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套地区通常指黄河“几”字形弯内的狭义河套平原。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将文化面貌相似、生态环境相近的陕北、晋中和晋西北部分区域纳入广义的河套文化圈。长期以来，河套地区被认为是史前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边缘地带。近年来，随着石峁、后城咀和碧村等遗址的高等级遗

河套地区通常指黄河“几”字形弯内的狭义河套平原。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将文化面貌相似、生态环境相近的陕北、晋中和晋西北部分区域纳入广义的河套文化圈。长期以来，河套地区被认为是史前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边缘地带。近年来，随着石峁、后城咀和碧村等遗址的高等级遗存（如城垣、大型建筑、玉礼器等）持续发现，学界逐步认识到河套地区在龙山时代晚期已经形成了高度复杂的社会。虽然复杂社会的形成过程尚不清晰，但是学界普遍认可其发展模式与其他区域存在差异[1]，戴向明更是提出了“滞后性”和“跳跃性”的模式[2]。本文赞同戴向明的观点，但认为该模式还缺乏系统性论证，其形成原因也有待深入讨论。本文旨在对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复杂化的阶段性特征进行分析和总结，并从文化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探讨其形成原因。

一、社会复杂化的“滞后性”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存极为稀少，文化内涵尚不清楚，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才开始逐渐复杂化。

（一）仰韶时代中期

仰韶时代中期，中原、辽西、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开始呈现复杂社会的基本形态。河南灵宝铸鼎塬[3]和山西运城盆地[4]均存在有主从结构的区域组织。安徽含山凌家滩[5]和湖南澧县城头山[6]反映出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社会的贫富和层级分化。辽宁朝阳牛河梁则显露出辽西地区的“文明曙光”[7]。

河套地区本阶段的聚落稀少，聚落面积有限。大青山南麓地区发现聚落4处，最大者面积仅5万平方米[8]。岱海地区发现聚落4处，最大者面积仅4万平方米[9]（图一）。大同盆地发现聚落7处，最大者面积仅5万平方米[10]。浑河下游（南流黄河地区）发现聚落69处，最大者面积仅27.5万平方米[11]（图二）。这些聚落普遍位于地势平缓的山前和梁峁地带，聚落面积普遍较小，空间分布分散，尚未形成层级化的分布格局。

图一岱海地区仰韶时代中期聚落分布

图二浑河下游仰韶时代中期聚落分布

内蒙古凉城王墓山坡下[12]和山西离石德岗[13]发现了本阶段的典型聚落。聚落普遍以自然冲沟或人工围沟形成边界，居住区位于聚落中心，且以“大房子”为中心，呈现凝聚式布局[14]。房址均为半地穴式，面积和出土遗物基本一致，聚落内部尚未出现明显的经济或层级分化。

（二）仰韶时代晚期

仰韶时代晚期，不同区域社会呈现“百花齐放”的现象。郑州地区发现多处近百万平方米的多重环壕聚落[15]，并且开启了以城址[16]为特征的社会复杂化模式。甘肃庆阳南佐[17]、秦安大地湾[18]等地的聚落面积均超过百万平方米，普遍存在结构复杂的大型建筑。浙江良渚古城中规模宏大的水利设施和奢华的玉礼器[19]显示出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

河套地区本阶段聚落略有增多，但是聚落面积仍然有限。大同盆地发现聚落3处，最大者面积仅5万平方米[20]。岱海地区发现聚落10处，最大者面积仅8万平方米[21]（图三）。大青山南麓地区发现聚落17处，最大者面积仅5万平方米[22]。浑河下游（南流黄河地区）发现聚落171处，最大者面积仅27.6万平方米[23]（图四）。大青山南麓、岱海地区和大同盆地的聚落稀少，聚落面积有限，空间分布分散，聚落的分化程度并不明显。浑河下游的聚落明显增多，但最大聚落的面积有限，且未发现明确的高等级遗存，两级聚落结构应是浑河下游的基本格局，整个区域并未形成高度整合的社会组织。

图三岱海地区仰韶时代晚期聚落分布

图四浑河下游仰韶时代晚期聚落分布

内蒙古准格尔白草塔[24]、察哈尔右翼前庙子沟[25]，陕西靖边庙梁[26]发现了本阶段的典型聚落。聚落普遍依靠自然冲沟形成边界，环壕聚落显著减少。房址沿地势成排分布，相邻房址普遍成组聚集，公共集会性质的“大房子”基本消失，氏族组织主导的凝聚式结构趋于结束[27]。除了半地穴式房址，本阶段新出现了窑洞式房址和白灰面装饰，房址形制和装饰方式逐渐多样化，但尚未发现明确的高等级遗存，聚落内部的社会分化仍然有限。

（三）龙山时代早期

龙山时代早期，社会复杂化继续在不同区域发展。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早期遗存出现了规模宏大的城址和等级分明的墓葬区[28]。陕西延安芦山峁出现了规划有序的高等级院落和规模宏大的夯土台基[29]。海岱地区出现了以济南章丘焦家为核心的区域社会组织[30]。长江中游出现了以天门石家河为中心的超级聚落综合体[31]。

河套地区本阶段的聚落发展仍然呈现区域差异，聚落规模与层级分化的不平衡性持续显现。滹沱河上游（忻定盆地）[32]和岱海地区[33]聚落基本空白，区域内部不存在主从结构的社会组织。大青山南麓地区发现聚落50处，最大者面积5万平方米[34]（图五）。浑河下游（南流黄河地区）发现聚落99处，最大者面积37.5万平方米[35]（图六）。南流黄河地区和大青山南麓地区的聚落保持稳定发展，其中南流黄河地区的聚落可能显著增多[36]，但是不同区域最大聚落的面积有限，尚未发现高度整合的大型聚落和社会组织。尽管不能排除部分区域存在更高等级聚落的可能，但是两级聚落结构依然是整个区域的基本格局，尚未突破仰韶时代晚期的层级秩序。

图五大青山南麓地区龙山时代早期聚落分布

图六浑河下游龙山时代早期聚落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南流黄河地区和大青山南麓地区出现了大量石城聚落，陕西吴堡后寨子峁[37]、佳县石摞摞山[38]，内蒙古准格尔小沙湾[39]、包头西园[40]、阿善[41]等遗址是典型代表。石城均选址于三面临沟的陡峭地带，城垣分布借助地势，防御色彩浓厚。聚落内部功能区划清晰，梁峁台地修建地面式高等级建筑，梁峁坡地修建半地穴式或窑洞式普通居址[42]，建筑形制的差异性和聚落空间的层次性凸显了聚落内部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变革。石城聚落面积普遍小于30万平方米，城垣结构和聚落布局基本类似[43]，尚未有石城聚落呈现更高等级的社会复杂化因素，区域层面的整合性和影响力相对有限，与其他文化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总而言之，相较于其他文化区，河套地区社会复杂化发展较晚。随着时间推移，河套地区逐步出现了复杂社会的基本要素，但是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的社会分化相对有限，整个区域未能形成高度整合的社会组织和层级秩序。当其他文化区已经轮番呈现复杂社会的特征时，河套地区却表现出“滞后性”特征。

二、社会复杂化的“跳跃性”

龙山时代晚期，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长江中游沿用数百年的大型城址基本废弃，社会复杂化程度断崖式下降[44]。良渚文化消失，文明要素全面崩溃[45]。海岱地区延续了大汶口文化的强盛，但在晚段快速衰落[46]。

与其他文化区不同，河套地区快速崛起。浑河下游（南流黄河地区）发现聚落80处，最大者面积138万平方米[47]（图七）。大同盆地发现聚落87处，最大者面积75万平方米[48]（图八）。滹沱河上游（忻定盆地）发现聚落303处，最大者面积118万平方米[49]（图九）。聚落的成组和成群现象清晰，小型聚落散布于中型聚落周边，中型聚落围绕于大型聚落两侧，三级聚落结构成为整个区域的普遍现象。坐落于秃尾河下游的陕西石峁遗址，聚落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50]，影响范围超出了秃尾河和南流黄河地区。河套地区首次出现四级聚落结构，从而迈向了新的文明阶段。

图七浑河下游龙山时代晚期聚落分布

图八大同盆地龙山时代晚期聚落分布

图九滹沱河上游龙山时代晚期聚落分布

普通聚落依靠自然冲沟或人工围沟形成边界[51]，中型聚落流行单层城垣结构[52]，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53]，山西兴县碧村[54]、白崖沟[55]等地的大型聚落流行双重城垣结构，石峁遗址则以“皇城台”为核心形成三重城垣形态。制度化和等级化的聚落营建制式已经具备了政权、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多层次功能。城垣结构中的瓮城、壕沟、马面和墩台等设施开创了后世城址建造的先河[56]，体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力量。聚落内部层级清晰，中型以上聚落普遍延续了以台地高等级建筑为核心、坡地普通居址为拱卫的聚落分化模式[57]，覆瓦式、连间式和夯土式等高等级建筑成为贵族群体彰显身份的有效方式。墓葬层级分化明确，殉人、殉牲和葬具等[58]成为贵族群体构建身份的显著方式。卜骨、祭坛、石雕、口簧、藏玉于墙和人头祭奠等祭祀性遗存被大量发现，整个区域形成了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层级化的祭祀网络[59]，展现出早期国家都邑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时代晚期晚段，浑河下游、滹沱河上游、大青山南麓地区、岱海地区和大同盆地的聚落普遍减少，石城聚落基本消失，可能说明延续数百年的社会冲突基本结束。与此相反的是，南流黄河南部地区（陕西、山西）的聚落发展极为强盛，其中石峁遗址更是达到了聚落发展的高峰，成为超级聚落体。如果龙山时代晚期早段可能“邦国林立”，龙山时代晚期晚段则实现了区域性的层级整合，达到了复杂社会的高峰。

总而言之，相较于前一阶段的“滞后性”，河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在龙山时代晚期呈现“跳跃性”的特征。其他文化区相继衰落或崩溃，而河套地区快速达到了复杂社会的高峰，成为文明前夜北方地区最为强势的文化力量。

三、特殊发展轨迹的解读

不同于其他文化区的“阶梯式”发展轨迹，河套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表现出“滞后性”和“跳跃性”，文明演进也呈现出特殊的“北方模式”或“第一模式”[60]。

（一）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进

社会复杂化不是孤立发展的结果，而是与周边文化密切互动的产物。河套地区位于中国北方边缘，对地缘环境的影响较为敏感，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演进异常复杂，社会复杂化的轨迹受到深刻影响。

仰韶时代早期，发源于汾渭平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东庄类型向北发展，占据了南流黄河地区和大青山南麓地区[61]。与此同时，后冈一期文化也翻越太行山脉，将其典型文化因素传播到晋中北和岱海地区[62]。外来文化的拓展推动河套地区迈入社会复杂化，也使河套地区首次呈现考古学文化的多元面貌。

仰韶时代中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继续向北拓展，曾经强势的太行山东部文化基本退出河套地区，陶重唇口尖底瓶、曲腹盆、曲腹钵、火种炉和各类彩陶等因素成为河套地区的主流，整个区域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63]。

仰韶时代晚期，伴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瓦解，河套地区的文化面貌再次趋于多元。南流黄河南部地区继续与汾渭平原保持密切联系[64]，陶附加堆纹鼓腹罐、敛口瓮、喇叭口尖底瓶等普遍发现，适用于梁峁地带的窑洞式建筑开始集中出现。其他区域则普遍受红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雪山一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生不浪文化或庙子沟文化[65]，整个区域的文化面貌异常复杂。

龙山时代早期，晋中北地区仍然与汾渭平原保持密切联系，陶盆形鼎、釜形斝和陶鼓等时有发现[66]。南流黄河地区和阴山南麓地区则在本地仰韶晚期文化的基础上，受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间接影响，形成了以陶“乳凸状”尖底瓶、圜底瓮和深腹罐等为代表的阿善文化[67]，横篮纹和附加堆纹开始成为主流纹饰。与此同时，来自欧亚大陆腹地的牛、羊等食草家畜也传入本地区[68]，河套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

龙山时代晚期，在阿善文化的基础上，在陶斝或釜灶文化因素的影响下，河套地区普遍流行以双鋬鬲、单把鬲、甗、斝、盉、瓮等为代表的、稳定的“空三足”陶器组合，该地区也首次实现了区域内部的文化整合，形成了以石峁文化[69]为核心的聚合格局。同时，河套地区的典型文化因素传播到了晋南、关中、太行山东麓地区，掀起了一场自北向南的“文化运动”[70]，扭转了以往外来文化单向影响河套地区的局面，首次成为跨区域和跨文化圈中的强势者。

总而言之，河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伴随着外来文化的拓展逐步展开。仰韶时代早期至龙山时代早期，河套地区始终受多元的外来文化影响，尽管以阿善文化为核心的本土文化逐步兴起，却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文化格局，区域内部的凝聚力相对有限。此外，河套地区并非原生文化区，文化因素普遍源于外来文化，并且普遍存在陶器、窑洞和家畜等“非复杂化”因素，缺乏构建身份和层级的物质表征体系。社会复杂化进程自然呈现“滞后性”特征。

随着石峁文化全面崛起，河套地区首次实现了区域内的文化整合，为社会复杂化的“跳跃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实现文化整合的同时，河套地区结束了单向被动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局面，选择性引入和创造文化要素，包括齐家文化和陶寺文化社会复杂化因素，而联璜玉璧、牙璧、筒形玉镯、龙山式玉琮显示出与海岱地区的联系，玉鹰笄和玉虎头显示出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联系，人头石雕、货贝、铜齿环、铜刀等显示出与北亚、中亚的联系。河套地区以这些丰富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技术传统、文化理念构建了丰富的知识体系，并利用和改造这些特殊的物质文化创造新的政治表达方式和礼制传统，使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威神圣化、合法化。河套地区逐步从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发展为边缘地带的中心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呈现出了“跳跃性”特征。

（二）“人口-资源”压力的变化

环境资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卡内罗（R.L.Carneiro）把冲突和战争看作国家形成的决定性动力，而将人口和环境资源当作引起冲突最主要的原因[71]，“人口-资源”压力的阶段性变化，能够反映社会复杂化的阶段性特征。通过重建地理环境可以了解环境资源，但人口却是考古学研究的难点之一。单个聚落的人口可以根据保存良好的聚落资料测算，但是区域人口的分析模式却普遍存在问题[72]。聚落规模是人口和用地范围的综合反映，区域聚落数量可以初步体现人口规模，能够初步满足“人口-资源”压力的研究需要。

河套地区的空间范围广阔，地貌类型多样。其中南流黄河地区是社会复杂化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开展充分，也是研究“人口-资源”压力较适合的区域。

南流黄河地区位于黄土高原的中部边缘，学界普遍认为其土地贫瘠，生存环境恶劣[73]，这种认识基于现代农业和生态环境情况。追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气候变化与动植物资源信息，可知仰韶时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气候长期温暖湿润，降水量和温度明显高于现代，草原和斑块森林是主要景观[74]。龙山时代气候虽然转向干凉，毛乌素沙地有所流动，但草原和斑块森林仍然占据一定比重[75]，环境仍优于现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榆林地区粟、黍的亩产量为20～30公斤，关中地区为20～40公斤；20世纪七八十年代，榆林地区为50～100公斤，关中地区为60～100公斤[76]。可见，除去现代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南流黄河地区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明显劣势。因此，生存环境恶劣和土地贫瘠并非南流黄河地区的突出特点。

南流黄河地区的地貌类型以黄土峁状丘陵为主，河流冲积平原非常少。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土梁峁的侵蚀和下切程度相对有限[77]，部分河流的干流和支流上游尚未溯源到现在的位置[78]，整个区域的梁峁和坡地普遍适合营建聚落，先民的生存空间广阔。此外，南流黄河地区的地势由东、西两侧山地向黄河河谷降低[79]，地表被割切破碎，区域内形成了密集的树状水网，部分水网在旱季容易形成干沟，但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降水量较现今多约100毫米[80]，可以为广阔的生存空间提供相对稳定的水源保障。由于相关水系均有固定的沟谷河道，除了少数河流冲积阶地，南流黄河地区很难受到季节性洪水的影响。相比平原地区尚未有能力治理洪水和土壤盐渍化[81]，南流黄河地区拥有更为广阔和稳定的环境资源，也为社会复杂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仰韶时代早期至仰韶时代晚期，南流黄河地区的聚落稀少，人口规模有限。随着窑洞式建筑出现，聚落略有增加[82]，而适宜生存的空间范围广阔，不同区域均有足够的空间给不断增殖的聚落和人口提供拓展的条件。聚落分布分散，没有足够的“人口-资源”压力，社会冲突和竞争有限，难以形成基于等级差异和主从关系的复杂社会组织，社会复杂化因而呈现“滞后性”特征。

龙山时代早期，伴随本土文化兴起，窑洞式建筑逐步普及，南流黄河地区的聚落稳步增多，人口规模持续扩大，“人口-资源”压力逐步凸显，冲突和战争相继爆发，石城聚落初步兴起。对于聚落内部来说，冲突和战争强化了聚落成员的凝聚力，突出了军事领袖的作用，促使聚落内部出现社会管理结构和社会分层。对于聚落之间来说，冲突和战争强化了聚落间的附属和层级关系，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结合奠定了基础。“人口-资源”压力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南流黄河地区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本阶段聚落虽然稳步增加，但是主要选址于沟谷两侧的梁峁地带，其他区域仍然有大量空白地带可供聚落和人口拓展，整个区域的“人口-资源”压力尚未达到顶峰。此外，南流黄河地区的生业结构之前以粟、黍和家猪为主，本阶段引入的牛、羊等食草家畜以野生植物为食，不仅可以提供肉、奶和皮毛等产品，还可以将聚落的生存空间拓展到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区域，如风沙草滩区[83]。生业方式的重大变革不仅有效地缓解了“人口-资源”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冲突的进一步爆发。石城聚落在本阶段虽然集中出现，但是普遍营建于聚落群之间，不同区域的最大聚落面积有限，尚未发现高度整合的大型聚落和社会组织，区域层面的整合性和影响力不高，社会复杂化依然呈现“滞后性”特征。

龙山时代晚期，随着石峁文化全面崛起，畜牧经济兴盛，南流黄河地区聚落和人口规模达到了史前时期的高峰。聚落分布密集，不同区域普遍营建聚落，适宜生存的空白地带基本消失。此外，龙山时代晚期气候趋向干冷，影响了人类的环境资源，进而加剧了“人口-资源”压力造成的困境，冲突和战争在南流黄河地区开始全面爆发。龙山时代早期的社会冲突仅限于聚落群间，本阶段则逐步上升到区域间，三级聚落结构成为各区域的普遍现象，秃尾河流域甚至形成了四级聚落结构，从而达到了文明的新高度。

在此过程上，大量复杂化因素逐渐被引入、创造和融合，南流黄河地区逐步建立起一套清晰的等级制度、礼制传统和物质表征体系，不仅促进了共同的文化与政治认同，而且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结合提供了正当性，催生出以石峁遗址为核心的早期国家社会，社会复杂化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

四、结 语

不同于其他文化区“阶梯式”的发展轨迹，河套地区早期社会复杂化表现出“滞后性”和“跳跃性”特征。这两个特征一方面受考古学文化格局演变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人口-资源”压力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两方面可称为河套地区社会复杂化的“源问题”或“源动力”。

在文化和人地关系的基础之上，河套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上述压力和挑战，这些措施正是河套地区走向“北方模式”或“第一模式”的关键因素，也是探索河套地区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线索。

若不与其他区域比较，所谓“滞后性”和“跳跃性”只是由于社会层级的分化相对缓慢，复杂化高峰来临相对短促，其中有外来因素的促进作用，也蕴含着符合河套地区自身发展的逻辑。正是因为始终受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河套地区才能够博采众长，融入和创造新的复杂化因素。正是因为有广阔和稳定的生存空间，河套地区才能够逐步完成文化和层级整合，而不至于快速崩溃或没落。

早期社会发展存在多元的演进历程，不同区域均有独特的兴衰轨迹，只有系统分析不同区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和动因，才能深入地理解不同区域早期文明的结构和内涵，而这正是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立足点。

附记：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9ZDA232）、榆林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格局研究”（项目编号2023GK90）的阶段性成果。

[1]a.赵辉：《论中国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见《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文物出版社，2015年。

b.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267、268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2]a.戴向明：《北方地区龙山时代的聚落与社会》，《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b.戴向明：《从芦山峁到石峁——北方高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考古》2024年第6期。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塬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

[4]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第454～459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第271～280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284～328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7]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1988年第5期。

[8]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第110～133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9]《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第236～255页。

[10]a.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第158～187页，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

b.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右玉县博物馆：《右玉县苍头河流域区域考古调查报告——以马营河北岸为中心》第409～453页，科学出版社，2020年。

[11]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保护中心：《浑河下游地区区域性考古调查报告》第467～490页，文物出版社，2018年。

[1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王墓山坡下遗址》，见《岱海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离石德岗遗址仰韶中期房址》，《文物世界》2021年第2期。

[14]a.《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173～182页。

b.戴向明：《中原地区早期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初步发展》，见《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15]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巩义市双槐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1年第7期。

[16]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等：《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

[17]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

[1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694～702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第52～92页，文物出版社，2019年。

[20]同[10]。

[21]同[9]。

[22]同[8]。

[23]同[11]。

[2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白草塔遗址》，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2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子沟与大坝沟》第531～53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

[2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靖边庙梁遗址仰韶时代遗存发掘简报》，《文博》2019年第1期。

[27]《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183～202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第833～930页，文物出版社，2015年。

[2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9年第7期。

[30]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

[31]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32]滹沱河上游共发现仰韶时代遗址74处，未进行明确的年代划分，不同阶段的聚落数量不详，因此仅从龙山时代早期开始讨论。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滹沱河上游先秦遗存调查报告》（一）第916～922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33]a.田广金、郭素新：《环岱海史前聚落形态研究》，见《岱海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1年。

b.同[9]。

[34]同[8]。

[35]同[11]。

[36]榆林市（南流黄河地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共记录新石器时代遗址4472处，但未区分年代，不同时代的聚落数量不详，从遗址描述推测本阶段聚落较多。参见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榆林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榆林文物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篇》，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37]王炜林、马明志：《榆林吴堡后寨子峁史前城址》，见《留住文明——陕西“十一五”期间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2006～2010）》，三秦出版社，2011年。

[3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佳县石摞摞山遗址龙山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3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准格尔旗小沙湾遗址及石棺墓地》，见《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40]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6年第6期。

[41]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包头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包头市阿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2期。

[42]a.张弛：《窑洞征服史前黄土高原》，《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b.裴学松：《石峁文化聚落形态研究》，《考古》2023年第10期。

[43]a.魏坚、曹建恩：《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时代石城址初步研究》，《文物》1999年第2期。

b.韩建业：《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

c.孙金松、党郁：《内蒙古中南部南流黄河两岸地区龙山时代石城研究》，《草原文物》2021年第1期。

[44]a.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第224～232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第1期。

[45]a.同[44]a。

b.高蒙河：《长江下游考古地理》第63～10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46]a.栾丰实：《日照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聚落形态研究》，见《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科学出版社，2000年。

b.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47]同[11]。

[48]同[10]。

[49]同[32]。

[5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第7期。

[5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神木县木柱柱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

[52]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老虎山遗址》，见《岱海考古》（一），科学出版社，2000年。

[53]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内蒙古清水河后城咀龙山时代石城瓮城发掘述要》，《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54]山西考古研究所、兴县文物旅游局：《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5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兴县白崖沟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

[56]a.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第6期。

b.同[43]c。

[57]同[42]。

[58]裴学松：《石峁文化墓葬初探》，《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59]崔淼、常经宇：《宗教祭祀：探索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新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4月12日第9版。

[60]同[1]。

[61]a.《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77～87页。

b.康宁武：《榆林市的仰韶时期遗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

[62]a.田广金：《内蒙古石器时代-青铜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6期。

b.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第186～204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

[63]a.田广金：《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b.魏坚、冯宝：《试论白泥窑文化》，《考古学报》2019年第1期。

[64]a.许永杰：《黄土高原仰韶晚期遗存的谱系》第216～226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b.邸楠：《从庙梁遗址看陕北地区的仰韶晚期遗存》，《文博》2019年第1期。

[65]a.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见《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

b.魏坚：《试论庙子沟文化》，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66]a.同[62]b。

b.《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115～125页。

[67]a.崔璇、斯琴：《内蒙古中南部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初探》，见《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b.魏坚：《试论阿善文化》，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68]胡松梅等：《陕北靖边庙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兼论中国牧业的形成》，《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1期。

[69]孙周勇等：《石峁文化的命名、范围及年代》，《考古》2020年第8期。

[70]同[2]b。

[71]R. L. Carneiro,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Science, 169, pp.733-738, 1970.

[72]戴向明：《区域聚落考古的比较分析》，见《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

[73]a.同[1]。

b.同[2]。

[74]a.史念海：《黄河中游的森林变迁及其经验教训》，《红旗》1981年第5期。

b.何炳棣著，游修龄译：《华北古环境述评》，《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c.陈渭南等：《毛乌素沙地全新世孢粉组合与气候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d.胡珂等：《榆林地区全新世聚落时空变化与人地关系》，《第四纪研究》2010年第2期。

e.胡松梅等：《陕西横山县大古界遗址动物遗存分析》，《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4期。

f.胡松梅、孙周勇：《陕北靖边五庄果墚动物遗存及古环境分析》，《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6期。

[75]a.王辉等：《陕西神木新华遗址环境考古研究》，见《神木新华》，科学出版社，2005年。

b.胡松梅等：《榆林火石梁遗址动物遗存研究》，《人类学学报》2008年第3期。

c.同[74]d。

d.同[68]。

[76]a.渭南县志编撰委员会：《渭南县志》第217～220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

b.白水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白水县志》第178～18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1989年。

c.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合阳县志》第169～176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d.乾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乾县志》第148、14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e.中共绥德县委史志编纂委员会：《绥德县志》第128～134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f.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佳县志》第213～218页，陕西旅游出版社，2008年。

[77]a.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第1～2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b.中国科学院黄土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及其演变》第74～106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

c.赵景波等：《黄土高原侵蚀期研究》，《中国沙漠》2002年第3期。

[78]a.胡珂等：《萨拉乌苏河两岸宋（西夏）元前后的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3期。

b.王辉等：《山西兴县碧村遗址聚落选址的地貌背景》，《南方文物》2021年第5期。

[79]陕西省地方志黄土高原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黄土高原志》第121～13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

[80]a.张兰生等：《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环境演变》，《地学前缘》1997年第Z1期。

b.Chen F. H., et al., East Asian Summer Monsoon Precipitation Variability since the Last Deglaciation, Scientific Reports, 5, 11186, 2015.

[81]平原地区的河流普遍缺乏稳定的河道，洪水泛滥，导致地下水位增高，地表水漫溢。由于北方地区蒸发量大，盐分随水聚积于土壤表层，导致土壤盐渍化。盐渍化土壤的土质差，农作物产量低。参见王遵亲等：《中国盐渍土》第7～33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82]同[42]a。

[83]常经宇：《陕西榆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考古》2021年第8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