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冠民(1915一1954)，字植三，浙江东阳人。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加入人民解放军，为某部联络干部。1947年初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嘉义市工委书记。1953年9月被捕，1954年8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王冠民(1915一1954)，字植三，浙江东阳人。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加入人民解放军，为某部联络干部。1947年初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担任中共嘉义市工委书记。1953年9月被捕，1954年8月10日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

1915年4月8日，王冠民出生在浙江东阳李宅地塔畈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受父母熏陶，热爱劳动，同情苦难乡亲。

王冠民8岁进私塾，12岁进入家乡李宅小学读书，后经当地名望之士介绍和资助，到吴淞口上海劳动大学附属中学、杭州陈阳中学求学，考入杭州师范学校。1935年7月，王冠民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市郊菩萨小学教书。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团结抗日。受进步思潮感染的王冠民，十分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王冠民积极联络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组织读书会，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退让。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王冠民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组织学校学生演唱抗日歌曲。1937年底杭州沦陷，正在萧山县政府教育科任职的王冠民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转移儿童保育院的重任。后来，保育院许多儿童参加了新四军，他们都还记得王冠民。

1938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萧山成立了青年工作委员会和第二流动施教团，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动员下，王冠民参加了第二流动施教团，担任干事。与王冠民一起担任干事的杨源时，是中共萧山县委书记，一位从延安派来的干部。1939年1月，经杨源时介绍，王冠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2月，国民党萧山县政府决定恢复萧山县民教馆。

中共萧山县委决定占领这块阵地，安排王冠民和秦其寿两位中共党员参加民教馆招聘考试。他们两人都是琴棋书画高手，果然都考上了，秦其寿还当上了馆长。秦其寿和王冠民利用这块阵地，举办了战时青年训练班、战时青年座谈会、抗日建国研究班、抗战画展等活动，推动了萧山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这迅速引起国民党萧山县党部注意，并派特务抓捕秦其寿。王冠民发现了特务动向，立刻向杨源时作了汇报，安排秦其寿迅速安全转移。王冠民则继续潜伏在民教馆，坚持开展地下斗争。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萧山县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王冠民奉命紧急转移到丽水，进入浙江儿童保育会第一儿童保育院工作。在儿童保育院的四年时间里，王冠民组织儿童剧团常年活跃在抗日斗争一线，他们宣传抗日、宣扬正义，还积极在云和、平阳等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活动，为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了许多进步青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冠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某部联络干部。根据党组织指示，他继续在湖州、杭州等地开展群众宣传动员工作，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

1946年春，根据党组织安排，王冠民前往杭州高级商业学校（今浙江工商大学）任教，组织带领广大学生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斗争，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1947年初，中共中央上海局为充实加强台湾地下党的组织领导工作，选派王冠民赴台湾开展工作。出发前，王冠民匆匆回家与亲人告别。父母、妻子劝他留在家乡教书，过几年安稳日子，但王冠民已下定决心执行党组织决定。王冠民外表很安详，耐心向亲人们解释去台湾对自己成长有益，“等到全国解放了，我一定会回来”。

到台湾后，王冠民利用原有的社会关系，先后在基隆民教馆、台中女子中学、台湾省教育厅获得公开职业。他一面工作，一面了解当地情况，结交当地朋友，很快就站稳了脚跟，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因为忙于开展地下工作，王冠民一段时间未与家人通信联系，令家人十分担忧。父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日俱增，便托浙江名流、淳安县县长李文凯帮忙，安排王冠民回淳安县担任教育科科长，并以“家人病重”为由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将王冠民“骗回”老家。然而，王冠民回家后发现了真相，表示“国难当头，共产党员岂能苟且偷安”，坚定拒绝了父母的好意，又迅速回到了台湾。

在王冠民的三名子女中，儿子王家达对父亲的记忆最模糊。而爷爷奶奶有意设计的这趟“骗局”，是王家记忆里唯一同父亲相处的日子。此时，王家六七岁，刚刚能记事，然而没过几天，父亲又出远门了。这次见面竟是王冠民与儿子王家的永别。

三名子女中，同王冠民交流最多的是大女儿王斐。王冠民曾把她从家乡带到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儿童保育院，让她与孩童们一起生活。远赴台湾后，王冠民一直以通信方式教导王斐为人处世的道理，要她用功读书，将来考高中：教导她“在用钱方面，绝对不能去揩朋友的油”。在王冠民的教导下，王斐成长为一位独立坚强的女性，15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1947年2月，就在王冠民从家乡浙江返回台湾不久，二二八起义爆发，国民党对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面对白色恐怖，王冠民凭着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机智勇敢，自然地隐蔽在台湾普通群众之中，并设法保护了一些地下党员安全撤回祖国大陆。

此时，中共中央华中分局联络部上海敌后特遣组派遣的共产党员唐戌中，刚到台湾就与王冠民取得了联系，王冠民立即向他通报了岛内险恶的形势，催促并设法帮助他迅速返回祖国大陆，向党组织汇报二二八起义后岛内敌我斗争态势。王冠民却留在台湾继续开展地下斗争。

唐戌中后来每忆及此事，总是激动地说：

“若不是王冠民，我继续滞留台湾，难免遭敌毒手。其实，王冠民也是刚到台湾的，他叫我赶快离开，却没有考虑自己的危险。他对同志的那种深情，决非一般人都有。”

1949年7月，为拓展党的地下组织工作，根据党组织指示和安排，王冠民到云林县虎尾镇筹建台湾糖业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学并担任校长，很快在学校建立起党的地下组织。实际上，王冠民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嘉义市工委书记，他以台湾糖业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学校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全面领导嘉义市党的地下组织工作。

王冠民在军警如林、特务如麻的恶劣环境中，通过艰辛努力，发展了党的地下工作组织，团结、动员、组织了一批台湾工农群众。

王冠民的妹妹王秀兰是他在台湾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见证人。但几年里，王秀兰却懵懵懂懂，并不知道哥哥从事的是什么工作，甚至全然不知自己曾完美地掩护了他。

王冠民一贯严守党的秘密，家人一直不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自从王冠民去了台湾，王秀兰就一直想去看望他，但鉴于二二八起义后台湾的混乱局面，王冠民始终没有同意。1948年2月，王冠民战友、浙东地下党员张佐戴的妻子乐楚珍，因被国民党特务追捕，难以在家乡生存，王冠民获知有关情况后，便让妹妹王秀兰陪同乐楚珍来到台湾。

安顿好乐楚珍后，王冠民让妹妹陪伴在自己身边，每逢节假日就带着她一起高高兴兴地“走亲访友”，而实际上却是以妹妹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有妹妹在身边，比自己单身一人到处行走反而不易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也更加方便开展工作。

王秀兰回忆说：

“哥哥从未向我透露过共产党员的身份，我一贯认为他是一位爱国爱人民的进步青年，坚持正义，乐于助人，却不知道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更不知道他是一位党的市委书记。在浙江、福建沿海解放后，他还兼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联络员，为配合我军准备解放台湾收集提供了大量情报，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并不责怪哥哥当时对我如此保密，而是深深感到他的一切都是以革命利益为重。由于我并不知道他的这些秘密，所以在陪着他接触各方面人士时，内心从不紧张，坦坦荡荡，不露形迹，确实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

王秀兰随哥哥王冠民在台湾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岛内敌我斗争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军警特务会，随时进行突击搜查。王冠民严格执行党的“隐蔽精干”方针，加上他的斗争艺术和群众关系，常能化险为夷。有一天夜晚，王冠民住处遭到搜查，一位知情的糖厂工友事前把他叫走，这才避免了麻烦和事故。同样，王冠民也十分注意同糖厂工友们互通信息，经常帮助、保护工友们摆脱险情。

1950年3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王冠民因未直接受蔡孝乾领导，也没有发生过横向联系，所以一时没有暴露。但王冠民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日趋险恶，行事更加谨慎。他让妹妹王秀兰离开台湾回到祖国大陆，自己却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

在台湾白色恐怖最为严酷的日子里，王冠民顽强地保护党的组织，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1953年9月，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岛内发展的一名地下党员被捕叛变。这名叛徒曾奉台湾省工委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张志忠的指示，与王冠民接触过，王冠民也给他看过一些台湾省工委的秘密文件。但王冠民并没有表露自己的身份，而是表现得非常热情诚恳，给叛徒的印象似乎是与地下党“断了关系的同路人”。

这名叛徒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供述时，并不清楚王冠民的组织关系和真实身份，但还是把他出卖了，王冠民不幸落入魔掌。由于王冠民机警防范，国民党特务未抓到任何物证，只能对他进行严刑审讯。

王冠民处危不惧，沉着应对，守口如瓶。国民党特务把王冠民押到嘉义、台南、新竹等地对质，并以“只要承认是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即可不予追究，并委以重用”等进行利诱，都被王冠民巧妙应付和严词拒绝。

王冠民被关押在监狱近一年，受尽了酷刑折磨，但他意志坚强，没有一丝消极沉沦，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昂扬锐气。在狱中，王冠民先后给台湾糖业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学同事和学生寄出24封书信，没有流露出丝毫悲观和畏惧情绪，而是对他们的关心表示感激和安慰。信的主要内容是请他们购买书籍、纸笔等，用以帮助狱友读书学习，他把牢狱变成了课堂。

王冠民在信中写道，“坐牢短期内恐无法结束”“趁此机会修补一些工作上所必备的技能”“一年来大大小小读了百把本书，在我的一生倒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收获”。他还坚持锻炼身体，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准备迎接更为艰巨的战斗任务。

王冠民在狱中的表现震惊了国民党特务。他们动用酷刑，用锋利的竹签钉入王冠民的指甲缝，甚至将他的10个手指甲拔掉。他几度昏死过去，可始终紧咬牙关，没有透露党的半点机密。

1954年8月10日，国民党特务以“赤匪死不悔改罪”，将王冠民残忍地杀害。王冠民牺牲后，台湾有关报刊披露了他被害的消息，他在台湾的一些同乡、同事得知后，仍然认为“王冠民不可能是共党”“王冠民是共党是冤枉的”。台湾糖业公司虎尾分公司子弟小学同事出面收殓了王冠民的遗体，并出资将其骨灰予以保存。

国民党特务决定下毒手时，王冠民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将要结束。牺牲前两天，王冠民以非常平静的心情给同事写了最后一封信。王冠民在台湾举目无亲，与祖国大陆音信断绝，只有随同他一起到台湾的学生章福兴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承担起“亲属”的义务。

在这封信里，王冠民嘱托了自己的身后事，要章福兴“把寄存的物品如数领回”，以作为最后的告别。申领的遗物总共有八件，排在第一位的是一只公事皮包。这只皮包，王冠民在信中曾经提道：“我来时带来的公事皮包一只，如有来台北的便人，拟托其带回归还校方。”

就是这么一件公物，王冠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要物归原主。

王冠民牺牲后，鉴于台湾岛内险恶的环境，“为了保护更多的隐蔽着的王冠民”，有关部门对他在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英勇牺性的情况一直未予公开，直到1972年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2001年9月，王冠民亲属将烈士忠骨迁回祖国大陆。2002年10月7日，在浙江东阳革命烈士陵园，东阳市委、市政府举行了隆重而庄严的王冠民纪念碑和骨灰安放仪式。

纪念碑碑文写道：

我们纪念王冠民同志，就要像他那样胸怀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抱负，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像他那样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精通业务、增长才干；像他那样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关心同志、乐于助人；像他那样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无论何时何地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为了党和革命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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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之华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