中下旬，人民解放军正在厉兵秣马，紧锣密鼓准备解放台湾。在台湾岛内，正是国民党残酷绞杀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危急时刻。其时，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地下党员或被杀，或入狱，或逃亡，风声鹤唳，白色恐怖弥漫全岛。而正在此时，章丽曼来到了台湾。

1950年3月17日，章丽曼到达台湾，全家在乱世中再次团聚，一家老少喜气洋洋。此时，王建文已从花莲迁往台中。3月20日，他们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以资纪念。然而，章丽曼身负的重任却没有完成。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判决书写道：章丽曼抵台后，“未几，果向其夫王建文煽惑，为中共联络，表现工作，否则最低限度在台打仗时不要对中共牺牲太大”。

其实，早在章丽曼赴台之初，国民党特务就已盯上了她。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判决书写道：“本部以章丽曼来自大陆自始即予严密监视，获悉其不无嫌疑之处，遂将乃夫王建文迁调附员，用以防患于未然。”

王建文从营长改调附员，被削去了带兵权。经过长达近三年的秘密监控，1953年2月28日元宵节，国民党特务在这一天对王建文、章丽曼夫妇下了毒手。

王晓波回忆说：

“妈妈被捕后，起先被关押在台中宪兵营部，那是前不久我父亲在那当营长的地方。也许是由于父亲出身宪兵、官阶中校的缘故，妈妈关押在台中时，还准许外婆带我去会面。妈妈在解送台北之前，告诉外婆，只当她车祸死掉，要外婆带大我们。当时小妹在吃奶，我还记得妈妈对外婆说：‘如果带不了那么多，就把她（小妹）送掉吧。’妈妈说着就哭了出来，并摸着我的头说：‘要好好听外婆的话，帮外婆带好妹妹。’当时我似懂非懂地含着泪点了头。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见到妈妈，再见到妈妈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坛骨灰了。”

王建文、章丽曼夫妇被捕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关押与审讯，直到1953年5月11日，才由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合议庭作出宣判：“章丽曼煽惑军人逃叛，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之。王建文明知为匪谍而不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

8月18日，章丽曼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年仅29岁。

1991年6月3日，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王晓波悼念母亲章丽曼的文章：

我们从来没见到过母亲的判决书，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遇害的。直到我台湾大学研究所毕业后，那年料理母亲后事的表兄来家过年，拉着我到户外去，跟我说，“你已经学成毕业了，应该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他才把将近20年前在宪兵部队里四处打听母亲遇难的经过告诉了我。妈妈被捕后，曾两次自杀，一次是吞金项链，一次是吞下一盒大头针，但都没有成功。我们已无法知道，妈妈是处在何种境遇，而必须以自杀来保卫自己。

临刑前，要她喝高粱酒，她拒绝了，她说，她生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做一个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绝了，她说，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她是无罪的。最后，她是坐着受刑的，临刑前还是一直高呼口号，口号声是被枪声打断的。

章丽曼，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四个可爱孩子的母亲，就这样悲壮地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自此家破人亡，过着凄惨的生活。

母亲英勇就义时王晓波只有九岁多，大妹王巧玲才七岁，二妹王巧云才六岁，小妹王学昭还未满周岁。那时，外婆望着他们兄妹，想到女儿的牺牲和往后的日子，就悲从中来，哭泣不止。

一个外省老太婆，不要说闽南话不会讲，就连国语（普通话）也不会讲，带着四个尚未成年的外孙和外孙女，在人地两生的台湾怎么生活？王晓波全家顿时陷入了绝境。后来经人介绍，王晓波和大妹王巧玲到台中育幼院申请挂了个“院外学童”的名义，每人每月可以领到20元救济金。在20世纪50年代物价飞涨的台湾，这点救济金犹如杯水车薪，难以养活一家五口。

于是，外婆就叫兄妹几人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一些菜叶子回来，好一点的晒成干盐叶，差的就喂几只鸡鸭。王晓波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吃过外婆养的鸡鸭，那是逢年过节卖来换取一点现钱的。”

母亲章丽曼牺牲后，王晓波就背负着“匪谍儿子”的罪名，常常因此和同学打架，虽然每次都是瘦小的王晓波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但是，老师追究起来，被处罚的都是他。王晓波因为是育幼院的学童，在学校的一切费用都可免缴。小学五年级时，王晓波选择了投考班。但由于幼稚的虚荣心，王晓波从来不敢跟同学说自己是免费生。

一天中午，老师要大家回家去拿补习费，王晓波怕一个人留在教室而曝光，就陪着同学回家去拿补习费。

不想回到教室迟到了，那位同学交上20元补习费后就回到座位，老师则要王晓波伸出手来，用竹扫把的竹枝抽他，一面抽一面说：“你这个匪谍的儿子从来不交补习费，还跟别人回去拿补习费！”

王晓波说：

“当时我感到像是在大庭广众前被剥光了衣服般地被羞辱，我咬紧了牙根，忍住了眼泪，不知被抽了多少下，老师才要我回座位，我实在忍不住向他说：‘老师，您好狠，我记得！’结果又换来一顿毒打，抽得两手鲜血淋漓，但我一直没吭一声，也没掉一滴眼泪。”

有一次，王晓波大妹王巧玲发高烧神志不清，外婆带着他把大妹抱到台中医院求救，医生说要住院，但他们交不起300元的保证金。外婆拉着王晓波向医生跪下叩头，请医生救大妹一命。

为了救大妹的命，王晓波拼命在水泥地上叩头。可是这位医生却毫无恻隐之心，猛然起身出去，把门关上了。外婆和王晓波只好把高烧中的大妹又抱了回去。后来，幸亏好心的里长帮他们出具证明，办了贫户就诊，才挽回了大妹的性命。

王晓波念中学时离家较远，同学有时问起他的母亲，他都谎称是“病死的”，但“匪谍儿子”的阴影还是摆脱不了。有一次，他不服老师的“管教”，跟老师抗辩，老师理屈词穷，辩不过王晓波，就在同学面前脱口而出：“你是匪谍的儿子，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1973年“台湾大学哲学系事件”发生后，王晓波被关在国民党“警总”地下室，侦讯员劈头就恐吓：“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王晓波从小心中就埋藏着一个理想，希望自己能像白蛇娘娘的儿子一样，长大以后中状元，替囚禁在雷峰塔下的母亲平冤。“有妈的孩子是无法体会没妈孩子心头的滋味的！”王晓波说。

几十年里，王家都是所谓“列管户”，户口簿上的“记事”栏中写着：章丽曼“因叛乱案经宪兵司令部判处死刑，于四十二年（1953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死亡”。

王晓波兄妹们，常常在半夜睡梦中被查户口的警察用手电筒照醒。后来，王晓波到台北教书，户口也转到台北，但警察还是半个月查一次户口，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戒严”解除后才终止。

章丽曼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给儿子留下了为国家为民族奋斗的精神遗产。

王晓波总结自己充满苦难、与命运抗争的人生，深有感触地说：“也许是由于幼年生活的经验，我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民众充满了‘我群感’和温馨的同情，并曾矢言：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

“经过‘自觉运动’‘保钓运动’，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让我理解到，我们家庭的悲剧仅是整个中华民族悲剧的一部分”；“我们不怨天尤人，我们只恨中国为什么不强大，自己为什么不争气。我们只应抹干眼泪，为中国的明天而奋斗，希望我们的悲剧不要在我们的子孙身上再重演”。

王晓波从学生时代开始，就继承母亲的遗志，坚定实践自己的誓言，不解追求社会进步和公平正义，积极投身爱国统一事业，从“保钓运动”、推动老兵返乡到批判“台独”课纲无役不与，始终冲在坚决反对“台独”、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坚定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伟大斗争的最前列。

他参加编辑《夏潮》《海峡评论》杂志，大力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号召台湾同胞共同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王晓波是台湾岛内统派德高望重的旗手，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是台胞爱国阵营的杰出领袖和理论家、社会活动家。2020年7月30日，王晓波不幸病逝，享年77岁。

2001年8月18日，在章丽曼英勇就义的台北马场町，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会隆重举行，海峡两岸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如漫天雪片飞至台北。

2011年1月10日，章丽曼亲属收到《革命烈士证明书》，章丽曼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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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