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一边咽着没几颗米的糊糊，一边还要握着炭笔抄书本。家里实在难以支撑学费和生活，断炊成了家常便饭。“肚子一饿，读书声就飘不动了。”他后来回忆说，那些年读书，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1913年吴德出生在河北丰润县大新庄镇，对于吴德来说，童年的记忆几乎与饥饿划上了等号。他常常饿得头晕眼花，母亲用玉米糁和野菜熬的粥成了他唯一的口粮。

他一边咽着没几颗米的糊糊，一边还要握着炭笔抄书本。家里实在难以支撑学费和生活，断炊成了家常便饭。“肚子一饿，读书声就飘不动了。”他后来回忆说，那些年读书，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吴德的父母都知道他聪明，“脑子比算盘响得还快”。可再聪明的孩子也难敌贫苦的现实。家人东挪西借，好不容易将他送进私塾，结果孩子饿得上课时胃里直叫，吵得比先生背的《礼记》还响。先生见他眼神机灵，但脸色灰黄，时常只是叹息：“这孩子，将来若得机会，不简单。”那时的“机会”，是对穷人最遥远的字眼。

尽管生活举步维艰，吴德却始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八九岁时，家里请了一位曾在日本留学回来的私塾先生。这位先生讲课喜欢穿插时事和历史，还偶尔提及“帝国主义”“民族工业”这些新鲜词。

一次课堂上，他谈到丰润一带原本是北方粮仓，如今却民不聊生。吴德听后陷入沉思，小声自语：“既然这里这么富，为啥我们家却老饿着？”先生看着他发黑发黄的面庞，只说了一句，“将来你大了，就懂了。”

长大后吴德并没有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去给地主财主当长工，而是考进北平志诚中学，成了镇上人人称道的“有出息”的孩子。亲戚们笑着说：“这孩子，将来少说也是国民党的干部。”可他们没想到，吴德在北平已被另一种思想点燃。

他转入弘达中学，频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请愿，被军警遣返。有人劝他：“你是庄户人，别玩火。”吴德淡淡回：“光脚的怕啥？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那时他读到《共产党宣言》那句名言：“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他沉默地背诵，像咀嚼一口冰冷却刺热的铁。那个瘦弱的农家孩子，已在心里，悄悄决定了未来的路。

可吴德志不在官场。他一头扎进学生运动，组织抗议、奔走呼号，最终放弃了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选择投身革命。第二年，他加入共产党，被派往唐山组织工人斗争。他踏实肯干，组织能力出众，很快就崭露头角。到1937年，他已是冀东分委书记。

1938年，八路军挺进冀东，吴德趁势领导冀东暴动。20多县响应，20万人起义，短短几天便组建出近10万人的抗日武装。可胜利来得太快，准备却太少。日伪军迅速反扑，起义失败，吴德带队转入游击战。虽然战局失利，他的能力已被中央注意。

1940年，吴德作为晋察冀边区代表赴延安，首次在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面前汇报工作。他讲述冀东抗战历程，沉着冷静，条理清晰，赢得一致认可。毛主席点头称赞：“这个人，不简单。”

此后几年，他辗转多个岗位。做过冀热辽分局的组织部长，也干过晋察冀边区交通局局长。这些职务不显眼，但全是核心环节——干部能否选准，物资能否送达，战争成败就在其中。他干得严谨、扎实，从不出岔。1945年，吴德作为七大代表正式步入中央视野。他说，那几年在延安，是他一生中最清醒、最有方向的时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吴德被调入中央燃料工业部，任副部长，负责煤炭石油这些国家命脉产业。彼时百业待兴，他白天下矿井、夜里看图纸，一年到头几乎没歇过。

不久后，他被派到吉林，出任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东北工业重镇，任务沉、节奏快、问题硬。他顶得住，也扛得下。几年下来，工厂复苏、秩序稳定，吉林成了全国看齐的样板之一。

后来他升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正式步入高级领导层。从战时交通线到共和国工业线，吴德一步不落。他没靠背景，全凭“能扛事、能成事”。

1955年，吴德由天津市长调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五年后又升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这一时期他已是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无论职位多高，他依然保持一贯的务实作风。

在东北的1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物资紧张、百姓生活艰辛。吴德带头下乡查粮、住进农户、亲自参与粮食调配与群众动员，推动基层干部主动服务生产，想尽办法保障冬季取暖与口粮配给。他常说：“党员不能等，不能靠，群众在看着我们。”

他善于团结班子，尊重干部，善于倾听，许多东北老干部至今提起他，仍称他“刚正不阿、没有脾气，却让人信服”。毛主席后来巡视东北时，当众笑着点名表扬：“吴德还是我以前夸的那个吴德，没变。”他未曾辜负这个名字，也没辜负那个早年在课堂上问“我们为啥吃不上饭”的少年。

1957年3月，吴德调任天津大学校长。上任伊始，他不是坐办公室写报告，而是穿梭于建设工地与教室之间，亲自督办校区建设。当时学校从西沽迁往七里台，新校区几乎一片空地。

他顶着压力硬是带队干了三年，建起了教学楼、实验楼、学生宿舍、实习工厂、大礼堂兼食堂，还配套修建了教职工住宅区。到任期结束时，一座完整、现代的大学校园已经初具规模。七里台，也从地图上的地名变成了师生真正的精神归属。

1960年，吴德北上长春，出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在这一岗位上，他统筹区域经济协调与工业布局，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这一干，就是六年。

1966年吴德被调回华北，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同年又兼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他临危受命，进入北京政局最动荡的漩涡核心。当时毛主席南巡北上，频频出京视察，吴德几乎全程陪同。许多关键会议、重要表态，都有吴德在场。他说得不多，但事事上手，极受主席信任。

毛主席曾在会议上当众称赞他：“吴德有德。”短短一句，却成了吴德政治生涯中最重的一笔。他本名并非吴德，甚至连“吴”姓都不是。多年来因工作需要多次更名，“吴德”只是他为方便组织活动临时定下的名字，却意外成了定数。毛主席一句话，将这三个字赋予了特殊意义。对吴德来说，那不是荣耀，是提醒。他始终以“粗人”自居，说自己“文化不高，只是干活的人”，从未借此自抬身份。

1980年，吴德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辞职，主动把位置让给年轻干部。他平静退场，未作声张，从此退出政治一线。这一年他才67岁，正值经验与精力并存的年纪。但他知道，是时候放手了。

退休后的吴德，长期居住在北京的一套简朴老房子里。没有专车、也无秘书，生活低调到几乎让人遗忘。他女儿回忆：“那时候，别人都说我爸‘蜗居’。可他自己从不抱怨。”

尽管退下了职务，吴德对国家大事依然关注。每天按时收看新闻联播，一边听一边记笔记，有时看见不合心意的政策失误，还会气得摔遥控器。家人劝他放宽心，他却说：“我这一辈子干的就是这个，哪能看着不急？”

1992年，吴德突发重病，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严重血液系统疾病。治疗周期长、药物昂贵，仅维持基本治疗，每月费用就高得惊人。面对现实，吴德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申请特殊报销：“国家还没富裕，不要添麻烦。”

按理吴德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属于副国级领导。但因历史复杂因素，他退休后仅按副部级享受待遇。这意味着，他的医疗开支大部分需要自理。起初吴德一再叮嘱家人：“这病我是知道的，能治就治，不能治就算了，不要去找组织。”女儿吴铁梅听从父亲嘱托，默默向亲戚朋友四处筹款，硬撑了几个月。

可病情恶化，花销猛增。家中已山穷水尽，吴铁梅最终还是向有关方面说明了实情。事情传到吴德耳中，他勃然大怒，狠狠责备了女儿一顿：“我不是那种求人办事的人。”这一幕在当时很多人看来颇为“较真”，但熟悉吴德的人都明白，这就是他。他当了一辈子公家人，也一辈子把公私分得清清楚楚。

1993年，吴德医疗待遇获批恢复，他也在女儿陪伴下前往北戴河休养。就在北戴河，几位老同志建议他：“该把你那些事说出来了。”吴德沉吟片刻，点头：“也好，不能让后人只看到表面。”于是一场历时两年多的口述历史整理工作开始了。

他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反复回忆、交谈、修订。尽管身体时常不适，他依然坚持口述完关键章节。有人问他为何执着于这些细节，他答：“我这不是写自己，是写那个时代。”这本书最终在2003年以《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之名出版。

1995年吴德自知病情加重，已近生命终点。他主动提出立下遗嘱，语气平静，却字字沉稳，像他一贯的作风一样，坦然、周全、不留遗憾。这份遗嘱没有多少对个人名利的交代，却写满了对家人深沉而内敛的情感。

他反复叮嘱儿女：要正直做人，低调处世，不凭他的名声谋私。关于身后事，他写得尤为明确：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也不搞任何遗体告别仪式。“我这一生，属于党，属于人民。离开的时候，安静就好。”他留下这句话，既是交代，也是信念。

1995年11月29日，吴德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82岁，他的一生贯穿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多个重要时期，是那个时代沉默而坚实的脊梁。得知吴德离世，老战友宋任穷感慨道：“他是为民服务的好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摆架子，坦荡做人，光明磊落。”这一评价道出了吴德人格的核心。

他的葬礼规格特殊“比国家级领导人低半级，比部级高半级”，朴素却不失庄严，体现了中央对他一生贡献的认可。没有排场，有的是分量。

吴德育有两女，长女吴铁梅任职文物局。父亲去世后，她拒绝稿费，却索要了几千本吴德口述回忆录，只为有朝一日能送给愿了解父亲的人。“别人来问我爸的事，就给他书看，比我讲得清楚。”她说。

从抗战年代走来的吴德，1940年他曾被派往延安，亲自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汇报地方工作的开展情况。那次会面让毛主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毛主席当时评价说：“吴德是个老实人，忠诚可靠，是干实事的革命者。”此言虽简，却高度概括了吴德一贯的品格与作风。

正如“德在人先”的名字所寓，吴德这一生始终不忘初心、不辱使命，用实干和清廉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他虽已离世，但那份对人民深沉的情感与坚定的理想信念，依旧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不灭的印记。

来源：史在没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