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婆子叹了口气，布满老茧的手抓住我的胳膊。＂红梅啊，这么多年了，你咋还放不下呢？＂

守望

＂你去了？真的去了？＂刘婆子追出巷口，望着我手提的褪色帆布包。

我默默点头，目光坚定如同三十三年前。

刘婆子叹了口气，布满老茧的手抓住我的胳膊。＂红梅啊，这么多年了，你咋还放不下呢？＂

＂婆婆，有些事情，不是想放就能放下的。＂我轻轻挣脱她的手，朝着汽车站方向走去。

背后传来她的叹息声：＂这死心眼的丫头，认准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叫周红梅，今年五十二岁，是县城第一高中的语文老师。

1973年那年，我刚满十九岁，扎着两条粗麻花辫，脸上还带着刚下乡插队时晒出的黝黑。

那时我和未婚夫李建国已定下终身，他是县农机厂的机修工，身板结实，笑起来露出一排白牙，眼睛弯成月牙状。

工厂的老师傅都夸他：＂建国这小伙子，一把子好手艺，修起机器来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还灵光。＂

我俩是在县里的广播站认识的。那时候，每逢周末，广播站都会播放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

我和几个女知青负责打扫广播室，他则是来检修设备的。

记得那是个周六的下午，我正擦着那台老式的播音机，他推门进来，手里提着工具箱。

＂同志，麻烦让一下，我来检修设备。＂他的声音清亮，像早晨的山泉。

我让开位置，看着他麻利地拆开播音机后盖，修长的手指在电线和零件间穿梭。不知为何，我的心突然漏跳了一拍。

就这样，每个周末，我总会＂恰好＂在他来检修的时候出现在广播站。

半年后的一天，放工铃声响起，我走出厂区，发现他倚在自行车旁等我。

＂周同志，我送你回去吧。＂他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后脑勺。

从那天起，他的自行车载着我，穿过县城的土路，经过人民公社的大院，驶过田间的小道，一直送到我住的知青点。

那年秋天，他响应上级号召去云南支边。

临行前夜，我们坐在公社大院的老槐树下。月光穿过树叶，在他黝黑的脸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红梅，等我回来，咱们就结婚。＂他捏着我的手说，声音有些颤抖。

＂到时候我给你打个小橱柜，放你的书。你不是最喜欢鲁迅和巴金的书吗？我都给你收着。＂

我点点头，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

那天晚上，他送我回知青点时，特意绕了远路，带我经过县城唯一的一家照相馆。

＂咱们照张相吧，我好带着你去云南。＂他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两块钱。

照相馆的老李头打着哈欠，摆弄那台老式海鸥相机：＂年轻人，站好了，不许动啊。＂

闪光灯亮起的瞬间，他悄悄握紧了我的手。

那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黑白的，泛着年代的旧黄色，却承载着最珍贵的记忆。

没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一封烫手的公函从边境寄来。

那天正值隆冬，北风呼啸，温度骤降到零下十几度。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播着《东方红》，歌声在寒风中显得特别嘹亮。

我站在生产队长面前，双手接过那封信。信纸上的墨水像是要烫穿我的手掌。

＂李建国同志在边境执行任务时英勇牺牲...＂我只看到这一行字，眼前一黑，倒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

醒来时，我躺在知青点的木板床上，周围围着同宿舍的姐妹们。

＂红梅，你醒了？＂王小芳递给我一碗热水，＂别太伤心，人死不能复生啊。＂

我没说话，只是木然地盯着屋顶上的蜘蛛网。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被人掏空了，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黑洞。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行尸走肉一样在生产队干活。挑水、锄地、喂猪，机械地重复着每一个动作。

夜深人静时，我会偷偷拿出那张合影，借着月光描摹他的轮廓，直到泪水模糊了视线。

生产队的人都劝我：＂红梅啊，人都没了，你还年轻，别糟蹋自己。咱队上的张二柱不是挺好的吗？他爹可是大队支书呢。＂

可我心里明白，有些承诺，比生命更重。

那年我从生产队回到县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了师范学校，两年后成了一名人人称道的语文老师。

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中。批改作业到深夜，备课到天亮，学生们都说我是学校最认真的老师。

每年清明，我都会寄一束白菊到云南那个遥远的烈士陵园。

开始时，我会附上一封长信，讲述这一年来发生的事情，仿佛他能听见一样。后来，信越来越短，最后只剩下＂我很好，你安心＂几个字。

同事们都不理解我的坚持，渐渐也就不问了。只有校长偶尔会在办公室轻声对我说：＂红梅啊，年纪大了，该找个人照顾自己了。＂

县农机厂的厂长王德明，是建国的老乡，也是他曾经的好友。建国走后，他常来看望我，帮我修理收音机，换灯泡，修水龙头。

198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县城的大街小巷挂起了彩灯，人们的口袋也渐渐鼓了起来。

那年冬天，王德明第一次登门求婚。他穿着崭新的的确良衬衫，手里捧着一盒长城牌香烟和两瓶北京二锅头。

＂红梅，建国走了十五年了，你该为自己考虑了。＂他坐在我家的木椅上，声音低沉而诚恳。

我给他倒了杯开水，轻声道：＂德明，感情不是计算题，没有对错，只有选择。谢谢你的好意，我过得很好。＂

他没有放弃，又来了两次。最后一次是在1993年，那时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全国，农机厂也开始裁员下岗。

他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捧着一束向日葵：＂红梅，厂里要我去深圳分厂当厂长。我想，你要是愿意，咱们可以一起去闯一闯。＂

我依然摇头：＂德明，你是个好人，会找到更好的姑娘。别辜负了自己的前程。＂

送走王德明，我拿出那张泛黄的合影。照片上的建国还那么年轻，笑容灿烂。

我对着照片轻声说：＂建国，我想去看看你。＂

就这样，想法在心中扎下根，却又因为种种原因一拖再拖。

先是学校缺老师，我不忍心离开学生们。后来是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我成了他们唯一的依靠。

转眼间，三十三年过去了。

2006年初，父母相继离世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去云南看望建国。

我精心准备了三个月，查找资料，联系当地烈士陵园，准备行装。

那天一早，我穿上最整洁的衣服，梳好头发，拿着那张珍藏了三十三年的合影，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一路上，车窗外的风景飞速掠过。高楼大厦取代了低矮的平房，宽阔的柏油马路代替了泥泞的土路，每一处变化都在无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流转。

我在火车餐车点了一碗面，坐在餐车里看窗外飞逝的山川。邻座是个年轻姑娘，染着红头发，手里拿着MP3播放器。

＂阿姨，你一个人旅游啊？＂她好奇地问。

＂不是，我去看一个人。＂我笑了笑。

＂男朋友吗？＂她眨着眼睛，一脸八卦。

＂算是吧，我们有三十三年没见了。＂

＂哇，这么久！那你们还有联系吗？＂

我轻轻摇头，看向窗外：＂他在那里等我，从来没动过。＂

姑娘似乎感受到了什么，不再追问，只是默默地塞给我一块巧克力：＂给，甜的，吃了心情会好一点。＂

我道了谢，却没有吃。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生活的苦涩。

三天后，我终于抵达了那个边境小城。

站在烈士陵园门口，我深吸一口气，腿却不由自主地发软。三十三年的思念，竟在这一刻变成了恐惧。我害怕面对这最后的告别。

陵园的管理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脸上的皱纹像山区的沟壑。

＂李建国？＂他翻着登记簿，＂啊，在东区第三排，跟着我来吧。＂

一路上，老人絮絮叨叨地讲着：＂你是第一个来看他的亲人。这些年，只收到过从河北寄来的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来了。＂

我的心揪了一下：＂从来没有别人来过吗？＂

＂倒是有，前些年，每年清明都有个穿军装的来，后来也没了。＂老人顿了顿，＂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的...＂我停顿了一下，＂未婚妻。＂

说出这个身份，我忽然感到一阵释然。三十三年了，在世人眼中，我早已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姑娘。但在我心中，我依然是那个等待爱人归来的十九岁姑娘。

＂到了。＂老人指着一块青灰色的墓碑。

那块石碑并不起眼，上面刻着简单的几行字：＂烈士李建国，1952-1973，为保卫祖国边疆壮烈牺牲。＂

我颤抖着抚摸冰冷的石碑，泪水夺眶而出。

三十三年的等待，终于在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建国，我来看你了。＂我轻声说，仿佛他就站在眼前。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苍老的声音：＂您是...周同志吧？＂

我回头，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手里拿着一封泛黄的信。他穿着褪色的军绿色中山装，胸前别着几枚勋章。

＂我是李建国战友的父亲，老赵。＂老人颤抖着说，＂我儿子赵刚当年和建国是一个班的。他前些年去世了，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你。＂

＂信？什么信？＂我惊讶地问。

＂这是建国牺牲前写给您的，当时边境形势紧张，一直没能寄出。我儿子说，他曾经试图寻找你，但那时通讯不便，加上你从生产队调走了...＂老人递给我那封信，＂他去世前还记挂着这件事，说是欠建国的。＂

我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封泛黄的信，手指不住地颤抖。

信封已经发脆，我生怕一用力就会碎裂。轻轻拆开，里面是一张同样泛黄的信纸，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是建国那熟悉的笔迹。

＂红梅：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说明我可能已经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不要悲伤，我是含笑而去的。

来到边境的这段日子，我每天都在想你。这里的山，比咱们县城的高；这里的水，比咱们那儿的急。但再美的风景，也比不上你的笑容。

昨天，我们班接到紧急任务，要去前沿侦察。路上，赵刚不小心踩到了地雷。千钧一发之际，我把他推开了。医生说，我的伤势不容乐观。

红梅，我不后悔。赵刚有老婆孩子，他们还等着他回去。而我，虽然舍不得你，但我知道你是最坚强的姑娘。

答应我，好好活下去。不必为我守一辈子，遇到好的人就嫁了吧。我在天上会保佑你的。

记得我答应给你打的书橱吗？我已经托战友带回去了，应该能在春节前送到你手上。希望你喜欢。

最后，红梅，我爱你。这辈子能认识你，是我最大的幸福。

永远爱你的建国

1973年11月28日＂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字迹在眼前晃动。我抬头望向天空，那里飘着几朵白云，像极了建国的笑容。

＂他是个好同志。＂老赵哽咽着说，＂如果不是他，我儿子早就不在了。我们全家都感激他。＂

我擦干眼泪：＂赵叔，谢谢您把信带来。这三十三年，我一直不知道他最后的心愿。＂

＂我儿子说，建国走那天，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老赵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这是建国的遗物，当时交给我儿子保管的。现在，应该还给你。＂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张照片——正是我们在县城照相馆拍的那张合影。照片背面，工整地写着：＂红梅，此生不悔遇见你。＂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在烈士墓碑上。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珍藏的那张合影，与建国的遗物一同放在墓前。

＂建国，我来晚了。但你说过，此生不悔，我也是。＂

那一刻，仿佛有一阵微风拂过，抚平了我心中三十三年的伤痛。时光虽已流逝，但在这青山之间，两颗相爱的心终于团聚。

老赵邀请我去他家住一晚。那是一栋朴素的平房，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

晚饭后，老赵的老伴拿出一个木箱子：＂这是建国做的，他说是要送给他未婚妻的。＂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小书橱。朴素的木质，简单的雕花，却是我三十三年来一直期盼的礼物。

＂赵叔，赵婶，这个我能带走吗？＂我轻抚着书橱光滑的表面。

＂当然，这本就是你的。＂老赵拍拍我的肩膀，＂明天我送你去车站。＂

回程的火车上，我抱着那个小书橱，感受着三十三年前的温度。窗外是连绵的群山，青翠欲滴。

我忽然想起建国常说的话：＂人这一辈子啊，不在乎走多远，而在乎是否朝着自己的方向。＂

列车缓缓驶过一片向日葵田，金黄的花朵追随着太阳的方向。我望着窗外，嘴角微微上扬。

这条路，我走了三十三年，无怨无悔。因为爱，本就是一场漫长的守望。

回到县城，刘婆子第一个迎上来：＂回来啦？咋样啦？＂

我笑着点头：＂很好，终于见到他了。＂

那天晚上，我把小书橱安置在床头，放上了《呐喊》《家》等建国曾经说过我喜欢的书。

整理完毕，我坐在床边，轻声说：＂建国，我回来了。从今往后，我会好好活着，就像你希望的那样。＂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讲台上，我看着下面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忽然有了新的感悟。

＂同学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关于爱与坚守的故事...＂

课后，一个女学生悄悄留下来：＂周老师，您讲的故事是真的吗？＂

我点点头：＂是的，那是我的故事。＂

＂可是，值得吗？为一个人等三十三年...＂女孩疑惑地问。

我望向窗外，阳光正好：＂值不值得，不是用时间来衡量的。有些感情，一旦认定，就是一辈子的事。＂

女孩若有所思地离开了。而我，站在阳光里，感受着胸口那颗曾经冰冷的心，正重新变得温暖。

从云南回来后，我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生活。把小书橱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每天早晨给它擦拭灰尘。

周末，我会去镇上的市场买一束鲜花，插在书橱旁的花瓶里。白色的菊花，红色的玫瑰，黄色的雏菊，每个周末都不同。

＂建国，你看，这是今天的花，漂亮吗？＂我常常这样自言自语。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流淌。教书，备课，改作业，照顾花草，一如既往，却又与从前不同。

我不再觉得孤单，因为心中装着一个人，就永远不会空虚。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拿出那封信重读，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十九岁的夏天，回到了公社大院的槐树下，回到了他温暖的怀抱中。

人们常说，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活着。我想，这三十三年的守望，终于有了最好的答案。

守望的意义，不在结果，而在过程；不在得到，而在付出；不在相聚，而在那颗始终如一的心。

因为爱，所以守望；因为守望，所以无悔。

来源：雨中抚荷梦亦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