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时候的华北小镇，青砖黛瓦，狭窄的石板路上行人如织，骑车的、挑担的、推着独轮车的，熙熙攘攘，一派生机。

＂小姑子，你听我说，这病不是传染的，医生都说了是慢性支气管炎...＂

＂我不管！你天天咳，咳得我都睡不好觉了！你必须搬出去住！＂

＂够了！＂老公的声音从厨房传来，＂这个家，我说了算。＂

一九八八年的春天，我嫁给了赵家。

那时候的华北小镇，青砖黛瓦，狭窄的石板路上行人如织，骑车的、挑担的、推着独轮车的，熙熙攘攘，一派生机。

刚从县城师范毕业的我，分配到镇上的机关小学教书，每月工资四十二块八，虽不算多，在当时也已经是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了。

赵家在镇上开了家自行车修理铺，门前挂着块木牌子，上头龙飞凤舞地写着＂赵记车行＂四个大字。

铺子不大，却总是人来人往，大爷大妈们骑着二八大杠、凤凰牌，甚至还有几辆解放牌的老自行车，链条掉了、闸皮坏了，轮胎没气了，都往赵家铺子里挤。

那个没有汽车满街跑的年代，自行车可是咱老百姓的＂头等大事＂。

我和赵明是同学介绍认识的。

第一次见他，是在放学后的校门口。

他骑着那辆擦得锃亮的二八大杠，戴着蓝色的工人帽，倚在校门口的法国梧桐树下，手里拿着半截冰棍，见我出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

那时候，能有辆自行车的小伙子，在姑娘们眼里已经算是体面人家了。

更何况赵明长得不赖，高高瘦瘦的个子，国字脸，眉毛浓密，一双大手能把轮胎气筒＂咔咔＂几下就打满气。

他不善言辞，话不多，可人实在。

我们谈了半年，他风雨无阻地在放学后接我。

冬天的时候，他总记得在怀里揣一个热乎乎的红薯，等我放学，就塞进我冻得通红的手里。

我那时候穿着老师发的蓝色工装裤，脚上踩着一双解放鞋，低着头在风里快步走。

他就骑着车子，慢悠悠地跟在我后面，手把上挂着我的书包，铃铛＂叮叮当当＂地响，像是冬日里最温暖的背景音乐。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

那年代，谁家结婚不是简简单单？

一张红纸喜帖，全手写的，发给亲朋好友； 两张黑白照片，是镇上照相馆拍的，一寸大小，贴在户口本上； 三间瓦房，是赵家老宅子；四样礼物：一床带着樟脑丸味道的棉被，一只红色搪瓷暖水壶，一只缺了口的搪瓷茶缸，还有一只734型上海牌收音机，是赵明省吃俭用买给我的新婚礼物。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踏实。

赵明早起开铺，我去学校教书。

晚上，我们围坐在煤油灯下，听收音机里的评书。

刘兰芳的《岳飞传》，单田芳的《三侠五义》，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听得我们如痴如醉。

赵明总是安静地听着，一边抽着前门牌的香烟，烟头忽明忽暗，一边给客户的自行车补胎。

那时候，补一个胎能挣三毛钱，缝一条链条五毛，我们日子过得清苦但踏实。

然而，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我们与赵明的父母、妹妹同住在一个院子里，是典型的＂四世同堂＂。

婆婆是镇纺织厂的老工人，五十出头的年纪，已经满头白发，整日里忙里忙外，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式母亲，嘴上不饶人，手里的活却一刻不停。

公公在县木器厂上班，是技术工人，性格沉默寡言，跟赵明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妹妹赵艳比我小五岁，刚从高中毕业，在供销社上班，穿着格子裙，扎着马尾辫，是那种典型的八十年代小姑娘，心高气傲，眼界不一样。

在她眼里，我这个农村出身的嫂子，似乎总是入不了她的法眼。

＂嫂子，这菜怎么又咸了？你这是标准的＇北方咸＇，我都喝了一壶水了！＂

＂嫂子，你这衣服怎么洗得还有灰？再洗一遍吧，我明天要穿呢！＂

＂嫂子，你能不能换个发型？这样的盘头太老气了，瞧瞧现在的《上影画报》，人家都梳什么样的发型？＂

小姑子的这些挑剔，我都一一忍了。

婚前，我妈就跟我说过：＂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想，日子长着呢，慢慢来，总能相处好的。

那会儿的电视机还是稀罕物，镇上有个露天电影放映队，三天两头来各家各户门前的空地上放电影。

《芙蓉镇》《红高粱》《城南旧事》，一个个或明亮或晦暗的画面，带我们看到了比日常生活更宽广的世界。

夏夜里乘凉扇扇子，吃着两分钱一块的冰棍，看着银幕上的故事，听着周围人群的议论，那简单的快乐，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弥足珍贵。

然而，意外还是来了。

那年秋天，我突然开始咳嗽，一咳就是一个月。

开始还以为是着凉了，喝了几副老大娘给的偏方，红糖姜水，冰糖雪梨，可就是不见好。

后来去镇医院看，医院的大夫是个戴着老式眼镜的中年人，接过我的医疗手册，听了听我的胸部，皱着眉说是慢性支气管炎，可能是教室里的粉笔灰吸多了，也可能是感冒没好留下的后遗症。

学校里没有粉笔盒，写字板上的粉笔灰漫天飞舞，老师们人手一条白毛巾，下课铃一响，满教室的人都在挥舞着，那场景，像极了沙尘暴。

我吃了不少药，西药，中药，甚至还喝过一位做木匠的老师父传下来的秘方，说是用雪花膏和冰片一起熬的膏药，贴在胸前，可以止咳。

咳嗽时好时坏，像个跟着我的小尾巴，无论走到哪儿，它都甩不掉。

赵明心疼我，每天变着法子给我熬梨汤、煮冰糖雪梨。

晚上回来，手里总是提着个油纸包，里面是集市上卖的新鲜百合，据说可以润肺。

婆婆也会给我炖些润肺的汤水，什么红枣银耳莲子羹啊，川贝炖雪梨啊，弄得我有时候都不好意思了。

公公不善言辞，却会在每天下班后，默默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包金嗓子喉宝，放在我的枕头边。

可唯独小姑子，脸上的不满越来越明显。

我能感觉到，每次我咳嗽，她都要皱眉，有时还会捂着耳朵，一脸嫌弃地离开饭桌。

那天晚上，家里刚吃完饭。

老赵家有个习惯，饭后全家围坐在一起听半小时收音机，今天播的是《上海滩》的主题曲，婆婆最喜欢的。

屋子里飘着一股刚炒好的花生米的香味，夹杂着晚饭剩下的葱花炒蛋的味道，是那种老房子特有的、混合了酱油、大葱和木质家具的气息。

外面下着蒙蒙小雨，天已经黑了，院子里那盏节能灯在风里摇晃，投下模糊的影子。

突然，我又咳嗽起来，这次格外厉害，咳得前仰后合，感觉肺都要咳出来了。

赵明连忙给我倒水，婆婆拍着我的背，一家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

就在这时，坐在角落里的小姑子一下子站起来，摔了手里的杂志。

＂够了！嫂子，你能不能去医院住几天？你这咳嗽，吵得我晚上都睡不好觉！＂

她的声音尖锐刺耳，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嘴张了张，却只换来一阵更为剧烈的咳嗽。

＂艳子，你怎么说话呢？＂婆婆皱着眉头，眼神里带着责备。

＂妈，我说的是实话啊！您听听，她咳得多厉害，谁知道是不是传染病？＂小姑子越说越来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现在不是流感季节吗？上次供销社的李大姐，就是因为咳嗽，结果传染了全家。万一传染给我们怎么办？我明天可还有单位会议呢！＂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得可怕，只有窗外的雨声和院子里偶尔传来的邻居家孩子的笑声。

我想解释，但一开口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

＂够了！＂赵明的声音从厨房传来，他走到客厅，手里还拿着刚洗好的搪瓷碗，晚上的月光透过窗户，映在碗上，反射出一片惨白的光。

＂这个家，我说了算。＂他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是我很少听到的语气，透着一股子不容商量的决绝。

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了，连窗外的雨声似乎都变小了。

婆婆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中；公公抬起头，眼神复杂；而小姑子，则像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呆在原地。

＂明天，我们搬出去住。＂赵明接着说。

我惊讶地看着他，以为他是要带我出去住。

可他接下来的话，却让我愣在了原地。

＂爸，妈，艳子，你们三个明天搬到姑姑家去住几天。家里就留我和你嫂子。＂

小姑子瞪大了眼睛，像是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凭什么我们搬出去？她咳嗽，她应该出去！这是爸妈的家，凭什么我们走？＂

＂艳子！＂婆婆厉声喝道，＂你再胡说八道，我真的要生气了。＂

赵明放下碗，坐到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背：＂这个家是我和你嫂子的，也是爸妈的，更是你的。但现在，你嫂子病了，需要休息。她哪也不去。不愿意的，自己搬出去。＂

说完，他拿起那本《上海滩》的电视剧连环画，重新翻看起来，就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那一刻，我看到小姑子眼中的不可思议，也看到了公婆复杂的表情。

那晚上，家里出奇地安静。

我和赵明睡在靠西的那间屋子里，听着窗外的雨声，感觉心里堵得慌。

＂你太冲动了，＂我看着躺在床上看《科技与生活》杂志的赵明，轻声说，＂把爸妈和妹妹赶出去，他们该怎么想？明天还是我搬出去吧，去学校宿舍住几天。＂

赵明放下杂志，看了我一眼：＂你不明白。艳子从小被惯坏了，她以为全世界都是围着她转的。这件事不是关于你的咳嗽，而是关于尊重和家庭。＂

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就看到公婆已经收拾了东西。

老两口背着包袱，拉着不情不愿的小姑子，真的准备搬去姑姑家。

姑姑家就在镇东头，距离我们家不过十分钟的自行车路程，是个比我们家还要老旧的四合院。

临走前，婆婆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好好养病，我们过几天就回来。＂

她的眼睛有点红，声音有点哑：＂你是个好闺女，艳子不懂事，你别往心里去。＂

公公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个纸包，里面是他新买的金嗓子喉宝。

小姑子站在院子里，低着头，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句话也不说。

等他们走后，屋子里一下子空了，只剩下墙上滴答作响的老式挂钟和桌上那个还没喝完的莲子汤。

赵明请了三天假，在家照顾我。

他煮了稀饭，还买了新鲜的鸡蛋，笨拙地给我煮了个溏心蛋。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赵明下厨，他那双修车的大手，拿着锅铲的样子有些滑稽，但眼神却是那么认真。

＂我不会做饭，＂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鸡蛋，是不是太老了？＂

我尝了一口，咸得要命，但还是笑着说：＂挺好的，就是有点咸。＂

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下次我少放盐。＂

白天，赵明就坐在院子里修车，有客人来，就在家门口接待。

晚上，他会去铺子里加班，补回耽误的活计。

我的咳嗽渐渐好转，心里却总惦记着公婆和小姑子。

第三天晚上，赵明骑车去姑姑家看了看。

回来时，他手里提着一袋水果，说是小姑子非要让他带回来给我吃的。

＂她怎么样？＂我忍不住问。

赵明笑了笑：＂挺好的，在姑姑家看电视呢。姑姑家刚通上有线电视，能看到香港台，艳子天天追《霍元甲》，美得不得了。＂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我看她眼睛有点红，像是哭过。＂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小姑子来找我，说她错了，可醒来后，屋子里还是只有我和赵明两个人。

第四天早上，我刚起床，就听见院子里有声音。

推开门一看，婆婆正提着菜篮子往厨房走，里面装着刚从集市上买来的新鲜蔬菜。

看到我，她笑了：＂让你见笑了，我这当妈的，装也装不像。＂

＂妈，你们怎么回来了？＂我惊讶地问，声音里带着一丝欣喜。

婆婆笑了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家还是自己的好。艳子也该懂事了。＂

我正想问小姑子在哪，就看见她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热水袋。

＂嫂子，给你。＂她有些别扭地把热水袋递给我，声音比平时低了八度，＂昨天我去医院问了大夫，慢性支气管炎不是传染病。这个热水袋是新买的，听说敷胸口对咳嗽有好处。＂

我愣住了，接过热水袋，感受着那温热透过布袋传来，暖暖的，就像此刻我的心情。

＂你身体不好，以后洗衣服我来帮你，你专心养病。＂小姑子低着头说完，就匆匆走开了，背影有些落寞。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晚上，赵明回来，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他笑了笑，那是一种了然于心的笑容：＂我猜到了。＂

＂你猜到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昨天晚上我去看他们，艳子一个人坐在姑姑家的院子里发呆。＂赵明点了一支烟，＂我过去陪她聊了会儿，告诉她什么是家，什么是责任。＂

＂你跟她说什么了？＂我追问。

赵明吐出一口烟圈，缓缓道来：＂我告诉她，一个家，不是谁嫌弃谁就可以让谁走的。当一个人病了，需要家人的是关心，而不是嫌弃。如果今天她生病了，我们也让她走，她会怎么想？＂

他顿了顿，接着说：＂我还告诉她，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被你眼睛里的那股子坚韧和温柔打动了。你是个好姑娘，值得所有人尊重。＂

我没想到，平时不善言辞的赵明，居然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想到小姑子刚才的举动，我眼眶有些湿润，但马上又咳嗽起来，这次却轻了许多。

赵明递给我一杯水，里面加了蜂蜜，那是我最喜欢的。

从那以后，家里的气氛变了。

小姑子不再对我挑三拣四，反而常常帮我分担家务。

有时候我咳嗽厉害，她还会主动给我倒水，甚至学着煮起了梨水。

＂嫂子，我跟杨大娘学了个方子，说是鸭梨和白萝卜一起煮，特别清肺，你尝尝。＂

虽然那汤又苦又涩，我还是笑着喝完了，看着她期待的眼神，心里暖暖的。

公公每天早上都会去集市上买新鲜的梨，回来给我煮梨水。

有一次，我无意中发现，每到集市的日子，小姑子总会提前半小时出门，然后和公公一起回来，手里提着刚买来的新鲜水果。

婆婆则从邻居那里学来了一套拍背的方法，说是从她厂里的老医生那学的，每天晚上都要给我拍上半个小时，说这样可以把肺里的痰拍出来。

她那双粗糙的手，拍在我背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赵明依旧是那个沉默的人，但每天下班回来，总会摸摸我的额头，问一句：＂今天好些了吗？＂

他的问候虽然简单，却胜过千言万语。

十一月的一天，镇上下了初雪。

清晨，我推开窗户，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覆盖的薄雪，突然发现，我已经好几天没咳嗽了。

＂赵明，我好了！＂我兴奋地喊道。

赵明从被窝里探出头来，迷迷糊糊地看着我：＂真的？＂

＂真的！一点也不咳了！＂我开心地在屋子里转圈。

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家。

婆婆熬了一锅红枣莲子羹，说是庆祝；公公买了两斤猪肉，准备晚上炖白菜；小姑子则从供销社拿了半斤奶糖，说是犒劳我。

晚饭后，我们全家坐在一起，看着中央台的新闻联播，那种平凡而温馨的氛围，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那个冬天，我的咳嗽彻底好了。

当春风再次吹绿了镇上的柳树时，我和赵明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看着小姑子和她新交的男朋友有说有笑地从门口经过。

那个男孩是县医院的医生，据说是因为听说了小姑子照顾生病嫂子的事迹，被她的善良打动了。

＂谢谢你。＂我轻声对赵明说。

＂谢什么？＂他有些不解。

＂谢谢你当初那句＇这个家，我说了算＇。＂我靠在他肩膀上，＂如果不是你，我和艳子可能现在还冷战着呢。＂

赵明笑了，他很少笑，笑起来却像个大男孩，嘴角的弧度温暖而真实：＂那不是我说了算，是我们说了算。＂

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又指了指我的，那个动作简单却有力量。

＂啥意思？＂我有些疑惑。

＂我是说，家不是谁说了算，是我们共同决定的。＂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我那天其实挺怕的，怕爸妈生气，怕艳子闹，但我更怕你伤心。＂

我突然明白，家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所有人共同编织的故事。

我的咳嗽，成了这个故事里的一个转折点，让所有人都重新思考了＂家＂的含义。

一九九零年春天，小姑子出嫁了。

婚礼在镇上的新华饭店举行，那是当时最气派的地方，墙上贴着红双喜的喜字，桌上摆着十二个热菜四个凉菜，还有一盘象征吉祥如意的寿桃。

席间，她挽着我的手，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色旗袍，在我耳边悄悄说：＂嫂子，谢谢你的包容。如果没有那次事情，我可能到现在还不懂事。＂

＂知道那会儿我为啥那么任性吗？＂她眼眶有些红，＂我那会儿刚跟男朋友分手，心里难受，就把气撒在你身上了。＂

我笑着摇摇头：＂家人之间，哪有那么多谢谢。＂

我看着她和她新婚丈夫的笑脸，想起了当年我和赵明的模样，岁月真是神奇，它能让人成熟，也能让感情升华。

那年秋天，我和赵明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个男孩，取名赵小勇，意为顺利勇敢，平安喜乐。

当我抱着孩子，看着他那小小的眉眼，听着他小小的呼吸声时，我想到了那个让我咳嗽不止的冬天，想到了那句＂这个家，我说了算＂。

原来，那句话不是霸道，而是一种责任和担当。

九十年代初，镇上迎来了第一波改革开放的春风。

赵明不再只修自行车了，他开始卖自行车，后来又卖摩托车，把小小的修车铺扩大成了一家正规的车行。

我也从一名普通教师，成为了学校的教导主任，每天穿着整齐的套装，带着老师们备课、上课、评课。

一九九五年，小姑子和她丈夫在县城开了服装店，卖当时最流行的服装，生意红火。

每逢周末，我们全家人还是会聚在一起吃饭。

公公从木器厂退休后，喜欢上了花草，在院子里种了一排月季，红的、黄的、粉的，五颜六色，每到花开的季节，院子里飘着淡淡的香气。

婆婆则迷上了广场舞，每天晚上都要去镇中心的广场，和一群老姐妹跳上一个小时。

饭桌上，公公会讲他年轻时的故事，那是我们听过无数遍却依然爱听的；婆婆会夸小孙子聪明，说他长得像爷爷；小姑子会分享她在县城的见闻，说那里马上要通上程控电话。

而赵明，依旧是那个话不多的人，但他的眼里，总是盛满了满足。

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的孩子已经上中学了。

如今，赵明的修车铺已经变成了一家规模不小的摩托车专卖店，挂着崭新的招牌，上面是电脑打印的彩色字体，再也不是当年那块手写的木牌了。

我也从教导主任，成为了学校的副校长。

小姑子和她丈夫的服装店连开了三家分店，她开着桑塔纳，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女老板。

人生如棋，落子无悔。

那个冬天的咳嗽，那句看似强硬的话，成了我们家故事中最温暖的一笔。

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里的点点滴滴，那些争吵与和解，那些眼泪与笑容，都像是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温暖而珍贵。

许多年后的某个夜晚，我偶尔还会咳嗽。

每当这时，赵明就会轻轻拍着我的背，就像当年那样。

他的手已经不再年轻，布满老茧和皱纹，但每一下拍打，都承载着岁月的重量和爱的温度。

我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的家，永远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孤单面对困难。

因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家。

窗外柳絮飘飞，春天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着肺部的舒畅。

那个咳嗽的冬天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它带给我们的温暖，却永远留存在心底，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有欢笑，有泪水，有争吵，也有和解。

但只要我们心中装着爱和理解，那么任何风雨，都会成为滋养我们成长的养分。

因为家，不仅是避风的港湾，更是让我们学会爱与被爱的地方。

来源：留住美好旧时光一点号