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俊武，你妈打电话来了，说得补交五万六养老金，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妻子焦急地从厨房探出头来。

值得的付出

＂俊武，你妈打电话来了，说得补交五万六养老金，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妻子焦急地从厨房探出头来。

我握着茶杯的手顿时一僵，心里咯噔一下。

＂她怎么说的？＂我放下茶杯，声音有些发紧。

＂说是村里通知的，能多领养老金，但得先补交这笔钱。＂妻子擦着手走过来，眉头紧锁。

这个数目不小，对我们这个刚供完房的家庭来说是笔不小的支出。

母亲周桂芝，今年七十有二，是我们那代人口中的＂老六零后＂。

一生务农，经历过人民公社，也赶上了改革开放。

她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只会画个歪歪扭扭的＂芝＂字，但生活的智慧刻在她布满老茧的手掌上。

我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候农村还很穷，家家户户都在为温饱发愁。

我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在煤油灯下生火做饭，灯光照在她专注的脸上，映出她眉间的皱纹。

割猪草、做饭、洗衣，她一天到晚像陀螺般转个不停，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

家里有台老式＂红灯牌＂收音机，是父亲在供销社排队两天才买到的，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听广播，那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收音机里传出的歌声和炕上温暖的被窝是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

父亲在我十二岁那年因矿难去世，留下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

那年月还没有什么工伤赔偿，只给了家里一笔不多的抚恤金，很快就用完了。

＂没事，咱们还有地，还有手，日子总能过下去。＂母亲抹干眼泪，开始了一个人撑起一个家的日子。

最难的那几年，母亲硬是靠着做豆腐、卖小菜把我们拉扯大。

每天凌晨三点，她就起来磨豆子，大冬天的手冻得通红还在井边洗豆腐布。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周桂芝命苦，带着四个孩子怎么活得下去。

可母亲从不在我们面前流泪，只是晚上我偶尔听见她在隔壁小屋里低声啜泣。

天亮后，她又是那个坚强的周桂芝，脸上挂着笑容，好像什么困难都不曾存在过。

＂人这辈子啊，不能等靠要，得自己干。＂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话。

那时候生产队分粮食，母亲总是最早去地里干活，最晚回来，为的就是多记工分，年底多分点粮食。

有时实在没钱了，她就去给富裕点的人家洗衣服，一次能赚几毛钱。

凭着这股拼劲，母亲硬是把我和弟弟妹妹们都供到了初中毕业。

在那个年代，农村孩子能读到初中，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我十七岁那年，赶上县里纺织厂招工，母亲托了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又借钱送了礼，才帮我挤进了厂门。

那天她送我去县城，硬是走了二十多里山路，脚上的布鞋都磨破了。

＂儿啊，进厂门容易，站稳脚跟难。你可得好好干，争口气，别叫人看不起。＂临走时，母亲拉着我的手，眼睛里满是期盼。

九十年代初，我调到市里一家国企，分了一套四十平米的筒子楼。

那时候住单位分的房子，是很多人羡慕的事。

母亲第一次来我家，摸着水泥墙，激动得直掉眼泪：＂俊武有出息了，住上楼房了！＂

她舍不得睡床，非说炕才暖和，非要打地铺。

就这样，生活似乎慢慢有了奔头。

可好景不长，九十年代末的下岗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国企因效益不佳，大规模裁员。

我拿着几千块钱的遣散费，成了＂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

那段时间，我整天闷在家里，觉得天都塌了。

母亲知道后，从乡下赶来，二话不说住下了。

＂没啥大不了的，又不是没手没脚。咱们老祖宗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好歹有文化，比你妈强多了。＂她天天早起做饭，买菜，照顾孩子，让我能出去找工作。

就是她的这股韧劲，支撑着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光。

后来我去建筑工地当了小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风里来雨里去。

母亲不但不嫌弃我干粗活，反而自豪地对邻居说：＂我儿子现在给国家盖房子呢！＂

就这样，我慢慢从建筑小工做到了工头，攒了点钱，又赶上国家鼓励个体户政策，开了个小建材店。

生意慢慢好起来，我们家的日子也逐渐好转。

2003年，我贷款买了一套小三室的商品房，算是在城里真正扎下了根。

母亲那时已经六十出头，本可以跟我们一起住在城里享清福，但她执意要回乡下。

＂城里空气不好，楼上楼下的不方便，还是农村自在。＂她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回到了老家。

其实我知道，她是习惯了农村的生活方式，城里的高楼大厦让她不自在。

而且她舍不得那片土地，那是她和父亲大半辈子奋斗的地方。

每个月我都会寄钱回去，但母亲总说：＂不要寄那么多，我又不花什么钱，你们自己留着用。＂

她就靠着种几亩地，再加上每月微薄的养老金过日子。

直到这个电话打来。

＂妈，这五万六，我和弟弟妹妹们凑一凑就有了，您别担心。＂我在电话里说。

＂不行！＂母亲的声音异常坚决，＂这是我自己的养老钱，得我自己来。＂

我知道母亲的脾气，认定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

但这么大一笔钱，她上哪去弄？

一周后，我抽空回了趟老家，想当面劝劝母亲。

刚进村口，就碰见了邻居王大娘。

＂俊武啊，你可算回来了。你妈这几天一直在收拾老宅子，说是要卖了。＂王大娘神色复杂地告诉我。

我心里一惊，快步往家走。

推开院门，看见母亲正在收拾堂屋的老柜子，那是父亲当年结婚时做的。

＂妈，您这是要干啥？＂我站在门口，声音有些颤抖。

母亲抬头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说：＂收拾收拾，这么多年了，都是灰。＂

＂我听王大娘说了，您要卖老宅？＂我直接问道。

母亲的手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擦拭着柜子：＂嗯，已经和张家说好了，六万块钱。＂

我一下子坐在了门槛上：＂妈，您怎么能...这是咱们的家啊！＂

老宅是我们兄弟姐妹长大的地方，承载了太多回忆。

那个院子里有父亲亲手栽的杏树，每年春天开满了白花；

厨房的灶台上还有我小时候刻的名字；

后院的水缸边是母亲洗了几十年衣服的地方。

这些都是我们家的历史，是无法替代的情感寄托。

母亲放下抹布，坐在我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俊武，你听妈说。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一年到头我一个人住，冬天冷得很，还不如卖了。＂

＂那您去哪住？跟我们去城里吧。＂我急切地说。

母亲摇摇头：＂我去住村东头的养老院。那里有吃有住，还有老姐妹们做伴，挺好的。＂

我这才知道，村里这几年盖了个小型养老院，条件虽然简陋，但能解决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妈，不用卖房子，那五万六我来出就是了。＂我再次尝试说服她。

＂不行！＂母亲的语气格外坚定，＂我这辈子没求过人，也没靠过谁。这是我自己的事，得我自己来。＂

她顿了顿，又说：＂再说了，你们一个个都有家庭，有孩子要养，哪有那么多余钱？我自己能解决的事，干嘛要麻烦你们？＂

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力反对，可母亲倔强地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就这样，母亲以六万块钱的价格，把老宅卖给了村里的张家。

我们都不忍心看她签合同，只有大妹陪着去了。

回来后，大妹红着眼睛说，母亲签完字后，在门槛上坐了很久，用手抚摸着那被岁月磨得发亮的木头，却没掉一滴泪。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院子里坐到很晚。

月光洒在杏树上，我想起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在树下乘凉的日子。

那时候没有电视，父亲就给我们讲故事，说天上的星星是神仙的眼睛，在看护着人间。

现在，父亲已经离开二十多年了，而这个承载了我们全家记忆的老宅，也即将易主。

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

第二天一早，母亲就拿着银行卡去镇上补交了那五万六千元的养老保险金。

回来的路上，她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卸下了一个重担。

＂这下好了，以后每个月能多领一千多块钱的养老金。＂她笑着说，脸上满是欣慰。

那五万六交上去后，我们都不知道这笔钱究竟值不值得。

乡里说能涨养老金，但具体涨多少，谁也说不准。

我心里还是有些疑虑，怕母亲被骗。

毕竟农村这些年骗局不少，尤其针对老人的那种。

直到半年后的一个周末，我回老家看母亲。

这时她已经搬进了村东头的养老院，两人一间，环境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刚进院子，就看见她坐在小板凳上，正和邻居刘婶算账。

＂桂芝，这回你可算是赚到了，两千三一个月呢！以前那七百多，买点油盐酱醋就没了。＂刘婶羡慕地说。

母亲笑得像个孩子，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是啊，这下子我不用麻烦孩子们了。前两天俊武他小姑子家孩子上大学，我还包了个五百的红包呢！＂

听到这话，我的眼眶有些湿润。

想起小时候过年，母亲总是舍不得给我们买新衣服，却会偷偷攒钱，给我们每人包一个小红包，里面是一年辛苦积攒的二三十块钱。

那时候，二三十块钱可以买不少东西，我用那钱买过小人书，买过弹珠，还买过一次冰糕，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如今，她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给晚辈包红包了。

＂妈，您这养老院住得习惯吗？＂我陪她回屋里，环顾四周问道。

屋子不大，但收拾得很整洁。

墙上贴着几张我和弟弟妹妹们的照片，床头放着一个老式收音机，还是那台＂红灯牌＂，陪伴了她几十年。

＂挺好的，有人一起说话，饭菜也可口，比我一个人在家强多了。＂母亲笑着说，＂这里还有医生，我那老毛病犯了，随时能看。＂

我这才注意到，母亲的脸色确实比以前红润了，人也胖了一些。

＂您那老胃病还犯吗？＂我问。

以前她总是说胃疼，但舍不得去医院，只是买些胃药凑合。

＂好多了，这里医生给我开了点药，说是胃溃疡，现在定时吃药，疼得少了。＂母亲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盒药给我看。

我心里一阵内疚，这么多年，我们忙着自己的生活，竟然没发现母亲的病情这么严重。

＂您以前怎么不说啊？＂我心疼地问。

母亲摆摆手：＂说了干啥？你们各有各的难处，我这点小病不算啥。再说现在不是好了吗？＂

晚上，我陪母亲在院子里纳凉。

养老院的院子不大，但种了几棵槐树，夏夜的风吹过，带着淡淡的清香。

院子里还有几位老人，三三两两坐在一起拉家常，有说有笑的，场面温馨。

夏夜的风带着稻田的清香，虫鸣此起彼伏。

＂妈，您说当初那五万六，值得吗？＂我轻声问。

母亲望着星空，脸上的皱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柔和：＂值得。人这一辈子啊，就是要学会为将来做打算。你爸走得早，我就想着，得靠自己。现在好了，每个月有钱拿，我也不用担心给你们添麻烦了。＂

她顿了顿，又说：＂我这一生，值得。＂

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让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

是啊，母亲这一生，值得。

她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没有抱怨过一句；

她勤劳坚强，用双手撑起一个家，不向命运低头；

她宁可自己吃苦，也要给子女最好的未来；

她懂得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不给子女增添负担。

这样的母亲，怎能不让人心生敬意？

第二天临走时，我悄悄给母亲留了一千块钱。

她发现后，立刻打电话让我拿回去：＂我不缺钱，你留着给孩子买学习用品吧。＂

我知道，母亲是真的不再需要我们的经济支持了。

那五万六千元养老金，给了她经济上的独立，也给了她精神上的满足。

时光匆匆，转眼三年过去了。

母亲的养老金现在每月有两千八百多，在农村老人中算是高的了。

她在养老院生活得很充实，和几个老姐妹一起种菜、跳广场舞，还加入了村里的老年秧歌队，逢年过节还要表演呢。

去年，我的儿子考上了重点大学，母亲直接从自己的存折里取出五千块钱，让我交给孙子买电脑。

＂这是奶奶的心意，你别拦着。＂她坚持道，眼里满是骄傲。

今年春节，全家人难得聚在一起。

母亲坐在饭桌正中间，看着我们这一大家子人，脸上的皱纹里满是幸福。

饭桌上，弟弟提起了当年卖老宅的事：＂妈，您那决定真是明智，要不然咱们哪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母亲笑了笑，眼睛看向窗外：＂房子没了可以再有，人活着，就得想着往前走。＂

这话朴实无华，却道出了生活的真谛。

人生在世，不就是要不断向前看，为未来做准备吗？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单独聊天。

＂妈，您这辈子有什么遗憾吗？＂我突然问道。

母亲想了想，摇摇头：＂没啥遗憾。你爸虽然走得早，但生前对我好；你们几个孩子都有出息，我这当妈的，已经很满足了。＂

她顿了顿，又补充道：＂要说遗憾，可能就是没能让你爸看看你们现在的样子。他要是在，肯定比我还高兴。＂

说这话时，她的眼里闪过一丝伤感，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俊武啊，人这辈子，有得也有失，但只要问心无愧，活出个样子来，就值得了。＂

母亲的话，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但字字珠玑，让我深受触动。

是啊，人生在世，不就是要活出个＂值得＂来吗？

回城后，我把母亲的故事讲给了同事们听。

没想到，这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的选择，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有人说：＂您母亲真是个明白人，懂得投资自己的未来。＂

也有人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向老一辈学习这种自立自强的精神。＂

听着这些评价，我心里既自豪又有些愧疚。

自豪的是有这样一位智慧坚强的母亲；

愧疚的是，我们这些子女，本应该更多地理解和支持她的决定，而不是一开始的反对。

今年母亲七十五岁生日，我们兄弟姐妹商量着要给她一个惊喜。

弟弟提议带她去旅游，妹妹们则想给她买件贵重的礼物。

但我想了想，说：＂妈这辈子没啥爱好，也不图啥物质享受。不如我们凑钱，帮她把养老院的房间换成单人间，让她住得更舒服些。＂

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个提议。

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母亲时，她却摇摇头：＂不用换，我和王大娘住得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你们要真想孝顺我，就把钱留着，给我的重孙买点好东西。＂

听到这话，我们都笑了。

母亲永远是这样，把子孙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自己的需求永远是最后考虑的。

但这一次，我们坚持了自己的决定。

＂妈，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您一辈子为我们操劳，现在该享享清福了。＂我坚定地说。

最终，母亲同意了我们的安排，搬进了养老院条件最好的单人间。

房间宽敞明亮，有独立的卫生间，还带一个小阳台，可以种些花花草草。

母亲站在新房间里，环顾四周，眼里闪着泪光：＂我这辈子，真是值了。＂

这一刻，我明白了什么叫＂值得＂。

它不是金钱的多少，不是房子的大小，而是看到自己的付出有了回报，看到子女过上好日子的那种满足感。

母亲当初那决定，看似是为了自己的养老金，实际上也是为了减轻我们的负担。

她卖掉老宅，不仅仅是为了那五万六，更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和勇气。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没有白付出的爱。

母亲用她朴实无华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值得＂。

这个故事，我会永远记在心里，也会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

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了不起的奶奶、太奶奶，她的精神值得世代传承。

因为生活中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而是你付出后收获的那份踏实与幸福。

这，才是最值得的人生。

来源：爱而不得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