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如师友们可能相对最熟悉的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即观堂先生就“词”体而言之：“词以境界为最上”——非有一定的境界则不足以道它是一篇好作品（《人间词话》）。那反例是一些南宋末年唧唧哝哝、凌乱堆砌的文人词。——还有什么，先贤们还有没有评价诗词的标准了？太多太多了
盖《老将行》之所以好，推而思之，一切的好诗之所以是好诗，标准千千万，惟“理”这一端庶几乎抵达了“正”的程度而“文”的一端庶几达到了“奇”。……
我国传统诗词数不胜数，随之，“如何道它是一篇好的作品呢”，即评价一篇诗词作品的“标准”亦数不胜数。
此如师友们可能相对最熟悉的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即观堂先生就“词”体而言之：“词以境界为最上”——非有一定的境界则不足以道它是一篇好作品（《人间词话》）。那反例是一些南宋末年唧唧哝哝、凌乱堆砌的文人词。——还有什么，先贤们还有没有评价诗词的标准了？太多太多了，再如：师友们应该也很熟悉的“格调说”、“性灵说”。前者大约肇极于明代的“前后七子”，主张诗词须服务于一种“诗教”、“理趣”，其内容或形式的标准即皆宜定准——是“死”的；而后者则主张“性情之外本无诗”（袁枚《寄怀钱屿纱方伯予告归里》），标准比较“活”——盖没有真情实感，没有“我”，又哪里来的诗词这种东西呢……
王国维先生画像
然而，大家也一定发现问题的所在了，即这么多标准固然都很有道理，但，实则是谁也并不必然比谁更有道理——谁也并不必然比谁更接近问题的“底层”。——那，究竟有没有一条标准之上的标准呢？
即一首诗也好，一阕词也罢，是偏“性灵”的风格也好，偏“境界”的长处也罢，倘以这一“标准之上的标准”衡量之，则我们必然会知道它究竟好不好、好到哪一等级……——所以，有吗，有这样放之“诗海”而皆准的标准吗？——小文章矣，以下，咱就是试着看看这一问题。
实话讲，“标准之上的标准”困扰了我好久好久，自己常常试着总结，惟所得不过“既要内容好，也要形式好”之类的废话。莫说拿出去对别人讲，便是讲给我自己，是既无益于我学诗论诗，更无益于自己写诗。——直到遇到了王维王摩诘的一首《老将行》，则“标准之上的标准”这一问题，庶几乎开始有一点眉目了……
诗不算稀奇，过去也读过，真正给我以启发的是别人对此诗的一段评论。——先看诗。全诗有点长，分三段读之：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射杀中山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
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
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
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
愿得燕弓射天将，耻令越甲鸣吴军。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唐三彩武士俑
这首《老将行》是不是好诗？自然是，理由讲得出很多很多，盖：“内容”好，是真的好——细致、跌宕地叙述了一位“老将”光辉而又艰难的一生。譬诸“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是他年轻时的光辉；而对比之下，今日已是“垂杨生左肘”（双臂如生疡瘤，杨、柳谐“瘤”音）——老了老了，再无人重用他，久未习武，射不动箭了……——其“形式”也是真的好。譬诸全诗的用典密密匝匝；“白额虎”（周处、李广）、“黄须儿”（曹操的次子曹彰）、“故侯瓜”（秦东陵侯召平）等等等等，用典虽密，却丝毫不给人以用力过猛、勉强造作之感……
然而，还是那话，内容vs.形式的分析方式无济于事，无法通向那条“标准之上的标准”——其仅以一条口袋装着所有的褒义词、贬义词、文学史专有名词，见诗下菜碟即可，徒然显得分析者认真分析过它而已……——那，什么又是穿透了内容与形式的真正的标准呢？——真正给予我对于“标准之上的标准”启发的，是傅经顺老师评此《老将行》之时用的五个字，曰：“理正而文奇。”（这五个字最原始的出处，或是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 切磋 》：“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
压缩成四个字当然也行，曰：理正文奇。
盖《老将行》之所以好，推而思之，一切的好诗之所以是好诗，标准千千万，惟“理”这一端庶几乎抵达了“正”的程度而“文”的一端庶几达到了“奇”。相比内容、形式的简单二分法，此一结构显然更能触及一首诗深邃、深远之处的美；而相比境界说、性灵说云云单只是强调诗的某一项长处，此理论又显然更兼容并蓄。
以下，试着对“理正文奇”学说再做些补充，到底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用——是不是真的足以俭省而准确地评诗。
王维画像
夫“标准之上的标准”者，“理正而文奇”只是它的“大标准”或宏观结构，而稍一细看之，则这里面还包括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如：1、所谓“理正”，文章的正理都包括哪些？以及：“正”作何解？——似：情真、义正、心善、趣味风雅乃至实事求是，皆应在“理正”之下。这才既保证了“理正文奇说”不必是前述“格调说”那样“死”的标准，又不必是“性灵说”那样近于纯粹主观、纯粹“著我”的标准（袁枚《续诗品》）。2、所谓“文奇”，情况太多太多了吧，该当如何一言以蔽之？即文章的“奇中之奇”，属哪一条最奇而我们最应该追求之呢？
还有：3、是否存在“偏正的理正文奇”？即某些诗词似不够奇，但够正，而依然可以被算作是好的作品，反之亦然？故而：4、这是否就意味那些特一流的作品，两方面都不能偏科，便即是它们都比较的均衡？再如：5、譬诸一些情真、催人心肝但“无奇”的作品，人皆爱之，人皆诵之，但，是否就因为不够均衡而“不够高级”、而上不去特一流——这不是和广大群众的标准、人心的标准拧着来吗？
袁枚书法：赤壁泛舟七月望，兰亭修禊暮春初（款识：书为石逸先生正，随园老人袁枚）
个人愚见，结合古往今来较主流的方家意见，则以上对于“理正文奇说”的诸般追问，答案或可是：1、就“理正”一端而言，当就是情正、义正、心正等等多种“正”的情形都在内——既非僵死的标准，也非无边无际随便什么都行的标准。——继而：2、倘能达到其中任何一种正的情形，则都应视之为“好”——“嗯，理正的一项已经合格了……”这就保证了“情真”一类的作品并不低于看似高级的哲思曲折、喟叹遥深一类的作品，更无所谓题材与题材之间，哪个就必定更好。
继而：3、倘某一首诗竟然能达成情、义、心几项都真、都正，则它已并不限于初级入门级的好——而有了冲击特一流作品的资格。而前述王维的《老将行》，达到了吗，够传统诗词特一流的标准了吗？
唐彩绘贴金武士俑（局部）
仅就“理正”之上述一二三点而观之，似：尚未能达到，尚有“不足”。——盖王维这里面的道心、良心虽然都很正，既表达出了对于“老将”这等人物的同情，又存乎些对于唐玄宗君臣用人方面的讽刺，但，写得还是太冷静——太超然于事外了——尚未能把自己全数付诸其中。
相比杜诗，王诗的一大显耀的“不足”也正在于此：少年天才如王维者，仿佛总写的是“别人的事”；而“诗圣”杜甫他老人家则总能把它们都写成自己个儿的事——写到某一个别人也仿佛是从他的血肉生命中活剥下来的，仿佛个个都带着他的体温，而铁铁的就是“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语出《论语·颜渊第十二》）……
杜甫画像
那，王维作为公认的特一流诗人，其特一流之诗又何在呢？——可以是那首人皆爱之、人皆诵之的《相思》：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也可以是那首《息夫人》：
莫以今时宠，
难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
不共楚王言。
仍旧是仅以“理正”而言，即仍旧是仅以情、理、法之正而言，是：王维的这两首诗都实打实写出了全副毫无虚悬的“自己感”——是：那种并不输于杜诗的“生命感”、“着实感”……——何也？
根本上，盖《相思》或《息夫人》才是“这个叫做王维的人”狠狠投入了大量的“自己个儿”而为之。——前者又题做《江上赠李龟年》（周啸天引），盖友情一项，的确足以写进王维大量的自己——凡略知王维者即知，他是真的挺在乎朋友的（《新旧唐书》本传、《唐才子传》卷二等）；而后者亦且来自他的真实经历，为搭救一平凡的女儿而作。——孟綮《本事诗》有载：唐玄宗兄李宪夺了某位卖饼人的妻子。李宪宴客，召卖饼人入府，哪知女子见了丈夫，“双泪垂颊，若不胜情”，王维遂当场立即作下了这首诗……——无他，借春秋时息夫人（本是息国国君的妻子，公元前680年，息国为楚国所灭）可以被夺人但不可被夺心的史事（“不共楚王言”），婉转规劝宁王……
这里不妨说得再直白一些，其：这绝不是说彼一《老将行》就不好；而是仅就“理正文奇”的“理正”一端而言，此《相思》或《息夫人》才是理正而“正满”了的程度——才是“特一流作品”的程度。
王维《相思》画意
夫“理正而文奇”者，其“文奇”一端又作何理解呢？——答案或可是：4、所谓文章的奇法，自然的又一个“数不胜数”，譬诸前述《老将行》之中精妙绝伦、不着痕迹的用典；然而，“必不得已而去”（《论语》语，出处同上），于斯文章之技法，先去谁，并最终保留谁呢？
个人愚见，“文奇”亦如“理正”那般宽阔又不至是无边无际，其根本的内涵或就是一句，曰：写法千千万，不落常语俗套即可。——反之，最最要不得的那种“文奇”则是，为着标新立异而面红耳热。
但，不对啊，前述《息夫人》二诗，哪里就“不落常语俗套”了？——尤其是这个《息夫人》，甚至连最最基本的《相思》的“托物言志”都没有，啥都没有，皆“常语”矣，怎就能说它“文奇”了？
息夫人塑像（河南省信阳市息县）
一者，退一万步说，《息夫人》“皆常语矣”，然则那里面却全无俗套。
譬诸开头两句的“莫以今时宠，难忘旧日恩”，读来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是不是格外的有力、坚决乃至巉刻？——何也？盖以否定方式造句，就是会有一种坚决有力之感，更何况，那还是以否定句型作为全诗的开头（化用余恕诚观点）。而此种写法，凭师友们那比我丰富得多的阅读经验，果真很多吗，俯拾即是的俗套吗？
以否定句造结尾者的确不少，而以它们做开头且最终写得很好者，诚就是不多。——《息夫人》之外，大家可能还比较熟悉的是刘禹锡的一首《浪淘沙》，陆龟蒙的一首《筑城词》；再说，恐就要查书。
前者：
莫道谗言如浪深，
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后者：
莫叹将军逼，
将军要却敌。
城高功亦高，
尔命何劳惜。
唐城墙遗址（陕西省西安市）
二者，其实“退一万步说”这一万步也是退不得的，盖“平白自然”并不能机械得等同于“常语”。——什么是“常语”？姑妄言之，常语即“固定搭配”，即程式化的无聊的组合，如说起“太阳”就是“冉冉升起”，说起“过年”就是“万家灯火”、“火树银花”。视诸诗词，则那些过于合乎于阅读期待的意象就是，过于“行活儿”的表达就是。《息夫人》呢？
那则是一种平白自然，是毫无行活儿的痕迹——是平白到仿佛“小说家语”（余恕诚），却又兼顾了诗体的跳跃性（“看花满眼泪”即经典的诗性的转折，杜诗《春望》“感时花溅泪”即也如此）和小说的历史感、亲切味（全诗几乎是顺序而写息夫人史事，说讲感十足）。——有古体诗写作经验的师友当都会同意这样一件事：倘哪天写出了一句出奇的顺畅的句子，一句不事雕琢无需斧凿而就是异常准确的句子，多么的爽啊；反之，顶顶不好的写作体验就是，写来写去总是拼凑前人的现成话——无奈地搬运堆砌那些“常语”……
张大千《高士图》（之一）
则：5、“理正”与“文奇”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此处不妨借助毛主席的话，谓：大约“理正”可以算作我国传统诗词的“源”而“文奇”大约就是它们的“流”，源流交汇，始成好诗（化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源流交汇的最极致处，即情、义、心与绝妙文字之碰撞的最激烈处、之融合的最深沉处，始又有所谓的“特一流佳作”。
譬诸李杜王的那些《相思》一级的名篇——《蜀道难》《将近酒》《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等的名篇；譬诸苏辛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等等等；譬诸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是的，这一“标准之上的标准”亦且适用于传统文言文。
那末，最后的一个问题：存不存在那种“偏正的理正文奇”——那种纯以情理胜亦或是纯以文辞胜——的特一流作品呢？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书影
道理上，既然“源”与“流”缺一不可，“理正”与“文奇”缺一不可，甚至是它们融合得不好都不行，则：势不可能存在纯然以一端胜的特一流的作品。——也就是说，的确会存在偏正的一流好作品，譬诸《老将行》即相对以“文奇”胜，而它们却很难很难达到“特一流”的水准……
事实上，这一道理通古已有之，如孔夫子他老人家就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六》）“理”即“质”也，“文”就还是那个“文”，子曰：“文理二者要平衡好啊，孩子们”。孔老师这里是就“做人”一事而言。——然而，做人似与作文同理：“文质彬彬”，然后才能有“君子之章”；有：真正特一流的作品。不可偏废。——但是，是的，居然仍然有“但是”：也不可太过机械地套用这一“标准之上的标准”；此如：比“标准之上的标准”更其“在上”的，还应有一条，而这一条是：作品的“人民性”。
是的，个人愚见，文学之事，其最大的正确即人民的正确——这里没有“乌合之众”云云，没有“不够高级”之属，是：人皆爱之的，人皆诵之的，本就是最最无异议的特一流的作品。——如“床前明月光”，如“一览众山小”，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它们都不是作者“文学性”最强、最高级的作品，或许还有很多所谓的文学专家刻意地避而不谈它们，但，就“人民性”标准而言，就文学的终极正确而言，它们又大可以毫无愧色地站在《兵车行》《蜀道难》《前后赤壁赋》等等千万古大作、鸿篇巨制之前……——其根本的原理又何在？
1958年，毛主席畅游湘江之后，在农家门口小憩
盖广大人民的社会生活才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主席），则：人民当然有资格，最最充分的资格，以开怀享用文学，以透过文学审视自己的生活。——哪儿有吃着大家的，用着大家的，写着大家的，到头来却不许大家去爱、去发表自己的意见的道理？——不仅人民不会同意，连那些真正特一流的作者，孔孟屈子、李杜元白、苏辛、曹雪芹、鲁迅先生，也个顶个地不会同意。
举凡这一等级的作家，哪个没有鲜明炽热的人民性，哪个是为了一小撮文学专家的胃口在写作？——便是对于前述《老将行》背后稍嫌“不足”的王维，其不足也仅仅是相对杜甫这样的圣贤人物并他自己十足炽热的《相思》《息夫人》而言之。
回到“理正文奇”,是情正、义正、心正总之一切“理正”的底下，惟“庶民的正义”一事而已矣（化用李大钊先生语）。
李大钊先生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小结“理正文奇”这一“标准之上的标准”，则：1、它基本上可以统合前人所提出的各种文学标准，如“境界说”、“格调说”。其：作品而达到理正文奇的程度，则自有其境界，则自不失其格调。
于此：2、拿它分析一首诗乃至一篇古文，还真都挺好用——都挺趁手的；甚至于，我们大可以拿它顺上一遍我们的文学史。比如那一批最好的盛唐诗，即百分之百不多也不少的理正而文奇；待到中晚唐诗，不一样了，其可能是120%的文奇而70%-80%的理正。——既有时代方面的原因，盖盛唐之时天下军民普遍的雄放之气衰弱了；也存乎些个别作者的刻意的创新。诸如韩愈、孟郊即皆曾刻意地追求激荡、险怪的诗风，而待到韩文公作文之时，却又复归于“百分之百不多也不少的理正而文奇”——成千万古“文章正宗”……——是以谓之：刻意地、作者化地追求一种诗体的“实验性”也已矣……
韩愈韩文公：“百代文宗”、“泰山北斗”
宋诗呢，宋词呢？当然也可以拿这条标准之上的标准比量之。譬诸南宋末年的文人词即也总是呈现出“过剩的文奇”而反倒是宋亡之后，遗民如蒋捷蒋竹山者（“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作者），始又复归于100%的理正文奇。宋诗类似。杨万里即旗帜鲜明地反对江西诗派“过剩的文奇”而主张“风趣专写性灵”——大大启发了后之“性灵说”（虽说造成了“过剩的主观”等问题）……
雨中芭蕉
最后：3、古今不论哪一种文学，其实还有着一条较“标准之上的标准”更“在上”——而实则是与之并不抵牾——的标准，曰：“人民性”——人民的口碑胜过金碑银碑。——则：最好最好的那一批特一流的作品呼之欲出了；则：它们是那种既能坚实地占有“理正”、“文奇”两端，而同时还有普通读者深心爱之、张口诵之的作品。其余则都够不上这一等级。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此岂止是对于文学？这样特一流等级的文学，对我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都是非凡的。盖我们最好的中文从这里“发”出来——讲演时，写作时，总之一切较正式的场合，必须用这一路中文。即中华民族的“文奇”主要由它们负责。而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善性呢？——亦且由它们得到了淬炼、延展，即不论它“发几枝”，枝枝都发在了“人”这件事比较光亮、美好的位置上。
“春来发几枝”画意
是啊，“理正文奇”甚至不只是对于文学；对于做人，尤其是对于我们中国人的做人，这一结构依然存在——“驰走风云，鞭挞海岳”一般的明确而至高地存在着（借用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评价《蜀道难》语）……——夫“结构”者，兼是修行的路径。——向“奇”“正”的融通均衡之处去修，“以正养奇”着修，“以奇反正”着修。——途径传统文学！此种修行势必途径我们祖传的文学；而无非是在不同人的身上，文学、文艺、文化所发出的那几枝，粗细、快慢、高下有不同也已矣（化用毛主席《讲话》语）……
写于北京办公室
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
【主要参考文献】《诗经》，《论语》，《孟子》，王维《王右丞集》，孟棨《本事诗》，王定保《唐摭言》，《新旧唐书》，计有功《唐诗纪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辛文房《唐才子传》，陆时雍《诗镜总论》，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袁枚《随园诗话》、《续诗品》，王国维《人间词话》，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茂元、程千帆、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词典》（本文多参考此书之中傅经顺老师观点），罗宗强《唐诗小史》等。
来源：愚鲁的诗词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