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气好的日子,连包都不带,只拿着一本书轻装上街的时候,书对我来说真的就像手杖一样,我时常会沉浸在幸福的感受里……”这段内容来自本月新书推荐中的《书怎么读都有趣》。
“天气好的日子,连包都不带,只拿着一本书轻装上街的时候,书对我来说真的就像手杖一样,我时常会沉浸在幸福的感受里……”这段内容来自本月新书推荐中的《书怎么读都有趣》。
五月最后一个工作日马上结束,三天且还不需要调休的小长假即将开始,或许正好选择一本新书踏上旅途。而本月新书品类丰富、题材多样——
喜欢电影或者音乐的读者,可以选择《从莫扎特到贝多芬:侯麦的音乐电台》或《侥幸求生:阿尔帕西诺自传》;如果对当代艺术感兴趣,或可以尝试《改变艺术的31种凝视》;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的新书《黑色工作室》与拉美文学的“新面孔”胡安·埃马尔的《悬停日日》也在各自的文本里预埋下惊喜;吴谢宇被执行死刑一年多后以其案件为切入点的深度纪实作品《人性的深渊》,在这个五月也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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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怎么读都有趣》
我对写作者及其笔下主人公的偏爱,常源于一种“我们很像”的心理。但当他们和自己一样是爱书之人,去读他们读书时的状态、体会,这种“像”的感受变得更复杂:很开心被同好精准概括自己描述不出来的感受,很欣慰对自己是否怪癖的怀疑在前辈身上得到“正常”的确认,以及,很尴尬那些不够文艺唯美的模样、一些蜿蜒的小心思被拆穿。比如,作者写到,他写书评前,也会一边紧张地速读以抓住全书梗概,一边担忧万一结局来个大反转就麻烦了……
还有很多这样像“照镜子”的瞬间:自己给书折角可以,但看见别人给书折角不行;在某个场景中以读书之名享受闲暇,实则在机械地浏览;在地铁上会偷窥别人看的是什么书;去别人家要先看一眼别人的书架……还有懒人读书法供我们参考:跟着电扇送风的节奏翻书,可以完全不动手了。懒到极致的幻想是,如果有个装置可以让书悬浮在半空,人一改变姿势,书就会跟着移动到一个人眼最舒服的位置,还可以声控,只要发出“嗯”“啾啾”,书就自动翻页……
写出这样内容的作者,好像很不着调,但在搞笑的同时,也是在推动我们笑着接纳这样的自己,告诉我们,每一个读书人都是普通的人,从来没有绝对正确的读书方式,读过就忘也不是痴呆反应。他说,连莫言都不能读完马尔克斯的书,翻两三页就崩溃了!还有,读到一半放弃也不用觉得羞愧,可以反过来为能下决心放弃的自己而骄傲。除了这种显然是阅历带来的通达态度,从这本书中,根本不会感受到作者是一位快八十岁的老爷爷,也很难从已故的插画师的“潦草”风格中看到岁月的痕迹。总体上写得比较轻快,如果有小标题可能会更好读一点。
《黑色工作室》
2022年,安妮·埃尔诺获得诺奖之后,在法国文坛有一些争议性的言论,有人批评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获奖,说白了就是沾了第四波女性主义的光。她的作品主题重复,风格单一,故事乏味等等。
这些批评之声有点吹毛求疵,没事找事,但是想要找理由反驳也并不容易。埃尔诺的作品,除了早期的《空衣橱》《如他们所说的,或什么都不是》《被冻住的女人》三本书,是以虚构之名写的小说,从《一个男人的位置》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写实的风格,及所谓中性写作:即没有抒情、没有嘲讽,如实记录发生的一切。读多了埃尔诺的作品之后,很多人就会忽视掉,原来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风格,也需要长期的打磨才能形成的。
在最新出的《黑色工作室》中,埃尔诺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从1982年到2015年间,对自己创作过程的思考。我们不但能够看到埃尔诺如何从其他经典作家和作品中获取灵感,还能看到她如何为了寻找到合适的作品形式殚精竭虑。在《悠悠岁月》中,她曾鄙视法国新小说过于追求形式,放弃了真正的内容。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她的写作放弃了形式和风格上的考虑。正好相反,埃尔诺一再强调,讲个好故事很容易,但是“只有架构才能赋予我将要写的东西以意义”。她甚至在日记中预言到了,如果有一天出版这本创作日记,百分之九十九的内容都是在探索形式问题多么令人发狂。
这本创作日记看起来很琐碎,初读起来不知所云,但是如果你对熟悉埃尔诺的作品——考虑到埃尔诺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了中文版,熟读作品之后再细细阅读这本创作日记,就会明白她的碎片化的喃喃自语,几乎都有所指。比如我们能看到她是如何构思《悠悠岁月》的,她在日记中说采用的是“空自传”,“说白了就是无人称,像《外部日记》一样,通过没有展示出来的照片,从照片出发,少许逸闻、举止、时代、歌曲、广播节日,可能时不时还有一些隐私”。
这本书对喜欢埃尔诺的作品的读者来说是一本难得的探索写作之书。但是对那些不太了解埃尔诺作品的读者来说,可能体会不到其中的奥秘和辛劳。
《悬停日日》
近年来,在“爆炸文学”之外,不断有“新”的面孔、杰出的作品涌现到我们面前,让我们不得不惊叹一句——“拉美文学的富矿还有待挖掘”。像前几年的罗伯托·阿尔特(《七个疯子》《喷火器》等),以及新近译介过来的胡安·埃马尔,他们的创作早于“爆炸文学”时期,广泛吸收20世纪初欧洲的各类文艺风潮,并融入本土特色,创造了即便当下读来也令人惊叹的文本。可以说为后续的那场文学爆炸作了必要的准备。
胡安·埃马尔的这本《悬停日日》抽象、幽默、古怪、先锋,像一个文本怪胎,摸不清来路,也没有后继者。似乎只能诞生于那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全书每个章节皆以“咱们溜吧”收尾,每章一个故事,完全意料不到作者会带我们走向哪里。随时可能拐入意料之外,给人如开盲盒的惊喜。
胡安·埃马尔不仅深谙当时风起云涌的超现实主义,对柏格森的时间理论恐怕也不陌生。书中结尾用极大篇幅阐述了主人公所谓的“悬停”技能:当一个人跳下悬崖,急速坠落,至最低点处会被绳子绷紧,这个“悬停”瞬间就有可能产生顿悟,过往的一切都将被回溯回来。可以发现,这种观念与普鲁斯特所谓的“非意愿记忆”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普鲁斯特通过气味、声音、画面等感官直觉“追寻逝去的时光”,胡安·埃马尔进行的则是一场思维蹦极,在极致的暂停瞬间召回过往。由此,纯视听情境不断涌现,创造了比普鲁斯特笔下的追忆更加炫目、更加耀眼的景观。
书中还收录了胡安·埃马尔的一些画作,展现了这位神秘拉美作家的另一面。那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某种程度上是马格内特和基里科的混杂。
《人性的深渊》
吴谢宇被执行死刑一年多了。时间可以检验的是,重看弑母案被图书铺平的细节,仍然无法理解这个人身上所谓的人性的“暗面”“复杂性”:在北大经济学系、GRE全球排名榜名列前茅,却从文艺作品里学碎尸方法、“宗教思想”;向父母生前打过最多交道的血缘至亲、好友骗钱,再让他们在过年时发现母亲的尸体;他用购买犯罪工具时的假名去结交女友,几次试图在对方不知晓的情况下带她一起死,失败后,让对方被动地背负他的秘密独自生活。他活着的方法,似乎是靠单方面意淫,把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不遂自己所愿,扭曲成自己被害和不被善待,把不敢真正执行的自毁指向不断地毁灭别人,直到这带来自己将要死亡的后果,再说一切出自对母亲的“爱”,把自己不会爱、不懂爱的缺陷或懒惰,变成对这种人类共通的情感的污蔑,好像爱的存在才是罪恶之源。这种辩词,似是在说:你们所有人都需要为我犯下的错负责。
与这些诡异、无逻辑的言行对应的是,至今没有人知道他弑母的真正原因,但也许除了法律程序的需要,也没什么必要去追究了——正常的人何必去理解一种完全反社会、反常识、反人伦的行为动机呢?说不定只是当天他母亲进门时叹了一口气,这都有可能。而无论是出于什么,答案对我们寻常的人不会有任何的警示和帮助作用。而这本书,出于有心也好,无奈也罢,都其实没有把重心放在探究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做上,而是把一束光投给“主角”之外、原本黑暗的整个案件发生的背景环境,给他的父辈、家族、同乡、同学,以更完整展示这样一个人存在于哪里?不是真空,而是我们每个人正身处着的地方。这份阅读,进而变得有点像照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和吴究竟哪里不同、哪里相似,告诉我们人的恐怖作恶和如常地生活只是一线之隔,我们和他并不是平行世界的两类人。如名,看见和面对“人性的深渊”。
“人生实苦”,作者(之一)最后这样描述自己写下这本书的感受。这本书的作者是两位记者,内容也诞生自媒体追踪报道,但多了一般媒体上能看到的新闻不被允许写进的总结性语言。这个部分不是出自个人情绪、价值倾向和官方立场,而是基于多年、多方、对大量材料的细密组织后,对事实部分的高度提炼,有利于我们解剖其中一些自己能微妙感知到但说不出来的东西。因这起惊世骇俗的案件,同时是一场难以想象的不可解的难题,案中案外人各有立场,有的想留下他的命,有的不想,有的不在意,有的只想倾诉亲历这一切后的惊恐和压力,有的是为牵涉到的利益。作者引用这些观点,让我们自行判断真真假假、遮遮掩掩,而“主人翁”性质的一些话,其实有效帮助我们从中更好地领悟、厘清自己。仅仅看这一部分材料:吴一家人各有秘密,但都没有正视自己真实的欲望和情感需求,彼此间缺少直接的情感交流;吴大学同学之间几乎没有情感联结,反而跟学校、学院的情感更深,等等,再联想他表达和诠释“爱”(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的方式,足以印证与他的生命轨迹多少有些交叠,却没有这样做的我们自己的某部分幸运,和某一种强大。
《我的两个精神基地》
从2015年7月,学者钱理群与妻子崔可忻决定卖掉房子住进养老院,至今已近10年。入住养老院以来,钱老丧妻患病,日趋衰老,却依旧笔耕不辍,写下500多万字十六七本书,并且持续与外界保持对话,这本《我的两个精神基地:钱理群访谈录》,就是在此期间访谈与讲座的内容合集。
“我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胡说八道,于是就有了这本访谈录。”钱理群在序言中如此写到。追问“我是谁”是钱老在此书中为自己总结出来的核心话题。入住养老院之后,这个终身的追问随着钱老步入晚年愈发有了其迫切性。钱老以书中四辑所涵盖的四个阶段与侧面展开,持续追问“我是谁”以及讨论“我想成为怎样的人”——一旦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有相似的疑问和好奇,这持续的自我探索可能会相伴我们直至衰老。
《我的两个精神基地》一书属于丛书“无限交谈”。这套丛书共四册,还包括 《同时代人的文学与批评:黄子平访谈录》《中国视野与人文学的想象力:贺桂梅访谈录》《文学现场的真实与想象:陈子善访谈录》 。在此系列丛书编者李浴洋看来,“对话”不再仅是一种记录形式,本身也实现了方法自觉,从而成为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与医学等学科积累知识的重要手段之一,经由研究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知识;而访谈过程中锐利灵活的“短兵相接”不仅增加了对谈文本的可读性,其道理的阐发、观点的碰撞由此更为深刻与真实。比如近年来《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系列或畅销书《把自己作为方法》,除了让我们在相对轻松的阅读中有了对于话题的参与感,其交谈双方的或许可能稍显冒犯的真实,也让我们在当下看到更多“对话的可能”。
《柏林》
副标题:世界中心之城的生与死
作者:[英] 辛克莱·麦凯
译者:李杨
出品方:理想国
出版社:贵州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5-3
现代柏林被切割成两座城市和两段历史,这座城池的精神境况既曾仇深似海而又难舍难分。更是由于这座城市被轮番蹂躏的命运及其在现代历史中的关键命运,柏林成为书写的热门对象;近些年来,同类作品还有《零年》《破碎的生活》《狼性时代》等。《柏林:世界中心的生与死》围绕“零年”前后的城池命运和普罗生活,前半截写的是纳粹时代的柏林生活,后半段写的是冷战时代的双城故事。在这其中,最令人唏嘘的仍然还是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随机幸存或沉浮不定的大众命运,正是这些悲剧与闹剧交相杂糅的个体生活,铸就了这座城池的血肉之躯和回忆之源。
柏林城池的无常命运,应验着布罗茨基所言的“历史始终在不知疲倦地败坏地理的名声”,诡异地戏弄着人类的努力。柏林人百年努力的结果,却迎来了历史的吊诡;战后的占领,终于在外部扶持与自我重建之下,艰难地走出了历史的三峡。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普罗大众而言,面对历史的洪流,不管是主动书写,还是被迫承受,都不免令人感慨人类本身的闹剧之感与历史的戏谑之叹,但也在重建的过程中看到柏林人的坚韧与勇敢。
近些年来,存在一股书写城市或为城市立传的出版风潮。如何俘获一座城市的历史及其生命,光有历史事件的陈述远远不够,重新想象与复活一座城池的丰满历史,必然需要从普通人的命运出发;去捕捉城市角落的个体生活及其与当下发生关联或想象的人事物,而不仅仅如同亲吻圣尸般,只停留于早已死亡的事物,也不能如誊抄文件般,仅仅去复读历史事件。基于历史而又回归当下,才能真正复活一座城池的鲜活形象。
加藤周一是日本战后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和评论家之一,被誉为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学者。《羊之歌》是加藤周一的人生自传,叙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和游历感悟。在阅读的过程中,加藤周一对各个阶段人生的观察与对自我内心的反观,总让我想起梁启超使用的“心影录”三字:《羊之歌》不仅记录了社会环境或家庭氛围对他内心产生的影响,也记录了不同时期对不同现实和不同文化的审视。文化学人的身份及其写作身份的多元,让他的人生回忆文章能够在叙事与批评之间游刃有余;如同经验擦亮了思想的光泽,审视也让回忆饱含智性。
从没落贵族家庭到城乡两地奔走,从战争年代到战后年代,从日本岛国到欧洲大陆,从医学到文学,加藤周一丰富的阅历让他对于事物的观察更具反思性,也让读者读来更具收获感,而巨细无靡的私人叙事与社会观察、文化反思之间又能够形成很好的衔接,更像是由私人叙事铺陈而出的思想随笔,不过他采取的是人生编年体式的思想自传方式,袒露着私人角落的情感秘密,也直言着公共事件的自我观察。
众所周知,加藤周一作为日本战后的思想家,以反思立场评述日本文化,以批评视角议论社会现实,而这本回忆录则是窥探他思想成型的不二著述。最大的感悟是,内心世界的丰富自足,能帮助个人建立自我的主体性,进而抵御外界的狂热与时代的流污,随时以“局外人客居己乡”的疏离姿态,去理解自身处于何时何地,究竟该如何与时代过招,尽管更多时候可能陷于独“与自我共处”的难捱之境,甚而“甘受因循姑息之诽,却难担狷介孤傲之责”的“自我审议”之下,但富足的精神世界能助于自我之立。
《侥幸求生》
副标题:阿尔·帕西诺自传
作者:[美] 阿尔·帕西诺
译者:陈磊
出品方:未读 / 未读·艺术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年:2025-5
推荐人:李星锐
阿尔·帕西诺的形象早已在被定格在荧幕上成为经典。他是《教父》里的二代教父麦克·柯里昂,是《闻香识女人》里又混蛋又有魅力的盲人退伍军官。个子矮小,气场强大,透着一股凌厉的狠劲,这是人们想到阿尔·帕西诺时脑子里首先蹦出的形象。
如今已85岁的阿尔·帕西诺出版了他的自传《侥幸求生》,记录了他那些被人熟知的“巅峰”以外,不会被人记住的成长经历。读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形象总是与加缪重叠在一起。同样的出身贫苦,同样的投身戏剧——一个走编剧路,一个走演员路。走编剧路的人成了作家与哲学家,走演员路的人偶然被相中出演《教父》,走上电影路。当然,与他们的经历相似的艺术爱好者何其之多,大都死于半路,不甘地去做些更“脚踏实地”的营生,或者继续混在艺术的外围,沦为末流。要想成为阿尔·帕西诺,他自己都明白,这的确需要“侥幸”才能求生。
他在书中写道:客观来说,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就这么简单。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吸取教训,这是我的问题,又或者说是我的天赋。
人的成长经历是无法复刻的,但好的传记文学至少能让我们有迹可循,正如阿尔·帕西诺在书的结尾送给所有读者的经验之谈:“我还想说一点,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却是事实:相信你所讲的故事,就像它真的在发生一样。最后,我对老查尔斯·布考斯基墓碑上的铭文深有感触:不要试着做事。我真的觉得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从莫扎特到贝多芬》
副标题:侯麦的音乐电台
作者:[法] 埃里克·侯麦
译者:崔志云
出品方:新民说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25-4
大名鼎鼎的法国“新浪潮”导演侯麦,还会写音乐评论?他不是影评人出身,怎么还涉足过古典乐领域?《从莫扎特到贝多芬》展现了侯麦在导演、编剧、影评人身份之外的另一重面貌——他曾受邀在一档法国知名音乐广播节目里谈论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本书便是由此而来。
读罢全书,只能赞叹侯麦对古典音乐竟有如此高的造诣,理论资源和鉴赏品味都是一流的,既有哲学家般的思辨深度,又不乏评论家对作品的独特感悟。
侯麦将音乐视作一种哲学性的表达,除了悦人耳目,也是作曲家个人情感、思想和世界观的展现。他深入剖析了自己钟爱的两位音乐大师——莫扎特和贝多芬,以此探讨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差异与联系。书中提到,莫扎特音乐中的和谐与平衡反映了古典主义对秩序和理性的追求,是一种人性洞察。贝多芬的音乐则更多体现他个人情感的爆发和对自由的渴望,是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反思。
身为导演,侯麦的眼光是独特的,自然不会忘记谈论电影与音乐之间的联系。他自己的电影便时常运用古典音乐,将音乐与画面互动起来,来反映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视听表达。
《改变艺术的31种凝视》
我这样肤浅的艺术爱好者,对当代艺术经常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当代艺术有一种迷惑性的瞬间,让人看不懂,琢磨不透。比如去年有位中国的企业家花了六百多万美元,买了一件粘在墙上的香蕉。然后当着媒体的面,把香蕉吃了。这大概是一种行为艺术,也可能是我不懂艺术。
艺术评论家贡培兹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大量的金钱流入艺术界,才导致当代艺术泥沙俱下,天才与骗子并存。但是时间会证明证明的艺术,在时间之外,我们只需要试着理解艺术即可。贡培兹用他自己对当代艺术的理解写了这本书,所谓“31种凝视”其实是31位艺术家的介绍和经典作品赏析。每一篇都是一个简略的艺术家小传,也是一篇非常精简的作品赏析。这位艺术评论家非常善于从日常的角度,带领我们进入艺术家创作的世界,他习惯用非理论性的话语总结自己的观察,审视自己的经验,洞察艺术作品的精神内核,每一篇中你都能感受到他对艺术的热爱,他不吝啬自己赞扬,好的艺术确实能够催生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如果说这本书有所缺憾的话,大概就是书中收录的图片太少了,当我们被贡培兹的解读所吸引的时候,想尽快一度芳容和真迹,可惜书籍被文字填满的时候,图片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之中。
但是不得不说,就算有了专业评论家的解读,很多当代艺术我依然有困惑。我会推荐书中弗里达·卡罗、草间弥生、爱德华·霍普、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爱丽丝·尼尔、翠西·艾敏的篇章,尤其是这本书让我爱上了爱德华·霍普。同时,我也表示无法理解很多艺术装置,比如书中艾格尼丝·马丁创作的《友谊》,确实太抽象了;让-米歇尔·巴斯奎特创作的《公证人》,看起来就是乱七八糟的街头涂鸦;伊娃·黑塞的《九人组》,一堆麻绳垂下来。如果这都是伟大的艺术,那这种艺术还不如小时候我妈在织布机上创作的艺术。
很多当代艺术作品总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只要我是个艺术家,随便摆弄两下就是艺术。他大概不明白,你首先要创作了真正的艺术品,才有资格被称为艺术家。
《我脑袋里的小狐狸》
想要了解双相情感障碍(又名“躁郁症”),没有比这本书更合适的了。作者摒弃艰涩的专业术语,以绘本的方式讲述自己患上“双相”并治愈的故事。作者形象地将“双相”画成脑袋里的小狐狸,拟人化大众不太熟悉的疾病,赋予它可爱又不失神秘的形象。这之中也巧妙传达了作者对双相情感障碍的态度转变:从最初的恐惧、抗拒,到后来的接纳、共处。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其实在告诉读者,患上双相情感障碍,并非只有无助,而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找到与之和平相处的方式。
“我是你的一部分”“你永远无法驯服一只狐狸”,这是作者反复强调的观点,也是“治愈”的关键。双相情感障碍无法根治,那只小狐狸一直都会在,但可以通过正视它、了解它,学会与它共处,防止它反复无常。
当下,人们对像抑郁症等精神病症仍然有诸多偏见和误解,像这样一本以真实故事、生动叙述、专业内容见长的漫画书,无疑能帮助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之窗,消除社会对精神病症的污名化,让更多患者坦然面对疾病,积极地寻求治疗与康复。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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