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打从十五年前停了课，我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摆了个小摊，写写毛笔字，画几笔山水。一张纸，十块钱，附赠木质裱框。要是赶上有红白喜事，我还能多挣几个零花钱。

我退休前在桃源村教了三十七年书，村里人都喊我马老师。不对，现在该是马老头了。

打从十五年前停了课，我就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摆了个小摊，写写毛笔字，画几笔山水。一张纸，十块钱，附赠木质裱框。要是赶上有红白喜事，我还能多挣几个零花钱。

这日子过得，说不上好坏。

夏天的早晨，我天不亮就得起，不然一准被蚊子咬得满脸包。老伴儿去年走了，六十多年的枕边人，突然就没了，像我教室后面那棵老核桃树，说倒就倒了。我屋里那张她照的黑白结婚照，镜框上覆了一层灰，我想擦，又怕擦了反倒对不住她。

“马老师，醒着呢吗？”隔壁王大娘敲了敲我家那扇掉了漆的木门。

王大娘是个寡妇，比我小十岁，身板硬朗，常给我送点吃的。村里人背后嚼舌根，说她对我有意思。唉，我七十八了，早就没那心思。再说，我这一辈子除了教书，就只会舞弄毛笔，半个正经手艺也没有，哪配得上人家。

“醒着呢，大娘。”我穿上那件发黄的老背心，趿拉着塑料拖鞋去开门。

“马老师，给，刚出锅的包子。”王大娘手里提着一个冒着热气的塑料袋，脸上的皱纹跟着笑意一起舒展开来。

我忙说谢谢，然后接过袋子。塑料袋上印着”华联超市”三个已经褪色的大字，袋子用了又用，边角都磨破了。

“马老师，听说了吗？镇上要选非遗传人了，你这一手好字画，怎么不去报个名？”

我嘿嘿一笑，摆摆手：“大娘，您就别取笑我了。我那点本事，够村口那些孩子们看看就不错了。”

王大娘像是不信，又说：“我听村长家闺女说，县文化馆近来挺重视咱们这些老手艺人的。”

我心想，文化馆那些人，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次乡，哪会真管咱们这些老头子。就冲着王大娘的好意，我应着：“行，我考虑考虑。”

吃过包子，我搬着小板凳、字画工具和一沓宣纸去了村口。那棵老槐树不知活了多少年，树干上的皱褶像极了我的脸。

我支起简易木架，铺开宣纸，调开墨，然后坐等客人。这个点儿，村里的孩子们该去上学了。我总喜欢看着他们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地从我摊前经过。我曾教过他们的父母，有些甚至是祖父母。这让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没白活。

“马爷爷，帮我写个字呗！”村里张会计家的孙子，小名叫毛豆的男孩子跑过来，脸上还挂着早饭的痕迹。

“写什么啊，小家伙？”我笑着问。

“写个’志’字吧，我爸说我长大要有志气。”

我手握狼毫，在砚台上蘸了蘸墨，然后轻轻在宣纸上挥毫。我的字不算好，但在这乡下，也算得上拿得出手。笔锋起处，如高山之巅；落笔处，似深谷幽静。

“给，十块钱。”写完后，我把字递给毛豆。

毛豆摸出皱巴巴的五块钱，有些不好意思：“马爷爷，我只有这些了，剩下的明天给您成吗？”

“拿去吧，当我送你的。”我把钱又塞回他兜里，摸了摸他的脑袋。这孩子其实挺懂事，就是家里条件不好，爸爸常年在外打工。

日头渐渐高了，树下的阴凉地儿成了村里老人们的聚集地。李二爷扛着他那杆生了锈的鸟枪来了，枪里其实早就没了子弹，他纯粹是拿来撑门面的。

“老马，听说昨天你在王家的红喜宴上写了一手好字，拿了一百块呢？”李二爷坐下来，点燃一支从裤兜里掏出的皱巴巴的烟。

“哪有那么多，五十块，还是看在咱们几十年交情的份上。”我一边整理宣纸一边回答。

李二爷呵呵笑了两声，吐出一口浓烟：“你那字值钱，就是你自己不知道。城里人家挂个字画，少说也得几百上千吧。”

我没接话。这村子里，有几个人真懂字画？就连县城那些所谓的收藏家，也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他们更愿意花大价钱买那些盖了红印章、听着名头响亮的字画，而不是我这个乡下老教师的作品。

中午，太阳毒辣，摊位前没了人影。我从包里掏出保温杯，里面装的是早上泡的茶，现在已经凉了。喝一口，涩涩的，但也说不上难喝。

我呆呆地望着远处的田野，思绪飘向了过去。三十七年的教书生涯，教出了多少学生啊。有的现在是医生，有的当了工程师，还有几个当了老师，大多数都离开了村子，成了城里人。只有一些混得不怎么样的，或者是舍不得祖辈田地的，还留在村里。

这时，一辆小轿车停在了村口。车门打开，下来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约莫三十出头，皮肤白净，戴着副金丝眼镜。

“请问，马老师在哪？”他问路过的村民。

我把保温杯放下，好奇地望着他。

“就那树底下呢。”有人指了指我。

年轻人小跑过来，满脸笑容：“马老师，您好！我是县文化馆的刘明。”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哦，你好。找我有事？”

“是这样的，”刘明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最近县里在筹备’乡土文化保护计划’，听说您的书法和山水画很有特色，想请您参加下周的展览活动。”

我接过名片，上面印着”县文化馆副馆长”几个字。我有些惊讶，这么年轻就当上副馆长了？

“我这手艺，不够格吧？”我实话实说。

刘明笑着摇头：“马老师太谦虚了。我们通过村委会了解到，您不仅书法了得，而且懂篆刻、会写诗，还精通咱们当地的剪纸艺术。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我没想到村委会对我这么”了解”，剪纸我只会最简单的那种，哪算得上精通？

但刘明看起来很热情，我也不好直接拒绝，就说：“这样吧，我考虑考虑。你留个电话，我想好了给你打过去。”

刘明似乎对这个回答很满意，又寒暄了几句，便告辞了。

他走后，我望着手里的名片发呆。

晚上回到家，我把这事儿给王大娘说了。

“这不是好事吗？马老师，你就去呗。”王大娘煮了鸡蛋面，热气腾腾地端上桌，“你这手艺，憋在村子里太可惜了。”

我摇摇头：“大娘，我这把年纪了，哪还折腾得起。再说了，我那点东西，拿不出手啊。”

王大娘不同意：“你这人就是太死心眼。当年教书的时候，整个镇上谁不知道你马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个个有出息。你那一手字画，在我们这村里，谁不夸？”

我笑了笑，不再多说。到底去不去，我心里也没底。

睡前，我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我多年积攒下来的作品。说来惭愧，这些年来，能买得起我字画的人不多，所以大部分作品都还留在我手里。我挑了几幅自认为不错的，想着如果真去参展，就带这几张。

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却怎么都睡不着。窗外的月光透过破旧的窗帘，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想起了我教的那些学生，想起了我的老伴，想起了那三十七年的讲台生涯。

我这一辈子，说不上辉煌，但也算踏实。教了一辈子书，桃李满天下，却没攒下几个钱。退休金每月两千多，够花，但也就是够花。

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支起摊位。今天天气不好，乌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雨。村口的人少了许多，我坐在那，心不在焉地写着字。

“马老师！”

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我抬头一看，是我十多年前教过的学生小李。这孩子当年学习不错，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听说毕业后留在了城里的银行工作。

“小李啊，怎么有空回来了？”我放下毛笔，招呼他坐。

小李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手上戴着一块我叫不出牌子的手表。他在我对面坐下，笑道：“马老师，我听说县里要办文化展，您要去参展？”

我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县里银行工作，和文化馆的人有些交道。刘馆长亲自点名要请您去呢！”小李兴奋地说。

我心想，这消息传得真快。“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呢。我这水平，怕是拿不出手啊。”

小李摇头：“马老师，您别这么想。我在省城见过不少所谓的书法家、画家，说实话，很多人的作品都挺做作的，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您的字画朴实、有力，特别有咱们乡下的味道。”

我有些感动，又有些惭愧：“小李，你这是捧我老头子呢。”

“马老师，我是真心这么认为的。”小李顿了顿，“而且，现在国家很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县里这次活动也是响应上级号召。您去参展，说不定还能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呢！”

我笑了笑，心想这孩子也太看得起我了。

就在这时，天空中飘起了细雨。我赶紧收拾东西，小李帮着我一起把摊位搬到屋檐下。

“马老师，想好了记得去啊。对了，这是我的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联系我。”小李留下电话后匆匆离去。

接下来几天，村里的人似乎都知道了这事。有人鼓励我去，也有人嘲笑说我这把年纪还想出名。我自己心里也犹豫不决。

第六天早上，村长亲自来到我家。

“马老师，县里很重视这次活动啊。你可是咱们村里的宝贝，一定要去啊！”村长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知道村长心里打的什么算盘。如果村里出了个”非遗传承人”，对他的政绩肯定有好处。但我也知道，他的话不全是假的。

“行吧，我去看看。”最终，我答应了。

第七天，也就是展览的前一天，我挑选了十幅我认为最好的作品，用旧报纸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了我那个已经褪色的帆布包里。

这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了许多往事。记得刚开始教书那会儿，村里条件艰苦，教室冬天冷得手指都握不住粉笔，夏天热得汗水直往下流。但那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里有光，那种对知识的渴望，让我坚持了下来。

后来，条件好了，教室有了风扇，有了暖气，但孩子们的眼神却慢慢变了。许多人开始关心考试分数，关心能不能考上好学校，而不再单纯地为知识本身而快乐。

我叹了口气，翻了个身。老了，想得太多了。

第二天一早，我穿上了那件藏了很久的中山装，是退休那年学校送的，这么多年只穿过两次。刮了胡子，梳了头，照了照那面已经起了水雾的镜子，想着自己这副老脸到底配不配得上”非遗传承人”这个名头。

八点整，一辆小轿车停在了我家门口。刘明下车来敲门：“马老师，准备好了吗？咱们该出发了。”

我拎着包，跟着他上了车。一路上，刘明热情地介绍着这次展览的情况，说来了不少领导，还有省城的记者。我心里越发没底，后悔答应来参展了。

县文化馆是个三层小楼，看起来还挺气派。刘明领着我进了一个专门的展厅，里面已经布置好了展位，我的名字就写在其中一个展位上。

“马老师，您的作品我们来装裱吧。”刘明说。

我摇摇头：“不用了，就这样挂着吧。”我怕装裱后反而显得做作，失去了那种朴素的味道。

上午十点，展览正式开始。来了不少人，有些穿着正装的领导，还有些拿着相机、录音笔的记者。我坐在自己的展位旁，感觉有些格格不入。

“这位就是马老师吧？久仰久仰！”一位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递上名片。原来是省文化厅的处长。

我连忙站起来，有些局促地和他握手。

“马老师的作品很有特色啊，不落俗套，保留了最原始的乡土气息。”处长看着我挂出来的字画，点头称赞。

我不知该说什么，只能笑笑。

陆续有人过来看我的作品，有人称赞，也有人只是匆匆一瞥就走开了。我心里明白，这些人大多是冲着那些有名气的老艺术家来的，我这个乡下老教师，不过是个陪衬罢了。

下午三点左右，展厅里的人渐渐少了。我正想收拾东西回家，突然听到外面一阵骚动。

“来了来了，快看，是不是那个明星啊？” “不是，好像是什么大收藏家。” “听说是从京城专程赶来的！”

我探头一看，门口停了四台黑色轿车，看样子很高档。一群人从车上下来，为首的是个穿唐装的老者，看上去七十多岁，精神矍铄。

他径直走进展厅，身后跟着一群人，有拿着相机的，有拿着本子记录的，架势不小。

令我吃惊的是，这位老者直接走向了我的展位。

“这是马老师的作品？”他问刘明。

刘明连忙点头：“是的，阮先生。这位就是马老师本人。”

那位被称作”阮先生”的老者转向我，眼睛一亮：“马老师，久仰大名啊！”

我一头雾水：“您认识我？”

阮先生哈哈大笑：“当然认识！您可能不记得了，三十五年前，我曾到贵村采风，有幸见到过您的字画，当时就被深深打动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您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真人！”

我努力回想，却想不起三十五年前见过这么个人。

“马老师，您这幅《山居图》，我能买下来吗？”阮先生指着我挂着的一幅简单的山水画问道。

这幅画是我闲来无事画的，画的是村后的那座小山，山脚下有几间茅草屋，炊烟袅袅。技法不算精湛，但确实是我用心之作。

“您要买？”我有些意外，“不值钱的，您要喜欢，送给您好了。”

阮先生却正色道：“马老师，艺术是无价的，但也必须有价。这幅画，我出五万，不知马老师意下如何？”

“五…五万？”我差点咬到舌头。我的退休金一年才三万多啊！

见我犹豫，他又说：“如果马老师觉得不合适，我们可以再谈。”

我赶紧摆手：“不不不，您太看重了。这画真不值这个价。”

阮先生却很坚持：“马老师，您或许不知道，您的作品在某些收藏圈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尤其是您那种不受学院派束缚、保留了最原始乡土气息的风格，现在可是很受追捧的。”

我彻底懵了。这么多年来，村里人买我的字画，从未超过百元一幅。最贵的一次是给县里一个领导写的寿匾，给了我两百块。

“阮先生，您别跟我开玩笑了。”我有些怀疑这是不是什么节目组在捉弄我。

阮先生看出了我的疑虑，他转向身后的助手：“把支票拿来。”

一张五万元的支票递到我面前时，我的手都在抖。

“马老师，这只是开始。如果您愿意，我想独家代理您的作品。以您现在的创作力，每年至少能创作30幅作品吧？按照每幅最低3万元计算，一年下来…”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

那天晚上，我拿着那张支票，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发呆。夕阳西下，金色的光芒透过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

村里人听说了这事，都来向我道贺。王大娘端来了一盘热腾腾的饺子，笑得合不拢嘴：“马老师，我就说你有本事吧！这下可成了咱们村的名人了！”

李二爷拍着大腿后悔：“老马啊，早知道我也该向你买几幅字画啊！”

我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我为自己的作品得到认可而高兴；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有些不真实，好像一夜之间，我摇身一变成了”大艺术家”。

几天后，县电视台来采访我，报纸上也登了我的故事。更让我意外的是，阮先生真的兑现了承诺，在县城给我租了一间画室，并安排人来取我的作品。

一时间，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老教师，变成了小有名气的”民间艺术家”。

但是，我还是每天早上去村口摆摊。只不过现在，来找我写字画画的人多了起来，有些甚至从县城专程赶来。以前十块钱一幅的字画，现在涨到了五十，有时候甚至能卖到一两百。村里人都觉得我傻，有了”大靠山”还在这摆摊，但我觉得这才是我的本分。

过了几个月，阮先生来电话说，我的作品在北京的一个拍卖会上,拍出了惊人的价格。他要带我去北京，参加一个全国性的民间艺术展。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

临行前一天，我又来到村口的老槐树下。这棵树见证了我大半辈子的起起落落，现在又见证了我这个”老来俏”。

忽然，一个小男孩跑过来，就是那个叫毛豆的。

“马爷爷，听说你要去北京了？”他仰着小脸问。

“是啊，去几天就回来。”

“那你还会继续教我们写字画画吗？”毛豆有些担心。

我笑着摸摸他的头：“当然会。马爷爷只是去北京玩几天，很快就回来了。”

毛豆这才放心，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马爷爷，这是我的压岁钱，我想买一幅你的字画。写’志’字那个。”

我接过信封，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百块钱。我知道，这可能是这孩子所有的积蓄了。

我拿出宣纸，铺在木板上，蘸了墨，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志”字。这一次，我写得格外认真，仿佛把我毕生的功力都倾注在这一个字上。

“给，毛豆。这是马爷爷送给你的礼物。”我把字递给他，又把钱塞回他手里。

毛豆的眼睛亮了起来：“真的吗？谢谢马爷爷！”

看着毛豆欢天喜地跑远的背影，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名利固然好，但能在孩子们心中留下种子，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北京的行程很顺利，我的作品再次受到了好评。阮先生说，我已经是国内小有名气的”民间艺术家”了，他要帮我出一本画集。

回到村里，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我还是每天早上去村口摆摊，只不过摊位前的人更多了。有时候，县里的领导也会来”光顾”，让我给他们写几幅字画。

最让我高兴的是，村里的孩子们开始对写字画画感兴趣了。每天下午，都有孩子来我的摊位前学习。我索性在家里腾出一间屋子，当成了小小的”艺术教室”。

王大娘帮我打理这些事情，她说：“马老师，你现在可是咱们村的骄傲啊！”

我笑着摇摇头：“大娘，我这辈子就是个普通人，教了一辈子书，现在退休了，写写画画消遣时光。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已经很满足了。”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两年。我的画集出版了，阮先生还帮我在县城办了个人展览。据说，我已经成为了县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有时候我想，如果老伴还在世，看到我现在这样，会不会很欣慰？

昨天，村长来家里通知我，说县里要给我修一座艺术馆，就建在村口，名字就叫”马氏艺术馆”。我当时就懵了，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

但村长坚持：“马老师，这是县里的决定，也是对您的肯定。您就别推辞了。”

今天早上，我照常去村口摆摊。刚支好架子，就看到四台黑色轿车停在村口。

车门打开，县长、文化局长和阮先生一起走了过来。

“马老师，艺术馆的事情定下来了！”县长兴奋地说，“下月就开工！”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

看着眼前这些人，再看看四周熟悉的村庄，我恍惚间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十五年前，我还只是村里的一个退休老教师，在村口摆摊卖字画，一张十块钱；而现在，我的作品能卖到几万元，我的名字被写进了县志，我马上就要有一座以我命名的艺术馆了。

人生无常，福祸相依。谁能想到，我这把年纪了，还能有这样的转变？

不过，转变归转变，我的初心没变。我还是那个在村口摆摊的老教师，还是那个愿意教村里孩子的老马头。

名利如浮云，能留下什么才是真的。能在孩子们心中播下艺术的种子，能让更多人感受到乡土文化的魅力，这才是我这个乡村老教师的使命和荣光。

村口的老槐树依旧在风中摇曳，见证着这一切。而我，只是风中的一片叶子，随风飘荡，却也找到了自己的归处。

那就是，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来源：彩虹泡泡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