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费德里科·韦尔利（Federico Verly），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兼职副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者（2018-2020）。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对外政策。

理解中国对外政策：一份文献综述

作者：费德里科·韦尔利（Federico Verly），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兼职副教授、北京大学燕京学者（2018-2020）。研究兴趣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对外政策。

来源：Federico Verly, “Introduc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 No. 2, 2021, DOI: 10.1142/S2630531321500116.

注：本文作者本人授权编译与分享，编译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国政学人”平台观点。

导读

引言

“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狮子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

拿破仑的这句预言正在逐步应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步提升，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地区发展和科技投资等领域，使学界日渐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的关键（新兴）一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研究聚焦两个方面：一是解析中国增长奇迹的动力和对外政策的演变，预测中国未来发展；二是对“中国强势论”（“Assertive China”）的回应，包括“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等观点，以及探讨何者塑造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本文属于第二个流派，它作出了两项贡献：一是厘清了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同路径并系统归类；二是整合了国际关系、对外政策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为系统解析中国对外行为提供了多维分析路径。

第二部分概述现有研究的整体局限性及中国外交政策学术发展脉络；第三部分提出核心变量的识别路径与研究范式，构建中国外交动态研究的理论导图；第四部分追踪九个变量的作用机制，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多维度归类；第五部分给出中国对外政策分析的未来探究方向。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外交决策一手材料匮乏的情况下，研究者如何分析中国对外政策？”

——吴锦宇（Michael Ng-Quinn）

如何打开中国对外决策的“黑箱”？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研究者面临的共同考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代研究（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有三个类别。一是传统/历史视角，该视角认为中国对外政策是两千年历史的延续，关注“天下观念”“朝贡体系”对今天中国对外政策影响，分析西方与中国的对立根源；二是共产主义视角，该视角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重塑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最高领导人在政策制定中居于核心；三是现实主义视角，该视角认为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理性行为体，以国家利益为导向制定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视角规避了语言不通和信息不足的障碍，因而发展较快。

第一代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把中国视为一个单一行为体，受到特定观念（历史传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性选择”）所驱动。

（二）第二代研究（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

第二代研究与中国60年代重大内外变故同步。面对变故，中国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先与苏联分道扬镳，后与美国重新“结盟”（应指中国在二战期间同美国首次结盟反对法西斯国家后再次组成反对苏联霸权的统一战线，译者注）。这种变动催生了第二代研究的两个偏好：一是中国领导集体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与探索；二是“战略大三角”研究，即中国这一时期的核心利益是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与其他行为体保持平衡，这能够解释中国立场的变化。

（三）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视角。一是组织过程与官僚政治研究，该视角着重评估专业部门、军队、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行为体如何介入并影响对外政策制定；二是领导人认知研究，该视角发展了第一代研究的领导人视角，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知心理学等知识，分析中国领导人的认知模式如何影响对外政策；三是决策过程研究，该视角追踪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演变，研究对外政策是如何按照“集体领导原则”产生的。

现有视角全景分析

对外政策是“一套指导独立政治实体在国际环境中行动的做法或规则”。在明确了研究对象以后，我们应当如何系统归纳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大量研究呢？详见图1（Van Klaveren, 2013）。

图1 影响一国对外政策的变量

图1提出了一个汇集了国家外交决策各种变量的综合方案。尽管这些变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现实界限，本文仍将其划分为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国内因素包括：国家资源；涉及政治体制、国家战略和历史文化因素的国内背景；行为主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国际领域主要涉及国际结构和其他国家的行为。

基于上述定义，本文下一节将逐步探讨与每个路径相关的主要观点，呈现不同学者提供的见解。尽管资源对理解中国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本文将不作探讨，因为它们通常被视为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既定要素，且涉及对权力资源的描述性分析。同时，由于本文研究范围所限，关于其他国家行为的文献也不予考察。但需特指出的是，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 党政结构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帕特里克·杰克·欧鲁克（P.J.O’Rourke）

研究中国对外政策的首先从党政结构分析开始。这一研究路径有三种路径：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僚体系演变对对外政策的影响，例如制度化程度提升、专业部门崛起、涉外机构多元化、权力下放等；二是特定官僚机构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例如中央外事领导小组、2013年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此处疑似作者笔误，应为“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译者注”）；三是不同部门在对外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

（二） 领导人

“大海航行靠舵手。”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与党政结构相对应，第二条路径聚焦领导人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影响。首先，领导风格是理解领导人政策制定与调整的重要切入点；其次，领导人个性特质构成探究外交政策动态的富矿；最后，对领导人成长经历的考察，有助于解析其世界观建构及国内外政治话语的塑造方式。

（三） 军队

“教皇能有几个师？”

——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

这种观点认为，军队是近年来中国对外政策积极有为的背后推手。在“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前提下，军队主要通过中央军委对安全议题施加影响，在外交—安全政策执行及军事行动实施层面享有较高自主权。

（四） 大战略

“没有愿景，就没有希望。”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通过大战略框架解析政策走向与内在逻辑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流研究路径之一。一般而言，大战略分析致力于回答三大核心命题：国家核心利益如何界定？哪些外部势力构成威胁？领导层采取何种手段维护核心利益。除梳理历史时期大战略演变外，研究焦点在于领导人任内是否形成了新型大战略范式。学者们着重强调新时代相较既往战略的变革特征，并从不同维度阐释其构成要素与指导原则。

（五） 历史传统

“我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历史的产物。”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历史叙事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解中国的历史叙事，可以为中国如何与国际社会互动提供启示。“百年国耻”叙事是诸多历史叙事中最主要的一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调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核心位置。有关战争记忆的历史叙事也深刻影响着今天的中日关系。

（六） 社会文化

“民族文化植根于人民的内心和灵魂。”

——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

文化历来是分析对外政策的传统视角。《文化现实主义》（Johnston, 1995）《中国战略文化与对外决策：儒学、领导力与战争》（Feng, 2007）等经典著作探讨了中国社会文化如何塑造对外政策动机，以及新旧儒学传统对中国人信仰和世界观的塑造。也有学者研究了中国国家认同的构成及其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包括本体论要素（如汉族文化、古典哲学）和中国自我认知中的矛盾因素。最后，中国的民族团结政策也受到关注。

（七）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塑造了民族，而不是民族造就了民族主义。”

——恩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

与路径六少数民族政策不同的是，民族主义路径关注21世纪以来中国民众的社会运动与民族主义表达。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民族主义是促使中国采取前文所述“积极作为外交”的主要驱动力；中国政府对民族主义浪潮采取了“泄压阀”政策，即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甚至鼓励，但一旦运动威胁社会稳定和法治基础，便会采取措施。

（八） 媒体

“控制媒体者，便能控制人心。”

——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

有关媒体、互联网和舆论的研究主要追踪了两种趋势：一是各类媒体逐步开放，地方、非官方媒体日渐发展起来；二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中国爆发式增长。这些趋势推动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互动，使舆论成为集体领导决策的参考依据，通过限制某些政策选项并推动其他方案来影响对外政策。尽管学界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何者更能影响舆论尚无定论，对高校、智库等机构舆论影响力的评估也稍显不足。

（九） 现实政治

“政治的本质在于权力的掌控与分配。”

——本杰明·迪士累利（Benjamin Disraeli）

最后也是最热门的一条路径，是超越中国国内政治特质，运用体系理论研究中国。现实政治视角分支有三：一是基于新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探讨国际体系权力分配和中国相对实力增长带来的极性变化。中美“G2”论、“新冷战”均是这一视角的产物。二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运用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边缘动态选择（core–periphery dynamics choice）、经济体系转型等理论，研究迈向世界体系中心的中国如何完成转型、维持繁荣；三是基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分析中国在国际社会及其机构（即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如何塑造其身份、利益和互动方式，这与强调“国际机构改变国内社会”的自由主义范式形成了对照。

结论

由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和信息获取的困难，其研究一开始就呈现出艰巨的挑战，学者们在寻找合适切入点时面临诸多难题。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现有文献、廓清研究路径，为这一领域提供多元化的分析视角，从而揭示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变量。本文虽未穷尽所有研究成果，但通过文献的系统分类，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多元化的方法论选择。各研究路径内仍存在诸多值得深究的空间，后续研究需进一步剖析各要素间的细微差异与互动机制。

译者评述

译者：范嘉元，国政学人编译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对外政策分析、中国外交。

校对丨丁伟航

审核丨丁伟航

排版 | 程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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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