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脸的作用偏规范性，而面子更多地象征炫耀。象征（Symbol）也可叫符号，它不仅指人们互动中所借助的媒介，也可以是一系列生活的价值体现。本书在前几章中主要是因循社会互动的符号原理来阐述脸面的，而本章在此将把这一意义扩大到更丰富的社会文化中去考察。这在词语上很像是

脸的作用偏规范性，而面子更多地象征炫耀。象征（Symbol）也可叫符号，它不仅指人们互动中所借助的媒介，也可以是一系列生活的价值体现。本书在前几章中主要是因循社会互动的符号原理来阐述脸面的，而本章在此将把这一意义扩大到更丰富的社会文化中去考察。这在词语上很像是从“脸面”、“情面”转向“门面”或“场面”。当然，要想穷尽脸面的象征意义是困难的，故我们在此只能选择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析。

权势

严格地说，权势是一个中国词汇，而非社会学的专业术语，它同权力、权威、威望、地位和身份等都有关联。在西方社会学中，权力、权威和威望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含义并不相同，权力一般是指借助强制手段使他人遵从自己意志的行动或不行动。这种强制手段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但无论怎样它都在事实上达到它所施加的效果；权威是指在知识、能力、人格、工作等方面所占据的优势给相对较低下者心理上产生的压力和力量。这两个概念在社会学中存在着很多争议。从一般的区分标准来看，前者是单方面的强制性命令，并不考虑顺从者是否心甘情愿，因而是制裁性的；后者是双向性的，它的威慑力来自于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也就是说，人们对某权威者的服从，是因为他们根据这一价值体系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这两者既可以合一，即具有权威的人拥有权力，如让读书人或专家成为官僚，也可以分离，如一些有权威的人只能发言、建议，不能命令或强迫。威望一般和地位关系密切，但它主要还是表现在个体通过他在某一位置上的种种影响，引起的他人对他的尊敬、信赖、评价等，而他自己还以此获得荣誉。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威望，作为一基本的社会酬赏，是个人地位之象征（符号）。”（A. Kuper & J. Kuper，1985，第643页）本书之所以不选用这些概念，是因为它们虽然都能表达出面子的象征性，但都不够准确或各有偏重。而权势是一个较本土的词语，它的内涵中既有权力、权威、威望、地位等，也包含个人背景及关系网的综合。中国人常说“有钱有势”、“依仗权势”、“狗仗人势”、“以势欺人”、“势利眼”等都是把其中的“势”看得同权一样重要。势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势力，因为在中国社会，很多情况下有势力不一定有权力，如宗族势力、地方势力、黑社会势力等，这些势力并不一定是要借助强制手段使人遵从。人们在价值系统中认可它们强势，是综合上的考虑，反过来单有权力的人也不一定有势力，有时还要巴结或依仗地方势力，因为前者只有置位上的优势，却没有综合性的优势。如传统社会的县令一般和地方上的地主沆瀣一气，就说明尽管他具有大于地主的权力，但没有地主的势力；保长在地方上没有族长有发言权也因为他的行政权力取代不了宗族的势力；今日中国有些官员，甚至公安干部也有帮黑社会办事的情况。那么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势力应具备哪些基本要素呢？除了综合上述的权力、权威和威望外，还应具有人数、财力、武力和后台（或保护伞）。在中国，人多势众是势力的基本条件，一个宗族能压倒其他宗族就因为这一宗族人丁兴旺、子孙满堂，而财力则是保持势力的经济条件。《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九回中有一段关于田地产的纷争，作者借云岫说了这样一句话：“钱在他家里，田在你家里，谁也不能管谁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银子，就有了面子。何况这位李公，现在已经捐了道衔，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明年是乡试，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关节，一旦中了举人，那还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到了那时，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在今天，我们从一个市委书记和一个倒爷的对话中仍能看到钱和势的关系：

书记：你倒什么？

倒爷：我倒彩电。

书记：你怎么从工厂拿出来。

倒爷：有多少环节我都打得通。

书记：打通关节的行情如何？

倒爷：前几年只要几百元就可以打通。后来涨到千把元，现在只要拿出万把元来，任何环节都畅通无阻，而且都是合法的。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倒爷自己无权无势，但有钱，有了钱就有了权势，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再看武力，在一个天高皇帝远的“人治”且地方自治的社会，许多地方纠纷既不靠法律，也不靠权力，而是靠武力，这是《水浒传》中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蒋门神霸占快活林和武松醉打蒋门神的前提。因此要想真正获得势力，除了人力财力以外，还要有武力。许多地主、山寨主、资本家、豪门等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在不能和平解决问题时，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中国社会的势力最重要的还是后台和靠山，蒋门神虽用武力来征服施恩，但若没有张团练在后面撑腰，这场武斗对施恩来说是不甘心的，结果武松武艺高于蒋门神，但因无后台，终于斗不过蒋门神。中国人喜欢讲“查查什么来头”、“他有什么背景”，就是指的这一点，这是势力和权力的结合。通常，中国人一旦发现冲突的对方有靠山，只得忍气吞声（民谚为“胳膊扭不过大腿”），这就是所谓的势力。有权有势的人通常被称为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或头面人物，他的面子就表现在他在他的或低于他势力的范围内，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耀武扬威的人是个有来头的人，大家应该自觉地给面子了。林语堂给了我们一个例子：

譬如一个在大城里做官的人，能够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驰，而交通规则只允许每小时35公里。这位当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车撞了一个人，警官来到跟前，他礼貌地笑一笑，车子就扬长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还大。然而，如果这位警官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假装不认识他，那么这位官员即用“北平官话”问他是否知道他父亲，并挥手让司机开车上路，这样，他的面子就更大了。如果这位固执的警官硬要将司机带到局里去，这时，官员就会向警察局长打电话，后者很快就将司机放走，并下令开除那位“不知道官员父亲是谁”的小警察。这时，官员的脸面就真真变得乐不可支了。（林语堂，1994，第203—204页）

林语堂的这一番解释是在他无法给面子下定义时使用的一个事例，它让人们能从中感受到面子是什么，而就在这此例写出了5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真在报刊上发现了一个相似的个案，现简化后摘录如下：

1988年5月一天，一辆车卷起一股黄龙般的烟尘，经过清河门交叉口时，无减速之意，执勤人员拦住了车。

“罚款！”警察说。

“罚款？这是哪家规矩？”司机不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警察掏出一份文件后接着说道：“国务院1988年新交通法十四条规定，过道口不停车要给予罚款！”

不怕警察却害怕红头文件的司机有点软了。变个口吻说：“我的车里坐的是领导，你总不能罚领导吧！”

警察寸步不让：“文件上可没讲领导不罚款。”

这时，车门咿呀一声，走下来一个领导，这个领导不大不小，是省电视台的副台长。可警察并不知道他究竟是多大官，还以为司机拉大旗作虎皮，拿大官僚吓唬小人物！再说，这是一台极普通的小轿车，似乎不坐着多大的官。因此，警察没退让，坚持要罚款。

……

后来的结果是，副台长写了份检查，如数交了罚款，小车才被放行。

警察赢了！

不几天，《辽宁日报》上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清河道口滥罚款令人气愤》。

在道口赢了的警察，在报纸上却输了。铁面无私的警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他们在内部作了一条退让、谦和的规定：以后凡新闻单位和部队首长的小车，一律开绿灯，少找麻烦。

又有一日，开来一辆吉普车，车速很快，值班警察还没反应过来招手拦车，车已飞驰而过，奇怪的是这辆车走过二三里路后，又掉过头，朝这边开来，停在交叉口旁，从车里跳下个胖子，胸前挎个照相机，朝警察喊了起来，而且话很冲：“我是记者，你们又滥罚款，我找都找不着你们，在这里倒碰上了！”上次吃了亏，长了见识，因此警察们谁都不想惹是生非，……这一次交叉口的碰撞，双方打成了平手。记者也没照相，警察也没罚款。

过几天，《辽宁日报》又出一条新闻：《清河门道口仍在滥罚款》。警察们大有一种没打着狗，反被狗咬了一口的感觉。

那天，又有一辆轿车疾驶而来，凭职业感觉，警察们就知道来者不凡。它前面还有几辆车，不管是小车和大车，过道口都减速、停车，唯独这辆轿车殊于同类。非但未停车，也未减速，肯定不是一般人。前些日子，就有过这么一辆车，也是开得很快，过道口没停。被拦住后才知道车里是辽宁省交通厅副厅长，正管道口。警察拦住交通厅长，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副厅长问：“你们怎么不戴标志？怎么不拿红旗？”交通厅长自以为问的很有道理。可连他自己签发的文件上的规定怎么却忘了？道口是不能拿红旗的，火车看到红旗停车怎么办？这位副厅长问了几句便匆匆赶路了……看来，今天又要遇到麻烦了。警察朝呼啸而过的那辆车举起了小旗。

轿车过了道口，在另一侧不那么情愿地停了下来。车里下来的是清河门这块地盘上最大的官——新阜市清河门区长。

“你们在这儿干啥呢？”没等警察开口，区长倒先来个反客为主。

“我们正在执勤。”警察们认识区长大人，向他报告道。

“听人反映，你们这个道口滥罚款，前些日子报纸也登了，今天我倒想看看你们是怎么滥罚款的，啊？”区长口吻里不无指责之意。

他们用一种不软不硬、不卑不亢的口吻回敬区长：“我们从来没有滥罚款，我们是按文件办事！”文件递给了区长。

区长草草看了文件，掏出钢笔，在文件上飞龙走蛇批了一行竖字：“这个文件怎么没经过我讨论？”这个文件是国家颁发的《铁路道口管理暂行规定》，后边盖了七个鲜红的大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人事部。

不知是区长有眼无珠真没看清楚这份文件，还是这位天高皇帝远的“七品官”权力太大了，哪一级文件到他这，说它重要它就重要，说它不重要，不过是废纸一张！在文件上批完字的区长，转身钻进轿车，一溜烟开走了。

警察们把在交叉口上发生的几件事打了报告，向省里反映，可均是肉包子打狗。一气之下，他们把警察撤了。（王文杰、薛仁，1989）

这个个案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权势和面子的关系。尽管其中有严守规章的警察，但警察、记者、电视台长、交通局长、区长，无不知道面子和规章的关系，而面临罚款的一方也尽可能通过讲话口气、架子、车样、司机、相机等把自己的面子暴露给对方。此时的警察则根据这些符号来判断对方的权势，以决定能不能斗，怎么斗等。这一个案中的势力中包含着权力的作用，下面一个个案则没有权力，只有名气。

一次在某豪华宾馆餐厅发生了运动员打架斗殴事件，桌椅砸烂，饭菜满地，惊动了保安人员。刚要依法拘留，仔细一看都是体操名将，于是按价赔偿损失，放人了事。（渭滨、贝伦，第98页）

总之，在中国社会，最讲面子的人实在是最有权势的人或和权势有关系的人。大学校园内流行的“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是再明显不过的事。这里的“好”的同义词不是“善良”，也不是“仁义”，而是有“权势”，有本事，能搞定。

排场

排场又叫场面（气派）。个体因拥有了财力、人力、物力和权力等，就需要通过一些仪式性的行为外化他的与众不同，这在中国也叫“摆谱”，很接近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炫耀性消费，当然场面及气氛会更加热烈和壮观一些。讲排场的人为了实现由心理地位向物质炫耀的转移，可以在很多方面精心设计。当然在所有项目当中，有什么身份、名气或职位的人到场是最重要的。比如一场婚礼的铺张，场面再大，但到场嘉宾中没有身居要职的或社会名流，其排场也还是不上档次的。可见，排场也要同权势有关。不过，由于要面子是中国人的众数现象，因此有人即使没有势力，不能像有权势人那样有排场，但也尽可能在特定的场合，特别是在仪式性场合通过破费来讲排场，以体面或炫耀一番，有的时候也是打肿脸充胖子。即使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也要这样的体面、排场。

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眼里，排场一般具有三个要素，一是耗费的财富多寡，二是有什么样面子的人出现（包括人不露面，以礼物露面），三是选什么地点。在这三点的支配下，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的形式主义价值取向，中国人便倾向于不惜财力地在一件事，哪怕是一件小事上大操大办。对于有权势的人，由于他们财大气粗，不但会有社会名流到场，出手也大方，办起这样的场面来，更不遗余力。《红楼梦》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样的场面，如“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回上，宁府长孙贾珍为秦可卿治丧，“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对王熙凤说：“妹妹爱怎么就怎么样办，要什么，只管拿了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要好看为上”。什么是好看，就是风光、气派、场面大、有面子。又如“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一回上贾珍问尤氏：“咱们春祭的恩赏可领了不曾？”尤氏道：“今儿我打发蓉儿关去了。”贾珍说：“咱们家虽不等这几两银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关了来，给那边老太太送过去，置办祖宗的供，上领皇上的恩，下则是托祖宗的福，咱们哪怕用一万两银子供祖宗，到底不如这个有体面，又是诂恩赐富。”而从乌庄头缴来的单子则反映了这种排场：

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麂子五十只，逻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鲟鳇鱼二百个，各色杂鱼二百斤，活鸡、鸭、鹅各两百只，风鸡、鸭、鹅二百只，野鸡野猫各两百对，熊掌二十对，鹿筋二十斤，海参五十斤，鹿舌五十条，牛舌五十条，蛏干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对虾五十对，干虾二百斤，银霜碳上等选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万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糠五十斛，杂色粱谷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干菜一车，外卖粱谷牲口各项折银二千五百两。外门下孝敬哥儿玩意儿：活鹿两对，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

和《红楼梦》相比，今天中国人的排场并不差到哪里，皇权瓦解后，皇恩浩荡没有了，更多的排场主要是动用了公款。《江西日报》上一对联“菜谱”：

迎宾十菜一汤，尝八宝鸡、凤凰腿、全家福，山珍海味，直吃得挺腹伸腰，花公款何必小气！

陪客一桌十座，品五粮液、杏花村、味美思，佳酿名酒，喝他个天昏地暗，慷国慨干吗伤心？

而上海一家大宾馆为来宾馆检查工作的检查组所列的一张“普通便饭”是：

花式冷盘、八味小碟、白灼大虾、油膏蟹、春白鲍鱼片、荷叶鸡翅、四色素菜、清蒸白水参、鸡火鳖汤、淮安汤包、船点——糯米春卷、火烧冰淇淋，另加茅台酒二瓶……

又据报刊载，2006年杭州一家酒店推出了一桌高达19.8万元的豪华年夜饭。（梁行，2007）

中国人的排场可以通过一系列数字表示：

1．公款吃喝情况

据河北省城市抽样调查队在1988年9月下旬对该省18个市、县的35家宾馆、饭店、招待所进行的一日实地调查发现，仅一天之内就有214个单位设宴摆席411桌，一天就花去公款8万多元，据此推算，一年可达人民币7亿元。

据报，江西省丰城县领导带头狠刹吃喝风，仅1988年9月份一个月，全县就减少招待、送礼费达10万元，若以此数推算，江西全省的公款吃喝招待费也是上亿元。

据调查，1987年，上海市某区的宾馆、饭店在一共办理的40多万桌酒席中，有三分之二是公款请客。据此推算，上海一年公款请吃也是数亿元。

北京的公款请客数字1987年一年是1.7亿人民币。

全国十大城市1987年公款吃喝费用约30—40亿元。

全国公款吃喝费用在1987年达人民币250—300亿元。

直至2009年，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1”及其他媒体透露，这个数字已经升到了9000亿，是中国国防开支的5倍，医疗投入的4倍。

2．铺张浪费情况

据湖南长沙市的调查，该市用公款开支的宴席，平均每客的摄入量不足50％；而用于婚丧寿礼等私人消费宴请，平均每桌只有80％左右的摄入量。据此推算上面的300亿，有40％—50％是倒掉。

据不完全统计，长沙市各宾馆、饭店、招待所等单位目前每天光倒掉的肉、禽、海味等物达3—4吨，以此推算，长沙一年倒掉的美味佳肴达1278吨。

据1988年9月29日《文汇报》披露：据北京有关部门进行的一项调查统计，全市大小餐馆每天倒掉的残羹剩汁价值总共是800万元左右，一年就是三十多亿元。

据有人测算，现每年（指到1989年——作者）全国的公私酒宴消费，大约是在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并不包括平时进大小饭店以“充饥”或“点缀”为目的的一般便饭或小吃。若以此为基数，那么一年中全国仅宴席上白白倒掉的菜肴价值为410亿元人民币。（巴山，1989）至今，据《重庆晚报》2010年3月9日公布的数据，中国铺张浪费每年3000亿元。

3．人情消费

而据1990年12月20日的《解放日报》从“人情消费”的提法上计算中国人的“送礼”“讲人情”之类的消费价值，1989年的情况是：

山东省，全省城市居民被“人情风”刮走了10.2亿元。

湖南省，“人情风”从全省的农民手中一年卷走了15亿元。

浙江省，农民人情费支出15.94亿元。

江苏省，“人情风”从农民手中卷走了32亿元。

上海市，人情现金性消费额达4.92亿元。

全国城乡人情消费约500亿元。人情和吃喝常混在一起，因此我们只是从两个提法上来计算，但全国近年的人情费在500—600亿元以上是没有什么可疑的。关于人情和面子的关系下一节详细讨论，我们在此强调的是，在吃喝过程中追求的排场、气派、铺张、虚礼，在根本上就是因为中国人讲究面子，这是本书所查阅的有关文章中一致公认的问题。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四川省某个在人均年收入不到人民币300元的穷县，在一次欢送县委领导干部调动工作的宴席上竟延续了38天的吃喝（巴山，1989年）。和西方人的宴席相比，中国人的“普通宴请”要比日、美、英等国的国宴都强。比如日本是：烤面包、鸭肉清汤、比目鱼卷、特制牛排添黄酱、黄油土豆、菊苣沙拉、杏子冻和点点、咖啡。美国是：海味拼盘、仔鸡、烤番茄、青豌豆、冰冻柠檬精。英国是：熟蛋芦笋、烩鸡肝、炒饭；配菜有胡萝卜、菠菜；甜食为鸡蛋布丁、草莓、奶酪。如果西方普通人请吃饭，各人一份菜饭和汤或搞一个自助餐。

对于真正的中国普通人，特别是自己花钱讲排场的人，很难同上例相比，人们一般把钱用在刀刃上，平时省吃俭用，只在一年中的春节或一生之中的婚礼或丧礼上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消费。中国人的婚礼场面最为壮观的一幕反映在那一天的热闹程度、家庭的装备程度和出席人数兼酒席桌数，满足了这三点，中国普通人一般是觉得很有面子的。为了制造声势，这些平时只能挤公共汽车、骑自行车或步行的人租用一些贴上大红喜字的小轿车、面包车和装有嫁妆的大卡车沿街缓慢行驶一圈也是必要的。在江苏等地，还有这样一种习惯，即女方必须把男方所送的礼品全部摆出来给众人品评。丧礼也是场面的问题，中国每年的办丧事费用高达35亿元，一次平均费为2000元。《法制世界》1991年第8期记录的一个例子是很说明问题的，现简化如下：

苏北农村一村庄，小顺娘临死前怕送葬花钱欠债太多，告儿子死后不发丧，否则就是不孝。儿子听从遗嘱，偷偷将母与死去的父合葬。为要脸面未敢声张，后被人逼问出。当他们重新火化后又得重新安葬时，舅父舅母、姨父姨母、叔父叔母，还有从外地赶回的姑父姑母、表兄表弟、姨兄姨弟……纷至沓来。舅父呵斥道：“混账东西，连母亲的丧礼费都不肯花，要你们这些不孝子孙有何用？”姑父也捋起袖子举起拳头：“你们这些畜生不要体面，我们还要呢，你们难道不怕村里人议论吗？”其他亲属动手上房要揭瓦拆房，两个儿子哭着说：“诸位要亲，丧事尽管办，求你们千万不要拆房啊！”最后议定，重新举行葬礼。出殡那几天，张家找来了6个和尚，念了两天两夜的经超度亡灵。又由和尚扎成了一个和张母同样大小的纸人，用树根刻成了张母的头像，给纸人穿上新做的送终衣服，装入棺材，然后起棺入葬。鼓锣队前导，棺木随后，送葬队伍延续两华里，哀乐阵阵，哭声震地，观者如潮。亲戚们揉着兴奋的眼泪窃窃私语：“这下可为我们争来了面子，死者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而两个儿子却欠下了近4000元的债。

另据报道：

湖南桃源县一农民的父亲去世，共办酒席102桌，雇请16名道士折腾了3天3夜，仅现金就花费了3500多元，不仅用尽了多年的积蓄，而且欠债1500多元。

江西莲花县，1989年还是一个人均收入只有300多元的贫困县，然而一次葬礼却要花3000元左右，原来“不是这样做，老人要骂，老表会看不起，哪怕借钱也要干，这是当地的风俗。”（徐伟平，1992，第198页）

中国人的耗费还反映在门面上，门面在中国词语中有时和面子可以互换，意思也很多。我们这里的意思主要是指真正的门面，即中国人在房屋建筑装饰上的面子观。殷海光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说：

中国的建筑形式简直就是一种声威符号（prestige symbol）。皇宫象征最高的地位和声威。王府和大官的宅第代表高出庶民之上的地位和声威。即令一般平民住宅，只要是稍具规模的，总是正面一个大门，两边对称，一进数重。这种屋宇的结构总显露一种庄严气象。但是，平民住宅无论怎样华丽，在制度上不能模拟帝王；否则便是僭越，可能受到处分。所以，在传统中国，我们一看住宅，就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主人的地位、历史、身份和声威之大小。中国文化的服饰更能表示地位和身份的差别。读书人穿长衫，有时戴水晶眼镜。官人出则坐轿，走路抬八字脚，说话拿一定的腔调，发言时只看着自己的鼻子，咳嗽有特殊的抑扬顿挫。官轿的大小和抬轿人数目的多少是官阶高低之最醒目的符号。官人出街鸣锣喝道更是声威的制度树立。（1988，第15页）

殷海光在这里从建筑的门面转移到了面子上，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各民族在财富上都有炫耀的倾向。中国人的门面观和其他民族炫耀倾向的区别有三：一是程度上的轻重，一般因中国人受形式主义的引导，炫耀程度相对严重；二是方式上的差异，也就是中国人的面子心理造成人们对门面的追求主要反映是不合理，即盲目地使用金钱，所谓“不合理”、“盲目”用个普遍的说法来说明，就是浪费；三是平均公财式，这点是中国家族经济制度的延伸，它表现在形式上的平均出礼（钱）和平均占有。关于前两点，我们可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述评：《拜金主义要不得》（1993）一文中的例子来说明：

春节时，一个青年富豪，仰望着纷纷落下的爆竹纸屑，兴奋地流下了热泪，因为他刚刚点燃的四个爆竹是用两千元人民币卷成的。一位北京大款用两万元一桌的宴席招待广东大款竟遭到奚落，随后广东大款用六万一桌回请，而这位北京大款竟“啪”的打开密码箱，甩出三十五万元说，今天这桌就照这个数。……

下面的两个例子都表明在门面上也存在分配的平均性（如十指装饰和每间房子的布置上），在仪式性场面上第三点也较突出。据《海南纪实》1989年第7期，报道，湖南省××市的市政府个别干部不但利用“权势”建私房，而且对它的气派讲究也是很有特色的，即盖出的房子不是一般的宏伟和成套，而是一幢有4个4室1厅的房子。这种气派是不太可理解的，如果这个例子不太鲜明，那么温州人的门面和气派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据《报刊文摘》1992年2月18日载：

走进一家商店，忽觉眼前一晃，刺得半秒钟内睁不开眼。定睛一看，原来眼皮底下的柜台上摆着一双金灿灿的手，那手十根手指都套着硕大的戒指，在阳光下反射出炫目的光芒。

……

有一次，我应邀去参观一位商人新盖的乡村别墅。那别墅有七层，外表看上去有点土气，室内却装饰得富丽堂皇。七层楼房，几乎装饰得一模一样，每间房间都有架钢琴、一台彩电、一台录像机。靠墙摆放的是色彩典雅的高档组合家具和沙发，此人家庭总共只有三口人，儿子在上小学。买这么多现代化家具，基本上是为了摆阔。

今天中国城市人的住宅大都是以小区为聚居地，而不少小区的大门几乎可以同法国的凯旋门比美，有的就是模仿凯旋门建的，更不要说有县政府、区政府的办公大楼不是盖成白宫的样子，就是盖成天安门的样子。中国人的排场除了比较稳定的门面外，更多地反映在仪式性行为上。除了婚礼和丧礼外，还有过年、过节、过生日、开庆祝会、开庆功会、开业大吉典礼、房屋落成典礼、领导视察、周年纪念、检查团（组）光临等。如果只把其中会议的外延作一分类，则又有欢迎会、欢送会、检查会、鉴定会、评比会、验收会、交流会、订货会、动员会、誓师会、总结会、庆贺会、取经会、传经会、座谈会、讨论会、发布会、报告会、汇报会、茶话会、联谊会、表彰会、恳谈会等。参加这些仪式，内容基本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形式，也就是场面是否壮观，有什么重要人物到场。重要人物并不局限于有关领导和有关专家学者，而更多的情况是指地位高的、知名的、有威望的人物，也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者影视体育明星。学术会议需要领导出席，商店开业要领导剪个彩，电影首映要领导观摩，艺术展览要领导到场，……其中，领导本身的地位高低也将直接决定场面的规格。因此为了场面，又要高请，又要多请。但请来后如何安排顺序又是一个难题，很多领导只有威望或名气的大小，没有职务的高低；只有部门之别，没有地位上下。这里最棘手的问题显然不是地位、职务顺序上的难度，而是面子资源上的难度。有一乡长亲口告诉我，他们乡最怕的是开县级现场会议，排场不说，光是排座位就要花一个星期时间来认真研究。领导来了，不过说几句多余的话，谁都知道，这些话本不重要，也无意义，但其关键性是谁说的，是在什么地方说的。让我们再看两个有仪式排场的个案：

1988年6月，河北省华北制药厂为了纪念厂庆30周年，请来外地和本地干部240人参加，一次就摆酒席达72桌，花去公款4万多元人民币；……用公款购买了大量石英钟、手提箱、纪念币、音乐台笔等向来宾及有关上级单位等发放，仅礼品一项就达人民币19万元，该厂在这次短短的3天厂庆活动中，就一共花去了公款36.5万余元。

1988年8月，江苏省铜山县一名副县长病逝，为表示对该同志的“隆重哀悼”，中共铜山县委、县政府向全县的40多个乡镇、80多个部委办局、19个局级厂矿、6所完全中学发出通知，要求派人参加追悼会。结果据不完全统计，单为召开这次追悼会，就动用了大小名种车辆418部，出动了公安干警数十名，与会者共达到1000多人，为此耽搁、浪费的劳力、人力、时间等不算，仅光是吃喝招待和其他开支新用去公款5000多元，其场面颇为壮观，是铜山县殡仪馆建馆以来最“史无前例”的一次。（巴山，1989，第4期）

炫耀消费并非只有中国才有，文化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在许多社会中都看到了这样的行为，也有学者对其作了功能上的分析，如Veblen就指出：

炫耀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文化模式：购买昂贵物品的炫耀消费，“意味”（象征）着一个人拥有足够的财富来挥霍。而财富则代表荣耀。人们从事炫耀的消费，不仅从直接的消费获得满足，更从旁观者艳羡的眼光中获得满足。该模式在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中最为显著。（转引默顿，148页）

接着他认为炫耀消费的功能有：提高地位、地位肯定、“好名声”、夸示财富。Veblen这段话不乏精辟之处，但以此分析中国人的排场行为，其中有好几点是大相径庭的，这点连批评Veblen观点的Merton也是无法认识到的。首先，中国人的排场如果是为夸耀财富，那么他人既不应动用公款，也不能欠债夸耀；其次，中国人对排场的讲究并不局限在有闲阶级，而存在于更多的阶层、家庭、群体、组织和个人之中，就连那些监督检查有关问题的记者、领导和全体团员也很难逃过排场的诱惑，而能在这种情境下抵制这种消费行为的人在中国人眼中既是奇怪的行为（不给面子），又将为此行为付出难以预料的代价。

关系网

对于没有权势或财富的人，怎样才能获得他的可炫耀的面子呢？中国人社会互动的特质为此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这就是“关系”。我们在原型一篇中已经说明，中国人的家族和宗族观念是非常浓厚的，它表现在人们对真正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拟化出的同事战友关系或其他自家人关系的认同，另外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也是对这些关系的强化。这种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合一使得中国人对家庭、群体、社会关系等有很强的依附感。中国词语中的“无依无靠”、“孤独无援”、“孤儿寡母”、“孤苦伶仃”等都说明中国人认为“孤”和“怜”总是密切关联的。而“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又是中国人坚信的一条生活法则。因此，当权势和财富不能使所有的中国人得到面子的话，关系就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面子资源了。反之，如果一个中国人没有权又没有钱，再没有关系，那么他无形中就失掉了面子象征的大部分资本（当然作为完整的脸面观，他仍然可以有家庭辈分、道德约束等）。其实，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多少会通过关系途径来满足他的生活需要，如婚姻、生育、丧葬、入学、户口、回城、职业、出国、吃饭、买东西、住房、看病、交通、娱乐等（乔健，1982）。古谚云：“人托人，接上天”、“人托人，上青云”，以及近来流行的经济民谚“北京靠中央，广东靠侨乡，山东靠老乡”等，都说明中国人有利用关系的倾向，只是他所拥有的关系的多寡、频率及相关者的资源怎样是很不相同的，由此造成有的人面子大，有的人面子小。

“关系”在传统中国又叫“裙带”或“裙带关系”，大意是指古代中国人通过女人（外戚）的力量来达到谋取官职或权力的目的。现在这一词意早已转为通过血缘关系或和人情关系来获得职位和权力，更通俗的形象说法也叫“走后门”，意指通过不正当的渠道或私人交情达到个人的目标。可见无论是面子还是裙带，中国汉字都具有文化学研究中的“隐喻”（metaphor）性。“裙带”本指攀附女人服饰的飘带，“后门”指进入房屋时所选择的侧门或后门，前者象征家族政治联姻而结成的关系，而后者象征着中国人际关系中的特殊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不缺外戚干涉朝廷的可能和事实。在此，我们用汉代的霍家族兴亡作证是饶有风趣的：先是刘邦打下江山成了汉高祖，死后刘邦的夫人吕雉之子刘盈即位，然后吕氏家族开始一统天下。一直到汉武帝。汉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的女奴仆叫卫子夫，弟弟即卫青，武帝去姐姐家，相中了卫子夫，带回宫，然后又把只有10岁的卫青带进宫，做了卫士官。10年后，卫青为车骑将军，领兵抗击匈奴，屡立战功，成为大将军，威震塞北，誉满全国。卫子夫的妹妹也在汉武帝姐姐家做女仆，曾与一男仆霍仲孺私通，生下霍去病，这样卫青就成了霍去病的舅舅，卫子夫入宫后，霍去病也随之入宫。18岁，跟卫青作战，最后一举成为和卫青齐名的将军。接着又是一番折腾，卫氏家族终于被屠灭。但霍家并没垮台，霍去病的异母弟弟霍光虽不是卫子夫妹妹所生，但却毕竟是霍去病的弟弟，当霍去病查出了他父亲及他还有个弟弟后，就把这个未见过面的霍光带进宫，成了宫廷警卫官。此后不断发展，成为宫中最有势力的外戚家族。霍家为西汉刘家江山不断立下汗马功劳，富贵权势已甲于天下，连即位的宣帝也让他三分，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霍家的关系网了：

霍光的外孙女上官氏：太皇太后；

霍光的女儿霍成君：皇后；

霍光的长子霍南：博陵侯，官右将军；

霍光的侄孙霍山：平乐侯，官守奉东都尉领尚书事；

霍光另一侄孙霍云：冠阳侯，官中郎将；

霍光长女婿邓光汉：官长乐卫尉；

霍光次女婿任胜：官诸吏中郎将羽林监；

霍光三女婿赵平：官散骑常侍将屯兵；

霍光四女婿范明友：封平陵侯，官度辽将军、未央卫尉；

霍光侄女婿张朔：官给事中光禄大夫；

霍光外孙女婿王汉：官中郎将。

这仅仅是一些主要的关系网，霍家其他成员多少都是个官，以至于该家族策划政变未成后，连同霍家的牵连者上千家被一网打尽，株连数万人。

中国人对裙带的重视导致人们在民间笑话中对此也有反映，如清代石成金《笑得好》中有：

父子同行。有不知者指子问曰：“此位何人？”父一口气说道：“此人虽然是朝廷极宠爱吏部尚书真正外孙第九代的嫡亲女婿，却是我生的儿子。”

这个笑话中的父亲先说出冗长而已无多大意义裙带关系，再说是“我儿”，一来让对方引起注意，不可小看了这个人；二来此人如此重要，那么用“面子”一推，父亲就更受重视了，言下之意：“我自己是朝廷极宠爱吏部尚书真正外孙第九代的嫡亲女婿的父亲”。书中还有一则：

有一王婆，家富而矜夸，欲题寿材，乃厚赠道士，须多著好字面，为里党光。道士思想并无可称，乃题曰：“翰林院侍讲大学士国子监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

难怪鲁迅等人在文中提及同官人说句话，在大公馆当差给大官人抬轿子等都是有面子的事（见鲁迅，第6卷，第128页；殷海光，146页）。

杨国枢（1992）认为，中国人在说明自己时会表现出关系形式化（角色化），如“我是某某的儿子”。其实，这种情形会受到脸面观的左右，也就是说，要看这某某人是谁，如果是有头面的人，中国人乐于这样说。如果此人在社会上无面子，中国人会避免这样说，但这时被他人这样说，如“他是某某的儿子”，则有丢他脸的含义，如“他就是那个劳改犯张三的儿子”。

当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走向工业，从农村走向城市时，其社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不断加强的社会组织开始逐步取代家族、宗族及乡党，而且随着社会流动的增加，真正的裙带、血缘、同姓等关系，已难以维持。但我们尚不能乐观的是，由于真正的自家人被认同的自家人所取代，因此社会组织中的自家人仍然有相当的势力，而对于一些社会流动比较停滞的地方，社会组织中仍存在着扩大真正自家人关系网的可能性。近来一些调查数据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据报上说，近来对湖南湘潭市3个建厂20年以上的中央部委直辖企业的调查显示，用随机抽样法，抽取24个班组的204名工人，15个处室的100名一般干部和48名中层干部作样本，其结果表明，直系亲属在同企业工作的有106人，占被调查的83.3％，100名干部中，直系亲属在同企业工作的有76人，占被调查的76％，48名中层干部均有直系亲属在企业工作。在接受调查的所有人，即352人中，有4个以上的直系亲属在同一企业的占86.1％，真正没有直系亲属的只是一些刚分配来的大中专学生等（杜喜明，1992）。又据华东某省人事部门对省直属56个单位工作人员的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46个党政机关的4051名职工中，干部与其亲属在同一机关工作的人数竟占职工总数的18％；在被调查的10个事业单位中，有亲属关系的人占职工总数的25％。中南某县一个局的职工中互有亲戚关系的占70％，有的领导推荐、提拔自己的子女当干部或“农转非”。西北某省曾对10个县级单位的114名县级干部进行调查，发现在本单位有亲属关系的竟占36.8％。某部机关有500多人，亲属同在机关工作的有104人，约占机关总人数的20％。某部某局84人中，有13对夫妻同在一个单位。一位厂长说：现在的厂长可以不懂生产，却必须懂关系学。广东省某市公安局一局长的内弟在家里务农，凭姻亲关系，全家6口在其关照下举家迁入市区落户，然后再把他内弟拉入派出所，半年后转为国家干部，成为派出所副指导员（安若素，1992）。这种现象完全是二千年前的“霍家势力”的翻版。有一厂家在年终总结中写道：

公关部的×××年纪轻轻却不辞劳苦，把厂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依靠同××乡的关系，协助厂方筹集到300万美元……（吴锦才，1992，第210页）

一家小报年前招聘“经宣人员”（广告人员），其条件是：文化程度不限，着重看社会关系与活动能力，以及有无拉广告的经验。要求招考对象排列一下：有无在政府部门掌实权或在大企业当领导和经营广告的亲戚、朋友，如果有这些关系，一年保证能拉回10～20万元广告费的便可签订合同……（杨慧明，1992）

“关系网”在西方社会学中不是一个负面的术语，而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概念，特别是对社会资本理论来说，已成为一个个核心概念。其假设是：（1）社会结构是由一组人际关系网组成的；（2）网内的位置高低由有价值资源的多少来决定，而且结构的大致形态是个金字塔形；（3）位置越高，占有此位置的点数越少；（4）位置越高，对整个结构了解越多，对其他点的可及性较大，即可及的点数多（林南，1990）。在西方社会学家看来，所谓有价值的资源是：财富、声望和地位。但我认为中国人的关系本身就是资源，这可能是中国人在象征中更注重“关系”的原因，也是中国人在社会关系网中走向负面的原因。〔1〕而这种关系中的血缘成分，将导致中国人际关系网从结构和功能上，同西方社会的社会网之间有许多重大的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做较详细的讨论。

来源：考古研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