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前上海，要是有人离开本土而出国去的话，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上海人有句俗语，说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又说"出门一里，不如屋里"，所谓屋里，即指家里而言。认为离乡别井，毕竟没有在家里来得舒服。

初次出国 一路顺风

从前上海，要是有人离开本土而出国去的话，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上海人有句俗语，说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又说"出门一里，不如屋里"，所谓屋里，即指家里而言。认为离乡别井，毕竟没有在家里来得舒服。

尤其是上海城里的人，更是保守，要是不为生活所驱使，很多人一年之内，连租界都很少去，这种自满苟安的习气，比起沿海一带，如浙江定海、广东四邑和福建福州等地的人，自小就有向外发展的愿望，上海人是远远比不上的。

我上次远游广州、香港，一般亲友已经认为我有勇气，竟作千里迢迢的远游。这次我要去日本，亲友们竟人人感到骇然，老年人且认为我家有老母，怎能出门，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是指我不应该这样的。

那时节，一小部分人到美国去，叫做"镀金"，到日本去叫做"镀银"。虽然我到日本不是读书，但是能够到日本走一次，在一般人看来，也有一些镀银的光辉，羡慕得很，因此消息传出之后，亲友们纷纷设宴饯行，有几位城内的老乡绅，还特地封了红封袋，里面放入二块钱，外面写着"程仪"两字送给我，其实那时我办理出国手续还茫无头绪，因为那时要领到一张护照，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没有人事，没有"路道"，是拿不到的。

幸亏我有一位叔岳父王尔陶，他是留学生的老前辈，我去请教他，他说："凡在民国六年（1917）之前，世界各国来来往往都不用护照的。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只有少数外交官员，需要驻在国的保护，才有一张一尺见方的护照纸，平民反而是用不到的。民国六年之后，情形就转变了，任何一个国家，凡是入境的人都需要一张'派司"，所谓'派司'，即是指护照而言。上海人要领这种派司，就要到南京外交部去申请领取，你既非商人，又非学生，等一年半载是意料中事！"因为那时还没有旅游的名目，无缘无故到外国去游玩，不但中国没有，连日本也是稀见的。所谓旅游事业，在那时听都没有听过。

我一听到要向南京外交部去领护照，头都痛起来，在没有办法之中，就去请教姚公鹤老师，姚老师说："我家有一位常来吃烟小叙的朋友，姓焦名易堂，他是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焦易堂后来做到最高法院院长，兼任中央国医馆馆长），不如请他写一封八行书，介绍你到南京外交部去走一次，要便利得多。焦氏每周末一定到上海来一次，来则必然会到我家来。"于是我就很耐心地等着。

果然，几天之后，在姚老师家中给我碰到了焦易堂先生，经姚师介绍后，焦氏马上掏出三张卡片来，各写上几句话，并且说外交部在上海有一个驻沪办事处，他有几个陕西同乡在里面当秘书，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公文的传递，恐怕时间很久。

我拿到焦氏的三张卡片，先到外交部驻沪办事处去见一位秘书，他见到焦易堂的名片，就取出三份表格叫我填写，表格中有一项是去日本的原因，我迟疑很久，秘书便对我说："你想快，不妨写留学两字。"我就依了他的话，将表格填就，并且附照片六张，付工本费银元四块。

意料不到，七天之后，已有通知书来了，我很高兴地带了两瓶白兰地酒，预备送给那位秘书，作为谢仪。护照拿到了手，我开心得很，正想把洋酒双手奉上，不料那位秘书，未脱书生本色，对我的礼物坚拒不受，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领到了护照，就到虹口内山书店，访问那位名满上海的日本人内山完造，谈了好久，他说："你去日本，一定要坐日清公司的上海丸，而且要买二等票。"我说："王一亭先生在船上有一间买办房，可以让给我住。"内山说："这断断使不得，因为海关查关很精明，凭一张二等票占很多便宜，没有船票是会把你当做偷渡的。"内山很热忱，他替我排定了一个旅程，先到长崎，即转神户，再到名古屋、东京及横滨四个地方，而且还写了五张卡片给我说："你人地生疏，遇到必要时，可以找这几个人，他们都是书商，对你会照顾的。"

接着我就到日清公司去买票，双程来回票的叫做"卜夫可"，二等价格是大洋六十二元，我只买了一张票，因这次去日本，内子并未同行。头等票多数是官员坐的，三等单程叫做"卡萨卡脱"，每票二十四元，双程票是四十元。（中国银元，等于日币一元六角。）船公司中日本人倒客气得很，反而同胞的从业员对中国旅客十分歧视，我真不懂为什么中国人对自己人有这种不礼貌的态度呢？在轮到我买二等票时，中国籍职员眼珠转一转，态度稍稍和婉一些，我就觉得这些人奴性很深，积习难改。

上船之日，亲友们纷纷要来送行。实际上，我知道他们是想乘机拖了大男小女来看看向所未见的"火轮船"。所谓火轮船，是那时上海人对外洋轮的统称，我见一家家都要求来送行，恐怕到时人数太多会闹出笑话来，所以我一再辞谢，他们都说："这是我们的盛意，即使我们不上船，也尽了我们的情谊。"

那时节，日清公司的"上海丸"，船小得很，只有四千吨重。是停泊在东熙华德路（今长治路）"汇山码头"，上船时，我的母亲，嗣父与我的太太，同乘汽车到了那边，码头上已有亲友大大小小四十余人，他们见到我到码头，高兴得很，不由分说，浩浩荡荡地跟着我一齐上船，幸亏从前外洋船对送船的人数没有限制，不像现在是要凭送行券才可登轮的。

我也不知道"上海丸"的吨位多少，但是一登船上，觉得地方很宽大，有一个大客厅，里面铺上了青呢地毡，我就把亲友们安排在这个客厅中，自己去找舱位，原来二等舱是二人一间的，当时中国人坐二等舱的比较少，他们特地拣了一个中国人来与我同室，他是一个山东籍的府绸商人，我略略招呼一下，即想回到客厅，忽然有一个身穿船主服装的人，走进舱房来深深地向我们二人鞠了一个躬，并且操着纯粹的中国话，问我们"好吗？"，跟着有一个中国侍者拿了两盒"寿司"来，这是一种日本点心，船主说："今天你们有没有人送船，有的话，我准备每人送一盒。"我答说："有是有的，只是人数太多，不好意思。"他说："没有关系。"说着就走。

等我到客厅一看，自己觉得真难为情，亲友们大大小小一共有四十多人，而且小孩子初次脚踏青呢地毡，开心得了不得，有些翻跟斗，有些躺在地下，有些互相追逐，闹得不成样子。我正和几个老人家话别，见到母亲又笑又流泪，我说："出门要图吉利，千万不可流泪，何况这种船是很稳妥的。"正谈话时，那船主模样的人带了一个侍者，手捧寿司，每人分派一盒，而且说："欢迎你们都到日本去玩一下，我们有中国侍者招待。"他见到我的亲友那么多，非但不讨厌，还很欢喜，要我和亲友与他一同拍了当张相片，这也许是他们招徕生意的手法吧！

这样经过大约两小时有多，汽笛大鸣，并且通知乘客着送船的人立刻下船，于是我的亲友也鱼贯而下，大家站在码头上，挥手送别。

我在船上，周围去走了一次，见到有一间小商店，好多乘客都在买一样东西，名为"御守"，日本人的读音叫做"欧麻毛利"，是一种木片制成的护身符。据说带了这个符，在船上就一路顺风，不会遇到劫难的，我有搜集纪念品的癖好，也随俗买了一个挂在身上。

三等舱陈设旧得很，有许多日本男女，都是席地坐卧，中间不过隔着一道道木格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男女杂处，很不雅观。下边又有一个大统舱，连木格子窗都没有，男女混杂，更为紊乱，其中有几位中国劳工，竟然在一张矮桌上打起麻将来，日本人也懂得玩，因此有六七桌麻将劈劈拍拍地打得很热闹。

头等舱分洋式、和式两种，洋式的有床，和式的全是"榻榻米"。进餐时，大家都进餐厅，一律吃日本菜，彼此席地而坐，桌子上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某某某样"，看来很有些像神主牌位一般，十分异样。

二等客进餐，都是一套朱红色的漆盒，全是中菜，一汤一菜，一个点心。三等客吃一种"便当"，这是木片饭盒，除了白饭之外，只有一条干鱼和几片黄色萝卜，汤是"味噌"冲的，是一种很普通的酱油汤，气息很特别。

我在二等餐厅中，也进食过日本餐，是一碟生鱼片，一碟炸虾（叫做天妇罗），一碗白饭，一碟寿司，只此而已，我见了这两样菜，简直不想进食，胡乱地吃了一些炸虾和白饭，就算了事。

但是日本人，个个吃得津津有味，多数还要饮一樽酒，叫做菊正宗（托可里），吃罢之后，高声击掌歌唱，醉得横七竖八。

船开出吴淞口，进入海洋，风浪就渐渐大起来，整艘船颠簸不停，我觉得有些受不了，想呕呕不出，头晕胸闷，难过之极，幸亏吃得不多，总算忍住没有呕吐。别的客人都走到甲板上吹海风，呕吐狼藉，甲板被弄得污糟不堪。从前的船只吨位不大，是经不起风浪的。

那位与我同室的山东商人，却安卧如常，他对我说："坐这种船，千万不可吃得太多，也不能吃得太少，否则同样会晕浪的。"

次日早晨，到餐厅去进早餐，吃的是"玉子"，即是鸡蛋，另外还有一个饭团和一杯清茶，这一顿，我倒吃得很舒服。但是餐厅中冷落得很，大多数乘客仍在晕浪情况中，所以都不进餐厅吃早餐。

这样经过了十六小时，才抵达日本长崎，先要留船二三小时，才到神户，验关时，头、二等客先上岸，看一看护照，连行李都不查。三等客没有那么通融，而统舱中几个劳工模样的中国人，却受到诸多留难，先看眼睛，如有砂眼，就要他们聚在一处，等候详细检验，面黄肌瘦的还要集中在一起，等待检查大便，据说拘留在那些地方两三天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我心中深深地感谢内山完造要我坐二等舱的建议。

初试风吕 难以为情

在船上，我先把带去的银元和中国纸币，兑换日币。那时节一个银元可换日币一元六角。中国纸币种类繁多，他们只接受中国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所出的两种钞票。在船上那位山东商人指导我要多兑一些辅币，所以我也模仿日本人的方式，手里抓了一个盛辅币的布袋，随身只有一个衣包。在船上已有人照料行李。上码头之后，见到几十辆人力车（人力车上海人称它为东洋车，因为当时这些车子是来自日本的），车夫个个身强力壮，头上都扎了白布，身前背后，都有一个名字，如中田、木下、井上等字样，看上去真好像强盗模样。他们看见我穿了长袍马褂，争相接我的衣包，坐上了一辆人力车，我给他看一张纸条，上面写有"松下御屋"几个字，就是我准备进住的旅店名字，其实这间旅店距离码头极近，一坐上车顷刻就到。我给他一些辅币，车夫含笑鞠躬，接二连三地说了几声"阿里阿笃"。

我在那边纵目四望，见到遍地皆是一层高的木屋，店铺都小得很，唯有松下御屋是用红砖砌成的，两层高的砖屋，在那边已不多见了。房价是"一宿二餐"，每天收费日币二元。

踏进松下御屋，即有主人出迎，再三再四地鞠躬，领我到一间有榻榻米的房间，那时没有电铃，主人击掌两下，就有一个很年轻的下女，来为我收拾东西。

这种房间虽很清洁，但是没有床，墙上挂着二三轴书画，只有一个梳妆台模样的茶几，那下女在屋角里取出一条很厚的被子，被子是五尺正方的形式，我在想这种被褥盖起来，连脚都遮不住，怎样能保暖呢？后来才悟会到日本人身材皆短小，所以被褥也不长的。（那时节日本人的身材矮小的很多，不比现在身材这么高大的。)

被褥摊好之后，就燃一个圆形的炭炉，是青紫色的窑器，很是古雅，在炭炉上边有一个铁架挂着一煲水，饮茶吸烟都取给于是。茶是不要钱的，牛奶六分，咖啡二角，水果三角，而且是招待外国人的价目。

室内最难看的是一只大木桶，下女取到很多热水，倒满一桶，原来这就是浴桶，那时普通租房是没有浴室的，下女倒好了水，室内已温暖得很，忽然间她自己脱了和服，只剩一条底裤。要我脱衣就浴，准备为我擦背。因为言语不通，我只是摇头，那下女也不明白我的意思，以为我不要这个私家的浴桶，即时取出几条木筹，上面有"风吕"两字，指着我要到另外一个公共浴室去，这种浴室就名为"风吕"，她就重新穿上衣服，倒了杯茶，鞠躬而退。我看看这个房间，缺少厕所设备，于是我巡视各处，才见到一个公共厕所，小便是一个大桶，大便都拉在一个地坑中，臭气熏天，可见得那时日本旅馆的设备，还很简陋。

正在游目四顾，见到有一间"风吕"，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共浴室，是男女同浴的，中间只隔着一重板，而板砌得很狭，上下两边，大家都看得到，男女浴客赤身裸体，一目了然，浴水热得很，热气弥漫全室，但是浴室的门是打开的，外面凛凛的寒风，不断向里面吹来，我见到这种情况，很是奇怪。（现在日本洋式大旅馆，每房都有厕所、浴室，但仍有一个共同入浴的风吕。）

过了一晚，次日我就到老街旧书铺去搜购有关汉医的书籍，这条街上书铺很多，但都是一些小铺子，内山完造介绍我的一家，书籍比较多，而规模亦较大，虽苦言语不通，我对他们都用中文笔谈，居然也很顺利。

从前没有什么游览名胜的旅游车，所以我也无法参观神户各地的名胜，决定买一天书，明天再到名古屋去。晚上那位下女又来招呼我，可是她并不再倒水在木桶中，所以我不得不到风吕去洗澡，真是有些难为情！既然已经进了浴室，也只好入境随俗，胡乱地洗了一通，面红红地走出浴室，许多老年妇人，见到我这种畏畏缩缩的神情，笑声四起。

游历胜迹 遍购医书

我经书铺主人的指导，乘搭铁道车离开神户，转移到名古屋，有一家其中堂书铺，过去我常年向他们邮购书的，所以主人见到我，欢迎得很，在那里我买到大批汉医书籍，主人名木下其中，对我很热忱，问我要不要去见一见汉医名家汤本求真，我说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就摒弃了店务陪我同去。

我早就知道汤本求真是日本复兴汉医界的祭酒，彼时他年事已高，但依然很有礼貌地接待我，谈吐也很谦虚，他问了我许多问题，我一一对答，而且由他的夫人跪着煮茶，他们称为"茶道"，这是招待来宾最有礼貌的表现，临别的时候，他送了我两部绝版的汉医书，而且约定以后相互通讯。（通讯不过两三年，汤本氏就逝世了，我第三次到日本时，曾经到他的墓前去凭吊。)

我在日本最感到痛苦的，就是吃不惯他们的东西，最受拘束，而菜肴又简劣，每晚旅客的聚餐，第一次还有趣味，第二次就再也无意参加了。所以常常到街上去找寻中国菜馆，那时正宗中国菜馆一家都没有，但是挂着"中华料理"招牌的铺子，却是多得很，所供应的东西，都是以叉烧面为主，所谓叉烧，实是一条白肉，涂上一些红色的颜料，切成薄片，就算是叉烧了。还有一种叫做"五目面"，是五色杂陈的面点，包括一片肉、一片鱼、一片笋、一只虾、一些菜，花色虽美，但是一点也没有味道，只有一种炒面，是加酱油炒的光面，虽非美味，尚能入口，所以我天天就吃这种炒面。有若干挂着"西洋料理"招牌的菜馆，规模都小得很，做的菜全不像样，吃了一次再也不想去了。

离开名古屋，就到东京，那边我有好多朋友，几天之中玩遍了各处，而且也吃到了较为高等的中国菜。在新宿遇到老友徐卓呆，卓呆是一位日本通，又是戏剧家兼滑稽小说作家，他对我说："日本的中国菜都不像样，你要不要上我家中尝试一下我做的苏州菜，我最拿手的是干贝炒肉丝，是人人赞美的。"我说："好。"他表示很高兴，同时一连眨了几眨眼（卓呆一向有眨眼的习惯，越是高兴越眨得多），笑着说："不过，我住的地方很简陋，而且在日本用的都是平底铁锅，只有我从国内带来一只老式的中国铁锅，是我习惯用的，所以炒出来的菜，味特别好。"接着他又笑说："与我同住的郁达夫等，晚间常将此锅抹干净，作为洗脚之用，所以更有异味。"我听了这话，明知他是滑稽家言，并不置信。我在他的指导下，到帝国剧场去看了一场戏，觉得场面宏大。本来这家剧场的戏票，已订到六个月之后，但只要你拿出护照给售票人一看，他就会给你一张留给外国人看戏的座券，因此我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子。

关于购书，在东京有一个神田区，都是一层高的平房，书坊铺一共有五六百家，有些专卖法律书，有些专卖小说书，其中有三四十家是专卖汉方医书，这回我欣喜若狂，买了大批的汉医书，他们的书是不二价的，不像上海有码洋与折扣之分。我选定了书籍，要他们全数用邮寄，打包寄回上海，为了怕遗失，叫他们挂号寄出，但他们对挂号两字，弄不清楚，后来托卓呆传译，他说这叫做"书留"，于是就完成了我的搜购书籍的工作。

其实东京还有许多汉医可以拜访，可是我事前没有和他们通过信，不能贸然造访，不像现在我有很多日本医友，每月都有人来香港访问。

离开东京，就到横滨，横滨书铺不多，但是有一条中国街，街内商店林立，全是华侨开设的，其中也有五六家很大的菜馆，做的菜比较好得多，而且那里还有关帝庙、观音庙和一所中华学校，异邦相见，对此似乎更有亲切感，我同一个宁波籍的伙计谈得很投机，他说："等我收工之后，带你去看几间大的寺院。"那一天玩得很高兴，我觉得日本人的居室都小得很，唯有庙宇却大得异乎寻常。

赴日一行，所费连船费不过二百元左右，买书（的钱）却大大地超出了预算，又花了好多时间。购书既毕，已近船期，于是就赶着返回上海。因为从前日本并无观光事业，也没有导游机构，所以我有好多地方未去过。幸亏后来在香港，连续去了五次之多，因此日本一切的名胜古迹，总算玩遍了。

归来一年 完成丛书

我从日本回来之后，亲友们又纷纷设宴为我洗尘，我的同学虞舜臣说："中医界同人出国，老哥为第一人，归来神采焕然，脸上好像飞了金一样，所以我们都要设宴敬你一杯酒。"我也只得含笑接受。

热闹了一阵之后，我就开始为编书而工作，自己规定每天早晨工作一小时，晚间绝不再做，而且抱定不紧张、不马虎的态度，这一回练出一种不动情绪的功夫，所得到的工作效能反而好。我首先整理自己旧藏的日本汉医书籍，再加上随身带回以及陆续寄来的汉医书籍，共计四百的多种，先做删芜存菁的审阅工作，选定种类，分内科、妇科、儿科、外科、药物、方剂等项目，再加上了近代日本名医的新著作，成为完完整整的一部丛书。

其中大部分汉医书，全部是中国字，文句通顺得很，因为他们都是依着汉唐二代的笔调来写作的，所以只要加上标点就可以了。

小部分汉医书，是间夹有日本字母的，我请了一位在同文书院执教的老先生，为我翻译。倒是许多近代医论，译起来比较困难，但我也请到自然科学研究所的野村上昭先生负责这件事，他翻译好了之后，我略加润饰，工作也很顺利。

从前能译日文的人多得很，而且能将中文译得好的人也不少，这种翻译稿费是每千字二元五角，在当时代价已算很高。

世界书局方面，也一再派樊剑刚来催，我陆续交稿，他们就一边排版，一边送来给我校正，所以全部丛书，经过一年，就编校完成，开始付印。

将要出版时，我又在姚公鹤老师那边碰到焦易堂先生，他知道我从日本归来，编成这部丛书。他说："现在行政院通过张之江当中央国术馆馆长，我当中央国医馆馆长，我就要给你一个名义，是考察日本汉方医学的专员，不久我会送给你委任状。"这都是后话了。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绸缎商人家。在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57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华东三院总理。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0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1979年应日本“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共四大册，1982年正式出版）。1980年初，获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名誉博士衔。1990年9月9日，病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