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方地区”有两种以上的含义，本文所使用的含义与中国考古惯用的“长城地带”最为接近，与农业地理上被称为农牧交错带的区域大体吻合，但又有一些不同。本文的“北方地区”包括在自然地理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中被称为黄土高原和燕辽地区的两个自然和文化区，而“长城地带”和农
“北方地区”有两种以上的含义，本文所使用的含义与中国考古惯用的“长城地带”最为接近，与农业地理上被称为农牧交错带的区域大体吻合，但又有一些不同。本文的“北方地区”包括在自然地理和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中被称为黄土高原和燕辽地区的两个自然和文化区，而“长城地带”和农牧交错带一般不包括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地区，即关中、晋南和豫西，但本文依据新石器时期文化分布的特点，将这一部分区域也包括在内[1]，即全部黄土高原及其以东的燕辽地区。这两个文化区在新石器时代各有文化特点，但又有很多相同和相互联系之处。从生业、聚落和器用等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多方面来看，两个文化区都有大致相同或密切联系的前后两种经济文化体系，本文姑且分别称为“原生经济文化体”和“新生经济文化体”。这两种经济文化体系前后相继但区别巨大，形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独特的区域文化景观，也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原生经济文化体的兴盛与衰落新石器时代原生经济文化区，是指从新石器时代一开始就有独立起源的、自成体系的农业经济和与之相关联的聚落、器用文化分布区，只是由于北方地区的原生经济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又被另外一种新生的经济文化所取代，所以才不得不又分别称为“原生经济文化体”和“新生经济文化体”。北方地区东部的燕辽区一般包括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是一个新石器时代原生的农业文化区。这里的新石器时代发生很早，可以追溯到万年前后的北京东胡林文化，东胡林遗址先后发现了5座墓葬，并存在粟作遗存[2]。近年来在燕辽和黄土高原交界处的内蒙古化德县和张家口坝上地区发现的裕民文化，发现有多处半地穴式房屋聚落，年代最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3]。随后的小河西、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是本地区完整的原生农业文化的发展序列。从兴隆洼文化开始已经可以确认有以黍为主兼有粟作的旱地农业，但一般认为采集狩猎一直是当地生业经济的主要内容。黄土高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来源于华北地区。这里年代最早的老官台文化（或大地湾一期文化）来自郑洛一带，之后不断沿黄河特别是其支流渭河向西扩散，直到陇中东部。来自华北北部的后岗一期文化则传入黄土高原东部的河北、山西北部及河套地区。至仰韶文化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尚未遍布黄土高原，向西只到陇东和陇中，直到仰韶文化中期才进入青海。燕辽地区和黄土高原以黍和粟为栽培作物的旱地农业经济是一致的，居住方式都是以环壕围住的半地穴房屋聚落，始终都以陶平底罐为炊器，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和红山文化时期以后也都有比较发达的彩陶。燕辽地区和黄土高原上的半地穴房屋环壕聚落也有一些小的区别。如前者环壕聚落中的房屋都是成排分布，门向一律朝向山坡下，后者则是背向环壕，门向聚落中心空场；前者聚落使用时间比较短，后者则更为稳定，沿用时间比较长。但以聚落所见的社会结构并无两样。聚落规模最小的如翁牛特旗南台子遗址，由25～30座房屋组成，中间一座大型房屋，可居住人口达百人上下，应是当时社会中最小的社会单位——氏族公社的居址。而林西白音长汗遗址有两个并列的此种规模的环壕聚落，各自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则有三个以上，可知当时社会上的氏族并不独立，都要结成部落，因此可以称为氏族-部落社会[4]。黄土高原地区从豫西到陇中已经发现和发掘了多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面积一般在数万平方米，如西安半坡[5]、临潼姜寨[6]、宝鸡北首岭[7]、秦安大地湾二期[8]等，所见也都是一样的环壕聚落，规模比较大的如姜寨遗址，遗址内同时应当有上百座房屋，可以分为五组，是由四至五个氏族构成的部落[9]。还发掘了更多仰韶文化早期墓地和墓葬，如姜寨、华县元君庙[10]、华阴横镇[11]、渭南史家[12]、秦安王家阴洼[13]等，墓葬之间从规模到随葬品均无差别，显然是属于平等社会的埋葬制度，没有任何社会分化的迹象。红山文化早期大型聚落如赤峰魏家窝铺遗址，面积逾9万平方米，局部发掘共清理房屋114座，推测整个聚落内共有房屋300～500座[14]。红山文化晚期的通辽哈民忙哈环壕聚落面积约18万平方米，有更多的房屋[15]。在赤峰地区据说还有面积达百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如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16]。辽西地区的牛河梁遗址是红山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墓葬和祭祀中心区，体现了红山文化发展到晚期时激烈的社会竞争[17]。以半支箭河中游[18]，赤峰地区[19]，敖汉旗蚌河、老虎山河流域[20]，敖汉旗教来河上游、翁牛特旗少郎河[21]四组系统调查以及敖汉旗文物普查资料[22]的数据来看，红山文化聚落不但数量十倍于此前的兴隆洼或赵宝沟文化时期，而且有不少面积在10～20万平方米的遗址，还有面积更大的如25万平方米的翁牛特旗七分地遗址、35万平方米的赤峰富山庄遗址等[23]。蚌河、老虎山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的数量只有兴隆洼文化的4倍，总面积却大20倍（表一）。表一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遗址调查数据表
说明：蚌河、老虎山河流域遗址数量后括号内为遗址总面积，单位为万平方米。与红山文化晚期同时的仰韶文化中期，面积达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的聚落出现于关中东部、晋南和豫西所在的黄土高原东南部地区。其中关中东部发现有华县泉护村[24]、华阴西关堡[25]等多处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豫西仰韶中期的聚落数量是整个新石器时代各个时期中数量最多的，仅在灵宝盆地就发现70万平方米以上的聚落三处（北阳平、五帝、窑头-人马寨）[26]，灵宝西坡遗址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有大型环壕围绕的居住区就有40万平方米，壕沟南侧还发现了大型墓葬组成的贵族墓地[27]。晋南运城盆地和垣曲盆地系统调查数据显示，仰韶中期聚落数量是仰韶早期的三四倍，聚落面积更是之前的十倍之多，显然是出现了大型的聚落，如面积逾200万平方米的绛县周家庄遗址[28]（表二）。表二运城、垣曲、灵宝盆地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调查数据表
说明：运城盆地遗址数量后括号内为遗址总面积，单位为万平方米。但到红山文化末期和与之同时的仰韶文化晚期，燕辽地区和黄土高原在仰韶中期繁盛的地区同时发生衰落。红山文化衰落后的小河沿文化聚落数量减少，半支箭河中游、赤峰地区和敖汉旗三个区域的调查数据仅为红山文化的十分之一至五分之一（见表一），遗址规模也没有超过3万平方米的，更没有发现过大型墓地和墓葬。虽然红山文化大致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到中期，最晚的年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半坡四期[29]，但目前发现的遗址大多属红山文化晚期，也就是与仰韶文化中期同时。仰韶文化衰落的表现形式为，陕晋豫邻境地区的大型聚落全部衰落，彩陶完全消失，聚落的居住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由原来的大面积半地穴房屋变为小窑洞，如杨官寨遗址南区[30]。运城盆地的仰韶中期和晚期遗址分别为66个和81个，看起来数量有所增加，但前者遗址总面积为1250万平方米，后者仅608万平方米，只有前者的一半，前一时期面积最大的周家庄遗址为221.8万平方米，后一时期面积最大的湖村遗址仅61.8万平方米。遗址数量增多但面积大大减少，说明原来的大型社会已经重新分散为小村落，复杂社会瓦解。更何况其他地区连聚落数量都有所减少，如灵宝盆地和垣曲盆地分别减少到此前的37%和66%，大型聚落更是完全消失了（见表二）。二、新生经济文化体的兴起北方地区新生经济文化体与此前的原生经济文化体在生业、聚落和器用方面完全不同。生业的主体虽然仍为粟和黍类旱作农业，但肉食来源增加了绵羊、山羊和黄牛等食草家畜，变为半农半牧型经济，居住形态从河流阶地上的半地穴环壕聚落变为塬梁峁上以窑洞为普通用房的石墙聚落，器用则是以陶斝、鬲、甗为中心的“空三足器”器物群。这种新生的经济文化传统最先形成于黄土高原，随后转移到燕辽地区，最终在整个地区形成了一致的新型文化体系。黄土高原新型经济文化体是逐渐形成的。在生业经济、聚落形态和生活器用三个指标中，最先出现的是房屋形式和聚落形态的变化。直到仰韶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也就是仰韶中期及仰韶中晚期之交，整个黄土高原的房屋形式仍然还是半地穴建筑。但在仰韶晚期的半坡四期阶段，关中、陇东至晋中一带普遍出现一种面积很小、一般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小型窑洞，这样的窑洞在杨官寨遗址南区成排分布，已经成为当时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很可能还出现在了陇中。至仰韶晚期的泉护二期阶段，陕北、晋中、晋南都已经是以窑洞为主体建筑形式的聚落，此外还应当包括了关中、陇东和陇中。至庙底沟二期，窑洞式聚落扩展到整个内蒙古中南部、晋北以及豫西，但还没有发展到兰州以西的甘青地区，如兰州青岗岔遗址半山期的房屋就仍然是半地穴式[31]。直到龙山文化时期，东起冀北张家口，西到青海，整个黄土高原都已经是窑洞式聚落，彻底取代了仰韶式半地穴建筑及其聚落形式[32]。窑洞为主的聚落形式有十分固定的样式，一般建造在山坡上，切出断坎向里掏挖窑洞，为靠崖式窑洞；在比较平坦的地方，则挖坑建造天井式院落即地坑院或挖壕沟形成沟槽式院落，一般称为下沉式窑洞。只是窑洞在聚落中一般都是普通的居住生活用房。在大型聚落中，不论是山坡型聚落还是平地型聚落，都在山顶部位或平地上建造夯土或石砌（或石墙包夯土）院落。山坡型窑洞聚落在两侧山脊上还会修建石砌（或夯土石砌）围墙。迄今所见仰韶晚期窑洞聚落规模都很小，未见大型聚落。到庙底沟二期，包括陕北在内的河套地区普遍是山坡型靠崖式窑洞聚落，山坡两侧的山脊上修建石头围墙，即便小型聚落也是如此。大型聚落如芦山峁，聚落结构形成山顶院落、山坡窑洞的模式。晋南、豫西以及其他河流阶地上多见下沉式窑洞，陶寺等大型聚落在平地上建有夯土建筑。龙山时代延续了这种窑洞聚落的基本形式，只是更高端的聚落如石峁，加强了山顶建筑的规模，出现了皇城台那种“城中城”模式。以窑洞为民居的居住形态，逐渐发展为形态稳定、可以容纳多种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聚落模式。窑洞在黄土高原扩张的同时还伴随着彩陶在仰韶文化晚期的逐渐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以陶空三足器为代表的新一套器用在黄土高原的广泛传播。仰韶文化彩陶最为繁盛的时期正是仰韶社会达到顶峰的庙底沟时期，彩陶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正是仰韶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的陕晋豫邻境地区，这个地区在半坡四期复杂社会衰落后，彩陶也随之消失。但甘青地区的石岭下乃至以后的马家窑、半山和马厂时期彩陶依然兴盛，河套地区与仰韶晚期同时的海生不浪文化彩陶同样发达。只是这些地区的彩陶也都随窑洞居住方式的扩展而渐次消失，其中马家窑文化系统的彩陶及半地穴式房屋仰韶文化模式，自东向西逐渐被庙底沟二期-龙山系统的常山下层和齐家文化所取代。与窑洞一起扩散的陶器群先是半坡四期和泉护二期那样的无彩陶器物，后是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空三足器陶器群。空三足器中最早出现的是陶斝，在关中东部、豫西和晋南见于庙底沟二期，此后在龙山文化开始的时期，陶鬲率先出现在晋中一带并迅速扩散[33]，伴随陶鬲出现的还有陶甗以及其他陶器，黄土高原仰韶时代以陶罐为炊器、以彩陶为饮食用具的传统器用群被完全替代。如果说彩陶是仰韶社会富足时期的产物，窑洞及其陶器群代表的就是衰落时期资源节约型的替代性底层文化。现有证据表明，黄土高原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与仰韶文化有很大的不同。黄土高原大多数地区仰韶晚期生业的资料还比较少，仅从有较多资料的陕北看，在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复杂社会衰落之后，这里仍然维持了仰韶旱作农业的传统，只是肉食来源中狩猎的比例比较大，家养动物猪的比例还不到50%，陇中大地湾遗址也有类似的迹象[34]。但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肉食来源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家畜在肉食资源中的占比增加到了90%以上，二是在家畜中开始出现来自中亚或草原地带的食草家畜——绵羊、山羊和黄牛，且比例达到了50%甚至更多[35]。食草家畜不与人争食，还有奶制品、羊毛和畜力可以利用，黄土高原上半农半牧的经济形式由此形成。这种经济形式在大型社会群体中应当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石峁遗址发现羊的数量据估算有几十万头之多[36]。从原生的仰韶式农业经济向龙山时期半农半牧经济形式转变的确切时间目前还不够清楚，但显然不会早到仰韶晚期，很可能开始于庙底沟二期。此外，新型的社会经济形式应当还包括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冶金术，虽然在龙山时期整个黄土高原发现并不是很多，但在随后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很普遍了，铜器以及冶金活动出现的频率高于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随着新型经济文化的逐渐形成，黄土高原在龙山文化时期又出现了一轮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的进程。陕北榆林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发现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遗址4446处，包括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下者2982处，1～50万平方米之间者1452处，50～100万平方米之间者11处，100万平方米以上者1处（石峁）[37]。其中龙山时期遗址数量是仰韶晚期的3.5倍，且大型遗址都是龙山时期的[38]。山西中部的滹沱河流域调查，调查总面积2263平方公里，共发现仰韶时期遗址77处、龙山时期遗址300处、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址203处[39]。晋南和豫西的情况相似。都是在龙山文化时期达到了整个史前文化最为兴盛、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的阶段。相比较来看，燕辽地区在红山文化衰落后，短期内并没有出现新的生业、聚落和器用的根本变化。小河沿文化基本延续了此前的经济文化形态，聚落数量不多、规模不大，社会发展程度大致相当于红山文化之前赵宝沟文化的水平。有迹象表明，小河沿文化延续时间长达近千年，无论是翁牛特旗大南沟M35、M54[40]和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多座墓葬的人骨测年结果，还是南宝力皋吐墓地所见小河沿文化晚期与偏堡子文化器物的共存关系[41]，均可证明小河沿文化晚期已经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时期。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才发生突然的变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最早不早于龙山文化末期，最晚可以延续到二里岗文化时期，主体年代应当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是继承小河沿文化或来自河北北部龙山文化，但这两种来源都只有个别器物的证据。综合生业经济、聚落和器用整体来看，其经济文化形态应当就是黄土高原上的新生文化。燕辽地区的赤峰兴隆沟第三地点、三座店等遗址出土的都是粟、黍、大豆三类作物[42]，赤峰大山前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和最小个体数，家畜均占98%以上，其中绵羊和黄牛的可鉴定标本数及最小个体数都接近40%[43]，这种生业形态与黄土高原龙山时期完全相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铜器属于所谓北方系，陶器器用以鬲和甗为主。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的形式大多为山顶上的石砌山城，城墙有的单纯为石砌，有的则是夯土外包石头，城门有墩台，城墙拐角乃至城墙外侧每隔一段就有半圆形的马面，在赤峰英金河至阴河百余公里的河岸就发现有43座[44]，石城内一般多见由石砌圆形房屋组成的院落，如三座店遗址[45]。这种城的选址以及城墙建筑形式与石峁等石城几乎完全一样。当然也有一些山坡或山前台地上的聚落，多见土坯房屋组成的院落，如赤峰二道井子遗址[46]。不论石砌房屋还是土坯房，在当地都没有传统，而是黄土高原窑洞式聚落中山顶上的建筑形式。燕辽地区没有深厚的黄土，不具备兴建窑洞式聚落的条件，石砌房屋是黄土高原高级建筑在当地的平民化，土坯房屋的形式或许来自后岗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没有发现规模特大的聚落。目前所知面积最大的石城也只有10～20万平方米。但聚落的密度却很大，以前述半支箭河中游、赤峰地区和敖汉旗的调查数据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的数量是此前红山文化的2～8倍（见表一）。赤峰地区平均每2平方公里、半支箭河中游和敖汉旗境内平均每1.5平方公里就有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遗址密度甚至超过了同时期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赤峰地区调查的300多处遗址分为十五六个相对集中的群体，一般遗址面积1万平方米，也有一些数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最大的23万平方米。需要说明的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聚落房屋的布局更为紧密，同样面积的聚落居住的人口要比红山文化更多。三、兴起、衰落与新生——相关问题的讨论依照原生农业的类型及与之相关的自然地理形态来划分，中国原生的农业经济区大体有三个，即北方旱作农业区，华北旱、稻混作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不过这三个农业类型只是栽培的作物品种不同，家畜都只有猪。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必然走向社会复杂化，但在不同农业类型支撑下的区域社会发展的速率如何以及能走多远却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本文涉及的北方地区而言，燕辽地区农业产生比较早，但发展缓慢，兴隆洼文化时期是以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很可能还没有家猪；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目前还缺少证据，但应当不会超过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黄土高原西部地区以大地湾遗址为例，在大地湾一期和仰韶文化早期以种植黍为主，仰韶文化中期变为以粟为主，而且仰韶早期之前所见都是野猪，直到仰韶中期才大量出现家猪[47]。黄土高原东南部虽然也是以旱作农业为主，但从豫西到关中也还发现有一定比例的稻作农业[48]，大型遗址如西坡，出土动物骨骼的可鉴定标本数中家猪占比达到了84%[49]，农业在整个取食经济中的比例应当高于黄土高原北部和燕辽地区。农业的发展程度显然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以及区域差异明显呈正相关性。燕辽地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早期都是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到红山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中期几乎同时进入了复杂社会高峰期，聚落数量增多，大型聚落纷纷出现，而且社会最为兴盛的区域高度集中在了辽西-内蒙古东南部以及黄土高原东南部陕晋豫邻境地区。两地相比较，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规模，不论是聚落数量、密度还是大型聚落的规模，显然都不及陕晋豫邻境地区。红山文化和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复杂社会究竟还能够继续发展到什么程度？历史并没有给我们获得答案的机会。在几乎同时的红山文化末期和半坡四期，这两个区域的大型聚落完全崩溃，聚落数量也急剧减少。此前的研究认为，红山文化的衰落是由气候干旱引起的[50]，陕晋豫邻境地区的衰落则少有研究。这两个地区距离遥远，燕辽地区气候干旱化造成了红山文化社会的崩溃并不能解释陕晋豫邻境地区的衰落。即便是假设大范围的、影响到整个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化也不能完全解释两个区域的同时衰落。依现有材料来看，两个区域衰落的表现，一是大型聚落和社会解体和消失，二是聚落数量减少，三是诸多证据表明在半坡四期，小型社会群体的社会文化也发生了转变，如彩陶消失、居住房屋中出现大量的小型简陋窑洞、农业经济退化（肉食来源中家猪数量减少）。但在黄土高原的其他地区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仰韶晚期陕晋豫邻境地区以北、以西的河套地区和甘青地区并没有衰落，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文化和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不但仍然沿袭仰韶文化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环境或气候的变化显然不是北方地区复杂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这两个区域的衰落实际上涉及的只是红山文化晚期和陕晋豫邻境地区的复杂社会。复杂社会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社群间的社会竞争加剧。红山文化晚期，社群规模不断增大，自然资源消耗增大，红山文化各个社群都将自己的祖先神像和祭祀建筑——墓地建造得越来越大，以加强本社群的凝聚力和社会竞争力[51]，这样的竞争同时也带来了额外的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形成了恶性循环。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规模更大，社会分化更明显，如西坡墓地所见的大型墓葬自然要消耗更多的社会和自然资源。更为突出的是，各个聚落中都可以见到大型的半地穴建筑，西坡遗址局部发掘就发现多座2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最大的占地面积可达500平方米以上，这样的房屋从豫西、关中直到冀北都可以见到[52]。关中以西直到陇东、陇中地区在大地湾四期一、二段（石岭下期前后）则普遍多见面积达200～400平方米的大型地面式建筑，建筑结构需要大量的木材，对环境应当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以至于难以为继。复杂社会群体在陕晋豫地区消失后，几乎完全不利用木材的小型窑洞逐渐成为主流居住方式就是证据。在黄土高原东部地区的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中期社会达到了最为兴盛的阶段后，率先发生衰落，说明衰落与社会复杂化所需资源耗尽不无关系。但从燕辽和陕晋豫邻境地区两相比较来看，红山晚期与仰韶中期复杂社会发展的程度并不相同，不能够说明两地复杂社会发展到同一个高度带来了同时的衰落，而很可能还是有一个外部因素触发的契机，使得复杂社会无力维持长期的社会竞争，这个契机也许就是气候变化，燕辽地区的环境更为脆弱，衰落也就更为彻底。燕辽地区和黄土高原虽然都出自同样的原生经济文化体，但两地复杂社会衰落之后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变化路径一开始并不一致。燕辽地区的小河沿文化重返氏族-部落平等社会，农业经济衰退，聚落数量稀少，直到龙山文化时期，延续千年没有改变。在此期间，黄土高原的仰韶文化社会群体，先是被迫改变了居住方式和器用，后又主动改变了生业经济类型。陕晋豫邻境地区复杂社会衰落之后，替代半地穴房屋的小型窑洞广泛出现在黄土高原的东南部，陕北、河套和甘青等仰韶晚期并无衰落迹象的地区，也在泉护二期和庙底沟二期之后渐次放弃了半地穴式房屋，转而利用窑洞这种建筑形式，至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早期，窑洞已经遍布整个黄土高原。窑洞式建筑不仅节省了大量的木材，而且尤为适宜垂直节理发育的黄土[53]。大型聚落除了利用山坡的位置修建窑洞之外，还在山脊上修建石砌围墙，在山顶兴建特殊的平地建筑，形成山顶院落、山坡窑洞的固定聚落形态。新的聚落形式使黄土高原的塬梁峁地貌形态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窑洞聚落于是可以深入黄土高原的腹地，这应当是仰韶晚期以后，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其变体持续在该地区扩张的必要条件之一。生业经济转变发生的时间应当在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文化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已经形成了半农半牧的新经济形式。这一转变显然与黄土高原更为靠近中亚和欧亚草原的地理条件有关，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食草动物驯化品种绵羊、山羊和黄牛被引进到该地区，不但增加了肉食来源，也带来了次级产品开发和畜力的利用，与之相关的还有冶金术的引进。这种半农半牧的取食经济显然较此前单一的原生农业更为适应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以至于在龙山文化时期，在黄土高原上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出现了更为密集的聚落和像石峁、陶寺那样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社会发展的程度显然超出了此前仰韶社会兴盛时期。在龙山文化末期，黄土高原上的复杂社会也经历了衰落，石峁、陶寺那样的大型社群不复存在。同一时期，这种经济文化类型以及人群进入了燕辽地区，使这个区域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再度繁盛，在很短时期内人口剧增，不但超过了此前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成为当时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至此，北方地区作为“农牧交错带”的地理、经济、文化和社会地位正式确立，完全替代了此前的原生经济、社会模式。这一新生的经济文化区，在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也显示了更为强劲的生命力。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晚两种“经济文化体”大体有如下特征，一是与特定的环境、生态、地理条件相关，二是有特色的文化传统如生业模式、聚落形态和器用等，三是经历了社会的发展、复杂社会的兴盛和区域性整体衰落。与北方地区原生经济文化体等量齐观且共同生长的还有长江中下游的稻作农业区和华北平原的混作农业区，这两个区域也与北方地区一样，各自在东西方向上有两个亚区，前者是长江下游区（环太湖区）和长江中游区（两湖区），后者则是海岱区和中原区。长江中下游原生经济文化区的复杂社会与北方地区同时兴起，即两湖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和下游的崧泽-凌家滩文化，之后更成长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后一时期复杂社会发展的程度明显已经超过了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和仰韶中期，但在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结束的时候同时衰落，比北方地区晚了约五六百年。华北地区复杂社会的发展线索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晰，但发展的最高阶段显然在龙山文化早中期，只是发展的程度未见得能超过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区域在龙山文化晚期整体衰落，比长江中下游又晚了约四百年[54]。也就是说，上述三个原生经济文化区都经历了由平等社会到复杂社会的历程，并且在复杂社会达到某一高度的时候发生了区域性的整体衰落。只是北方地区由于地理区位偏于西北，衰落比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创造出了新型的经济文化体，而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衰落之后的再次复兴就要到商代以后的青铜时代了，而且后两个区域的复兴显然都是在北方地区龙山文化以后新型经济文化区的影响下才得以实现的。四、结 语从地理环境、适应地理环境的农业经济、聚落形态以及器用传统等多个角度综合来看，中国新石器时代原生的农业经济文化区有北方、华北和长江中下游三个，分别为旱作农业区、混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这三个农业区中的社会都经过了由平等的氏族-部落社会向不平等的复杂社会转变，并在复杂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突然衰落的过程。其中北方地区原生经济文化体最先出现在燕辽地区，进而在老官台文化时期扩展到黄土高原，形成了北方地区先以黍为主后以粟为主并饲养家猪的旱作农业经济、半地穴房屋组成的环壕聚落及以陶罐和彩陶为特点的器用形态。燕辽地区和黄土高原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仰韶文化早期都是氏族-部落社会，到红山文化晚期、仰韶文化中期（以及中晚期之交）同时出现复杂社会，特别是在燕辽地区的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黄土高原的陕晋豫邻境地区集中了密集的聚落和大型的社会群体。这两个特别密集的复杂社会区域距离遥远，但又同时在半坡四期和红山末期发生衰落。衰落的原因应当是由环境变化引发的、维持复杂社会激烈的社会竞争机制失效造成的。衰落后的燕辽地区经济和文化没有大的改变，重新退化到更为简单的平等社会并维持了近千年。黄土高原地区当初社会复杂化水平最高的区域同样经历了大型社群离散、彩陶消失和以小型简陋窑洞替代原来半地穴房屋的社会文化衰落，但由于窑洞式聚落更为适应黄土高原的生态，反而使仰韶晚期社会群体更加深入黄土高原腹地，并在庙底沟文化二期或至迟到龙山文化时期，开始了向以陶斝、鬲、甗为代表的器用转变和铜器冶金技术的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引进了中亚或北方草原传来的绵羊、山羊和黄牛的畜牧业，形成了半农半牧生业经济，进而在黄土高原上引发了第二轮社会复杂化进程，石峁和陶寺等大型社群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黄土高原新型经济文化传入燕辽地区，出现了较红山文化更为密集的聚落和人口。半农半牧的生业形态和窑洞式聚落（以及由窑洞聚落变化而来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式聚落）显然更为适应北方地区的生态地理环境，对此后中国青铜时代的转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因此一直持续到以后的历史时期。北方地区新型经济文化区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此前仰韶和红山文化原生农业文化的自然长成，而是还有如原生型复杂社会衰落这样的历史机遇，以及靠近中亚和欧亚草原的地理区位优势的助力，也因此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三个原生农业文化体系中得以率先转变。从生业经济、聚落形态和生活器用等多方面因素来看，黄土高原和燕辽地区新石器时代存在前、后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文化体，前一种是原生的，后一种是在前一种衰退之后新生的，后者并不是前者不断演进的直接结果。附记：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中国原生农业文明起源的路径”（项目编号2024JZDZ053）的阶段性成果。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黄土高原东南部地区（又称陕晋豫邻境地区）通常被研究者认为属于考古学文化上的“中原地区”，但该地区同样经历了本文前后“两层经济文化体”变化，而不同于以郑洛地区为核心的豫西以东的中原地区，因此将该地区纳入本文定义的北方地区。“两层经济文化体”变化见于本文涉及的居住形式、器用种类和生业经济三个方面。
[2]a.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b.赵志军等：《北京东胡林遗址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20年第7期。
[3]a.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b.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1年第1期。
[4]张弛：《兴隆洼文化的聚落与社会——从白音长汗二期乙类环壕居址谈起》，《考古》2021年第9期。[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58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6]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5～149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第1～30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
[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77～267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9]巩启明、严文明：《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10]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见《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12]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
[13]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小组：《甘肃秦安王家阴洼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14]成璟瑭等：《内蒙古赤峰魏家窝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认识》，《文物》2014年第11期。
[15]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左中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3期。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科左中旗哈民忙哈新石器时代遗址2011年的发掘》，《考古》2012年第7期。
[16]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17]张弛：《不变的信仰与竞争的社会——兴隆洼-红山文化雕塑的题材及展演形式》，《文物》2022年第7期。
[18]赤峰考古队：《半支箭河中游先秦时期遗址》，科学出版社，2002年。
[19]赤峰中美联合考古研究项目：《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科学出版社，2003年。
[20]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蚌河、老虎山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2005年第3期。b.李新伟：《仪式圣地的兴衰：辽西史前社会的独特文明化进程》第67、92、113、1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21]刘国祥：《红山文化研究》（上）第44～51、125～128页，科学出版社，2015年。
[22]a.邱国斌：《内蒙古敖汉旗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第2期。b.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第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4年。
[23]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大凌河上游流域考古调查简报》，《考古》2010年第5期。
[24]a.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西关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见《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6]魏兴涛等：《三门峡灵宝盆地史前遗址的调查收获及重要意义》、《河南三门峡市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勘探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20年4月3日第5版。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墓地》第10～13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
[28]a.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第455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b.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第392～397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29]张星德：《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考古》1991年第8期。
[3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6期。
[31]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兰州青岗岔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32]张弛：《窑洞征服史前黄土高原》，《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33]田建文：《晋中及陕晋豫地区的陶鬲》，见《中国陶鬲谱系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
[34]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见《考古学研究（九）——庆祝严文明先生八十寿辰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2年。
[35]张弛：《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
[36]李亚楠、姜辰蓉：《石峁遗址考古发现还原中国西北四千年前都城盛景》，中国考古网2018年11月28日转载自新华网，网址：http://kaogu.cssn.cn/zwb/xccz/201811/t20181128_4784038.shtml.
[37]孙周勇、邵晶：《石峁是座什么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
[38]陈相龙等：《陕西神木木柱柱梁遗址先民的食谱分析》，《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5期。
[3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滹沱河上游先秦遗存调查报告》（一）下册第923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4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第144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41]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考古》2008年第7期。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地C地点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1期。
[42]a.农业研究课题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农业经济特点》，见《科技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b.孙永刚：《试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生业方式——以植物考古学为中心》，《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3年第5期。
[43]a.王立新：《大山前遗址发掘资料所反映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见《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b.动物考古课题组：《中华文明形成时期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见《科技考古》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
[44]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见《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45]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考古》2007年第7期。
[46]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赤峰市二道井子遗址的发掘》，《考古》2010年第8期。
[47]同[34]。
[48]a.魏兴涛：《豫西晋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植物遗存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见《东方考古》第11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b.赵志军：《渭河平原古代农业的发展与变化——华县东阳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华夏考古》2019年第5期。
[49]马萧林：《灵宝西坡遗址家猪的年龄结构及相关问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动物群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
[50] Xiaoping Yang, et al., Groundwater Sapping as the Cause of Irreversible Desertification of Hunshandake Sandy Lands, Inner Mongolia, Norther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he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3), pp.702-706,2015.
[51]同[17]。
[52]田建文：《中原地区走向文明的门槛——太平庄M701期遗存的认识问题》，《南方文物》2018年第3期。
[53]钱耀鹏：《窑洞式建筑的产生及其环境考古学意义》，《文物》2004年第3期。
[54]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原文刊于：《考古》2024年第12期
责编：昭晣韩翰
来源：中国考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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