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签字吧，这是婚前财产公证书。＂大姑姐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你弟弟给的彩礼，就十二块八。＂

＂签字吧，这是婚前财产公证书。＂大姑姐把文件推到我面前，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你弟弟给的彩礼，就十二块八。＂

这句话像一把尖刀，刺进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我叫刘月红，1985年的春天，我嫁到了省城。

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一纸公证书和十二块八的彩礼，会成为我婚姻生活的起点。

那年我二十三岁，在县城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穿着蓝色的确良工作服，戴着公家发的白手套，站在柜台后面，一天下来虽然腿酸背痛，但在那个＂干部农民两重天＂的年代，这样的＂国营饭碗＂已经让乡里的姑娘们羡慕不已。

百货公司是县里的＂香饽饽＂，每天排队买纱布、买针线、买搪瓷脸盆的人满得像赶集，我能在那里工作，全靠我父亲的老战友搭了关系，走了后门。

父亲是老工人，常说：＂月红啊，你要知足，多少姑娘挤破头都进不了国营单位，咱家能有个供得上饭票的人，就算烧高香了。＂

我与小江是在一次县里组织的联谊舞会上认识的。

那是1984年秋天，县广播站反复播报这次舞会的消息，说是为了活跃青年文化生活，增进单位间的交流。

我穿着好不容易买到的的确凉连衣裙，头发烫了个＂爆炸头＂，那可是花了我一个月工资在县里最好的理发店做的，还抹了点雪花膏，在身上喷了点八五花露水。

舞会设在县文化馆，一盏五颜六色的旋转灯球挂在天花板上，县广播站接了线，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和崔健的《一无所有》。

小江主动来邀我跳舞，他长得清秀，一身笔挺的的确良衬衫，白袜子，解放鞋擦得锃亮，说话温文尔雅，与县城那些大大咧咧的小伙子很不一样。

＂你是哪个单位的？＂我边跳舞边问，余光看到姐妹们一个个羡慕的眼神。

＂我在省城工作，是来县里出差的。＂小江的声音不大，但很干净，像是从书页里走出来的人物。

＂省城？＂我眼睛一亮，像是看见了天上的月亮，＂做什么工作的？＂

＂省轻工业局，是个小科员。＂小江笑了笑，有点不好意思，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

在八十年代中期，＂国营单位＂是金饭碗，能在省城工作，还是在机关单位，这简直就是＂天上的星星＂一样的存在。

舞会结束后，小江送我回家，还约我第二天去看电影。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半年的恋爱。

每到周末，小江都会坐长途车来县城看我，有时带些省城买不到的小玩意儿，有一次还带了一瓶进口香水，说是托朋友从广州带回来的。

那个年代的广州，对我们这些小县城人来说，简直就是外国。

半年后，小江提出要结婚。

我家住在县城东边的一条小巷子里，砖瓦房，前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株月季和一棵老石榴树。

父亲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抽着＂大前门＂，母亲在小煤球炉上炖着鱼汤，我和小江来说亲事。

＂月红啊，你才认识他半年，是不是太快了？＂母亲一边往鱼汤里放葱花一边说，脸上写满了担忧。

＂妈，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半年时间足够了解一个人了。＂我的语气里带着骄傲，＂再说了，小江条件多好啊，在省城工作，坐办公室的，以后我不就是省城人了嘛！＂

父亲在一旁抽着烟，眉头紧锁：＂听说他家是他大姑姐当家，这可不像话啊。＂

屋子里弥漫着鱼汤的香气和烟丝的气味，父亲的声音低沉而严肃：＂男人家，怎么能让女人当家呢？＂

＂爸，那是因为他父母早逝，是大姑姐把他拉扯大的，他对大姑姐很敬重很正常。＂我为小江辩解，心中已经画出了美好的蓝图。

就这样，在我的坚持下，父母同意了这门亲事。

按照当地习俗，男方要给女方一定数额的彩礼，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提倡新事新办，＂破除封建陋习＂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但老规矩还是改不了。

我们县城一般的彩礼都在八百到一千元左右，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也就七八百元，所以这个数目不算小。

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彩礼甚至更高，还要加上＂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小江回去和家里人商量后，约我去省城见他大姑姐。

那是我第一次去省城，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路上尘土飞扬，颠簸得腰酸背痛。

车窗外，稻田渐渐变成了工厂，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矮房子变成了楼房，我的心情也随之激动起来。

小江在长途站接我，我一眼就看出他脸色不太好，眉头紧锁，嘴角下垂。

＂怎么了？＂我问，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没事，就是大姑姐有点意见。＂他勉强笑了笑，拉着我的手，却不敢看我的眼睛。

小江家住在一栋老式的筒子楼里，外墙斑驳，楼道里有着年代久远的霉味。

他的家是两室一厅的房子，比我想象中的要简陋，客厅里摆着一套老式的沙发，木框架，绿色的布面，已经有些褪色。

墙上挂着几张照片，一张是小江的父母，一张是小江小时候的照片，还有一张是他大姑姐年轻时穿着蓝色中山装的合影。

推开门，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

她就是小江常说的大姑姐范秀英。

范秀英穿着一件深色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

＂大姑，这是月红。＂小江介绍道，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

范秀英放下报纸，从老花镜上方打量着我，目光像X光一样，从上到下扫视着我。

她点点头，示意我坐下：＂坐吧。＂

接下来的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一个字都像烙印一样刻在我的心上。

＂你在哪工作？＂范秀英问，声音冷淡，像是在查档案。

＂县百货公司，做售货员。＂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信一些。

＂学历？＂她继续问，眼睛盯着我，似乎要看穿我的伪装。

＂初中毕业。＂在这个年代，这个学历已经不低了，但在范秀英面前，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文盲。

＂家里几口人？＂

＂父母和一个弟弟。＂

＂有房吗？＂

＂有，县城边上的平房，两间。＂

＂你爸妈什么工作？＂

＂我爸在纺织厂当工人，我妈在生产队。＂

一连串的问题，像是审讯犯人一样，让我坐立不安，手心冒汗。

最后，范秀英放下报纸，取下老花镜，直视着我：＂我弟弟的工作不容易，是省里有名的先进工作者。＂

她的声音提高了一个八度：＂他现在虽然只是个科员，但前途无量，单位里的领导都很器重他。＂

她顿了一下，眼神变得更加锐利：＂我问你，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江连忙打圆场：＂大姑，您别这样说...＂

＂我说错了吗？＂范秀英打断他，声音像鞭子一样抽在我心上，＂你看看你自己，一个县城售货员，初中文化，能给小江带来什么？＂

她一口气说下去：＂如果你真爱他，就应该考虑他的前途。现在单位里有好几个大学生都看上了他，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不是初中毕业的售货员！＂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忍住了，咬着下唇不让自己哭出来。

我对自己说，为了小江，我必须坚强，必须证明自己不是那种见到困难就退缩的女孩。

＂大姑姐，我知道我条件不好，但我会努力学习，不会拖小江的后腿。＂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坚定，不让它颤抖。

范秀英冷笑一声，那笑容让我想起了严冬里的冰块：＂光说没用。这样吧，如果你们真要结婚，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彩礼只给十二块八；第二，必须签婚前财产公证。＂

＂十二块八？＂我惊讶地问，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对，十二块八，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范秀英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数字有讲究，一二三四，一步一步往上走，八八六十四，步步高升的意思。至于婚前财产公证，就是保证小江现在的财产是他个人的，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能分割。＂

我看向小江，希望他能说点什么，能为我辩解，能站在我这一边。

但他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一言不发，像是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狗，可怜兮兮地缩在角落里。

那一刻，我感到心里凉了半截，但我还是点了头：＂好，我同意。＂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也许是爱情给了我力量，也许是面对挫折的倔强。

回县城的长途车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窗外是连绵的山峦和金黄的稻田，车厢里弥漫着汗味和烟味，邻座的中年妇女打开了收音机，正在播放《东方红》。

十二块八的彩礼在当时简直是个笑话，我怕父母知道会生气，甚至会阻止这门婚事，但更怕失去小江。

至于婚前财产公证，说实话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爱的是小江这个人，不是他的财产。

回到家，我谎称彩礼的事情已经谈好了，但具体数目没告诉父母。

我只说小江家里条件一般，彩礼不会太多，希望父母理解。

父亲坐在院子里的石磙上修理自行车，听了我的话，眉头紧锁：＂那个范家女人是什么意思？瞧不上咱家？＂

母亲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擀面杖：＂就是，咱刘家虽然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也是清清白白，几代人都是靠双手吃饭，凭什么瞧不起人？＂

我连忙解释：＂不是的，爸妈，他们家真的条件不好，小江父母早逝，大姑姐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不容易啊。＂

父亲虽然有些不满，但还是尊重了我的决定。

他叹了口气，望着远处的晚霞：＂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我们也不拦着。＂

婚礼前一周，范秀英来县里，带着一份已经打印好的婚前财产公证书。

我们约在县城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见面，那家饭店叫＂人民饭店＂，是县里接待外宾的地方，普通老百姓很少去。

范秀英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西装，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一进门就引起了服务员的注意。

在一个角落的桌子上，她把文件放在我面前：＂签字吧。＂

我拿起笔，手有些发抖。

公证书上写着小江名下的存款、自行车、手表等财产，条款很明确，这些都是他的个人财产，婚后我无权分割。

我犹豫了一下，心里有一丝不安。

＂怎么，反悔了？＂范秀英冷笑道，声音里带着轻蔑。

＂没有。＂我咬了咬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在纸上划出一道深深的印记。

接着，范秀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推给我：＂彩礼，十二块八，你清点一下。＂

红包很薄，里面确实只有一张十元和几张角票。

我没有去数，只是把红包收了起来，感觉手里捏着的不是钱，而是一团羞辱。

那一刻，我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但我告诉自己，一切都是为了和小江在一起，这点委屈算什么。

回家后，我把红包藏在了抽屉最里面，不敢让父母看到。

婚礼很简单，在县城的一家小饭店办了十桌酒席。

那天，我穿着一件红色的连衣裙，头上戴着塑料花环，脚上是新买的皮鞋，硌得脚趾生疼。

小江穿着一套西装，看起来英俊潇洒，但眼神却躲闪不定，似乎心里有愧。

范秀英全程板着脸，对我的父母客气但疏远，说话时总是抬着下巴，像是在俯视他们。

我的同事们都在背后议论这门亲事，说我嫁得好，以后就是省城人了，可以坐办公室，不用站柜台。

但也有人说小江家太抠门，彩礼才十二块八，肯定没安好心，劝我要小心。

醉醺醺的舅舅甚至当着众人的面问小江：＂小伙子，听说你才给我外甥女十二块八的彩礼，这是真的假的？＂

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和小江身上。

我感觉血液冻结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小江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范秀英站了起来，声音洪亮：＂没错，就是十二块八，这是我们家的传统！＂

她环视四周，声音里带着骄傲：＂我们范家讲究的是一十二三步步高，八九不离十十全十美。这十二块八是个吉利数字，可不是图便宜！＂

她这一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倒让大家哑口无言，只能闷头喝酒，不再追问。

婚后，我跟着小江住进了那栋筒子楼。

楼道里常年弥漫着煤油灯的气味和各家各户飘出的饭菜香。

墙皮剥落的楼梯上常坐着打毛衣的老太太，她们会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乡下来的新媳妇＂。

范秀英住在隔壁单元，几乎每天都会来我们家。

起初，她会检查我做的饭菜是否合小江的口味，看家里是否打扫干净。

后来，她干脆直接对我的一举一动指手画脚：洗衣服的水温不对，扫地的方式不对，甚至连我说话的语气都要批评。

＂你那口音太土了，学着点省城人说话。＂她经常这样说，眼神里带着嫌弃。

一次，我做了一道家乡的红烧肉，肥而不腻，香气四溢。

小江吃得津津有味，连连称赞：＂真好吃，比食堂的强多了！＂

范秀英尝了一口，立刻皱眉：＂太咸了，而且油太大，对身体不好。＂

她看着小江：＂你现在是机关干部，要注意形象，少吃这种肥肉，多吃青菜。＂

小江立刻放下筷子，点头称是，让我心里一阵失落。

小江对此从不干预，他总是说：＂大姑也是为我们好，你多忍忍。＂

他的眼神里充满歉意，但却从不为我争取什么。

我努力适应着这种生活。

白天，我在附近的一家小百货店做售货员，工资比县里低，但为了能在省城安家，我什么都能接受。

晚上回家，我会尽力做好家务，煮一桌可口的饭菜，希望能得到范秀英的认可。

我甚至开始学习省城话，改变自己的口音，穿着打扮也逐渐向省城人靠拢。

可是，无论我怎么努力，范秀英始终把我当外人。

她在小江面前总说我笨，说我配不上他，说要不是她可怜我，根本不会同意这门亲事。

小江有时会为我说两句话，但更多时候是沉默，像是一个旁观者，看着我和他大姑之间的无声较量。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问小江：＂你爱我吗？＂

小江愣了一下，然后握住我的手：＂当然爱，不然我怎么会娶你？＂

＂那为什么你总是袖手旁观，眼看着大姑姐对我这样？＂我忍不住流泪。

小江叹了口气：＂月红，你要理解，大姑把我拉扯大不容易，她的脾气是有点怪，但心是好的。＂

他看着窗外，眼神有些迷茫：＂再说了，我们不是挺好的吗？有房子住，有工作，比起很多人，我们很幸福了。＂

这句话让我沉默。

是啊，比起很多人，我们确实很幸福，至少我离开了那个小县城，成了省城人，有了自己的小家。

可是，这种生活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结婚一年后，我怀孕了。

那天，我从医院拿到检查结果，兴冲冲地回家告诉小江。

小江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我转了一圈：＂太好了！我要当爸爸了！＂

他立刻跑去给范秀英报喜。

我以为有了孩子，情况会好转，但事实恰恰相反。

范秀英更加频繁地来我家，说要教我如何照顾好肚子里的孩子。

她禁止我吃很多东西，说会影响胎儿发育；她不让我做重活，但同时又抱怨我懒；她甚至要求我每天给她汇报胎动次数。

＂你这样不行，得去做个B超，看看孩子发育得怎么样。＂有一天，范秀英突然说。

那时候B超检查还不普及，只有大医院才有这种设备，而且费用不菲。

＂大夫说三个月后再做B超比较好。＂我小声反驳，声音像蚊子一样小。

＂你懂什么？我认识省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明天去做检查。＂范秀英不容置疑地说，眼神里带着命令的意味。

我只好照做，心里默默为肚子里的宝宝祈祷。

检查结果显示胎儿一切正常，但范秀英却从医生口中得知是个女孩。

回家后，她的脸色特别难看，像是蒙了一层灰。

＂生个丫头片子有什么用？＂她对小江说，声音里带着失望和嫌弃，＂咱们家就小江这一根独苗，必须传宗接代啊！＂

小江也显得很失望，他坐在沙发上，手指敲打着茶几：＂要不...下次再生？＂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伤心，心像是被撕成了碎片。

在他们眼中，我肚子里的孩子仅仅因为性别就失去了价值。

我想起县里那些重男轻女的老人，没想到在省城，在这个据说更加文明的地方，这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无论是男是女，这都是我们的孩子。＂我鼓起勇气说，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范秀英冷笑一声：＂你懂什么？小江这辈子就指望一个儿子传宗接代了！你知道没有儿子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断根啊！＂

从那天起，范秀英对我的态度更差了。

她开始带各种补品给小江吃，说是为了下次能生个儿子；她甚至找了个算命先生来看我的面相，说我＂命硬＂，克夫，难怪生不出儿子。

小江虽然嘴上说不信这些，但眼神里的怀疑却越来越明显。

就在我孕期的第六个月，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天，小江出差在外，范秀英像往常一样来我家＂指导＂我的生活。

她翻看我的衣柜，说我的衣服太破旧，不配做省城人家的媳妇。

她还发现了我藏在抽屉里的那个红包，十二块八的彩礼。

＂你还留着这个干什么？＂她质问我，眼神像刀子一样锋利。

＂这是我和小江的纪念，我想留着。＂我轻声说，心里却在想，这是我嫁给小江付出的代价，是我的屈辱，也是我的坚持。

范秀英嗤之以鼻：＂纪念？有什么好纪念的？你是嫌这钱太少，所以故意留着，等有一天拿出来埋怨小江是吧？＂

我忍无可忍，与她发生了争执。

＂大姑姐，我已经尽力了。从结婚到现在，我没花过小江一分钱，都是靠自己的工资维持生活。我的衣服破旧些，又有什么关系？＂我终于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话，声音里带着颤抖。

范秀英的脸变得铁青，像是染了墨汁：＂你这是什么意思？怪我当初让你签了婚前财产公证？怪我只给了你十二块八的彩礼？＂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我试图解释，但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你就是这个意思！＂范秀英提高了嗓门，像是在训斥一个犯了错的孩子，＂我就知道你嫁给小江是看上他的工作，看上他在省城的前途！现在露出真面目了是吧？＂

＂我爱小江是真心的，从来没想过他的钱！＂我也激动起来，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力量，＂但我也是人，我也有尊严！＂

争吵中，我不小心撞到了桌角，肚子一阵剧痛。

我惊恐地发现，裤子湿了一片，是羊水破了。

范秀英也吓坏了，她的脸色从愤怒变成了惊恐：＂你...你怎么了？＂

＂羊水...破了...＂我痛苦地说，冷汗从额头滚落。

范秀英赶紧叫邻居帮忙把我送到医院，一路上她脸色煞白，不停地说：＂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

经过一番抢救，孩子保住了，但医生说我必须卧床休息到生产，不能有任何情绪波动。

范秀英不得不每天来照顾我，但她的态度更加恶劣，经常在我面前叹气，说我连孩子都保不住，是个没用的女人。

她的声音里既有愤怒，也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内疚。

小江回来后，得知情况，对我说：＂月红，你得好好养胎，别和大姑吵架了，她也是为了咱们好。＂

他的语气像是在哄小孩，但眼神里却带着责备，仿佛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流泪，泪水浸湿了枕头。

我在想，这样的生活，我还要忍受多久？

在医院住了一周后，有一天，医院来了一个中年女人。

她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但眼神很温和。

她说是护工，来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我很惊讶，因为我们并没有请护工，医疗费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是小江的大姑姐请我来的。＂那个女人解释道，声音很轻柔，＂她说你一个人在医院太可怜了，让我来帮忙。＂

我半信半疑，但想着范秀英终于良心发现，也就接受了。

那个女人姓李，五十多岁，说话很和气，做事也麻利。

她每天帮我擦身、端饭、倒水，比范秀英体贴多了。

有一天，李阿姨（我习惯这么叫她）给我端来一碗鸡汤。

那碗汤色泽金黄，飘着葱花和几片枸杞，看起来很诱人。

＂月红啊，来，趁热喝了，对胎儿好。＂李阿姨的声音像是哄孩子一样温柔。

我接过碗，正要喝，突然从汤里闻到一股怪味。

那不是鸡汤应有的香气，而是一种苦涩的、药草的味道。

＂这汤...怎么有股苦味？＂我问，眉头皱了起来。

李阿姨脸色一变，像是被抓到做坏事的孩子：＂哪有苦味？你闻错了吧？＂

她的慌乱让我警觉起来，把碗放在床头柜上，说：＂不对，这汤里加了东西。＂

李阿姨强笑道，但笑容很勉强：＂就是放了点中药材，对胎儿好。＂

＂什么中药？＂我追问，声音里带着怀疑。

李阿姨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眼神闪烁，不敢看我。

就在这时，小江来探望我。

他提着一袋水果，看到这一幕，问怎么回事。

我把情况告诉他，他闻了闻汤，脸色立刻变了，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这是什么？＂他质问李阿姨，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严厉。

李阿姨慌了，她的手不停地绞着衣角：＂我...我也不知道，是范阿姨给我的，说放在汤里...＂

小江立刻叫来医生，检查了汤的成分。

医生是个中年男子，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严肃。

他闻了闻汤，又用手指蘸了一点尝了尝，脸色立刻变了。

＂这汤里加了中药，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对孕妇来说可能导致流产。＂他严肃地说，眼神里带着责备，＂谁给你的这个？＂

我震惊了，浑身发冷，像是掉进了冰窟窿。

范秀英竟然想害我的孩子！

小江也气坏了，他的脸色铁青，手指颤抖着，像是要抓狂一样。

他立刻去找范秀英问个明白，走的时候，动作幅度之大，差点撞倒了门口的输液架。

李阿姨被吓得不轻，连连道歉，说她不知道汤里有什么，只是按照范秀英的吩咐做的。

医生给我做了检查，确认胎儿无恙，但叮嘱我要多休息，并且报告了医院保卫科，不允许范秀英再进入病房。

晚上，小江回来，脸色凝重，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

＂大姑承认了，她说只是想让你早点生，因为她算过，这个月生孩子会更吉利...＂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信吗？＂我苦笑着问，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小江沉默了一会儿，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双手支着头，像是一下子老了十岁：＂我不知道该信谁了。＂

这句话让我心如刀绞。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小江还是不能完全站在我这边，还是在犹豫，在摇摆。

就在这时，一个护士进来送药，她是个年轻姑娘，扎着马尾辫，动作麻利。

她听到我们的对话，欲言又止，眼神里有些异样。

小江问她怎么了，她犹豫了一下，左右看了看，像是害怕被人听见，然后低声说：＂前几天，有个老太太来问我，早产的婴儿存活率有多高...＂

她的话像一道闪电，照亮了这个阴暗的真相。

我和小江对视一眼，都明白了什么。

范秀英是想让我早产，甚至可能不在乎孩子是否能存活！

小江彻底怒了，他的眼睛里燃烧着怒火，像是一头被激怒的狮子。

他冲出病房，直奔范秀英家，临走前对我说：＂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件事。＂

那一晚，我躺在病床上，听着窗外的雨声，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小江和范秀英之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当晚小江回来时，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很久。

他坐在我床边，握着我的手，声音沙哑：＂我和大姑断绝关系了。＂

从那以后，范秀英再没来看过我。

医院的日子很难熬，白色的墙壁，消毒水的气味，护士来来往往的脚步声。

但每天小江下班后都会来陪我，给我讲外面的新鲜事，给我带好吃的。

他变得体贴，变得坚强，变得像是一个真正的丈夫，而不是那个总是躲在范秀英背后的小男孩。

我们仿佛回到了恋爱时的甜蜜，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爱意。

终于，在预产期那天，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

她皮肤红润，哭声洪亮，像是在宣告自己的来到。

我们给她取名叫＂江晨＂，希望她像早晨的阳光一样明亮温暖，照亮我们的生活。

小江抱着女儿，眼里满是爱意和骄傲：＂月红，对不起，我之前太软弱了。从今以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生活，不会再让任何人干涉。＂

他的声音里带着坚定，不再有以前的犹豫和胆怯。

出院后，小江提出搬家，租了一套小两居，远离范秀英所在的筒子楼。

我们的新家虽然简陋，但却充满了我们自己的气息。

小江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缝了新的窗帘和床罩，我们一起粉刷了墙壁，把家布置得温馨而舒适。

我开始专心带孩子，小江工作更加努力，还自学了英语，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

每天晚上，我们会抱着江晨，讲故事，唱儿歌，享受这难得的平静时光。

女儿满月那天，我们按照习俗，准备了鸡蛋和红糖水分给邻居们。

就在我忙着招待客人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打开门，看到范秀英站在门口，她比上次见面苍老了许多，头发白了一大半，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她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衬衫，手里提着一堆婴儿用品，站在那里，显得局促不安，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我...我来看看孩子。＂她有些局促地说，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小江本想赶她走，脸色一沉，就要开口。

但我拦住了他，轻声说：＂让她看看吧。＂

我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宽容，也许是当了母亲后，我更能理解一个长辈的心情，即使她曾经伤害过我。

范秀英小心翼翼地走到婴儿床前，看着熟睡的江晨，眼泪突然落了下来，像断了线的珍珠。

＂真像小江小时候...＂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怀念和爱意。

她转向我，艰难地说：＂月红，我...我错了。这孩子，真好看，不比男孩差。＂

她的声音里带着真诚的悔意，不再有以前的高傲和冷漠。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看着这个曾经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女人，现在如此脆弱，如此真实。

范秀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给孩子买奶粉。＂

红包很厚，看起来里面装了不少钱。

小江冷冷地说：＂不用了，我们自己能养活孩子。＂

他的语气很坚决，眼神里还带着一丝怒意。

范秀英苦笑一声，那笑容里带着无奈和自嘲：＂我知道你们恨我。＂

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这辈子就小江一个亲人，怕他被人骗，怕他吃亏...结果反而害了他。＂

她顿了顿，眼神里带着忏悔：＂那笔婚前财产公证，我已经去撤销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是公证处的撤销证明：＂还有...彩礼的事，我也要说明白。＂

她又从包里拿出一个存折：＂这里有八千元，当年我给的彩礼其实是八千零一十二块八。那八千元我存在银行里，想着如果你对小江不好，这钱就不给你；如果你真心待他，这钱就是你们的家底。＂

我惊讶地看着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是八千零一十二块八？＂

＂八千，是我这辈子的积蓄，给小江攒的。＂范秀英低着头，声音里带着愧疚，＂一十二块八，是个吉利数字，讨个好彩头。＂

她长叹一口气，眼神里带着沧桑：＂我这人不会表达，做事太极端，伤害了你们，对不起。＂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范秀英。

她这辈子没有结婚，把全部心血都放在小江身上，怕他受伤害，才处处防备。

虽然她的方式错了，但出发点却是爱。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方式爱我，尽管有时候也会让我感到窒息。

＂大姑，你先回去吧，我们需要时间考虑。＂小江说，声音不再那么冷硬。

范秀英点点头，像是松了一口气，临走前又看了江晨一眼，眼神里满是不舍：＂孩子真漂亮，真的很漂亮...＂

她走后，小江和我坐在沙发上，都沉默不语，只听见江晨均匀的呼吸声。

夕阳透过窗户洒进来，给房间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怎么办？＂最后小江问我，眼神里带着询问。

＂随你，她毕竟是你的大姑，把你拉扯大的。＂我说，心里已经没有了恨意，只有理解。

＂可她伤害了你，还差点害了晨晨。＂小江的眼神里充满矛盾。

＂但她认错了，而且...我能理解她的心情。＂我看着熟睡的女儿，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当一个人深爱着某人，就会害怕失去，会做出极端的事来保护那份感情。

范秀英爱小江，所以害怕我会伤害他；我爱小江和女儿，所以能够理解范秀英的出发点，哪怕她的方式是错的。

一个月后，我们邀请范秀英到家里吃饭。

那是一个周末的中午，阳光明媚，我做了几道家常菜，还特意做了范秀英爱吃的红烧肉。

范秀英来得很准时，手里提着一袋水果，看起来紧张又期待。

那顿饭很简单，但气氛却出奇地和谐。

范秀英抱着江晨，小心翼翼地，像是捧着一件珍宝，眼里满是慈爱；小江为我们倒茶，脸上带着宽慰的笑容。

而我，看着这一切，心中的芥蒂慢慢消融，像是冰雪在阳光下融化。

＂大姑，这个存折，您还是收回去吧。＂我把那天范秀英留下的存折推回给她，＂我们不需要这些钱，只希望您以后把我们当家人，我们也把您当家人。＂

范秀英眼圈红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你真这么想？＂

＂嗯，家人之间不需要用钱来衡量感情。＂我真诚地说，心里涌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范秀英的眼泪落了下来，大颗大颗的，像是憋了很久终于释放。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心温暖而粗糙：＂月红，谢谢你原谅我。我保证，以后绝不干涉你们的生活，只希望能常来看看晨晨。＂

她的眼神里满是真诚和感激，不再有以前的傲慢和怀疑。

从那以后，我们家的生活渐渐步入正轨。

小江得到了提拔，负责一个小项目组；我也考上了夜校，学习会计，希望将来能有更好的工作。

范秀英偶尔来看江晨，但再也不干涉我们的决定。

她甚至开始学着尊重我，经常向我请教带孩子的经验，也会主动帮我分担家务。

就这样，我们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不再是对立和猜忌，而是理解和包容。

十二块八的彩礼，一纸婚前财产公证，曾经是我婚姻的阴影，是我心中的刺，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自己的屈辱和无奈。

但现在想来，正是这些曲折，让我和小江的感情经受了考验，也让范秀英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亲情。

有时候，爱的表达方式可能扭曲，但爱的本质不会改变。

范秀英用她的方式爱着小江，而我，则用包容和理解回应了这份曲折的亲情。

多年后的一天，江晨放学回来，带回了一张奖状，上面写着＂三好学生＂。

我们一家人正在吃晚饭，范秀英也在，她看到奖状，眼睛亮了：＂我就说晨晨聪明，像她爸爸！＂

小江笑着说：＂也像她妈妈，月红当年在县城就是出了名的好学生。＂

范秀英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认可和赞赏，和当年初见时的轻蔑形成鲜明对比：＂是啊，月红一直很聪明，很坚强。＂

那一刻，我感到无比温暖。

这些年来，我们都在改变，都在成长，都在学着理解和包容对方。

如今，每当我看着已经上小学的江晨，看着工作顺利的小江，看着逐渐和蔼的范秀英，我都会想起那个十二块八的红包和那份公证书。

它们不再是我心中的刺，而是我们家庭故事的一部分，提醒着我们：真正的亲情，需要理解、包容和时间的沉淀，就像那句老话说的——百炼钢，成绕指柔。

来源：天涯旧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