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世纪，大量银圆从美洲、日本等地流入中国，其中西班牙银圆尤为突出，每年约有200万枚进入中国市场，并迅速成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主要货币。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外国银圆在中国货币市场中的占比甚至超过了四成。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传统银两的诸多弊端。
16世纪，大量银圆从美洲、日本等地流入中国，其中西班牙银圆尤为突出，每年约有200万枚进入中国市场，并迅速成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通商口岸的主要货币。鸦片战争后至20世纪初，外国银圆在中国货币市场中的占比甚至超过了四成。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传统银两的诸多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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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银两的弊端
流通中的银锭成色参差，如云南牌坊锭为980‰，而私铸银低至800‰。清代银两流通前需经公估局查验，该机构由官府审核设立（如北京为官办，上海、天津为商办，云南为官督商办）。其职能有二，一是“看称”，将不同衡制换算为本地通用标准（如库平两37.3克、漕平两36.65克）；二是“看色”，通过目测、听声判断成色，误差可控制在0.5%以内。
（陕西“三原县福兴成公估局”六两槽锭）
但公估局鉴定范围仅限“一两以上银锭”， 而日常交易中占比80%的碎银（滴珠、福珠）因重量不足一两且形制混乱（如鱼鳞、鸡心等），市面流通的碎银缺乏统一标准，直接为造假提供空间。例如光绪年间云南市面流通的牌坊锭约30万枚，但碎银存量高达百万两级。
（云南牌坊锭）
清代《野叟曝言》记载，田有谋用九二成色散银（920‰）冒充契约约定的九五成色（950‰），通过掺铅、夹铁手段牟利；道光年间贵州私铸的“沙壳钱”成色仅720‰，却以“足纹”名义流通，每两差价达230文。私铸者利用碎银监管空白，通过回收旧钱熔炼，1文制钱可熔为7文鹅眼钱，铁模铸造外包银皮，如光绪二十二年福建查获的假银锭，内部为铁芯，银皮厚度不足0.1毫米，福州尚干镇私铸团伙月产假银2000两，通过贿赂衙役建立保护网。
更复杂的是，银两还分为“实银”和“虚银”。实银包括银锭和碎银，而虚银则是各地为了弥补实银供应不足而创造的计账单位， 虚银是实银的记账符号，无实物对应，主要用于跨区域贸易结算，其产生源于白银供应不足和区域标准差异。
这些虚银种类繁多，换算复杂，普通商人往往难以应对。例如上海九八规元以二七宝银为基础，按“九八升算”（即实银980两折合规元1000两），成为华东地区基准。1880年代外商为统一结算，将估平二四宝银980两虚化为1000两洋例银，成为华中贸易核心标准。天津行化银以公砝平化宝银995两折合行化银1000两，主导华北商业清算。
各虚银单位间的换算需通过“平色兑”三要素：平，1两上海规元=33.5989克，天津行化银=35.4515克，汉口洋例银=34.7413克；色，上海二七宝银成色982‰，而汉口二四宝银为980.27‰；兑，1900年上海规元1000两折合汉口洋例银103445两，汇兑损耗率高达3.45%。
从上海到汉口进行交易的商人，不仅要携带沉重的宝银，还要面对两地标准银换算的差异，交易成本极高。1895年，上海陈姓茶商采购200担茶叶（价值规元5000两），实际支付流程包括实银熔铸费50两（1%）、公估批注费25两（0.5%）、规元-洋例折算损失387两（7.74%）、汇水75两（1.5%），总计隐性成本达537两，占交易总额的10.74%。
跨区域交易的实际成本更是增加朝廷财政运作困境，江苏协饷甘肃涉及九次货币转换，从库平银到漕平银到上海规元到汉口洋例到兰州库平银，每次转换平均损耗1.5%，全程损耗率达13.5%。1901年《辛丑条约》赔款过程中，各省解送北京的“庚子赔款”因货币折算问题，实际支付额超出应赔总额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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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银圆的优势
相比之下，外国银圆具有显著的优势。它们通常由机器批量生产，形制统一、价值稳定，交易时无需逐一称重或鉴定成色，大大简化了交易手续，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此外，外国银圆的检验也较为方便，银店通常会在银圆上打上钢印作为防伪标记，虽然这种方法也有局限性，但总体上比中国传统银两可靠得多。
西班牙银圆（又称“本洋”）由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城、秘鲁等地铸造，最早可追溯至1535年。其典型形制分两个阶段，双球版（1732-1772年）正面为西班牙国徽盾牌与十字架，背面为象征欧非大陆的双柱环绕地球，直径38.3-40毫米，重量25.2-27克，边饰为炬形与圆圈相间。人像版（1772-1825年）正面改为西班牙国王头像（卡洛斯三世、四世及费尔南多七世），背面保留双柱盾徽。例如卡洛斯四世银币直径39.5毫米，含银量90.3%，铭文标注“DEI·GRATIA”（蒙神之恩）。
（西班牙银圆）
1681-1833年共有1亿枚西班牙银元（约合68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占同期全球白银贸易总量的40%。其流通优势体现在成色标准统一，误差控制在±0.5%，远优于清代银锭±3%的波动跨区域流通性。明万历至清道光年间，其流通范围集中于东南沿海，乾隆时期（1736-1795年）成为江浙地区记账标准。1842年《南京条约》规定对英赔款2100万西班牙银元，足见其法定货币地位。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于1823年启用新国徽设计铸造“鹰洋”，正面为叼蛇立鹰（阿兹特克文明图腾），背面为自由帽与放射状光柱，含银量902.7‰，重量26.75克，直径38.1毫米。采用蒸汽动力冲压技术，使币缘齿纹精度达0.1毫米级，显著优于手工打制的双柱银元。
（鹰洋）
鹰洋通过鸦片贸易迅速占领中国市场，1856年伦敦造币厂检测显示，墨西哥鹰洋含银371.57英厘（约24.02克），较西班牙银元（370.9英厘）更优。长江流域茶叶贸易中鹰洋结算占比从1855年的34%升至1867年的79%，1905年上海外商银行储备中，鹰洋占比达82%，同期本洋仅存3%。
《辛丑条约》赔款支付过程中，各省被迫购入鹰洋兑换库平银，导致1901-1908年间鹰洋输入量激增2.3亿。至1910年，上海金融市场80%交易以鹰洋结算，年流通量达4亿枚，仅上海一地每日鹰洋兑换量超过20万枚。1905年墨西哥实施金本位制后，鹰洋停铸，但1919年上海仍有30%小额交易依赖存世鹰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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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危机
由于外国银圆需求量远超供给量，银圆的市价往往高于其本身币值。外国银圆在中国市场的溢价源于成色标准的制度性差异，墨西哥鹰洋含银量902.7‰，而清政府规定纹银标准成色为935.374‰。表面上纹银更优，但实际流通中私铸银成色普遍低于800‰，导致鹰洋实际含银量反超劣质纹银。1885年上海鹰洋兑纹银溢价达4.8%，福州更高至7.3%。
墨西哥鹰洋法定成色为90.3%，而中国流通的二四宝银成色标准为93.5%。外商利用成色差实施套利，上海九八规元规定每枚鹰洋作价0.72两，但实际流通中需叠加“申水”（成色补偿），1000两规元折合1388枚鹰洋，外商用1388枚鹰洋兑换1000两规元，1000两规元可以兑换980两二四宝银，980两二四宝银含纯银916两，而铸造1388枚鹰洋仅需要902两纯银，净赚的14两纯银可铸造21.5枚鹰洋，通过类似的机制年均套取中国白银600万两。
英国怡和洋行在1875-1895年间在上海收购纹银（月均50万两），之后在香港改铸为英国贸易银元（俗称站洋，成色89%）后转售给印度鸦片商，回笼资金再购中国生丝。该循环年均获利达80万英镑，相当于同期清政府海军经费的23%。汇丰银行发明“白银承兑汇票”，商人将纹银存入该行上海分行，获得90天期伦敦兑付汇票，利用东西方白银价差套利。1885年该业务规模达2000万两，年均汇兑收益120万两。
（英国贸易银元）
广州行商通过“广板银”掺假牟利，将墨西哥鹰洋熔铸后掺入25%铜铅，成色降至750‰，但仍按“足纹”流通。1815-1839年间年均截留纯银8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海关年收入的12%。1825年同孚行潘绍光将300万银元投资加尔各答鸦片拍卖，完成“白银-鸦片-白银”闭环套利，获利达54万两。
总税务司赫德利用关平银与库平银折算制造2.5%法定差额，1875年产生“余银”48万两，利用15天税款沉淀期拆借外资银行，年获利23万两。外国银圆流通产生铸币税损失，墨西哥每铸1鹰洋获取7.3%铸币税，英国贸易银元铸币税率达8.5%，此项年均损失400万两。
1884-1900年通过银圆套利外流1.2亿两，1901-1908年《辛丑条约》履约期间外流0.5亿两合计1.7亿两，相当于清政府1894年财政收入的2.3倍。1883年上海金融危机中，丝商金嘉记破产引发连锁反应，上游40余家钱庄坏账56万两，房地产商徐润资金链断裂，负债250万两，生丝贸易商胡雪岩亏损800万两，此次危机直接导致长三角地区银根紧缩，钱庄数量从300家锐减至60家。
银圆套利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成色980‰的云南牌坊锭在1900年后基本退出流通，市面流通纹银实际成色降至830‰以下，与外国银元差距扩大至72‰；这种紊乱迫使1896年汉口、天津等地商帮自发采用“虚银本位”，清政府货币主权实质性丧失。
为了应对白银流失，张之洞在1887年铸造“光绪元宝”，刻意将成色提高至904‰（较鹰洋高1.3‰），并增加重量至7.3钱（26.7克）。但实际效果适得其反，民间将含银量更高的官铸银元熔毁牟利，1892年湖北银元局铸造的300万枚银元，两年内被熔毁41%，外国银行拒收官铸银元，汇丰银行甚至将“光绪元宝”列为“非标准货币”收取3%贴水。
（光绪元宝）
清政府1835年出台《查禁纹银出洋条例》，十三行商人通过“预付货款”名义将白银转移，1829年怡和行利用侨汇渠道年转移50万两；外国银行以“汇票清算”规避监管，1895年俄法借款中，华俄道胜银行通过虚假贸易汇票转移白银800万两。这种制度性漏洞直至1905年清政府建立现代海关金制度才部分修补，但此时白银外流总量已达3.7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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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的争夺
外国银圆的巨大利润空间引起了列强的觊觎。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设立造币厂条例》，投资40万银元（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全年海关收入的12%）在铜锣湾建设铸币厂。该厂引进伯明翰瓦特工厂的全套设备，1866年5月正式投产，铸造的“香港壹圆”重26.9568克、直径39毫米、成色900‰，技术参数完全对标墨西哥鹰洋。
（香港壹圆）
但实际流通中遭遇致命缺陷，根据《香港法例》第34条，任何在女王像银元上打戳记的行为将面临6个月监禁，而中国钱庄验银必打戳的行业惯例无法执行；相较于含银902.7‰的鹰洋，香港银元成色低2.7‰，导致每枚需贴水3%流通； 1866-1868年间仅铸造200万枚，日均产量不足2000枚，无法满足远东贸易需求。1868年造币厂关闭后，设备以6万银元售予日本大阪造币局，转而通过汇丰银行发行纸币控制华南金融。
大阪造币厂1870年启用香港转移的蒸汽动力冲压设备，铸造的银元精度达到0.1毫米级，远超手工打制的本洋。其首铸明治三年龙洋（1870年）直径38.5毫米，含银量900‰,采用“太阳版”与“一圆版”双轨设计，太阳版背面十六瓣菊纹象征天皇权威，1874年铸造的“贸易银”系列重27.22克，专为对华贸易设计。
（龙洋）
日本外务省1885年颁布《在华居留民货币使用令》规定，在华日商进出口结算必须使用龙洋；日本邮船公司运费仅收龙洋；横滨正金银行贷款以龙洋计价。该政策使龙洋在闽台地区市场份额从1890年的7%激增至1900年的32%。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强制要求2.3亿两赔款中的30%以龙洋支付，实现货币殖民与政治控制的双重目标。
美国1873年铸造的“拿花”银元（重27.22克，成色900‰）因图案设计不符合东方审美，在华南地区流通量不足鹰洋的5%。
（拿花银元）
1905年中国市场流通银元中鹰洋42%、龙洋23%、本洋15%、港铸银元3%，其余为各国杂洋。英国通过港铸银元套取4.5%铸币税，日本龙洋铸币税率达6.8%，1900年前累计掠夺中国白银约8000万两。1897年横滨正金银行控制了中国生丝出口结算的61%，通过龙洋定价权压低生丝收购价达17%。
这场货币战争揭示了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降维打击，当英国造币厂用蒸汽机批量生产标准银元时，中国仍依赖手工熔铸银锭；当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强制推行龙洋时，清廷却困于“两元之争”的体制内耗。至1900年，外国银元已控制中国流通白银总量的83%，成为列强经济侵略的核心工具。
来源：悟空聊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