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父辈长征的战斗踪迹之六：平息肃反与直罗镇大捷

摘要：离开吴起那天晚上，久久难以入睡——凝视着对面英雄山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回想起老父亲打骑兵时的经历，难以抑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不知怎的，耳边似乎回响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首热烈而又欢快的歌声。

寻觅父辈长征的战斗踪迹之六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

作者思目

六、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中）

离开吴起那天晚上，久久难以入睡——凝视着对面英雄山上星星点点的灯光，回想起老父亲打骑兵时的经历，难以抑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不知怎的，耳边似乎回响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首热烈而又欢快的歌声。

山丹丹是一种野生花卉，因开出的花多呈鲜红色或紫红色，给人一种充满生机与朝气的感觉。由于她不仅耐寒、耐旱，而且有着较强的生命力，所以能够在陕北高原较为贫瘠的山塬生存。但真正使她名扬天下的，却是因那首著名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当年这首由多人创作的歌曲一炮走红，很快便响彻大江南北！

美丽的山丹丹花

记得有一次电视上播放这首歌曲时，忍不住问老父亲，他听了这首歌有何感想？没想到他叹了口气说，我没有见到歌里唱的情景，我所在的四连是最后一个进入吴起镇的。我们这个连一百多人，一、四方面军的差不多一半一半，打完国民党骑兵只剩下记不清二十一还是二十二个人，那天晚上领导照顾，我们在窑洞前的院子里露宿，……

（二）平息肃反与直罗镇大捷

1935年11月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除ZZ局委员外，彭德怀、罗迈、林伯渠及李德也出席了会议。

首先听取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有关陕北红军与苏区历史与现状的汇报：随着1935年2月ZG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建立，实现了陕北和陕甘两个苏区党组织以及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在刘志丹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不仅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而且使陕甘边与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共建立二十多个县级苏维埃、人口九十多万、面积三万余平方公里的根据地，主力红军也扩大至五千多人。

听完汇报后暂时休会，ZY领导参加了当地苏维埃举行的欢迎大会，结束后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在会上分析了陕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当前紧迫的任务是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同时提出ZY分两部分行动的方针：“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进行动员工作。”（注1）

会议还讨论了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张闻天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并明确了军委的权限——“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ZY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可由他们全权决定。”（注2）

张闻天之所以直截了当地提出由毛泽东出任军委主席和军委可全权指挥作战，显然是历经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作战的经验教训，以及ZY与张国焘分裂红军的斗争和单独北上在毛泽东指挥下转危为安等惊心动魄的经历，发自内心做出的！经大家讨论同意，决定军委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副主席）、王稼祥、聂鸿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等人组成。

实际上ZY主要领导在下寺湾，还进一步做出纠正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举措——11月2日晚ZY机关刚住下，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召见了聂洪钧、郭洪涛和程子华，听取了郭洪涛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汇报之后，张闻天当即和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等同志。

在第二天召开的ZZ局扩大会议上，郭洪涛又在会上就陕北“肃反”做了汇报，会议指出陕北（包括陕甘边）“肃反”是错误的同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及刘向三等带无线电台前往瓦窑堡，直接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一切等候ZY处理。

年轻英俊的刘志丹

据时任ZY保卫局执行部长王首道回忆：“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注3）

王首道等人赶到瓦窑堡后，立即向主管肃反的朱理治和戴季英等传达ZY指示并提出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遵照毛主席、党ZY的指示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自今日起全面交接；第二，除工作组的人员外，其他任何人不准再插手这里的工作，如提审犯人、翻阅案卷材料、巡视牢房等；第三，请原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和业务人员给予大力支持，主动提供情况和说明问题。”（注4）

11月4日，送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红一军团南下后，张闻天与博古等其他ZY领导没有马上离开下寺湾，而是于第二天继续召开ZZ局扩大会议。听完陕甘特委范向真的汇报后，张闻天就反倾向斗争、土地问题、武装群众、苏维埃选举以及党建工作做了较为系统的讲话，并宣布将原陕甘特委改为陕北省委、由郭洪涛任书记的决定。会议结束后，张闻天等ZY领导率领ZY机关离开下寺湾，一路北上经高桥、安塞、蟠龙等地行进约二百七十华里，于7日来到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

瓦窑堡地处其时名为安定（现为子长）县治的东南侧。据史料记载，元初名为“望瑶堡”，后因砖瓦窑甚多故改名为瓦窑堡。民国时的陕北，瓦窑堡算得上是较为繁荣的镇子，其时为ZG陕甘省委机关驻地，当地苏维埃在不远处的清涧还建有机械修配厂及被服厂等。ZY红军到来的前一天，恰好下了一场雪，当张闻天等率领ZY机关及直属纵队踏着皑皑白雪一步步走近镇子时，当地苏维埃组织了数千群众在南门口敲锣打鼓欢迎他们。

进入瓦窑堡驻下后，张闻天等ZY领导立即下令组建以董必武为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等五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通称“五人小组”），在博古的指导下正式开始审查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于当日首先释放了刘志丹、高岗、杨秀山等十八人，随即便展开调查研究。因肃反被抓起来的刘志丹等被ZY释放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周围的十里八乡，苏区老百姓兴奋异常，奔走相告：“老刘得救了，陕北有救了。”

张闻天对纠正错误的陕北肃反非常重视，尽管工作繁忙依然不放松，不断亲自过问“五人小组”的工作进展情况。11月13日，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ZZ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明确指出：“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 “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注5）

而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毛泽东，一直对肃反错误放心不下，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注6）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五人小组”基本搞清了情况：“我们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王首道带我和朱明同志与戴季英面谈。当我们说明事实真相后提出，如果刘志丹他们这批干部都是‘反革命’，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里的对敌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这里的苏维埃政权又是怎么建立和巩固下来的？……。当我们问：‘你和刘志丹谈过话吗？’他表现得有些不耐烦地说：‘没有。’这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让刘志丹说话。”（注7）

“随后，我们专案组在王首道同志带领下专门去访问了刘志丹同志。因为他是‘首犯’，看管的很严，带着手铐，钉上脚镣。……。他说：‘这么多干部被关押，我是有错误的，组织审查是应该的；我政治水平不高，远离中央不能及时请示汇报，给苏区工作造成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是我是光明磊落的。’”（注8）

1935年11月30日，时任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亲自主持为刘志丹等人平反的会议——“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ZY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注9）

接着，王首道代表“五人小组”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ZY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对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保局长的戴季英在会上做了检查，随即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这次肃反是错误的，我们相信ZY会弄清问题，正确处理的。我们也相信犯错误的同志会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团结在中央周围一道奋斗。”（注10）会议最后，宣读了ZY做出的《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党内开展“肃反斗争”是遵照共产国际发出的指示，当时ZY还没有提出和清算统治全国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决定》说“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

如此，党ZY在审查错误肃反时主要着眼于尽快分清革命还是反革命，虽然在结束了错误肃反并释放了刘志丹等大批受冤枉的同志，但“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注11）

以刘志丹为例，甚至英勇牺牲之后，档案上还留有“此人犯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判词！刘志丹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了。时至1942年7月，ZY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进入第二阶段，主旨是根据整风精神总结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和检查陕甘宁边区的工作。由于七年前纠正肃反错误较为匆忙，没有从路线高度区分是非，只是以扩大化定性且涉及到众多原陕甘宁的干部，因此对当年错误肃反不可避免地爆发激烈的争论！于是，ZY决定重新审查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在是年10月19日至第二（1943）年1月14日期间，召开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进行研究解决。

1942年12月12日，ZY做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刘志丹、高岗等同志在1934—1935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在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的高压和打击之下，依然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并且当遭受了诬害和逮捕，以及后来一个时期，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的[地]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 “委托西北ZY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主持“肃反”时逮捕了许多陕甘边军队和地方干部，不但刑讯逼供而且杀害了二百多人！故当年遭受迫害的广大干部在批判朱、郭二人时，难免出现过激行为。

可“世事难料”！随着高岗倒台，郭洪涛于1956年9月，向ZY提出申诉。随后，1959年11月《ZY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对1942年《ZY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作了重新审查，对朱理治、郭洪涛同志拒绝迎接ZY红军和说郭洪涛同志对山东湖西肃反应负责任等两个问题作了改正。但对郭洪涛申诉中所言“陕北特委和我本人在内战时期所执行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审查意见》却对这个问题未置可否。

改革开放之后，对于西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革命历史问题，尤其是1935年错误肃反问题，又发生了相当广泛和激烈的争论。于是，ZY指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棠、何载等同志组成五人小组，会同原陕北、陕甘边有代表性的负责干部共同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五人小组经研讨及协商后，决定邀请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同志和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同志，通过座谈讨论来解决问题。最终根据双方达成的共识，五人小组形成《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报告，至此有关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的争论总算是尘埃落定。

张闻天等通过制止错误肃反以及加强根据地建设等工作稳固了后方，毛泽东等带领去前方打仗的红一军团所部也在积极行动寻找战机。

此时，国民党上层获悉北上红军已顺利进入陕北苏区后，禁不住感到极为恐慌！

10月28日，驻西安国民党“西北剿总”迅速调整“围剿”部署：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从庆阳、合水地区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则先从洛川北进鄜县（今陕西省富县），然后西进，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

11月1日，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指挥第一零九师、第一一一师进占太白镇，第一零六师、第一零八师随后跟进。

11月6日，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指挥第一一七师到达鄜县。这两路敌军总兵力近四万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万二千多人，且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差距悬殊。

11月4日，毛泽东等率领红一军团离开下寺湾，一路沿洛河川向东南行进一百一十来华里，从王坪村过洛河、翻过雪花峪来到道佐铺一带。6日又经东沟乡乔庄村，进抵位于道镇史家湾以北的象鼻子湾村。

陕甘支队宣布恢复红军第一军团番号——由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合编而成：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

当日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随即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政治委员。

当晚，毛泽东一行来到位于道佐铺的红十五军团部，同军团政委程子华和政治部主任郭述申见了面。不巧的是，军团长徐海东不在军团部——正在张村驿指挥作战，于是决定第二天共同研究制定直罗镇战斗计划。

位于甘泉县东南部、甄家沟与北洛河交汇处北岸的道佐铺，原名为倒坐铺——为明代设铺驿时的名称，清末改名为道佐埠。后因成为较大集镇，故逐渐改为道镇，但当地老百姓在习惯上仍称其为道（稻）佐铺。驿为古时官府所设为投递军情、公文者以及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驿铺则为其中较大者。

其时，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正带领第七十五、七十八等两个师，围攻地处道佐铺西南处的张村驿。收到军团政委程子华派人送来的信后，徐海东立即将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师长，第二天一早他便打马向道佐铺狂奔而去。张村驿距离道佐铺空中直线距离不过七十多华里，但崎岖婉转的山路足有一百三十余华里，心急如焚的徐海东仅用了不到四个小时，就匆匆赶回了军团部。

7日，毛泽东、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等：部队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动员。并指示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人家等详加调查，并摘要电告。

随后，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前往红十五军团，研究直罗镇战役——据徐海东回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毛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注12）

根据情报显示，11月8日敌第五十七军一零六师一部，已进抵合水的太白镇。红军推测，一俟敌五十七军主力全部赶到，该军各师将由太白镇依次东进，一二日内有向黑水寺、直罗镇推进的可能。探悉敌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已令其第一零六师10号以前出至黑水寺、龙益湾、锯家角、祟家湾修筑碉堡等，以掩护尔后该军主力的东进，并有将占领该地南北地区说，似该军主力一二日内尚难进至直罗镇。

红一方面军总部做出10日部署：甲、一军团在原地不动。乙、子华率七十五师进至桃花砭、张村驿之间地区隐蔽集结。丙、海东指挥张村驿、羊泉地区部队肃清金村、东村、套通、久原一带团匪。这一任务对于今后作战甚为重要。丁、海东速令独立营发动直罗镇、黑水寺一带及其附近地区群众坚壁清野，务将粮食、锅头搬尽，并令骑兵速向大[太]白镇侦察。戊、我们在原地不动。

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彭德怀、周恩来：张学良以我们两军会合，令其各部一律不动，筑碉办粮，侯其大会合后增援队到再行进攻。似此，短时间内尚无机动可能，各部应就原地加紧训练，测绘葫芦河两岸各数十里地区五万分之一地形图，肃清团匪，筹集一个月粮，派出部分人员深入地方工作，以利今后作战。

13日，毛泽东电告各部：甲、敌情短期内不致有变化，各部照现位置进行工作，在此期内不发每日行动电令。乙、拟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侯，已函朱理治来参加，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

大概是因敌情不明——“当时军师两方面情报，只知直罗镇以东有红军，但属何部，是中央或地方红军，均不知道，至于兵力多少，更不清楚。”（注13）

故敌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进抵太白镇后，一直犹豫徘徊，裹足不前竟达十余天之久。为调动该敌迅速东进，毛泽东、彭德怀命令部队，加紧围攻甘泉之敌。“西北剿总”果真上当，命令敌第五十七军立即向东挺进。无奈之下，敌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17日留下一个师镇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谷向鄜（即富）县方向开进。19日，敌第一零九师、第一一一师之第六三二团进至黑水寺，军部及第一一一师主力、第一零六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

直罗镇旧照片

根据敌军推进的情况，毛泽东、彭德怀决定以红十五军团一个营连夜攻占直罗镇东南端的土围子，消除敌人利用之可能，以一个连在闫家村北山进行警戒。

20日清晨，在数架飞机掩护下，敌第一零九师牛元峰率部沿着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一路经黑水寺向直罗镇推进。其先头部队行进到直罗镇西北侧的闫家村附近时，遭到在北山担任警戒的红军部队阻击！红军警戒部队边打边向东退去。下午4时，敌一零九师八千多人陆续进入直罗镇。为防不测，敌第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命令临时归其指挥的第一一一师六三二团，进驻距离直罗镇只有十八华里路程的黑水寺。敌董英斌的第五十七军军部进驻张家湾镇，所辖第一一一师主力和第一零六师，则进驻张家湾东西两侧地带。

当晚19时，毛泽东、彭德怀电告林彪、聂荣臻：甲、董率百十一师（师长常恩多）本日如到张家湾，则明日有到黑水寺，而在黑水寺、安家川之一个师明日有到直罗镇之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廿一)作战。明、后两日，你们应在安家川、直罗镇两点以北各设置一个观察哨。乙、你们移驻位置即告。丙、林看地形情况及对作战意见即告。丁、我们已移到张村驿西端之川口子，望派参谋率武装一班来此接收命令。

当日下午，林彪、聂荣臻等隐蔽来到直罗镇北山，通过望远镜直接观察敌军行动，并指挥红一军团集结于直罗镇东西的石咀、凤凰头、上下莫河地区。当晚20时，林、聂致电毛泽东与彭德怀——本日在直罗镇西南标高二百及西北高地侦察情形如下：(一)以望远镜望见黑水寺之敌本日开始在老人山构筑线式低胸墙散兵壕，本日黄昏可完成立射散兵壕，但无障碍物之设备。(二)据独立团报告：安家寨内已为敌一部据守。安家寨附近山上我未见其有敌。 (三)判断黑水[寺]之敌向直罗镇前进时，将沿老人山、安家寨北端高地、北山寺北端高地、马家湾、直罗镇西南二百高地推进，在未占领与巩固北山寺北端高地以前，似不敢以主力直接侵入直罗镇。(四)我军明日可暂在今晚宿营地待机(须移动一部分队)，加紧侦察，依敌进实际情形而最后具体确定攻击时期与部署。

地处富县西部、葫芦河中游的直罗镇，位于富县县治（道镇）的正东——空中直线距离约七十华里。由于东面横亘着大山，前往富县只能从南北两侧谷道绕行：南侧是经张村驿的大道，但路途较远；北侧的小道要近些，但需绕过北道德乡。

其时，国民党“西北剿总”根据空中侦察等情报显示，红军在直罗镇以东至富县以西这一带活动。于是命令第五十七军由西向东攻击前进，企图与驻扎在富县一带第六十七军对红军形成夹击态势——这就是敌牛元峰第一零九师推进到直罗镇的原因。但这正中红军的下怀，之前南打张村驿、北围甘泉，就是诱使停滞在太白镇一带的敌军尽快东进。

考虑到这是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的初战，毛泽东与彭德怀、周恩来带领红一和红十五军团的主要领导，前往直罗镇查看地形并研究具体部署。20日下午16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红一和红十五军团下达作战部署及命令：甲、方面军明(廿一)日有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师至两师之任务。乙、一军团于明四时出发，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之，以一个团进至老人山附近钳制敌后续队．于敌溃退时截击之，以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丙、十五军团由药铺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发起战斗之前，毛泽东强调指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

严格说来，这是相当艰巨的任务！依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其时红一军团下辖第二师（二、四、五团）、第四师（十、十一、十二团）以及直属第一、第十三团，共五千一百五十一人；红十五军团下辖第七十五师（原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第八十一师（原红二十七军），共七千余人。但红八十一师需要警戒并阻击甘泉及富县方向来敌，而红一团则需要进至直罗镇以西——阻击黑水寺方向的来敌。也就是说，红一方面军实际能投入围歼直罗镇之敌的兵力，充其量也不过九千多兵力。

那么，其时进入直罗镇的敌第一零九师有多少兵力呢？按照军史等主流媒体的说法，其时围攻红军的敌第五十七军及第六十七军五个师，总兵力约为三万余人。但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根据史料记载，东北军进入西北时共有第五十一、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七等四个步兵军（十五个师），总部直辖四个步兵师、七个骑兵师（每师四千三百人），以及炮兵等直属部队共二十六万多兵力。依此推算，每个军至少三万人，每个师约在八千人以上——以崂山战斗为例，红十五军团“激战了五小时，敌两个团和师直属队被我全部歼灭，共毙伤敌师参谋长以下一千多人；俘虏三千七百多人，缴获许多战利品，敌师长何立中伏重伤逃入甘泉城，不久也死了。”（注14）

11月21日拂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师主力和第十三团自北、西北、东北三个方向，红十五军团之第七十五、七十八师由南及东南，对直罗镇之敌展开猛攻！据时任敌第一零八师参谋长刘德裕等人回忆：“第三天（11月21日）拂晓，……，牛元峰师长以石世安团、郑树藩团为第一线，沿直罗镇迤北高地展开向敌攻击，斩月四时。两团长都被击毙，全部被歼灭。牛师长率领预备队马团登上该镇南侧土寨子，固守待援，这时才知当面红军是红一军团林彪的主力。第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率残部当了两天瓮中之鳖，并未得到军部的增援，亦未受到红军的猛烈进攻。”（注15）

根据时任红一军团部侦察科长刘忠的回忆：战斗最激烈时，“十五军团攻入直罗镇，敌一零九师师长率队退出直罗镇向我一军团指挥所阵地冲击，企图突围。毛主席、军团首长都在这个指挥阵地上，情况十分危急。敌人师部前面一步兵营向我军团指挥所冲上来了，警卫连此时还在山后。聂政委叫我：‘刘忠，你率警卫排、侦察队赶快把敌人打下去，坚决守住阵地。’我率队立即向敌人冲去，把敌打退在山下，有二个警卫员负伤，聂政委的誉卫员牺牲了，终于守住军团指挥所的阵地。一会军团警卫连上来了，二师的预备队调上来，向敌人发起进攻，把敌人消灭了，……。”（注16）

当晚20时，毛泽东等给后方的张闻天和ZY各发去报捷电报：敌一零九师及一一一师一个团昨日侵入直罗镇，方面军本廿一日包围该敌，激战至十二时，被我一军团将一零九师之两个团及其师直属队整个消灭，末令逃脱一人一枪，缴获丰富，正清查中；其余两团困守土寨，已为我十五军团包围，决乘夜消灭之。董英斌亲率两个团增援，现在我阵地附近，亦决于明日继续攻击该敌。由此不难看出，红军之所以对敌牛元峰残部暂时围而不攻，是以主力转为打援为主。

22日，敌第一零六师由黑水寺增援董英斌——“部队继续前进，在黑水寺附近歼敌一零六师一个团。这时已是下午三点钟，因气候变化，雪很大。毛主席对军团首长说：下令停止追击敌人，可安排宿营。此战役很顺利宣告结束。”（注17）

那么，敌一零九师牛元峰部残部于何时被消灭？

据时任敌第一零八师参谋长刘德裕等人的回忆：“其时红军正在追击董英斌军部和沈克师。沈克师的后卫团，也在黑水寺全部被歼。牛师长率残部固守土寨子，第二天夜半开始向敌后撤退，行约十余里，再向南进，想往白区逃跑，这时天将明，红军已跟踪追到，牛师长被击毙，大部被俘，仅马团长率残兵三四百人逃回西安。”（注18）

此役，红一方面军大获全胜！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击毙一零九师师长牛元峰、六二六团长石世安、六二七团团长郑维藩以下一千余人，俘虏五千三百六十七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机枪一百七十六挺，迫击炮八门，马三百余匹。

前方打了胜仗，后方又传来好消息！11月20日，张闻天电告毛泽东等：“受ZG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向ZY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张浩（林育英），携带共产国际电台密码，经过长途跋涉到达瓦窑堡。”（注19）

25日，“张闻天派专人送信给毛泽东，附去经过同秦邦宪、林育英等研究批出的文件，包括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红军行动方针、改变对富农的政策等重大问题，征求毛、周、彭等前方领导人的意见。”（注20）

那么，张浩（林育英）的回国，会给ZY带来哪些重大变化呢？

注释：

注1、2：见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308页。

注3：见《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第167页。

注4：见刘向三著《往事的回忆》，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97页。

注5：见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ZG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