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来自何方？中国史书的记载颠覆传统认知！

摘要：犹太人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历史和宗教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提到犹太人，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旧约圣经》中的经典叙述：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徙到迦南，他的后裔经历了埃及的奴役、巴勒斯坦的定居、罗马帝国的迫害，最终在二战后建立了现代以色列国。这条脉络似乎清晰明了，成为了

犹太人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历史和宗教研究中的热门话题。提到犹太人，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旧约圣经》中的经典叙述：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徙到迦南，他的后裔经历了埃及的奴役、巴勒斯坦的定居、罗马帝国的迫害，最终在二战后建立了现代以色列国。这条脉络似乎清晰明了，成为了人们理解犹太民族起源的传统认知。

然而，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的叙事线，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犹太人的来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复杂和多元。尤其令人意外的是，在遥远东方的中国史书中，竟然也藏着与犹太人密切相关的线索——一段关于可萨人的记载。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认知框架。

要理解可萨人与犹太人的关系，首先得搞清楚可萨人到底是谁。可萨人是一个活跃在公元7至10世纪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欧亚草原，尤其是高加索地区和黑海北岸。

这片土地在当时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关键地带，南接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北邻突厥部落，东靠波斯，西临东欧平原。可萨人凭借地理优势，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可萨汗国，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东西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关于可萨人的起源，历史学家至今没有完全统一的结论。有的认为他们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或鲜卑人的后裔，因为这些民族曾在欧亚草原上迁徙融合；也有人推测他们是突厥人的一支，毕竟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带有浓厚的突厥色彩；

还有观点认为，可萨人是多个游牧民族混杂形成的混合体。不管起源如何，可萨人在历史上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他们不仅军事力量强大，还善于外交，在拜占庭、阿拉伯和波斯三大势力之间游刃有余，维持了数百年的繁荣。

可萨人最让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8世纪中叶：这个游牧民族整体皈依了犹太教，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犹太教为国教的国家。这一举动在当时堪称震撼，因为它既不属于基督教的拜占庭，也不属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而是选择了看似“边缘”的犹太教。为什么会这样？学界提出了几种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出于政治考量。当时的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为了争夺霸权，宗教冲突不断，可萨人夹在中间，为了避免被两大势力吞并，选择了中立的犹太教，既不偏向基督教，也不倾向伊斯兰教。

另一种看法是从文化角度出发，认为可萨人可能受到犹太教一神论思想的吸引，觉得它比多神教更高级、更纯粹。还有学者推测，可萨人或许与早期的犹太人有某种血缘联系，或者受到流散到此的犹太商人和学者的影响，才做出这一选择。

无论原因是什么，可萨人的皈依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不仅为犹太人提供了庇护，还通过人口融合和文化交流，改变了犹太人的分布和数量。这让我们不禁思考：犹太人的起源，真的是单一的迦南血脉吗？

说到可萨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西方历史的话题，跟中国没啥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史书中明确记载了这个神秘民族的存在，尤其是在唐朝的文献中。这些记载不仅证实了可萨汗国的历史地位，还为我们理解他们与犹太人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东方视角。

唐朝有一位名叫杜环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游历非洲的旅行家，留下了珍贵的《经行记》。这本书记录了他在被阿拉伯人俘虏后，游历中亚、西亚乃至北非的见闻。

书中提到：“苫国（叙利亚）有五节度，有兵马一万以上，北接可萨突厥，可萨北又有突厥。”这里的“可萨突厥”指的就是可萨汗国，而“可萨北又有突厥”则可能是指更北方的游牧部落，比如后来演变成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民族的先祖。

杜环的描述虽然简短，但非常重要。它表明，可萨汗国在唐朝人的视野中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而且地理位置清晰，位于叙利亚以北，与其他突厥部落相邻。这与西方史书中关于可萨人控制黑海北岸和高加索地区的记载高度吻合，显示出唐朝对遥远西域的了解之深。

比《经行记》更详细的，是《新唐书·西域传下》对可萨人的记载。这部书成书于北宋时期，但大量引用了唐朝的史料。它将可萨人称为“突厥可萨部”，提到他们居住在西域北方，与突厥、阿拉伯、拜占庭等国家有往来。书中还记录了可萨汗国的君臣名称、文化习俗、财富状况以及他们向唐朝进贡的情况。

比如，《新唐书》提到，可萨汗国曾派遣使节到唐朝长安朝贡，带来了当地的特产和珍宝。这说明两国之间有过正式的外交联系。虽然这种交流可能不算频繁，但足以证明可萨人在唐朝的国际视野中占有一席之地。更重要的是，这些记载与西方史料中的可萨汗国特征一致，比如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与周边大国的互动。

唐朝史书的这些记录，不仅仅是对外域的简单描述，而是展现了中国古代史学家对世界格局的敏锐观察。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视角，让我们得以从东方的文献中窥见可萨人与犹太人关系的线索。

可萨人皈依犹太教后，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人口数量和分布上，还涉及文化和宗教的传承与演变。

可萨汗国在鼎盛时期，人口估计在400万到1000万之间，其中大部分是可萨人，还有少量犹太人、斯拉夫人、突厥人等。皈依犹太教后，可萨人成为了犹太教的信徒，其数量很可能超过了当时全球的犹太人总数。要知道，在中世纪早期，犹太人主要分布在巴勒斯坦、波斯和欧洲少数地区，人口并不多，而可萨人的加入无疑是一次大规模的“扩容”。

到了10世纪，可萨汗国被基辅罗斯等新兴势力摧毁后，可萨人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分散到欧亚大陆各地。

他们中的一部分融入了东欧的犹太人群体，与当地的犹太人通婚、混居，逐渐形成了新的犹太族群。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个群体起源于中世纪的东欧，后来成为犹太人中的主体，占现代犹太人总人口的80%以上，甚至是当今以色列的主要居民。

近年来，一些基因研究和语言分析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联系。研究发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基因中有一部分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游牧民族有相似之处，而他们的意第绪语中也带有一些非闪族语言的痕迹。这些证据表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祖先可能并非全部来自巴勒斯坦，而是包含了大量可萨人的血统。

可萨人对犹太教的影响不仅限于人口，还体现在文化和宗教层面。虽然他们皈依了犹太教，但并没有完全照搬犹太教的传统规范，而是根据自己的游牧生活方式进行了调整。比如，犹太教中有割礼和安息日的严格要求，但可萨人似乎并未全面遵守这些规定，而是保留了游牧民族的习俗，比如流动性强、不固定居住的特点。

此外，可萨人还对犹太教的经典和法典进行了翻译和注释。他们将希伯来文的《托拉》和其他文献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并根据当地的社会环境加以解释。这种“本土化”的做法，使得犹太教的教义更加适应游牧民族的生活，也为后来的犹太教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

这种文化融合的意义在于，它表明犹太教不仅是一种血缘传承的宗教，也是一种通过传播和接纳而不断扩展的信仰体系。可萨人的加入，让犹太教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丰富。

可萨人的历史和他们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给我们理解犹太民族的起源带来了全新的启发。传统的观点认为，犹太人起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一条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迦南的单一血脉。然而，可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犹太人的身份并不是单一血统的结果，而是多个文明交汇的产物。

首先，从宗教传播的角度看，可萨人的皈依证明，犹太教可以通过文化影响和政治选择传播到其他民族，而不仅仅依赖血缘传承。这意味着，犹太人的定义在历史上可能是动态的、包容的，而非封闭的、排他的。

其次，从人口融合的角度看，可萨人与犹太人的混居和通婚，改变了犹太人的基因构成和地理分布。尤其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形成，表明犹太民族的主体可能并不完全来自迦南，而是包含了欧亚草原的成分。这种多元起源颠覆了“纯正血统”的传统假设。

最后，中国史书的记载为这一多元性提供了独立的佐证。唐朝文献中的“可萨突厥”不仅与西方史料相呼应，还揭示了可萨人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角色。这提醒我们，犹太人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故事，而是与全球文明的互动紧密相连。

虽然可萨人与中国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但唐朝史书中对他们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中国对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关注。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高峰期，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和旅行者。可萨汗国遣使入贡的记录，正是这种开放性的体现。

这种交集虽然短暂，却意义深远。它不仅证明了可萨汗国的国际影响力，也显示了中国史学的广博视野。相比之下，西方史书中对可萨人的描述往往更聚焦于他们的宗教和军事，而中国史书则从地理和外交的角度提供了补充。这种东西方文献的互证，为我们研究可萨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双重视角。

可萨汗国皈依犹太教的故事，以及中国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揭示了古代文明的交融与多样性。犹太人的起源并非单一的迦南血脉，而是包含了文化传播和人口融合的复杂过程。可萨人的存在，不仅改变了犹太人的人口结构和分布，也丰富了犹太教的文化内涵。这种多元性挑战了我们对犹太民族起源的固有观念，让我们看到身份的形成往往是多文明交汇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