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6 年，南开大学一间病房里，59 岁的艾跃进教授在生命最后时刻做出一个举动，紧握双拳、眼含泪水，用尽最后气力唱响《国际歌》。

2016 年，南开大学一间病房里，59 岁的艾跃进教授在生命最后时刻做出一个举动，紧握双拳、眼含泪水，用尽最后气力唱响《国际歌》。

这个曾被学生称为 "南开战神" 的学者，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对信仰的最后告白。

从提出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的犀利言论，到胃癌晚期仍坚持授课的 400 多个日夜，他的人生始终与讲台、与家国理想紧密相连。

说起艾跃进，多数人印象里定格的是讲台上那个锐气逼人、甚至有点“炸”的艾教授。

什么“尊严只在剑锋之上”、“要富强，先灭小日本”，这话冲得耳朵疼，听着就像个时刻准备冲锋陷阵的“战神”。

有人为此着迷，觉得他痛快、真实，也有人皱眉，觉得他偏激、刺耳。

其实这些标签，不过是外界给他贴的。

如果静下心来，看看他生命最后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或许能看见标签背后，一个不为人知的、更厚重真实的艾跃进。

他确实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教授，没那么多弯弯绕绕，也鲜少温吞儒雅。

他更像个战士，急吼吼地想把年轻人从安逸里拽出来，让他们看看外面是什么世界，让他们想想，自己肩上应该扛些什么。

这股子急，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他家里有革命血脉，虽说早早没了父亲，可父辈那份对国家民族的耿耿情怀，打小就烙在他心里。

选南开，据说也是冲着先辈足迹去的，就想着要接过那没完成的棒子。

这份烙印在骨子里的朴素念头，让他认准了一条道：给年轻人补上家国情怀这一课，搞国防教育，半点花架子都不行。

所以当有人觉得“尊严只在剑锋之上”太极端时，他看见的是没有实力垫底，和平就是空谈。

他要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警醒和力量。

你看，很多非军事院校国防教育薄弱，他就偏要在南开把军事学硕士点硬生生弄出来。

一个文科教授，想在专业领域外扎根，这得撞多少堵墙？

他没背景，没人脉，手里啥资源都没有，就是靠一股子“死磕”劲儿。

光为了审批，就来来回回跑了十几趟，腿都跑细了，学校没启动资金，他二话不说，自己掏了三万块垫上。

这哪是光说不练的“战神”，分明是个把理想揉进泥土里，一步一个脚印趟出来的战士，他带出来的学生，学的不仅是专业，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责任和担当。

信息来源：《澎湃新闻》

可硬仗，远不止这些，2014年底，晚期胃癌，冰冷的诊断书下来，才不到六十岁的他，眼前一片黑。

医生直接下了最后通牒：放下所有重压力的事，立刻休息，能续多久续多久。

可艾跃进呢？他做了个让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选择。

手术后两个星期，刀口还没长结实，身体虚弱得像一片树叶，人瘦了几十斤，走一步都打晃，他却颤颤巍巍地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讲台。

他跟妻子付洪说：“我必须回去，站在那儿，我才觉得活着，不然，我就真死了。”这话听着像是一种偏执，却是他把生命的意义和教师这个身份牢牢绑在了一起。

别人只看到他在课上依然手舞足蹈、慷慨激昂，哪知道他口袋里永远揣着止痛药，下课了脸色苍白得像纸一样，有时讲到剧痛发作，直接就晕倒在了教室里。

学生慌着把他抬走，第二天，他又一如既往的出现在讲台，站定，开讲。

那两年多，对艾跃进来说，日日夜夜都是一场惨烈的搏斗。

胃切了大半，他每天得按时按点吃六顿流食，夜里被病痛折磨得睡不着觉是家常便饭，可即便这样，他备课的灯光总是亮到后半夜。

讲台成了他的阵地，也是他的止痛药。

2015年秋天，有次上课，他用那双因为虚弱而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了八个字：“国家兴亡，我的责任”。教室里，瞬间一片哽咽，无数学生泪流满面。

这哪是简单的授课，这是用生命在说：“看，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脊梁！”他带着病体，写了几本书，全国跑了几十场讲座，面对面影响了十几万人。

他不是在“抗癌”，而是在用燃烧自己的方式，打完人生中最重要、也最艰辛的一场战役。

有意思的是，他在南开最火的课，竟然是“口才与礼仪”，每年选课都爆满，这门课看起来和“战神”画风不符，恰恰体现了他完整的教育观。

他不光要你知识硬、能打仗，更要你是个完整、有灵魂的人。

他反对那种只知利己、精致算计的学生，也瞧不上那种只会嘴上叫嚣、脱离实际的“理论家”。

他强调的是，既要有本事，更要有担当，要对民族国家有认同和责任感。

他自掏腰包带学生去军事夏令营野外拉练，就是要那股“硬核”的精气神。

他反复说“留学归国率比留学率更重要”，因为科学可以无国界，但人要有祖国，讲历史，他逼着学生去看原始档案，求真相，别被忽悠。这些，才是他“歌者”唱出的真意。

信息来源：《南开新闻网》

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却表现出与他强硬形象不太一样的平静和悲壮。

2016年4月21日，那天他已经在深度昏迷边缘，突然清醒过来，嘴里艰难地说出了最后一个要求：放《国际歌》。

当激昂的旋律响起，已经瘦骨嶙峋的他，虚弱的手指竟然慢慢握成了拳头，眼角有泪水滑落。

呼吸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可他依然努力地、断断续续地跟着哼唱，直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句歌词，声音才彻底消散。

那一刻，他用身体仅剩的力气和生命最后的旋律，完成了对毕生信仰和理想的最后告白。

歌声好像还在空气里回荡，可他的精神火种却借着这歌声，传递开来。

妻子付洪擦干眼泪，接过丈夫的接力棒，她推动艾跃进生前极力主张的军事理论课在南开成了必修，原本只有几百人选，现在猛增到几千。

她延续他深夜批改学生论文的习惯，设了基金，每年办国防教育讲座。

他的学生们，毕业后去了祖国各地，有的放弃高薪参军，有的成立宣讲团传播他的理念，有的整理他的遗稿写成书，让更多人记住这位特殊的老师。

南开大学为他设立的广场、保留的遗物，以及教育部后来将“艾跃进式教育理念”写入教师规范草案，都在诉说着，他已经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从南开校园，影响到了更远的地方。

艾跃进的一生，像一场独自擂响的战鼓，声音带着锐利，也带着疼痛，最终融进了生命最后的绝唱。

他把个人信仰、家国责任和教师使命，揉进了自己的血肉里，融化在病痛的炙烤中，他的讲台，是传道的圣地，也是他向死而生的最后战场。

他留下的，不仅仅是几句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语录，更是一种活生生的样子：一个知识分子，如何把那个小小的“我”，变成宏大叙事里滚烫的一部分。

当那首《国际歌》再次响起，我们听见的，不只是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是一种穿越生死、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

来源：乾凉散人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