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愣住了，手里攥着两张红本本，眼神闪烁不定，脸上的表情像是被雷击中一般。

＂我嫁给你就算是亏了五千块，以后拿什么弥补我？＂

他愣住了，手里攥着两张红本本，眼神闪烁不定，脸上的表情像是被雷击中一般。

那是1998年的夏天，我从小县城医院被转到市里，医生说需要手术。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男友欲言又止的表情，才知道我们之间隔着一道五千元的手术费。

窗外的雨下个不停，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气味，走廊上的广播一遍遍重复着医生的名字。

我叫林巧云，是北方一个小县城木器厂的普通女工，车间里整日飘散着木屑和油漆的味道。

1994年进厂不久，我就认识了比我大三岁的车间主任杨树林。

他个子高高的，长着一双厚实的手掌，说话办事稳重，走路时总是挺着胸膛，是厂里有名的技术骨干。

每月工资比我多出好几十，工友们都说他是厂里的＂香饽饽＂。

我们相处四年，感情一直很好，厂里同事都夸我有眼光。

木器厂在九十年代初是镇上的支柱企业，上百号工人，每天三班倒，订单排到年底。

那时车间里的老式喇叭总放着邓丽君的《甜蜜蜜》，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哼着，日子过得红火。

可到了九七年，风向变了，东南沿海的家具厂冒出来不少，订单越来越少，我们的工资也一拖再拖。

杨树林常说：＂巧云，咱们得攒钱，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他总爱在下班后带我去厂区后面的小土坡上散步，一边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往远处扔，一边给我讲他的打算。

＂等攒够钱，咱们在县城买套房子，再买台彩电，到时候领着咱爸妈一起看。＂

我点头如捣蒜，觉得他考虑问题就是周到。

在我心里，杨树林就是那种能把日子过明白的人，踏实可靠。

去年冬天，我们商量着今年秋天领证结婚。

每次下班，我都会在路过供销社橱窗时多看两眼那件红色的旗袍，心里盘算着攒够钱买下它当婚服。

可谁知道我会在夏天突发阑尾炎，还是罕见的穿孔性阑尾炎，需要立刻手术。

医院的走廊上挤满了人，弥漫着一股药水混合着汗臭的气味。

我躺在单薄的病床上，肚子疼得像被刀割，额头上的汗珠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树林，我妈说咱们先把证领了，医保能报销七成。＂我在病床上小声说，手指不安地绞着被角。

那时候国家刚推行医疗保险制度，结了婚才能把我算作他的家属，享受报销。

否则，这五千块就得全部自己掏。

对一个月工资才三四百的我们来说，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

杨树林坐在病床边，脸色发白：＂巧云，咱们还是等你手术好了再领证吧。＂

他盯着窗外的一棵槐树，手指轻轻敲打着病床的铁栏杆，＂万一......＂

他没说下去，但我懂他的意思。

万一手术不顺利，他就背上债务了。

＂那我先问家里筹钱。＂我强忍着疼痛说，心里咯噔一下，像是被灌进一盆冷水。

爸妈从乡下赶到医院时，脸上的皱纹比我记忆中更深了。

爸爸穿着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妈妈背着她那个补了又补的老式布包，里面装着晒干的莲子和红枣。

＂闺女，妈给你煮了莲子汤，补身体。＂妈妈的眼睛红红的，我知道她是在火车上哭过了。

爸爸攒了一辈子钱，刚给我弟弟交完大学第一年学费。

他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存折：＂只有三千二，你再想想办法。＂

我没敢告诉父母杨树林的犹豫，只说他去借钱了。

晚上，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啪啪作响。

我望着雨中模糊的灯光，想起四年来我们的点点滴滴——他送我的那条鲜红的围巾，厂里联欢会上他拉着二胡为我伴奏，还有去年春天他骑了两小时自行车去给我买那盒感冒药。

这些画面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夜未眠后，杨树林竟真的带来了剩下的钱，但他支支吾吾地告诉我是从闫厂长那里借的高利贷，一个月利息就是一百。

＂别担心，我会尽快还上的。＂他拍拍我的手，眼神有些闪烁。

手术很成功，出院那天，杨树林背着我的小包，扶我慢慢走出医院。

太阳晒得我睁不开眼，隐约看见他眉头紧锁的侧脸，额头上的汗珠反射着刺眼的光。

路过一条小摊，飘来阵阵煎饼的香味，我肚子咕咕叫，但没敢说饿。

自从生病后，我变得很敏感，总是察言观色。

＂巧云，咱们的婚事，能不能再等等？＂路过民政局时，他突然停下脚步，＂我想多攒点钱，给你个体面的婚礼。＂

他的手心全是汗，夏日的蝉鸣声此刻显得格外刺耳。

我点点头，没有多问，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拖着病体回到出租屋，房东阿姨热情地端来一碗鸡汤：＂闺女，补补身子，年轻人得有个好身体才能好好过日子啊。＂

我勉强笑笑，心里的滋味却比这浓汤还要复杂。

自那以后，杨树林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都说在加班挣钱还债。

我的伤口渐渐愈合，心里的疑虑却日渐加深。

工友小李来看我时，眼神闪烁：＂巧云，厂里可能要裁人了，大家都在找后路呢。＂

她带来一袋新鲜的荔枝：＂这是树林让我带给你的，说是他加夜班没空来。＂

我嚼着酸甜的荔枝肉，心里却苦涩难言。

转眼到了九月，我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但杨树林提出的婚期却一再推后。

某个周末，我鼓起勇气去厂里找他，想当面问个清楚。

老钟叔看见我，放下手中的扫帚：＂巧云啊，树林今天在休息室和人对账呢。＂

我向休息室走去，门没关严，隐约听见里面的对话。

＂那五千块算了吧，反正你们还没领证。男人嘛，不能太心软。＂是老王粗犷的嗓音。

＂可我答应过巧云的......＂杨树林的声音低沉而犹豫。

＂清醒点！厂里都要完了，你还想着娶媳妇？闫厂长的高利贷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站在门外，手里捏着给他带的水果，汗水浸湿了掌心。

转身走开时，袋子里的苹果掉出一个，滚到走廊尽头。

我没去捡，只觉得心里那颗名为＂希望＂的种子也跟着滚远了。

回到出租屋，我取出藏在枕头下的存折，上面可怜的数字刺痛了我的眼睛。

收音机里正播放着流行的《同桌的你》，曾经的我也和歌词里一样，满怀憧憬地期待着美好的未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开始留心打听厂里的情况。

原来不只是订单减少，几个大客户的货款迟迟不结，厂里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全工资了。

车间里的老式风扇吱呀作响，墙上挂着的＂质量第一＂的横幅已经褪色。

机器一台接一台停下来，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嘀咕着＂下岗＂这个可怕的词。

九十年代末的中国，多少国企工人正面临着同样的处境，那些曾经引以为傲的＂铁饭碗＂，正在无情地碎裂。

一天下班后，我在厂门口的小卖部买方便面，看见杨树林和闫厂长站在办公室外激烈争论着什么。

杨树林的声音很大：＂闫厂长，工人们的工资不能再拖了！再这样下去，大家都没法活了！＂

他的脖子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突突直跳。

闫厂长脸涨得通红：＂你以为我不想发？上面给的政策就这样，要么忍着，要么卷铺盖走人！＂

＂那借条呢？您说过会帮我垫付的！＂杨树林声音颤抖。

＂什么借条？没那回事！＂闫厂长扭头就走。

杨树林紧握的拳头最终无力地松开了。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像被人狠狠揪了一下。

原来，他从未向闫厂长借过钱。

那天晚上，我找到他家，那是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墙上贴着几张泛黄的报纸。

他正在昏暗的灯光下计算着什么，一台老式录音机播放着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看见我，他像受惊的兔子般收起本子：＂巧云，你怎么来了？＂

我没回答，径直走到桌前，翻开他的记账本。

密密麻麻的数字后面，是一张五千元借条的复印件。

借款人：杨树林，出借人：空白。

我这才明白，那笔＂高利贷＂根本就不存在，五千块是他东拼西凑来的，可能还把自己压箱底的积蓄都掏了出来。

＂对不起，我骗了你。＂他低下头，额前的刘海遮住了眼睛，＂我就是舍不得你疼痛的样子，但我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

他的肩膀微微颤抖，声音哽咽。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滚烫的泪水打湿了那张借条。

原来他从不是不愿娶我，而是怕我知道他的窘迫后瞧不起他。

那个总说要我们一起攒钱过日子的人，把自己仅有的积蓄都给了我，却不敢让我知道。

＂是不是厂里要倒闭了？＂我抹掉眼泪，问道。

杨树林抬起头，眼里满是惊讶：＂你知道了？＂

＂我又不傻。＂我苦笑。

＂嗯，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他叹了口气，＂他们说要改制，但其实就是要卖掉厂子，我们这些人......＂

他没继续说下去，但我懂，那意味着下岗，意味着失去那个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

＂我们去领证吧。＂我深吸一口气，擦干眼泪，＂然后一起想办法。＂

他惊讶地看着我：＂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有你就够了。＂我坚定地说。

第二天，我们拿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去了民政局。

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进来，给简陋的办公室增添了一丝温暖。

工作人员递给我们两本崭新的红色小册子，上面烫金的＂结婚证＂三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们拿着崭新的结婚证从民政局出来，杨树林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路过一家小店时，我看见了招工广告——深圳一家电子厂在招工，包吃住，月薪能到八百。

彩色印刷的广告纸上，还印着一栋高楼的照片，楼前站着穿着工装的年轻人，笑容灿烂。

＂我们去深圳吧，＂我指着那张广告，＂那里机会多，咱们一起还债，一起攒钱。＂

杨树林愣住了，随后笑了：＂你这傻丫头，我还以为你要跟我离婚呢。＂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像是重新点燃了希望的火苗。

＂我嫁给你就算是亏了五千块，以后拿什么弥补我？＂我学着电视剧里泼辣媳妇的样子，掐着腰问他。

县城里常放露天电影，有个叫《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里面的女主角就是这么跟丈夫说话的。

杨树林被我逗笑了，随后又忽然红了眼眶，转过身去揉眼睛：＂等我们有钱了，我一定给你补一个风光的婚礼。＂

阳光下，他高大的身影拉出长长的影子，肩膀微微耸动。

婆婆知道我们要去深圳后，从箱底翻出了一条红绸被面：＂这是我的嫁妆，现在给你们。＂

她的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泥土的痕迹。

＂妈，等我们在深圳站稳脚跟，一定接您去享福。＂我接过被面，心里暖融融的。

婆婆摸着我的手：＂傻丫头，苦日子都过来了，还怕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就是我最大的享福。＂

三个月后，我们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那是1999年初，全国到处都是像我们这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绿皮火车上挤满了人，有打工的，有做生意的，还有像我们一样寻找新生活的下岗工人。

火车开了整整三天，我和杨树林轮流守着那个装着换洗衣物和家人照片的旧布包。

邻座的大姐听说我们是新婚夫妇，从保温瓶里倒出热水，泡了两包方便面给我们：＂年轻人，吃点热乎的。＂

深圳的生活远比想象中艰难。

我们住在一间不足八平米的出租屋里，夏天闷热得像蒸笼，冬天则漏风漏雨。

床边堆着两个纸箱，一个装衣服，一个放杂物，墙上钉了几个钉子挂衣服，算是我们全部的＂家具＂。

我在流水线上插电子元件，手指经常被割得满是伤口。

下班回来，还要到路边摊买两块钱一份的盒饭，有时为了省钱，我和杨树林会合吃一份。

杨树林在另一家工厂做技术工人，每周只能见一次面。

他的手粗糙了，脸也晒黑了，但眼神依然坚定。

每次见面，他都会带一些小玩意给我——路边摊上五块钱一对的发夹，工友送的水果，或者是他自己折的纸鹤。

＂等攒够钱，我给你买金的。＂他说着，把塑料发夹别在我头发上。

但我们都很拼命。

每个月省吃俭用，把大部分工资寄回老家还债。

杨树林的工友老马经常笑话他：＂娶了媳妇还这么抠，不怕人家跑了？＂

杨树林总是笑笑：＂我媳妇不一样，她懂我。＂

每天夜里，躺在狭窄的床板上，听着外面马路上的喧嚣，我常常想起家乡的那个小木器厂。

现在，它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一年后，我们终于还清了全部欠款，开始攒自己的小金库。

为了庆祝，杨树林带我去了深圳最热闹的华强北，在一个小摊上买了一对铜戒指，十块钱。

＂戴上吧，等有钱了换金的。＂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开心地戴上，在路边的橱窗前照了又照：＂比黄金好看多了！＂

2001年，沿海城市的制造业蓬勃发展，我和杨树林也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

手机开始普及，路上的年轻人穿着时髦，大街小巷到处是建筑工地。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深圳这座城市日新月异，充满活力。

杨树林凭借在木器厂学到的技术，被提拔为小组长，工资涨到了一千五。

我也从流水线工人转为质检员，每月能拿到近千元。

那年秋天，杨树林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周末别安排，我有惊喜。＂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像个准备恶作剧的孩子。

周六一早，他带我去了深圳最大的百货商场，为我挑选了一条红色连衣裙和一双高跟鞋。

售货员热情地向我们推荐：＂这款是今年新款，刚从香港来的样式。＂

我有些犹豫：＂是不是太贵了？＂

杨树林坚持要买：＂今天必须穿新衣服。＂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疑惑地问，数着手指回想是不是忘了什么纪念日。

＂今天，＂他郑重其事地说，＂我要兑现承诺，给你补办一个像样的婚礼。＂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眼里闪烁着泪光。

商场门口，几个老乡已经等在那里，他们手捧鲜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杨树林拉着我的手，走到他们面前：＂今天请大家见证，我要再次向我的妻子求婚！＂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周围的顾客都停下脚步，好奇地看着我们。

他单膝跪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枚小小的钻戒：＂林巧云，嫁给我好吗？虽然晚了三年，但我的心从未改变。＂

阳光透过商场的玻璃穹顶洒下来，照在他真诚的脸上。

那一刻，周围的行人都停下脚步，注视着这个朴实的男人。

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一个卖气球的小贩甚至送了我们一个心形气球。

而我，泪流满面地点头：＂好，我嫁给你。＂

三年前那个病床上的约定，他没有忘记，而是用这种方式郑重地履行。

晚上，我们在附近的小餐馆摆了四桌酒席，请来了所有在深圳的老乡。

餐馆老板是个胖胖的广东人，知道是我们补办婚礼，特意找来一块红布挂在门口。

＂红红火火，好兆头！＂他操着浓重的粤语口音说。

大家喝得脸红耳赤，纷纷向我们祝福。

我穿着新买的红裙子，挽着杨树林的手，一一敬酒。

＂想不到当初那五千块，换来了这么好的媳妇！＂杨树林的工友老马开玩笑说。

＂可不是，树林赚大了！＂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杨树林却正色道：＂那不是五千块，那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投资。＂

他的眼睛里满是真诚和爱意，让我的心一阵颤动。

回家的路上，夜风吹散了酒气，我靠在他肩头：＂当初在医院，你真的怕我手术有危险才不肯领证的吗？＂

深圳的夜晚霓虹闪烁，远处高楼的灯光组成一片璀璨的星河。

他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我：＂我是怕自己配不上你。＂

＂那时厂里都快倒闭了，我什么都给不了你，只有那点积蓄。＂

＂我怕你嫁给我会后悔。＂

路灯的光线映在他脸上，照出了眼角新添的几道细纹。

＂傻瓜，＂我轻轻锤了他胸口一下，＂我嫁的是人，不是钱。＂

＂我知道，＂他把我搂进怀里，发髻上的那朵小花蹭在他下巴上，＂所以我这辈子都会加倍对你好，还你那＇亏掉＇的五千块。＂

深圳的夜风裹挟着海的味道，吹散了我们身上的疲惫。

2003年，我们攒够了首付，在深圳郊区买了一套六十平米的小房子。

虽然是二手房，装修简陋，墙皮有些剥落，但这是属于我们的家。

房产证下来那天，杨树林捧着那本红色的证书，激动得手都在抖：＂巧云，我们有自己的家了！＂

入住那天，杨树林从行李中拿出一个精致的相框，里面是我们在民政局门口拍的结婚照。

照片上，我们穿着普通的衣服，笑容却那么灿烂。

＂这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他小心翼翼地把相框挂在墙上，＂比五千块值钱多了。＂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新家的地板上，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米，听着从老式录音机里传出的《同桌的你》。

杨树林突然说：＂巧云，我想再学些技术，以后开个自己的家具厂。＂

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就像当年在木器厂车间里，给我讲述未来蓝图时那样。

＂好啊，＂我靠在他肩上，＂我相信你。＂

2005年，杨树林攒够了资金，在深圳郊区租了个小厂房，开始做家具代工。

我辞去工厂的工作，负责采购和账务。

从两个人到五个人，再到二十几个工人，我们的小厂蒸蒸日上。

＂树林，你看那个订单，香港客户要的，做好了能赚不少。＂我指着电脑屏幕上的邮件说。

他点点头，眼睛里满是自信：＂没问题，交给我。＂

曾经的车间主任，如今成了真正的厂长。

2008年金融危机时，许多工厂倒闭，我们的订单也锐减。

杨树林没有裁员，而是带着工人们转型做内销。

他经常熬夜设计新款式，有时累得趴在图纸上睡着。

我常常悄悄给他披上外套，看着他满是老茧的手，心疼又自豪。

如今，我们在深圳生活了二十多年，看着这座城市从一片荒芜发展成繁华都市。

我们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

每当有人问起我和杨树林的爱情故事，我总会笑着说：＂我们的爱情，是用五千块钱换来的。＂

那不仅仅是一笔手术费，更是一段共同奋斗的记忆，是彼此扶持的承诺，是风雨同舟的见证。

前不久，我收拾旧物时，发现了那张早已作废的医疗收据。

泛黄的纸上，清晰地印着＂伍仟元整＂几个字。

我还找到了那对已经褪色的铜戒指，和供销社橱窗里我曾经梦寐以求的那件红旗袍——杨树林在我们结婚十周年时悄悄买来的。

我小心地把这些宝贝夹在相册里，那是我们爱情最初的见证——当所有人都在计算得失的年代，我们选择了彼此，选择了信任，选择了一起面对未知的将来。

去年，我和杨树林回了趟老家。

木器厂早已不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排排新楼。

我们站在当年那个小土坡上，看着夕阳西下，恍如隔世。

＂树林，你说咱们这辈子值不值？＂我问他。

他用粗糙的手掌握住我的手：＂值，太值了。＂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映出一片温暖的金色。

这大概就是爱情最珍贵的地方吧，不是因为完美无缺，而是因为愿意为对方变得更好，愿意一起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不离不弃。

杨树林常说：＂我这辈子最值的投资，就是那五千块钱。＂

而我知道，那不是投资，那是爱情最朴素的模样。

就像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一起走过的每一个平凡又珍贵的日子。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