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 3 世纪前后的中国，正经历着自秦统一以来最剧烈的社会震荡。从黄巾起义（184 年）到西晋灭吴（280 年）的近百年间，中原大地陷入持续战乱，曾经繁华的都城化为废墟，人口数量锐减十之八九。

公元 3 世纪前后的中国，正经历着自秦统一以来最剧烈的社会震荡。从黄巾起义（184 年）到西晋灭吴（280 年）的近百年间，中原大地陷入持续战乱，曾经繁华的都城化为废墟，人口数量锐减十之八九。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论》修订本中，以史家特有的冷峻笔触，勾勒出这一时期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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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基于《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原始史料的记录，如同被岁月封存的胶片，虽未着墨情感，却在数据与事件的交织中，透露出乱世的刺骨寒意。

要理解三国时期的人口灾难，需先追溯两汉的人口基数。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全国户籍人口达 5959 万，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突破五千万大关。

王莽篡汉引发的战乱（9-23 年）使人口锐减，至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 年），人口仅余 2100 万。

经过近百年休养生息，到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人口恢复至 5325 万，接近西汉峰值。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中后期的人口统计存在特殊现象。

顺帝永和五年（140 年）户籍人口为 4915 万，但《晋书・地理志》援引皇甫谧《帝王世纪》称，桓帝永寿三年（157 年）实际人口达 5648 万，这可能是将 "流民" 与 "隐户" 纳入统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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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官方数据与实际人口的差异，为后来战乱中的人口锐减埋下了注脚 ，当社会秩序崩塌时，那些未被户籍记录的人群，往往成为最先消逝的生命。

献帝初平元年（190 年）是关键转折点。

这一年，袁绍率关东诸侯讨伐董卓，洛阳城破后遭焚掠，"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后汉书・董卓传》）。

据《中国人口史》推算，184 年黄巾起义前，全国人口约 5600 万；至 220 年曹丕称帝时，人口已不足 800 万，三十余年间消失近 85%。

这种锐减并非线性递减，而是通过几次大规模灾难集中爆发：

董卓的焦土政策：190 年迁都长安时，"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於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三国志・董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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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持续数月的迁徙，因缺乏粮食和医疗，导致 "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曹操的报复性屠杀：193 年为报父仇攻徐州，"凡坑杀男女数十万口於泗水，水为不流。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书・陶谦传》）。

这种 "屠城立威" 的策略，使徐州从汉末人口大州（约 100 万户）变为 "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军阀混战的连锁反应：192 年董卓被杀后，李傕、郭汜在长安 "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掠，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三年间相啖食略尽"（《三国志・董卓传》）。

关中平原从 "膏腴之地" 沦为 "白骨盈野" 的无人区。

这些屠杀事件不仅直接消灭大量人口，更摧毁了农业社会的基本生产单元 —— 家庭。当青壮劳力被屠杀殆尽，农田无人耕种，幸存者也将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危机。

赤壁之战前后（208 年左右）：瘟疫与战乱叠加，长江中下游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太平广记》引《抱朴子》）。

在军阀割据初期，后勤体系的崩溃使军队陷入 "以战养战" 的恶性循环：

袁绍军 "食桑葚"：191 年，袁绍与公孙瓒争夺冀州，"士卒饥饿，人相食"（《后汉书・袁绍传》），不得已以桑葚、野果充饥。

这种非主食的大规模食用，反映出河北地区粮食储备已彻底耗尽。

袁术军 "食蛤"：在江淮地区，袁术军队 "资实空尽，不能复振，乃烧宫室，奔其部曲陈简、雷薄於灊山，复为简等所拒，遂大穷渴，士卒散走，饥死於江、淮间"（《三国志・袁术传》），甚至靠捕捞河蚌维持生存。

"收编流民" 的隐性掠夺：曹操在兖州 "收编青州黄巾三十万"，看似壮大实力，实则将百万流民纳入军籍，其粮食需求远超地方承受能力，导致 "人相食"（《三国志・武帝纪》）的惨剧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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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掠夺式生存模式，使东汉末年的 "千里无烟" 不仅是战争结果，更是长期资源枯竭的必然。

曹操后来推行屯田制（196 年），正是对 "掠夺经济" 的系统性修正 ，通过强制流民耕种官田，才勉强稳住了北方农业崩溃的颓势。

相较于战争的直观破坏，疫病的杀伤力更具隐蔽性与持续性：

张仲景家族的悲剧：这位 "医圣" 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沉痛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死者三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一个两百人的大族，十年间因伤寒死去 140 余人，死亡率高达 70%，足见疫情烈度。

建安大瘟疫的扩散：从 196 年至 220 年，疫病呈周期性爆发。

217 年（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最为惨烈，王粲族兄王凯、曹植好友徐干、陈琳等建安七子中的五人皆于此年病亡。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回忆："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连贵族阶层都难以幸免，平民境遇可想而知。

医疗体系的崩溃：汉代基层设有 "医工长" 负责公共卫生，但战乱中郡县解体，防疫体系荡然无存。

张仲景在南阳行医时，目睹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不得不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伤寒论》，却依然无法遏制疫情扩散。

疫病与战乱形成死亡循环：屠杀和掠夺导致人口密集流动与生存环境恶化，为病原体传播提供温床；而疫情又削弱军队战斗力，引发更多掠夺与战争。

这种恶性循环，使汉末人口如同被镰刀反复收割的麦田，再无复苏之力。

在史书的冰冷数字之外，同时代文人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更具画面感的记录：

196 年，17 岁的王粲从长安逃往荆州，途经三辅地区时写下："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诗中 "白骨蔽平原" 的写实描写，与《后汉书》中 "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 形成互证。

那个被母亲遗弃的婴儿，正是千万流民命运的缩影，在生存极限面前，连最基本的人伦亲情都已崩塌。

这位曹操的幕僚在政论中指出："汉兴以来，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

但到献帝时期，"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所谓 "千万户" 的户籍统计，不过是官府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

真实的中原大地，已是 "田畴无行，樵牧随之"（《昌言・理乱篇》），连最基本的乡村聚落都已消失。

作为战乱的参与者，曹操在诗中罕见地流露出悲悯：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位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诗中承认了军阀混战对民生的毁灭性打击。

当决策者都发出 "念之断人肠" 的感慨，可见当时社会已到何等惨烈的境地。

面对 "千里无烟" 的惨状，曹操集团不得不探索新的生存模式。

196 年，枣祗、韩浩提出屯田建议，将无主荒地收归国家，招募流民耕种，收成按比例分成（用官牛者，官得六民得四；用私牛者，官民对分）。

这一制度迅速在许昌试点成功，"得谷百万斛"，随后推广至各州郡。

屯田制的本质，是用军事管理手段重建农业秩序。曹操将流民编为 "屯田客"，虽人身自由受限（不得随意迁徙），却能获得基本生存保障。

至 213 年，仅许下屯田区就累计产粮数千万斛，不仅解决了军粮问题，还吸引周边流民归附。

这种 "以战养屯，以屯养战" 的模式，使北方在战乱中勉强保住了经济命脉，也为曹魏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但屯田制的代价同样沉重：为保证粮食征收，曹操实行 "收编户民为屯田客，不得复除" 的政策，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形成新的人身依附关系。

仲长统在《昌言》中批评："今者土广民稀，中地未垦；虽然，犹当限以大家，勿令过制。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力堪农事，乃听受之。"

这种对土地资源的绝对控制，折射出乱世中生存优先于一切的残酷现实。

臧嵘在《历史教学》中引用的户籍数据，成为这场灾难的最终注脚：

157 年（桓帝永寿三年）：户籍人口 5648 万（《帝王世纪》），实际人口约 6000 万。

263 年（魏灭蜀）：魏国户数 66.3 万，人口 230 万；蜀国户数 28 万，人口 94 万。合计约 324 万。

280 年（西晋灭吴）：吴国户数 52.3 万，人口 230 万；西晋总户数 245.9 万，总人口 560 万。

从 6000 万到 560 万，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意味着：每 10 个汉末人口中，仅有 1 人活到三国末期；平均每个家庭，有 9 名成员在战乱、饥饿与疫病中消失；中原大地的人口密度，退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

当 280 年西晋完成统一时，所谓 "大一统王朝" 统治的，不过是一片伤痕累累的废墟。

来源：幺幺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