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951年春天的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伏案审阅着即将付梓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校样。这位以“实事求是”为座右铭的革命家，此刻正以近乎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著作。4月13日，他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件中写道：“这些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

家英同志：

这些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对勿讹。除已批明再送我看者外，即可送交俄译组校译。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在1951年春天的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伏案审阅着即将付梓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校样。这位以“实事求是”为座右铭的革命家，此刻正以近乎严苛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著作。4月13日，他在给秘书田家英的信件中写道：“这些请你送给陈伯达同志看一下，即付改印，照此校对勿讹。”这封看似寻常的工作信函，却成为新中国思想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见证。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决定系统整理毛泽东自1926年以来的重要著作。这个决定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考量：既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南，也要向世界展示中国革命经验的普遍意义。在具体实施层面，由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的陈伯达负责总纂，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承担具体协调工作。这种“理论家+实践者”的组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

信件中“即付改印”的指示，折射出毛泽东对文字工作的严谨态度。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档案记载，从1949年筹备到1951年正式出版，《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历经18次重大校改。毛泽东不仅亲自参与校订，还特别要求对重要概念进行多语种对照。正如他在信中强调的“除已批明再送我看者外，即可送交俄译组校译”，这既是对国际传播的重视，也暗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准确性的追求。

在俄文翻译的细节处理上，毛泽东展现出惊人的耐心。现存中央档案馆的校改手稿显示，他对《实践论》中“知行统一”的俄译反复推敲，最终同意采用“еинство знания и действия”的表述，既保留中文原意，又符合俄语表达习惯。这种细致入微的考量，与当时中苏两党正在进行的理论对话形成呼应。1951年秋，当苏联《真理报》开始连载《毛泽东选集》俄文版时，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界的尊重。

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观察，这封信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设上的成熟。相较于延安时期《毛泽东选集》的初编本，1951年版新增了《矛盾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篇章，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编纂过程中确立的“三校三审”制度（作者自校、专家校阅、集体讨论），后来成为党的文献编纂的基本规范。据时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华应申回忆，仅第一卷就校对了17遍，注释修改达780余处。

这封信函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承载的历史信息，更在于它揭示的治学精神。毛泽东在审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将原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改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躯壳”，看似简单的增补却使论述更加精准。这种字斟句酌的严谨，与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强调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一脉相承。

六十七年后回望这段历史，当年泛黄信笺上的墨迹早已化作思想长河中的航标。从西柏坡到中南海，从油印本到多语种精装本，《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历程不仅是一部著作的诞生史，更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生动写照。那些深夜里的灯光、反复推敲的字句、跨越语言的对话，共同铸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当今天的读者翻阅这部经典时，或许还能感受到字里行间跳动的时代脉搏，以及创造历史者对历史负责的庄严承诺。

来源：视角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