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国权力悖论：大肆“卖官”的总统为何说自己“无权可用”？

摘要：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几十年间美国民众在美洲大陆一半的土地上得以定居，建立起庞大的铁路系统，并凭借着丰富的煤炭、金属、石油和土地资源在世界舞台上壮大起来。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政治发展能如此受制于经济形势变化，也没有哪个时期的国民生活能完全受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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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纵横》邮发代号：80-942

分肥者：犬儒时代

✪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哥伦比亚大学

本文选自《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美国版》一书

政党的建立靠的不是仪态举止，不是女性杂志，更不是高谈阔论。——罗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

除却荣誉，别无他损。——吉姆·菲克斯（Jim F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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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北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几十年间美国民众在美洲大陆一半的土地上得以定居，建立起庞大的铁路系统，并凭借着丰富的煤炭、金属、石油和土地资源在世界舞台上壮大起来。在整个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的政治发展能如此受制于经济形势变化，也没有哪个时期的国民生活能完全受制于工业企业家。

镀金时代的工业家们崛起的环境正如人们所料想的一样，只要成果丰硕便可肆意挥准，诱惑无数却限制无几。他们大都是暴发户，举止粗俗；但他们也是英勇无畏的开拓者——精明强干，富于进取，贪婪专横，永不满足。他们主导了国家的财富增长，紧抓机遇，治理腐败，奠定了时代的基调和色彩。

在商界和政界，工业巨头们明目张胆地谋求事业，冷漠无情、愤世嫉俗。他们剥削工人、压榨奶农、贿赂国会议员、收买立法机关、窥视竞争对手、雇佣武装警卫、炸毁资产，像恐吓、阴谋和武力等这样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还嘲弄头脑简单的绅士们关于自由放任体制下国家发展能保有国格且有所克制的理想。他们的勋绩改变了道德氛围，使得E.L.戈金（E.L.Godkin）这样一位可敬的老派保守主义者评价道：

五十年前，我怀着崇高而美好的理想来到这里……现在，一切皆已破灭。显然，我只得另觅他处，以继续保有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微弱希冀。

然而，如果你认为商业大亨们的良知已经泯灭，那可大错特错了。就他们良知所依赖的底层逻辑而言，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政治和工业领域如此愉快又随心所欲地掠夺财富，是因为他们有最合理、最深切的理由说服自己正在做着终极大善之事。如果说他们能做到心安理得地收买国会议员，而毫无羞愧之心，那是因为他们运作得当，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正在促成一场意义重大的温和改革。他们认为自己的事业影响深远，必将流传千古、发扬光大，实在不必为当下日复一日的恶行而烦恼。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谦逊和愧疚，有的只是自夸自大、傲慢无礼。科利斯•P.亨廷顿（Collis P. Huntington）在信中向一位政治代理人谈及他对南太平洋行贿之事的看法：

如果必须花钱才能把正义的事情办成，那花钱便是唯一公平公正的手段。如果一个人手握大权，可随意干坏事，只有受贿才会使他去干点正事，那么我认为，当攀附权贵、贿赂法官成为一个人的行事准则时，他的付出就一定有回报。一个严词讨伐他人的人，自己也必行贿赂之事。如若没有，我会毫不犹豫。

他并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不过是将自己狂热的美国信念示于人前，他自诩有完全正当的权利达到他的目的，而那个时代的大享们是否和他持有同样的原则，这一点仍值得商榷。设想一下，如果连这样的人都夜不能寐，那简直就是浪漫的伤感主义了。在镀金时代，连天使都为他们唱赞歌。

工业巨头们无时无刻不将自己的行为真诚化、合理化。也许最常听到的为他们自己辩解的理由便是他们正在缔造一个伟大的工业帝国；虽然浪费极大，但美国还浪费得起。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杰伊•古尔德（Jay Could），很明显是投机者、剥削者和破坏者，但大多数人都自诩工业巨头，不仅善于投机和兼并，更拥有史诗级的工业创造力。

此外，他们是美国神话中“平凡之辈也有机会出人头地”的杰出代表。工业巨头们出身底层或中下阶层；早年生活大多穷困潦倒，却勤奋刻苦、节俭躬行。19世纪末期，安德鲁•卡内基曾公开表明，“主导社会的百万富翁一开始都是一贫如洗的少年，在最残酷却最高效的学校经受锤炼，而这个学校的名字叫贫穷”。除了他本人，卡内基还指出，这样杰出工业家比比皆是。这一观点得到许多传记的证实。当然，也有像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这样的人，他的财产是他的准将父亲留给他的。还有一些人出身即富贵，如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arriman）和亨利•维拉德（Henry Villard）；还有一些人则与世家大族沾亲带故，比如亨利•克雷•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他的母亲出身著名的酿酒世家——奥弗霍尔特家族（Overholts）。但卡内基则是一个赤贫如洗的苏格兰织布工的儿子。菲利普•阿玛尔（Philip Armour）、古斯塔夫斯•斯威夫特（Gustavus Swift）、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和杰伊•古尔德也都是贫寒的农民家庭出身。吉姆•菲斯克的父亲曾是一家小型“流动货摊”的老板，而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父亲则是一名售卖专利药的流动推销员。杰伊•库克（Jay Cooke）和詹姆斯•J.希尔（James J.Hill）一开始也不过是在边境当小职员。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虽然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但初到加利福尼亚州时也是身无分文。科利斯•P.亨廷顿14岁时便已自立。这些人足以信誓旦且地向世人宣称，他们今日取得的财富和权力皆是努力工作、天赋异禀的成果，足以成为紧抓经济发展重大机遇的典范，向雄心勃勃的美国中产阶级展示自己。况且，他们只是取得了人人都渴望的成功，且免受道德谴责，这在20世纪的病态回顾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他们足够自信，认为一切皆是囊中之物。这一观点之荒谬，以至于像希尔也不禁满腔怒火，他在北方证券的反垄断诉讼中这样说道：“回首往事，的确举步维艰……我们不得不同那些无所事事，只会装腔作势，坐享薪水的政治冒险家们进行生死较量。”费城镍业垄断巨头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对暗示他的企业“依附”关税优惠的言论颇为不满：

我向政府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远远大于我接受到的支持和帮助。我既不是穷光蛋，也不是律师。我是创造和维护国家财产的一分子，使国家能够脱离执迷不悟、性情古怪的立法者的魔爪，得以生存。

就连所经之处寸草不生的杰伊•古尔德，也猛烈抨击了那些想调查他的参议员：“是我们让国家变得富有，是我们让国家发展壮大。”约翰•D.洛克菲勒更是直言：“我的钱是仁慈的上帝给的。”卡内基说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垄断了一切”，并评价道：“很好，就该这么干。能管事的人已经来了，资源也该归他所有。”

那个时代的观念由商业大亨们量身打造。经济学家、记者、教育家和作家争先恐后地向其致敬，并在达尔文生物学和斯宾塞哲学中找到了极有道理的理论，年复一年，这一理论的受欢迎程度有增无域。自1859年达尔文所著的《物种起源》出版以来，美国知识界便一直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一新的生物学理论，为自己构建新的宇宙学。从达尔文及其追随者那里，他们了解到生活是一场激烈而持久的斗争，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将进化与进步混为一谈，这对于新兴阶级和新兴国家信心十足的发言人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他们认为，竞争性产业的激烈冲突似乎完美地映射了达尔文眼中的自然界，它正在催生缓慢但必然的文明进步。那些脱颖而出的产业显然是最适合生存和继续竞争下去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进化哲学中颂扬了必然进步，他全力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必须允许自然经济过程在不受改革者阻碍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斯宾塞在美国广受崇拜，而这是此前其他哲学家从未享受过的待遇。事实上，他在1882年进行了一次国事访问。东方的知识分子和社会领导阶层都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记者们则热切地报道了他是如何将自己的头号赞助人安德鲁•卡内基誉为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因此，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自然会说“大企业的成长只是适者生存罢了”，而美国这朵玫瑰的辉煌只能通过牺牲周围早熟的花蕾来实现。詹姆斯•J.希尔断言：“铁路公司的命运是由适者生存的法则决定的。”而乔治•赫斯特（George Hearst）则进入一个商业巨头云集的参议院（人们也因此普遍称为“百万富翁俱乐部”）宣布：

我对书知之甚少，也鲜有读过；然而我游历无数，看尽世间冷暖。所有的这些经历，都令我的信念愈发坚定——参议院成员是遵循“适者生存”法则的。

通常，镀金时代的百万富翁们觉得没有必要立即通过大规模的慈善事业来证明自己。尽管他们在1865年至 1900年所赚取的钱是许多大型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但几乎所有基金会都是在 1910年之后建成的，当时它们的创始人早已是风烛残年或与世长辞了。安德鲁•卡内基相信“积累财富是最糟糕的一种偶像崇拜”以及“很少有百万富翁能够摆脱造成社会上乞丐激增的罪名”。卡内基很早便深感内疚，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工业百万富翁认为他们的剥削和统治是安全、正当的，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确信他们的工作具有进步和文明的价值，除此之外，他们也因作为机会秩序的典范而备受鼓舞，并因以自己的力量使国家富强而振奋不已。

政治商业传承了工业商业的模式和风格。通过积累财富和富裕的生活，工业家们为不那么谨小慎微的政客树立了行为榜样。他们获得和享受的财富为消费和竞争设立了新的标准，这种标准泛滥到政界，在政客之间增加了发财的机会。政治成功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典型的政客追求的不仅仅是自我表达、公共服务或荣誉了——而是金钱。布莱斯（Bryce）子爵发现，美国政治中的凝聚力是“对公职的渴望和将公职作为谋利的手段”。分肥者将政治权力视为参与瓜分财富的手段，就如同工业领袖一般，以小规模的方式和较低的标准致富。其动机之强，诱惑之丰，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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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后南北战争时期，党派的基础主要依赖赞助，而非原则；他们瓜分战利品，而不是分工解决问题。尽管美国政党从来没有因原则上的尖锐分歧而名声大噪，但它们在这个分肥者大时代却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人们对公职的极度渴望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共同信条的高度。“美国各党派现在仍继续存在着，因为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布菜斯子爵在其著作《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中写道。直到1908年，一位著名的记者才对他说：“两党就像两个瓶子。每个都贴有一个标签，表明它所装的酒的种类，然而两个瓶子都是空的。”1879年，年轻的伍德罗•威尔逊用两句话表达了他对日益腐化的美国政治的厌恶：“没有领袖，就没有原则；没有原则，就没有政党。

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成功。自战争和重建开始，当共和党积极地通过支持美国工业家的政策来加强自身的社会基础时，它就与资本主义利益处于一种极不合理且常常相互敌对的关系中了。抱着对赠予土地、关税、赏金、有利的货币政策、免受监管的立法和经济改革的憧憬，资本家们提供了竞选资金、费用，乃至采用贿赂的方法，向政客提供投资机会。西沃德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政党就是一个股份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那些贡献最大的人指导企业的行动和管理工作”。这些利益集团在两党之中都占有重要的份额，但在他们看来是政客的过度要求下，他们偶尔会显得焦躁不安。事实上，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这些集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官员对政党财库的贡献。在见识过他们的权力之后，企业家们才开始以更大的规模亲自参政，政党才更充分地受到他们的支配。在企业学会以“批发”的方式购买政治家之前，它必须通过零售购买特权。此举花费了大笔资金。一位心怀不满的俄亥俄州国会议员在1873年宣称：“众议院就像一个拍卖场，在议长的拍卖锤子下处理的价值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例如，在1866年至1872年，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将40万美元用于贿赂；从1875年至1885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贪污金额高达每年50万美元。难怪像沃尔特•Q.格雷沙姆（Walter Q. Gresham）这样诚实的老派共和党人也会称他自己所在的政党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艾奥瓦州参议员格菜姆斯（Grimes），一位重要的前领导人，也曾在1870年说出这样的话：“我相信，这是有史以来最腐败、最无底线的政党。”亨利•亚当斯总结道：“人们可能会在 1870年至1895年这25年间搜寻整个国会、司法部和行政部的名单，但却发现它们早已身败名裂。”

动产信贷公司（Crédit Mobilier）的案例是镀金时代伦理观点的典范。动产信贷公司是一家由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组织建立的建筑公司。作为铁路和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他们允许自己的公司为建设工程支付超高的价格。由于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是近 1000万英亩公共土地的受益者，因此潜在的危险也应运而生，即国会可能对其交易进行集中调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国会议员兼美国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东奥克斯•艾姆斯（Oakes Ames），将动产信贷公司的大量股份分配给了颇具影响力的国会议员。1872年竞选时，国会调查了此案。众议院以182票赞成，36票反对的决议“绝对谴责”了艾姆斯的行为。然而，国会议员的态度才是最重要的。之后，议员们立即围住艾姆斯的办公桌并向他保证：他们采取的行动并非出于个人意愿，而且他们完全相信他的意图是好的。新闻界普遍同情艾姆斯和他的贿赂受益者，顺带一提，他们并没有受到相同的纪律处分。在不歪曲事实的情况下，艾姆斯本人拒绝承担任何罪责。他说，给国会议员分配股份“就像进入一个商业社区，给予领头的商业人士股票来提起他们的兴趣”。在给同事的信中，艾姆斯这样写道：“我认为，国会议员有权拥有自己选择投资的财产。”还有一次，他发现“说服男人管好他们自己的财产简直易如反掌”。其含意是显而易见的——可以预料到，国会议员会利用政治权力来管理他们自己的投资，整个过程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由于相信大部分公众舆论会支持这种政治道德观念，这样的辩护应运而生。这是同时代的人对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行为的判断。在担任新奥尔良军事总督期间，他从该市的一家银行征收了8000美元，但他却从未说明这笔款项的用途。为此，银行后来聘请了一名律师起诉巴特勒——银行最终胜诉——律师对巴特勒提出指控，称其靠倫来的钱维持生计，连他的邻居都对他不屑一顾。巴特勒回应道：“那些人会因为我没有拿走两倍的钱而觉得我是个傻瓜。”玛丽•阿比盖尔•道奇（Mary Abigail Dodge）报道称，当约翰•宾厄姆（Jobm Bingham）因拥有动产信贷公司的免费股票而受到人们的奚落时，他却回应说，他“要是能拥有再多出十倍的股份就好了”。亨利•亚当斯总结称，公众并不关心改革：“道德像宪法一样，已经过时了。”

当然，也有一些政客未蒙污名，因此受人尊敬。格兰特（Grant）很高兴他的内阁中有汉密尔顿•费什（Hamilton Fish）为其谋事，因为他人刚正不阿，他在内阁中好比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一股清流。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的品行可谓无可挑剔，他在海斯（Hayes）总统在任期间成为内政部长。海斯和哈里森作为当时五位共和党总统中的两位，享有一定的声誉；但这两位总统既不卓越也不腐败，他们在美国编年史之所以出名，主要是因为他们默默无闻。鲍斯•马特•奎伊（Boss Matt Quay）对哈里森在 1888年大选中险胜后讲话的反驳，清楚表明了他们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身为贵族的哈里森郑重其事地说：“天意，我们的胜利就是上天的旨意。”“看看这个人，”奎伊轻蔑地说，“他应该知道上天与此事毫无关系。”他补充道，哈里森永远也不会知道“为使他坐上总统之位，有多少人被迫徘徊在违法犯罪的边缘”。哈里森很快就明白了自己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曾在西奥多•罗斯福面前悲叹道：“当我上台时，我发现党内当权者把一切都归为己有。我无法任命内阁成员，他们为了偿清选举经费，把所有官职都卖光了。”

剩下的三位总统不必赘述。格兰特政府因腐败而臭名昭著。海斯的继任者，伪善的加菲尔德（Garfield），虽然基本上算是一个诚实可敬的人，仍然身陷一些小丑闻的困扰。加菲尔能遇刺后，切斯特•A.亚瑟（Chester A. Arthur）继任总统，在被提名为副总统之前，他曾是康克林声名狼藉的纽约海关机构的主要成员，一个逐利机构的分肥者。（据报道，他的一位朋友曾惊呼：“我的上帝呀！切斯特•亚瑟竟然能够入主白宫！”）然而，亚瑟在其位，谋其职，兢兢业业地推动一些收效甚微的改革，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签署了《彭德尔顿法案》，使其正式生效。

为政府机器注入动力的不是几位总统，而是共和党的派系领导人和党魁，比如罗斯科•康克林和詹姆斯•布赖恩。尽管过去他们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但现在看来这两个人似乎又有很多共同点。其中最为相似的一点是他们都把生活视为一场有趣且有利可图的智力游戏。

康克林是个性张扬的人。他身材高大、举止优雅、引人注目—身着白色法兰绒长裤和花哨的马甲——是个骄奢淫逸的利己主义者。亨利•亚当斯评论道，这种利已主义过于荒唐滑稽，已经不只是可笑的程度。观看他在参议院表现的人可能很难判断这是一名演员在滑稽模仿一名参议员，还是一名参议员在滑稽模仿一名演员。加菲尔德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斗士，他更多的是受到仇恨而不是爱的鼓舞”；他因与布赖恩的激烈交流以及对乔治•威廉•柯蒂斯（George William Curtis）和其他改革者的无情抨击而为人熟知，他将这些改革者称为“跑龙套的、半吊子和游手好闲的政治骑士”。《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曾十分严肃地将他描述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政治家——未来人们将根据他的政绩和品行来评判现在的政治标准”。

康克林出身于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早期职业经历十分典型：作为一名律师，他在父亲的法庭上审理的第一个案件并且胜诉。他与妻子的家庭条件都十分优渥，他不必贪污腐败就能随心所欲做自己喜爱的事情。他没有接受过贿赂，但生活在一个贪污受贿的环境中。他是格兰特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纽约海关富有的资助人，一个卓越的政治机器产物，也是公然蔑视试图挑战正统政治的改革者。政党无非是用机械方法操纵的机器，女性杂志的老板们还有什么其他的经营方法呢？

我们得知共和党是一台机器。是的，政府是一台机器；教堂是一台机器；军队是一台机器……纽约州的公立小学系统是一台机器；政党也是一台机器。

康克林深陷于正统政治的卑鄙行径之中，他认为改革者不过是相互竞争的经营者。他曾宣称，“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升官发财”——这是他唯一能想象出的参与政治生活的合理目的。因此，“当约翰逊博士将爱国主义定义为无赖的最后避难所时，他还没有意识到改革这个词所蕴藏的潜力”。

布赖恩富有个人魅力，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共和党人。他虽然只有一次被他的政党提名为总统，是在1884年。但在1876年至1892年的所有其他大会上，他都有望获得提名。在他带有污点的财务记录变成公开的谈资并受到一部分人的关注后，很长时期内他仍广受欢迎；虽然一些小过失可能成为他竞选总统的不利因素，但他们从未将他排除在总统候选人名单之外。

以同僚们的标准来看，布赖恩的实际违规违法行为并不十分严重。身为众议院议长，他在否决一项议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排除了阿肯色州向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铁路公司授予土地的阻碍。他是自愿这样做的，不是受人所托也并非受利益的驱使，因此严格来说，他没有接受直接贿赂的嫌疑。但他随后趁机向缅因州的朋友出售铁路债券，从而获得了非常优厚的佣金。结果他并未从这笔交易中获利，因为他的朋友们在投资上遭受了损失。布赖恩虽然公共责任感不强，但却很讲朋友义气，他补偿了朋友们的损失。然而，这起事件只是布赖恩众多铁路交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显然，这位共和党领袖有一个庞大的家庭和几套房子，享受着富有舒适的生活，他的花销要高于自己的收入所得。

引起我们关注的不是布赖恩与铁路公司的关系，而是这些关系串插着一系列明目张胆而戏剧化的谎言。1876年，在布赖恩有望获得总统提名的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他与铁路公司的种种交易受到了国会的审查。布赖恩大胆地拿走了那些私人信件，这些私信中保留着对他最为危险的证据，他从中挑选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片段在众议院宣读，并巧妙地向调查人员提出了一项虚假但貌似合理的指控，指控他们密谋隐瞒证明他无罪的证据。虽然这段表演让共和党中他的仰慕者相信了他的清白，但焦虑让这位当时野心勃勃的主角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的朋友兼官方传记作者盖尔•汉密尔顿（Gail Hamilton）为他刻画了令人难忘的形象：他病倒在家里的沙发上，举起握紧的拳头，表现出大义凛然的样子，情绪激动地说道：“当我想到，当我想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竟有人质疑我的人品，我当初就该留在…⋯”他只挥了挥手，就结束了这句话。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早上，他恰巧在他参加活动的公理教堂门口晕倒。

于是，人们更愿意相信布赖恩的话过于夸张了。在1884年竞选期间，《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Post）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清楚地记录了布赖恩讲的关于他的私人金融交易的十大谎言。布赖恩甚至不情以小石城和史密斯堡铁路公司职员沃伦•费雪（Warren Fisher）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寄给自己。这封布赖恩杜撰的费雪的来信中谈道：

……你的行为像阳光一样光明磊落，起初事业失败的时候，我知道你遭受了多严重的经济损失，你是多么正直勇敢地去面对它的……你的行为是最磊落诚实的。

布赖恩代表自己本人所捏造的证词，读起来颇具教海意味。他是共和党的“羽翼骑士”（Plumed Knight）——这是伊利诺伊州的罗伯特•G.英格索尔（Robert G.Ingersoll）上校给他的称呼——他的声誉建立在对高保护性关税的赞颂上，认为高保护性关税是美国繁荣的真正根源；建立在向被征服的南方地区挥舞血衣上；建立在为了他的爱尔兰和厌英派追随者的利益而与英国雄狮的周旋上；建立在认为在南美洲推行帝国主义这一不可靠不成功的计划必须得到保护上，仿佛这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以无望的谎言为代价，拼命地宣传这一思想。

布赖恩被同时代的人和历史学家认为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的政治才能的人。他的主要学术成果——两卷本的巨著《在国会的二十年》（Twenty Years of Congress）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但他的执政理念过于简单化了，认为共和国只有在共和党手中才是安全的，共和国是否安全可以从它缺少了什么来判定，也可以从它包含了什么来判定。例如，布赖恩认为对格兰特政府的腐败和丑闻只字不提并无不妥。这就是他的特点：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掩盖真相上，甚至他的历史散文也充斥着谬误和借口。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他私下待人亲切热情，公众场合更是温柔可亲，遇事能随机应变，十分引人注目。然而，他并没有留下什么建设性的成就，甚至连一个建设性的建议都没有，他对美国政治的主要贡献就是降低了美国政治的基调。1884年，当罗斯科•康克林被要求为布赖恩竞选总统助选时，他故作病态、带有敌意地说道：“不，谢谢你，我从不干违法的事情。”这一次康克林的选择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布赖恩是人畜无害的，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是反社会的。“羽翼骑士” 布赖恩曾经对他的妻子说：“当我想要一件东西的时候，我就会不择手段地得到它。”这可能是当时整整一代美国人的座右铭，他们迫切想要什么，就要把什么拿走。

《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一部美国版》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06

ISBN：978-7-5236-0541-7

【内容简介】

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不单单有英雄与智者，也有贪婪的利益集团。他们，同为历史的主角。

本书选取了美国从独立战争到二战之间的十二个代表性人物和群体，包括开国元勋、杰斐逊、杰克逊、卡尔霍恩、林肯、分肥者、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等，娓娓道来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政治表现。这里没有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只有在信念与利益之间腾挪辗转的政治人物，他们的争斗与妥协，共同塑造了美国的政治传统。

【作者简介】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改革时代》《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等。其中《改革时代》和《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分别获1956和1964年普利策奖。

他是一位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学者，反智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因他的作品而广泛“破圈”，成为世人皆知的名词。

【目录】

引言

第一章开国元勋：现实主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