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从1983年3月至2024年11月25日，喻国明教授共发表了1226篇论文（不包括未被知网收录的报刊、会议论文集等），平均每年约29.9篇。

12月10日清晨7时许，知名学者喻国明教授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则声明，正式回应了近期网络上关于他“高产”、“水文”和“学阀”的质疑。

根据中国知网的统计数据，从1983年3月至2024年11月25日，喻国明教授共发表了1226篇论文（不包括未被知网收录的报刊、会议论文集等），平均每年约29.9篇。

2024年，截至11月25日中午12点，他已发表48篇论文，多数为C刊。经中国知网核实，全网仅有一位名为喻国明的学者。

个人简介

喻国明，男，1957年9月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6年，他被评为中国人民大学首批国家二级教授；2003年至2014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2013年至2018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此外，他还担任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本人回应

近日，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全球产量最高学者正式产生，他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这则消息将我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并不难证伪，因为它既没有提供中国学术产量最高的统计依据，也没有世界产量最高的数据支持。据我在中国知网上的查询，仅在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教授迄今已发表1436篇文章，而我的发表数量为1187篇。

这种虚假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通过耸动舆论，引发不明真相者的负面情绪。最近一段时间，小红书平台上出现了对我一些无中生有的攻击和评价，指责我是“学阀”，并称我利用这种地位发表了大量“水文”，挤占了年轻学者的发表空间。

学术界对于文章质量的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我也非常欢迎基于学术的批评和讨论。但这些评论完全没有学术意义上的分析，而是无中生有地“贴标签”，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引发年轻群体的不满，恶化网络舆情环境。

的确，当前在学位申请和年轻学者考评方面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规定，增加了他们的专业压力，导致内卷现象加剧。同时，学术期刊的发文规范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比如硕士生不能作为作者署名，绝大多数期刊没有“通讯作者”的署名类别，且署名数量一般不超过三个。

这些规定已经跟不上学术发展的大趋势，特别是在研究问题日益复杂化、交叉学科合作研究成为主流的今天，学术成果往往是多人合作的结果，署名数量的扩大是一个必然趋势。因此，我曾多次呼吁期刊发文规则应该与时俱进。

至于“学阀”的指控，我认为这是对这一概念的误解。学阀是指凭借势力把持和垄断教育界、学术界的人。我有何德何能能够把持、垄断和控制学术资源？

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也没有对学术期刊编辑的控制力。如果我的文章影响力影响了编辑的选择，那也是学术逻辑和学术标准的正常录用机制，何来“学阀”之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侮辱了学术期刊编辑的专业能力。

还有人称我是新闻传播领域的“革命家”，几乎一年就要革新闻传播学术的命好几次。虽然有些人是出于恶意和诋毁，但我愿意接受这个称号。我们正处在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过渡的深刻转型期，期间充满了“断裂式的发展”和“破坏式创新”。

生成式AI和元宇宙的共同特点是系统化的方式和生态级的重构，正在破坏旧世界、建构一个全新的世界。新时代的发展与创新绝不是对旧时代的修修补补，而是一种凤凰涅槃式的重构。

“革命”是定义当下时代转型特征的最为恰切的关键词，它发生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过程中。

关于“微信投稿”不按规范程序的说法，实际情况是，一些学术期刊和我有约稿，包括我在某些期刊上开设专栏。在正式投稿前，我会与责任编辑沟通选题是否符合要求，这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可以保证，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期刊的匿名评审，走的是正常的审稿流程。

我一生与人为善，从未利用手中的有限权力和影响力打压过任何人，即使是那些对我并不友好的人，我也以诚相待。我和年轻老师和学生的合作署名，既是基于共同研究的事实，也是为了突出他们的贡献。

我曾多次向期刊编辑部提出明确的要求，尽可能让其他人承担第一作者或让硕士生能够在文章上署名，有时甚至为此撤稿。虽然我个人无力纠正学术期刊发文规则中的陈规陋习，但我一直在尽力而为。

原本不想过多解释，担心浪费公共资源。但造谣中伤者已经掀起了仇恨情绪的恶浪，为正视听，也为防止不明真相的年轻学生被误导，我在此说明以上情况。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来源：研究生的酸甜苦辣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